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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秋登子教授，曾任四川省藏文学校副校长、甘孜州藏学研究所所长、编译中心主任及甘孜州政协副主席等职。2006年作为引进人才到西南民族大学任教授，2016年作为外聘专家到四川大学喜马拉雅研究中心工作。现任国家“十三五”重点规划项目“西藏特色文化资源库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唐卡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先生主要从事藏族美术创作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专著20余种；发表藏、汉文学术论文（散文）100余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和学术机构讲座120余次。文章围绕根秋登子先生的学术经历、成就及贡献等对其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根秋登子；藏族美术；文物鉴定；古籍对勘
笔者：根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向您请教有关藏族美术学学科及其研究方面的问题。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个人的主要求学经历。
根秋登子教授：1950年，我出生在四川新龙县的一户半农半牧的家中。在父母的引导下，5岁开始学习基础藏文。1958年康区解放后，我的老家乐安乡开办了小学，自己也有了学习的机会。由于入学前打下了较好的藏文基础，读完一年级之后我就跳级到三年级。上初中时，我担任了新龙县中学的宣传委员，在师生中积累了小小名气，这也成为我与藏族美术研究联结的缘起。乐安乡共有九个自然村，我所在的村叫卡娘村，村里的学生上学，要走3公里多的陡峭山路才能到达学校，十分艰苦。后来，在学生家长的一再要求下，县文教局在卡娘村新办一所民办小学，我也成为这所学校的一名教师。在此期间，我跟随舅舅——著名工艺美术大师良恩·列登学习了两年半的唐卡绘画及其相关基础知识，对藏族美术有了基本的认识。
1969年，我考入康定师范学校。在学习之余，我还主动协助美术老师蒋光年办学校的黑板报、做学习园地。在蒋老师的指导下，1970年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后，先是学了一年多的苏联式西洋画基础、西洋绘画史和西洋绘画理论，分专业之后学了两年的中国画、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理论。以上就是我的主要求学经历。
笔者：您从初中开始学习唐卡画，在大学里学习西洋画和中国画，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学画过程、创作经历和作品情况？
根秋登子教授：可以的。我从小喜欢画画。八岁时在舅舅的指导下，开始练习藏文书法的粉简，上学后学习藏文楷书和行书书法的基础，同时也在粉简上随心所欲地画一些图案。去野外玩耍或放牛时，还在石板上、地上、甚至做饭的灶灰中乱画。记得当时舅舅还对我说：“你的绘画感觉比书法好，你将来可能要学画画。”其实，我在读初中时开始学刻腊纸，画报头画，风格盲目大胆，但没有任何章法。之后，规范地学了两年唐卡画，掌握了白描、佛像量度、造形、色彩、渲染、描金、开眼、收尾等知识。在康定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在美术老师蒋光年的指导下，积极完成学校的学习园地和班里的黑板报任务，那段时间掌握了一定的美术技能。读大学时，在中国油画大师刘秉江老师等人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一年多的素描、速写、写生、水彩、投视、摄影、舞台美术等西洋画的基础知识；第二年在中国工笔画大师周学琴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白描、工笔画、写意、书法和水墨画等中国画的基本技巧，同时学习了西洋美术史、西洋美术理论、中国美术史、中国美术理论和艺术学等理论知识；第三年开始正式进入美术创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巴塘师范学校，担任美术和汉语教学工作，后来又调到甘孜州文教局工作。在此期间，主要负责翻译、编写地方教材，同时还要完成教材封面、插图绘制及其设计等工作。那段时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长期。工作之余，我先后完成了《狮面佛母》《文殊菩萨》《米旁大师》和《释迦牟尼三师徒》等20余幅唐卡；绘制了《闻解脱经文武百尊》等120余幅的匝嘎利；创作了《峭壁飞燕》《风雪送教》《藏医新生》等新作品。另外，我的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中的200余幅插图，有一半以上都是自己画的，其内容涉及佛像、佛塔、坛城的量度示范图和吉祥图案。
笔者：在您的求学经历中，对藏族唐卡、西洋画、中国画的绘制及其研究都有广泛的涉猎。请问您是如何实现从绘画、创作再到美术研究的转向？
根秋登子教授：大学期间，在学习、了解西洋画和中国画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藏族绘画作品数量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美术作品，且较之西洋画和中国画，藏族绘画在内容和表现方法上都有着鲜明的特色。然而，当时，无论是绘画史还是绘画理论，藏族美术都没有形成体系。所以当时在想：如果自己能用一生的精力致力于藏族美术研究，其意义或许远大于从事绘画创作。这也是我从事藏族美术研究的初衷。
笔者：您不忘初心，完成了第一部藏族美术研究专著《藏族传统美术概论》，着实让人敬佩。据了解，这部研究成果获得了全国优秀藏文图书一等奖、中国藏学珠峰奖二等奖。可否与我们分享这部专著的研究和写作过程，及其内容？
根秋登子教授：可以的。其实，我在撰写《藏族传统美术概论》一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首先，在藏族绘画史上，虽出现过不少文人画师提笔留下相关著作，自公元8世纪以来也有译师陆续翻译了一两篇佛经中的造像度量经，但是，这些成果都很零碎，篇幅最长的也只有二三十页，而且多半是造像量度经。可以说，藏族美术史的撰写几乎是空白领域。其次，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文献被毁，资料的收集工作举步维艰。第三，当时由于交通不便，要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出具地方政府开据的“路条”证明。而且，我本人的月工资还不足100元，根本付不起收集资料所需要的费用。有时通过私人关系借到一些资料，但由于没有打字、复印机等现代设备，全靠人工手抄。第四，当时的我初出茅庐，虽有写作的热情，却没有相关的经验；虽掌握了一些唐卡画、西洋画和中国画的技能和相关知识，但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写作的需要。我的主攻专业是中国画，但在中国画的历史与技法相关书籍中，只有汉民族的绘画，找不到任何少数民族绘画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也只能尝试性地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几经周折，1994年《藏族传统美术概论》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经过修改补充后第2次出版；2023年第3次出版。《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共有80万字200余幅插图，分八个章节，即藏族美术简史、藏族美术种类、造像量度、实践技艺、吉祥装饰、唐卡构图、画师修养、作品鉴定和画师必读。1995年，这部书被评为全国优秀藏文图书一等奖，颁奖词中提到：“该书填补了藏族没有绘画史和美术理论书的空白；填补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没有美术史的空白。”
2004年，我应邀在国外访学时，途经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喜庆工艺学校，这所唐卡学校的师生对《藏族传统美术概论》的每个章节都十分熟悉。我作为该书的作者，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欢迎。2005年，我第三次进藏收集《藏族手工艺大全》的相关资料时，在昌都拜访了康勉萨画派的创始人——志巴普布泽仁家族。在他们祖宗三代中，多达11人从事绘画艺术，可谓艺术之家，其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创作的唐卡画、佛像、面具、法器和乐器等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当时，我在无意中发现一位画师的枕头边有一部封面封底都早已翻烂了的旧书，翻开一看竟是《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后来，通过自我介绍，他们知道我是这部书的作者时觉得很惊奇，也把邻家的画师都召集起来，挽留我一起用午餐。或许是这部书的原因吧，我对他们也是一见如故。但是，从未预料到这部书在藏族美术界得到如此的肯定和欢迎。
笔者：除了《藏族传统美术概论》外，您还编撰了《雪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上·下）。请您介绍一下这部巨著的完成过程。
根秋登子教授：好的。除了《藏族传统美术概论》以外，我在藏族工艺美术研究方面还出版过两部比较重要的专著，即《藏族手工艺大全》和《雪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上·下）。为了完成这两部著作，我在西藏及各个涉藏州县都差不多转了5次，还多次去到受藏族手工艺影响较大的蒙古族、纳西族、白族、土族、门巴族、普米族和裕固族等民族聚居地区调研，专门考察了敦煌、张掖、武威、苏州、河北承德、青海等多个藏族手工艺文物遗存点，以及北京故宫、雍和宫、黄寺和妙音寺等各大寺院和博物馆。除了以上国内的调研工作以外，我还专程赴尼泊尔、不丹和蒙古利亚等国的藏族手工艺加工基地、寺院和博物馆进行了考察。
这样历经十多年的考察、调研、搜集、整理与研究后，2011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藏族手工艺大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内容，补充资料，2018年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雪域精工·藏族手工艺全集》，并获得了国家图书提名奖。
笔者：据我们了解，您在美术创作与研究之余，还致力于推动相关文化工程项目的落地，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根秋登子教授：进入世界吉尼斯之最的《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项目中，我曾担任艺术顾问。该项目是由宗者拉杰先生担任主创，300余名画师、学者和设计师耗时二十多年完成的巨大工程。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地球的形成、人类的产生、青藏高原人类的繁衍生息，乃至雪域人文的传承与发展，涵盖了藏民族历史、宗教、艺术和民间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以及名胜古迹和神山圣湖。作品是以唐卡长卷的形式，用矿物质颜料搀合各种宝石粉和纯金粉绘制完成，总长度达2100米。它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用画笔描绘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作品。
2008年，我担任了根秋扎西先生的中国奥运文化重点项目《格萨尔千幅唐卡画》的艺术总监，负责策划开篇示范脚本的撰写、质量把关和专家论证。根秋扎西是唐拉泽旺大师的弟子，他曾经在大师足下规范学习过绘画和雕塑，在绘画上可以说与我师出同门。当时他对我说：“我想在藏族绘画方面做点事，但不知道做什么好。”于是我们在一起反复酝酿、筛选可操作的项目后认为：格萨尔文化丰富多彩，《格萨尔王传》有着画不完的故事题材，所以，觉得将格萨尔故事画成唐卡画是可行的。凭借《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的经验，我制定了策划书，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具体来讲，一是在已收集到的124种格萨尔说唱本中，把格萨尔的《天界篇》《降生篇》和《赛马登位篇》改编成唐卡画脚本；二是培养年轻的唐卡画师，让他们掌握格萨尔生活和战争场面的表现技艺；三是前往不丹、尼泊尔、蒙古等国的格萨尔故事发生地收集服饰、建筑、兵器和环境等方面的绘画相关资料；四是联络专家团队，组织研讨会，并邀请专家参与质量监督等。这项工程得到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国家级画家采风团的高度评价，并荣录2008中国奥运文化的重点项目，成果在北京展出。另外，在才让多吉活佛主持完成的、数量突破三千幅的《莲花生大师全传》唐卡画制作工程项目中，我担任脚本和草图的校对、审定工作和部分业务的对外联络工作。之后，还创立了唐拉泽旺文化艺术学会，旨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在此期间，指导年轻学者学习文物与古迹保护方法、古籍文献修复与唐卡画绘画技术，并致力于对藏文古籍、寺院建筑、寺院壁画、格萨尔唱腔等实施有力保护。我还领衔甘孜州手工艺协会，对州内民间手工艺资源进行普查，评定手工艺大师和手工艺师并颁发证书，选定手工艺保护和开发内容，开展手工艺技术培训。
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发起、主持和策划了“噶玛博学杯藏族青年艺术作品展”。此次活动是由根秋扎西出资，得到了四川省文化厅、西南民族大学的大力支持，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名义颁发证书，是一次大规模、高规格的唐卡和藏文书法展。自2014年开始，西藏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唐卡艺术节，我担任中国唐卡艺术节筹委会常务副主任，应邀到拉萨协助展览设计、撰写展品说明，并策划了第一届中国唐卡艺术高端论坛。2019年，中国唐卡艺术节升格为国际唐卡艺术节，周期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
笔者：据悉，您曾参与或主持过多家博物馆的内装设计和文物的布展，甚至担任过文物的鉴定工作。这方面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二？
根秋登子教授：可以的。在西南民族大学任教期间，我曾担任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藏族世界级文化遗产馆、藏文字体和书法馆、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文物经堂馆三个馆的内装设计和文物布展；也作为总设计师完成了西南民族大学文物藏族馆、纳西馆、傣族馆、白族馆和土家族馆等西南七个少数民族的文物展馆；协助完成了西南民族大学藏文文献馆和金·史密斯文献馆的建设；承担亚丁博物馆的展览设计。该博物馆的建设是2023年四川省旅游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我主要负责展厅唐卡的设计。当时，精选了时轮金刚·香巴拉说的经典，依据经典设计唐卡内容，展品唐卡吸纳西藏五大画派，以勉宁画派风格绘制《时轮金刚诸佛》唐卡、以康勉萨画派风格绘制以亚丁三座神山为背景的《三明佛》唐卡、以噶玛嘎赤风格绘制《香巴拉二十五代法胤》唐卡、以噶玛噶志新画派风格绘制《香巴拉武轮王神战图》等五幅唐卡，设计了主幅唐卡《极乐世界全景图》。完成上述工序后，还执笔完成新绘展品唐卡的内容简介及其设计理念的介绍。
登巴达吉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1995年他从自己所收藏的文物中精选金铜佛像、金写佛经、佛塔、坛城和价值连城的古印度犍陀罗石刻佛像无偿捐献给布达拉宫，当时聘我为文物鉴定专家。我按照通用的产地、质地、年代和名称等文物鉴定的基本方法进行了初步的鉴定后，邀请全国文物专家作进一步确认，没有发现大的鉴定错误。文物价格和文物等级是由四川省博物馆确定的，在捐赠的文物中有国家二级文物200件，国家一级文物16件，按当时的文物市场价格，价值确定为一亿五千万人民币。三峡博物馆系中国国家级9大博物馆之一，馆藏18万件文物，其中有唐卡画、藏文古籍和佛像法器，有的是自愿捐赠的，有的是没收来的，还有钢铁厂移交的大量金铜佛像，具有极高的价值。但由于南方夏天的温度高、湿气大，接触地面的金铜部分已经氧化变成铜锈黑色，离开地面部分却仍然金光灿灿。这些文物历经60个春秋，在地下室、在库房中默默等待，无人问津和整理。我应三峡博物馆的邀请先后去了3次，期间完成了唐卡类、藏文文献类和大部分金铜佛像的登记造册。
笔者：德格印经院是目前国内外现存印板最多、规模最大的印经院。新中国成立后，德格印经院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并开展了印版补刻、重新编目等多项工作。您作为亲历者，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根秋登子教授：我曾担任德格县文物管理所顾问32年，其间负责规划、设计了德格印经院唐卡印版的补刻，聘请了多位当代著名唐卡画师和印版雕刻师，以高质量的样画和雕刻技艺补刻了《八吉祥颂》《怀业九尊》《宗喀巴大师五照见》和宁玛派《八大修行》等内容，完成了德格印经院20余幅大型唐卡画的印版。画样严谨，造型精美，构图大气，版质上乘，获得业内专家学者的好评。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德格印经院文集目录的编写，完成了《德格印经院藏版细目》一书。德格印经院是目前国内外现存印版最多、规模最大的印经院。该印经院除了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印版以外，还收藏了大量涉藏州县各教派、各学术领域的文集类印版。当时，大藏经印版的目录虽完整规范，但文集部分的目录却五花八门，没有形成统一的编目法。有的文集只有一个总的书名和几大篇章的名字，读者根本没有办法从已有的目录中了解全书的内容，综合性较强的书籍更是如此。对此，我们决定编撰一套完整、准确、且按书籍段落写成的细目。然而，德格印经院收藏有31万余张印版，编目困难重重。其原因有三：一是文集总量太大；二是内容不精通，理解不透彻，分不出段落，编目无从下手；三是早期著作的段落不分明，甚至还有不少内容出现上下交叉的现象，技术难度可想而知。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们共同合作完成了清新完整、使用方便的《德格印经院藏版细目》和唐卡印版画册——藏汉对照图说和目录为一体的《德格印经院藏传木刻画集》等书籍，合计编写13册，目前已出版8册。在藏文文献的整理方面，我还担任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甘珠尔》（经部）、《丹珠尔》（论部）的对勘工程顾问10年，参与解决在对勘工作中遇到的若干重大技术难题，重点负责经部和论部640幅插图的质量把关。
后来，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我又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西藏自治区图书馆主持实施的国家课题《西藏特色文化资源库建设》的专家组组长兼内容设计。项目主持方要求我们要以西藏自治区为着眼点，收集国内五省涉藏州县的手工艺技术；要以西藏特色文化资源为题材，完成50分钟的电视节目。其内容涉及很广，既包括唐卡、壁画、匝嘎利、吉祥装饰等绘画类工艺,以及铸造、锻打、木雕和石刻等金属石木的加工工艺，也包括雕版印刷、纸张加工，金汁笔墨等文房用品和纺织、服装、鞣革、澣毡、染色、帐篷裁缝等的加工工艺，以及阿嘎夯土、砌石打墙、木材加工、室内装饰等建筑工艺。整体而言，已完成节目设计200多期，录制节目150期，审查通过80期。该项目目前还在持续推进中。
笔者：听了您的经历，令人感慨！了解到您为高原艺术所付出的心血，让人敬佩！下面，请您给我们说说自己觉得最满意的一项工作。
根秋登子教授：就我个人而言，这辈子觉得最有意义、精力投入最大、时间周期最长的一个项目就是“中华藏、汉大藏经云端工程”的建设。这项工程是利用现代科技将300多函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和7400多卷汉文大藏经做成大数据，是中华民族佛教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文化工程。这项工程的目标成果为：一是完成一项经专家团队科学设计，多民族、多学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高质量录制的藏汉大藏经；二是经多次审校，用数据化技术进行处理的藏汉大藏经语音和文字数据库的建设；三是根据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需要，研发和生产多种语言的光盘、U盘、手机APP，建立免费网络下载服务；四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藏文和汉文大藏经加以功能升级；五是努力实现设计精美、内容准确、实用现代、流芳后世的中华藏汉大藏经，使这一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文化财富长留人间、永放光芒。当时，选择了德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母本，依照藏传佛教特色，选择有传承、守戒律、音色和读功极佳的僧人进行录制，并反复校对，用现代化工具改错补缺，最终制作成语音版、文字版和经藏咒文全集三种版式出版。而汉文大藏经，则选择了在宁波阿育王寺珍藏的《钦赐龙藏》（乾隆大藏经）作为母本，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根据汉文大藏经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在北京、广州、西安、宁波、成都和哈尔滨等18个城市建立了显密经藏工作团队；二是聘请汉传佛教高僧大德重新审定经文已有的断句和标点符号，并进行录音校对；三是按字典规范，对经文中每个字的笔画、字形结构进行标注；四是用国际音标进行注音；五是用现代汉语对字义进行解释；六是对生僻字、繁体字、通假字、一字多体、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咒语读法，以及对读音、字义和书写方法的历史演变进行阐释；七是请专家学者以论坛等多种形式反复审定；八是为适应这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开发多种新软件；九是用大容量设备储存，利用大数据加以功能升级。
笔者：除了深耕藏族美术研究、推动相关文化项目的落地，您还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国内外的诸多学术活动。请您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根秋登子教授：我参加过20余次的国际会议和学术访问，并在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四川博物院、西藏图书馆和西藏博物馆等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举办讲座，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日本长野电视台等媒体录制了超过200期的电视节目。
同时，我也积极推进藏族文化走向世界。这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肩负的责任。记得那年，为促成四川省色达县格萨尔藏戏团首次赴欧洲演出，我还专程前往英国，并通过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和爱丁堡领事馆落实演出事宜。2016年，应邀赴日本学术访问。在此期间，也促成了格萨尔文化展演队赴日本演出的具体事宜。当时，是以赞颂、煨桑、供养、祈请、说唱和吉祥颂等形式，在日本长野、东京两地展演格萨尔7场次。那次展演中有两位格萨尔艺人，一位是青海果洛州神授艺人格日降参，另一位是四川德格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而我主要负责格萨尔文化的讲解。此次活动，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多家媒体也作了专题报道。
笔者：下面能否与我们分享您近期的工作计划与打算？
根秋登子教授：人老了，许多时候碍于身体的原因，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劲头，但我仍然希望可以发挥余热，继续投身到自己所热爱的文化事业中去。目前，我还在继续参与国家级《藏、汉中华大藏经云端工程》和《西藏特色文化资源库建设》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完成道阻且长、任重而道远。中国民协在前些年挂牌成立了中国唐卡艺术专业委员会，邀请我担任副主任。针对目前唐卡画教学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教材，唐卡专业毕业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我们正计划编写一套唐卡画的专业教材。当下，唐卡艺术的发展得到国家的支持和国内外的关注，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和文化宣传作用。但时至今日，唐卡画的创作和认定还没有一个国家统一标准。我自己一生从事唐卡艺术的学习和研究，参加过两次制定手工艺品国际标准的培训，希望可以为此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当前，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兴办了不少职业技术学校，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还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希望用自己所学，致力于指导教学研发产品。
笔者：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访谈的最后，您能否在此寄语青年学者？
根秋登子教授：首先，研究藏族美术与唐卡创作不同，画唐卡能够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许多画师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但学术研究是一条清贫的道路，想要以此为致富手段是不可能的。其次，研究藏族美术不像其他学科，许多资料的收集是在田野调查中寻找与积累的，甚至还要到画师家中学习颜料、画布和画笔的加工制作，在雕塑、铸造、雕刻现场去求教、采访和记录。因此，需要付出许多辛劳。最后，成果的产出通常极不容易，即使成果得以出版，发行量也很少。举个例子，如果一位作家写一部小说，一出版至少要印刷上万册；而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成果，能印刷几千册就已经很不错了。我的《藏族传统美术概论》虽然印刷了三次，但总印数还不到一万册，这就是差距。但是，学术研究只要秉承科学的态度、吃苦的精神、孜孜以求的作风，一定会出成果的。
笔者：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您的人生就像唐卡画一样丰富多彩！您的杰作就像格萨尔一样流传百世！（原标题：画高原艺韵探传承篇章——访著名藏族美术研究学者根秋登子）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2期
来源：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喜热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