————悼念万玛才旦

得知好友万玛才旦突然去世的噩耗，我整日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回忆如梭的往事，历历在目。不敢说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同为汉藏双语的文学创作者，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从年龄上而言，我是晚辈，他是长辈，但是他从来不会“倚老卖老”，因此大约公元2000年左右我俩就成为文友，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过去二十多年以来，我读了几乎他所有汉藏双语的文学作品。从小说的语言风格上而言，他崇尚的是类似于卡佛的极简主义风格，而我则推崇的是类似于杰克伦敦措辞比较繁琐的自然主义风格。从小说的派系上而言，他崇尚的是后现代主义，小说里很多内容都是魔幻的现实或者超现实的内容，我推崇的是现实主义，所以小说当中讲究环境描写和生活气息，从而我们两个小说风格截然不同，对此我们俩曾经有过交流，甚至争辩，但是文学观点上的相左并没有成为我们友谊的绊脚石。至今，我不一定完全接受他所有的文学主张和观点，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很多观点都很有前瞻性，而我总是后知后觉中发现这点。至于他的电影，除了一些他监制的作品之外，几乎全部都看过，其中有些电影曾经没有拍摄之前，他把剧本发给我，让我提点建议。我也谈了一些建议。有些建议他会接受，但是有些建议，他是坚决不接受，甚至有些执拗，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有自成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审美主张。

之前，如果说我和他仅仅是文学创作上志同道合的人，那么200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给我们俩的友谊打下坚实的基础。当时，他的影片《静静的玛尼石》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礼堂里首映，我受邀前去参加首映仪式。看完电影后，我非常激动，上台讲了不少感想。当天参加的观影人数两千多，从而万导以及他的团队拉开了藏族（或者藏语）电影辉煌的序幕。晚上的庆功宴，他邀请了在京的各界名人。那次是第一次到北京，酒过三巡后，万玛带着我挨着介绍给在京的同胞。他们听说我是藏族青年作家时，有些略微点头，以表礼节，有些压根儿不理。后来他换种说法，说这是最近流行的歌曲《刚坚巴》的词作者时，很多人齐刷刷地站起来表示赞赏。可见，有时候一首歌词，胜过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大咖们用充满感性的语言来对我表示赞许，有些人甚至把我叫到身边，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言语。我突然感觉，似乎藏族青年一代的重任落在自己的肩膀上一样，倍感振奋的同时，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压力。不过那天晚上，严格说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我们回到万玛卧室兼工作室的居所时，一路上有人前呼后拥，极尽能事美言他，几乎把他抬起来了，其中有他的同乡、同学，也有他的粉丝。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我的心里何尝不欢腾呢！可我心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前面多少艰难险阻等他呢。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扭头打个车先回到他的工作室了。等了许久，他们才陆陆续续地打车赶来。

晚上，大家继续在工作室里喝酒，大约到了凌晨三四点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倒下去了，还有四五个人继续战斗。这时候万玛也瘫在床上，眯缝着眼睛，将要睡过去了。其中一个青年诗人说我太嚣张了，把万玛甩在身后，自己打车走了，不把万玛放在眼里。我说我是故意的，我们对万玛要心里尊重他，而不是美言来捧杀他。于是我们两个之间发生口角，我至今记得他把口水喷在我脸上凉滋滋的感觉。他是当天的主持人，口才也很了得，言语上我说不过他，最终酿成了肢体冲突，扭打在一起。忘记是松太加还是德格才让，抑或他们两个，劝解了好半天，根本劝不开。于是万玛从床上跳起来，抓住那位诗人的肩膀，咆哮说，人家是那么远的地方来的，你就不能让一下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万玛如此暴怒，以后也没有再看见过他暴怒的样子。万玛的咆哮非常奏效，那位诗人虽然有些壮硕，但是像个尼龙绳一样从我身上松开了。只可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的木门早已打坏了。第二天，在万玛的撮合下，我和那位性格急躁的诗人握手言和了，其实那位诗人，也不像笑里藏刀的小人，反而性格刚毅的谦谦君子，我也挺欣赏他。只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看到他的诗歌，更没有看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成都号称天府之国，属于西南最主要的城市，但是我每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这个原因来自北京的阔，更是北京的大。北京打车你不要想按计划的时间到达。在北京逛街像进了万象桶一样能把你绕晕，北京国际机场一不小心也能让你迷离。我回成都的那天还要上早班，所以订了早上七点的机票。赶往机场的路上，万玛打了好几个电话，他生怕我赶不上飞机——他的担心是多么正确，我偏偏没有赶上。我问了一下从北京飞往成都的最快的飞机，飞机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可是价格贵得要命。机场里海潮般的人群里，满头大汗的我正在不知所措时，万玛来电问我，机票买了没有，我说价格很贵，还没有买呢。他说你不要看价格，赶紧买最快的，过两天我把往返的机票钱都一起打给你。最后补充了几句，但是我没有听清，跑到相对安静的地方一听，电话已经挂了。几天以后他把几千块（具体多少忘记了）的机票钱打给我了。虽然如今几千块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看过当时他卧室兼工作室的简陋程度，你会知道这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我有个偏见，一个人拥有才华和钱财说明不了多少问题，但是对待才华和钱财的态度，能说明很多问题。

我本来到北京是为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呐喊助威，结果，我却打坏了他工作室兼卧室的木门，无缘无故地浪费掉一笔巨款，为此耿耿于怀。通过那次北京之行，我从万玛身上发现了很多以往不太注意的细节。我心想，万玛的文学和电影上的成就，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他的忠厚诚恳的为人，更是让我非常敬佩。从此以后，我想跟他成为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普通朋友。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要做一个普通的朋友，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彼此，也就是说减少形式上的交往。后来，我每次到了北京，都会到他家里去住上一两晚，到了西宁也一样，必然到他家里做客。每次到了他家里，我睡在他儿子久美的床上，因为我去的时候久美总是住校或者外出，尽管他的父母经常给我聊起有关他的很多故事，但是至今我没有见过他。几天前从网上看到久美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从机场上出来，我一时难以抑制情绪，抱头痛哭起来。过去几十年以来，每次万玛的影片获奖的时候，网络上一片欢腾，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跟他保持距离，偶尔微信里给他发一个大拇指，他也会回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这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唯一的互动。正所谓君子交往淡如水，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两个都践行了这个原则，至今除了大家的合照外，居然没有一张我们俩单独的照片，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居然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他每次来成都都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来，什么原因来的，就直接把酒店的门牌号或饭店的地址发给我。这就像两个男人的秘密约会，我怎么忙都抽空去找他。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聊关于文学和电影。我平时最吝啬的是浪费时间，我不想为不必要的应酬浪费一分时间，但是为了万玛，我可以连续几天通宵达旦。有时候孩子没人照看，我就会带着儿子到他住的酒店里过夜。我儿子太调皮了，蹦蹦跳跳，满屋子跑，以至于惊动隔壁的客人。他多次说，你儿子实在太调皮了，估计他成不了作家！有一次，他的爱人反驳他，你儿子能当导演，他的儿子为什么当不了作家，我们都笑了。万玛说作家和导演完全不同，他说了很多理由，嫂子怕我难过，跟万玛理论了半天，最后我旗帜鲜明地站在万玛一边，他们两个争论才停下来。万玛说得对，作家和导演完全不同，虽然我在文学创作，我也曾有过当导演的梦想。但有一年，他正在青海同仁拍摄《五彩神箭》，我特意去看了他。几天下来，他辛辛苦苦地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见晚上回来时累得浑身疲乏，却睡不着。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当导演。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做导演的梦想，开始走向了跟万玛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即学术研究。十几年过去了，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论文，我的学术成果至今没有出版，不管业内，还是普罗大众，顶多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反观万玛，从《静静的玛尼石》到《气球》，他已经拍摄了九部电影，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名副其实的大导演。我常常想，一个人的选择和成功之间无法划等号，但是其中会有必然的联系。

万玛的性格沉稳而不失内敛，寡言而不失礼节，可是他给我说他最痛苦的是跟很多人打交道，但是选择导演这个职业，注定要跟各种人物打交道。和万玛聊天的过程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自己内心深处渴望做一名纯粹的作家，而不是当一个走红地毯的导演。可是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当导演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完成某种使命感。为了迎合内心的呼唤，我劝他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说他正在写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后来没有动静了。我问怎么没有动静了。他说写了几万字，又要拍新的电影，所以顾不上，而且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今后肯定写不出长篇小说。他经常鼓励我多写一些长篇小说，我在忐忑之中，答应他量力而为。

就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万玛多次来到成都，每次来时，我们都要聚在一起。但自2019年他来成都时，吃糖尿病的药物次数越来越多了。他到来后，总会有前来迎接的客人。其中有高僧大德、商人和他大学时的同学等等，甚至有些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每次十几个人的酒桌上，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他坐在主座上，只是面带微笑，他的话本来少，那时更少了。开始他出去吃药，后来他干脆把各种各样的药放在掌心里，喝上一杯温开水，咽下去。客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要注意健康时，万玛脸上露出微笑，总是会说：“没事。”以至于大家以为真的没有事，继续喝酒聊天。万玛的脸上有种倦意，于是我向他眨了眨眼，提醒他休息。但他依旧说：“没事。”以我的性格，受不了酒桌上的大话和套话，甚至假话，有时候想走肯定会走。但是万玛却能够忍受，这种耐心可能是他成为万玛的原因之一。

从此以后，饭局当中万玛吃药如同一个仪式，大家习以为常了，似乎他本人也不太当一会儿事了。前年，我陪他去华西医院看了一次病，那时病情有所好转，我说这下好了，可能常年服药起了作用，他说不对，可能是坚持徒步行走的功劳。从此以后，他的头发虽然越来越花白了，但气色却很好，我想他可能是摆脱了病魔。5月8日中午，他在拉萨附近为新电影取景的时候，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而亡。听到这个噩耗，我觉得即便是糖尿病发作，也不至于走得这么快，所以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想起他那有名的“一声叹息”。何为万玛的一声叹息？就是不少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总是会发出叹息，所以有些记者把万玛的叹息写在文章里，甚至有个作者把文章的题目叫做“万玛才旦的一声叹息”。正如捷克的著名作家米兰肯德拉的著作《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的轻，但是总是有人承担了更多，所以先倒下了。

这几年，万玛作为藏族电影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像任何一个先驱一样，他收获了掌声和鲜花，也收获了不少人的误解和攻击。尽管这种误解和攻击的声音很微弱，有时候没有任何道理，但是有容乃大，这也恰恰促成了万玛不断开拓自己的胸襟和视野，具体而言，为了更加真实地体现藏人的生活习性和精神密码，这几年他的脚步从西藏文明的边角，朝着高海拔的腹地出发了。是的，他触摸到青藏高原的脉搏，呼吸和体温，这个过程不仅是探索，更多的是回归，但是这个代价非常昂贵，以至于他用生命诠释了其中的奥秘。

说到宿命论，这个说法本身是个哲学的伪命题，但是延伸到宗教范畴，其内涵很悲壮，所以按照佛教的缘起性空来理解无常显得更有说服力。人生真的如同他在采访中说的那样，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走。这几天不分民族，不分国界整个网络上都是悼念万玛的文章和图片。整个丧葬过程，如同电视连续剧一样，呈现在网络上。我难以忍受这样的场面，于是尽可能地克制内心，去看了一下我们俩微信聊天记录。万玛和我微信最后聊天的内容是：万玛：给我发一个地址，我让出版社给你寄我的新小说集。我：好的。我：最近身体怎么样？万玛：身体还可以。我：好的！以往身边去世一个人，我会把他的微信给删除，但是我没有删除万玛的微信，偶尔看一下他的聊天记录，感觉他仿佛就在身边。后来我阅读他发表在《十月》杂志2023年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说《松木的清香》。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我被这个小说名字吸引了，我想以万玛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打扰别人的性格，他临走之前想必写下了一篇唯美的小说，所以我好奇地打开了这篇小说的链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写的是一个死人送到天葬场的过程。天葬场的工作人员问主人公我，用汽油烧呢，还是用松木烧？他说用汽油烧太刺鼻，还是用松木烧，主人公闻了闻松木，松木的味道非常清香。这是巧合，还是冥冥当中某种无法改变的注定呢？读完这篇小说，我似乎感觉，万玛的人生如同一个戏剧一样，里面有喜剧，也有悲剧，唯一的不同就是结局让人无法接受。于是很多人悻悻地说，万玛把故事只讲了一半走了，其实他早已暗示了我们，而且用《松木的清香》来给自己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最后，我想说的是，万玛的价值，怎么可以用一篇纪念的小文能够做出结论呢？历史的长河当中，他的成就和功勋都会赫然在册，但它如同海底的矿藏，而绝不会是漂在水面上的稻草。他的离世，对藏族，对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和文学而言，都是个巨大的损失，好在松木虽倒，清香依在！

（万玛走后，我急匆匆用藏文写了一篇纪念小文发在网上。网上，广为传阅。几天以后又用汉语写了这篇纪念的小文，准备喧嚣过后发出去，不料我的母亲仙鹤西去，整整一年陷入悲伤当中，未能顾及此文。故今发此文，纪念我的良师益友万玛，以表思念！）

2023年5月15日写

2024年5月8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