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毛吉，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 200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藏族的天文历算、藏族历史文化。近年来，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的天文历算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拉卜楞寺丁科尔扎仓研究”，西藏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项目“藏族术数学在民间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及引进人才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在采访拉毛吉之前，我并不知道她已经居家隔离了80余天，当听到她说她在这80天里过得很幸福时，我的惊讶是表面的，她所说的幸福于我而言也仅仅只是一种修辞，这就好比我不会在考试时妄想老师会给我满分，于自己而言绝无可能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不去深思。但当我开始着手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却发现，想清楚她为什么会幸福，才是这篇稿件的意义所在。

2021年5月21日，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90分钟纪录片《屋脊的慧眼》（Eyes of Wisdom in Tibet）在广东科学中心亚洲最大的3D巨幕影厅首映，这部纪录片由马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导演田喆在雪域高原历时十年艰苦跟拍而成，讲述了最顶级的现代天文观测设施与延绵千余年藏传天文历算的神秘交汇。拉毛吉作为一位传统天文学的研究人员，是该片的主人公之一，片中讲述了她与藏历结缘的十年，记录她从选择藏历作为博士研究方向到从事藏历研究工作的点滴。

2002年9月，拉毛吉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学习电子技术教育专业；2006年9月，拉毛吉跨专业选择了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攻读硕士；2009年9月，拉毛吉再次跨考，进入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学习民族学·藏学专业攻读博士。从本科到博士，拉毛吉的每个选择看似跨度很大，却又在冥冥之中藏有机缘巧合之意。2014年8月至今，拉毛吉一直在西藏大学藏学研究所从事天文历算相关的研究工作，本科时学习的物理知识属于牛顿宇宙观，而博士时期所研究的藏族天文历算属于传统宇宙观，都是拉毛吉现在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毛吉是青海人，藏族，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她自2008年开始研究藏语，考上博士之后又选择了藏族天文历算研究方向。在当时的学界，唯黄明信先生做过该方向的专题性研究，此后隔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之所以很少有人涉足该领域，是因为此类研究往往需要文理兼备的科研型人才，而理科出身又对藏族传统文化充满兴趣的拉毛吉冥冥之中注定了她选择的研究方向。

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天文历算

刚开始研究藏族天文历算时，拉毛吉的研究方法是先精读黄明信先生的著作《西藏的天文历算》《藏历原理与实践》，然后深入田野拜卡尔冈·洛桑金巴为师系统学习藏历（时轮历），在此基础上以民族学的学科特色撰写博士论文。但近些年拉毛吉在做研究时总想着如何将天文历算与人类学的知识联系起来。回忆起在兰州求学的八年，拉毛吉始终认为“读博的经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之前对研究十分懵懂，但通过学习民族学与藏族历史，特别是人类学作品的阅读对自己，对人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它们会像向导一样一直引领着我去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本质”。

作为研究人员，拉毛吉原本不用授课，但从2021开始她主动申请去上文学院民族学专业的课程，主要讲授“民族学通论”“民族学（人类学）原著选读”。之所以选择去上课，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做研究有时会很闭塞，思维比较狭窄”，以教促学的费曼学习法让拉毛吉收获颇丰。

原本并不擅长人类学理论的拉毛吉，为了教学和研究开始自学人类学。早期读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时，吸引拉毛吉的只是书中不时闪现的亮眼句子，对于五十多页都只是描写云彩变化的笔法却会很快失去耐心。但当她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做研究时，她认识到了书中更为宏观反思和更加细腻的表达，也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学习人类学的方法，“学习人类学的作品一定要从发家史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的经典原著，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后来的研究及派别出现的原因，大部分人的研究并不是在把0变成1，而是在1的基础上加2加3……”

“把藏族的天文历算作为书本上的田野”

传统的天文历算往往会被认为是周易、八卦类的“伪科学”，事实上，“没有占星术也就没有天文学，早期的天文学是栖息于占星术之下的”。对于科学，拉毛吉有自己的理解，“现代科学是主客二分下的实证科学，是需要定量分析，实验证明方能得出有效结论的科学；而东方的结论是思辨获得的，是属于定性分析的，是主客融为一体的归纳逻辑”。

在中国，“科学”的概念属于舶来品，被定义为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但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如果没有周易、八卦之类的传统文化就没有现如今所谓科学的天文历算。“由于近代我们曾受到坚船利炮的摧毁，导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但传统文化才是我们文化的根。一切科学都是从人类开始观察自身及宇宙伊始的，漫长岁月中‘科学’的定义几度变更，即使是当下我们所坚信的科学，在后现代语境下也可能被推翻，因此‘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就需要不断被反思。”

第三世界的国家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边要保持传统，一边又要以西方的规则与西方开展竞赛。因此，拉毛吉认为“传统文化的研究既要让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让传统文化为未来的科学提供一种哲思和灵感的可能。”

西藏是世界天文学文化的交通枢纽，藏族的天文历法是融汇了东西各方天文学知识的文化结晶。在拉毛吉看来，“把藏族的天文历算作为书本上的田野，通过观察它能看到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化交汇，也能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全球性的思想交流，特别是汉藏两种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居家隔离的80天里我的情绪一直特别好”

持续三年的全球疫情加深了人们不安与焦虑的情绪，但拉毛吉一直在很好地与自己相处、与世界相处，“居家隔离的80天里我的情绪一直特别好，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该上课上课、该写东西写东西、该看书看书，就很幸福。当下的我，处在一个非常满意的状态”。

曾经的拉毛吉也曾担心四十岁的到来，害怕自己会变老，但当她真正到了四十岁时却感觉很幸福，“以前看不懂的书现在能看懂了，以前读书的速度很慢，现在一年可以读十几本书，就会觉得很有收获。四十岁带给我的是丰盈，感觉很满足”。

拉毛吉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兰大时的硕士毕业论文——《从GDP到GNH:不丹发展模式研究》，“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在当时还是一个未被公众充分熟悉的社会发展模式概念，它关注国民整体幸福感，注重物质和精神平衡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由不丹第四世国王久美僧格旺秀在1972年首先提出，并在他领导的国家进行实践。当时的拉毛吉认为，比起GDP，GNH对藏区这样与不丹有相似文化背景的特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拉毛吉看来，“写这篇论文时我并不了解西藏，对西方文化也很懵懂，只是新奇于不丹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但现在的我不再纠结于幸福或不幸福的问题，GNH的发展模式值得我们反思，但也不是圭臬，纵观西方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就会看到首先为了经济的发展势必要以GDP为追求目标，而在新时代下的中国也越来越重视‘青山绿水’与‘人民共同幸福’”。

“离世俗远一点可能会更幸福”

拉毛吉骨子里就是喜欢理科，但内心却本能地不喜欢现代化的许多产品，在她看来，超市的很多东西都不健康，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会对人产生伤害。但是，拒绝电子产品并不表示抵制现代化，几乎不用抖音的她，会运用B站去系统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去，我们在漩涡里，只能自己尽量去平衡。这个世界是两面的，有好有坏，有现代的享受也必定得接受相应的副作用”。

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只是因为上面盖了很多的灰，而人需要把那些灰擦掉。在拉毛吉看来，人在满足了基本的欲望之后，会发现学习是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看到好的作品、思想，会产生一种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具有持久性和激励性的，人想要摆脱痛苦的话，离世俗远一点可能会更幸福”。

今年是拉毛吉定居西藏的第八年，初到西藏，淳朴的民风也曾颠覆她对城市的认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只是习惯了这个她所喜欢的城市。在拉毛吉看来，西藏既保有自己的传统又很少去轻视自己的传统，同时还一直在接受现代化的影响。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拉毛吉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她一方面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去思考科学史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进一步补充研究藏族天文历算与中西天文历算之间的联系。

对于西藏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拉毛吉并不排斥，“生活就是充满了生老病死，人需要工作和休息相调节，生活需要弹性和缓冲，稳定的社会也许是大家最向往的，但没有过渡的反结构状态，生活也是没有办法继续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反面需要正面衬托，如果没有痛苦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幸福。如果我们不是身处‘森林’看世界，而是以‘上帝’的视角看世界，会发现世界当下的状态和之前的状态几乎是一致的，就像水流一样的状态，我们不能说水流越过石头时是不稳定状态，而流淌在平坦的路面上时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拉毛吉作为一名天文历算研究者，一面以仰望星空的姿态十年如一日地探索着藏族天文历算的真谛，一面又以学习与理解的心态顺应着时代的洪流，也许这正是她在很多境况下都感到幸福的原因，不去挑选人生，命运自有天意，一半仰望星空，一半脚踏实地。

来源：兰州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号
编辑：喜热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