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德吉草，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国家民委首届“教学名师”、四川省优秀教师、西南民族大学首届“教学名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及一般项目2项，承担省部级项目5项；出版《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诗意的栖居——藏族当代作家的心路历程》、《歌者无悔——当代藏族作家作品选评》等著作7部，发表《重读经典——文化视野下的<萨迦格言>再阐释》、《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及解读》等论文40余篇。曾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优秀奖、四川省教育教学研究一等奖等荣誉；其主讲的《藏族文学史》获评四川省一流精品课程。文章围绕德吉草教授的学术与教学成果，结合她在汉藏双语文学批评、教育教学与译介等领域深耕近四十年的经历，对其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德吉草；文学批评与译介；双语创作；教学传承
笔者：德吉草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求学与成长经历。
德吉草教授：我的个人成长起始于一种“非典型”的路径，最初的缘起要追溯到我的童年记忆——夏河县第二小学的那间教室。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的班主任黄莉萍老师，一位温婉的汉族女性，她是我生命中第一位重要的摆渡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黄老师用她清秀的笑容和生动的语文课，为我推开了一扇通往汉语文学世界的大门。她让我明白，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带有温度的审美载体。1980年，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考取了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攻读藏语言文学专业。正是这种早期的汉语教育体验以及后期专业的藏语文学习，让我在之后能够自如地穿行于汉藏两种语言体系中，拥有藏汉双语这“鸟之双翼”，并在更广阔的天空中俯瞰我的故乡与文化。
而真正让我完成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自觉的跨越、建立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阔视野的，是1986年到1988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那段岁月。那不仅仅是一次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专业进修，更像是一场文化的熔炉与洗礼。试想一下，一位来自甘南的藏族女青年，置身于一个由27个不同民族同学组成的班级里。我们朝夕相处，在王辅仁、马学良等大师的引领下，穿梭于民族文献与民族理论之间。那种环境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间离感”——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因为离开了甘南，置身于北京这个多民族交融的宏大场域中，我获得了一种“远距离观看”的珍贵视角，得以跳出传统的自我循环，开始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去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的纹理与质地。这段经历，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中最坚实的“压舱石”。这种“回归者”的视角，也深刻影响了我的治学风格。所以说，我的学术之路，本质上是一场从汉语教育出发，在国家政策保障的广阔舞台上，回归民族文化母体，最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寻求文化互鉴的旅程，所以我常把自己称为一个“文化的回归者”。
笔者：您于1993年调入西南民族大学，自此扎根成都平原，而后又从研究所转入教学一线。从甘南到成都，既是地理空间的跨越，也是工作内容的转换，这种改变对您的文化观察和自我体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德吉草教授：从甘南到成都，是我学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分水岭。如果说甘南是我的“血地”，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那么成都则给了我“平视”与“对话”的从容。作为中国西南的重镇，成都历来就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走廊”与“枢纽”。在这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用藏汉双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在传统观念里，人们习惯以民族语言作为界定藏族文学的唯一标准。但从这些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的作品中，我同样看到了藏族文化的底色。与此同时，在与汉族、彝族、羌族等不同民族学者的交流中，我获得了一个更广阔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参照系。这些交流让我意识到，藏族文学不应是高原上的孤芳自赏，而要在更宏大的中华文学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声部”。母语文学守护着文化的根脉，而汉语创作则像桥梁，让藏族文化走出了高原，进入了更广阔的中华文化视野。
与此同时，地域的跨越还带来了工作内容的转换——在西南民大民语所整理古籍时，我面对的是静默的文本，追求的是“信达雅”的复原；而走上教学一线后，我面对的是鲜活的学生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思潮。这迫使我的学术研究必须“走出书斋”，不能只做象牙塔里的学问，而要回应时代的关切。我开始思考：我们整理的这些古老文献，对于当下的年轻人、对于现代社会究竟有何价值？ 这种思考让我从一个单纯的“文化守望者”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文化建构者”。我意识到，我的任务不仅仅是翻译和介绍，更重要的是去“阐释”——去阐释藏族文学中那些关于生命、关于慈悲、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因此，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包容性，以及西南民大“和合偕习”的学术氛围，让我完成了从“守护者”到“阐释者”的转变。这并非是孤立的个人历程，而是与我们文化共同体的呼吸、脉搏相连。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学这条河流中的一滴水，它们各自带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最终汇聚，共同奔涌。
笔者：梳理您的学术脉络后不难发现，成都的包容性和西南民大的学术氛围造就了您创作的一个高峰期：2001年，您出版了个人第一部学术专著《歌者无悔——藏族当代作家作品选评》；五年后，《诗意的栖居——藏族当代作家心路历程》出版，并获得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能否与我们分享这两本书的创作缘起与书写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德吉草教授：《歌者无悔——藏族当代作家作品选评》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块里程碑，它承载了我太多的情感与思考。如果要回答谁是“歌者”，为何“无悔”，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时代语境。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藏族文学在政策的春雨中迎来了复苏。那是一个藏汉双语创作“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的繁荣时期。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开始复兴。我的文学之路，其实最早就是从翻译那位时代的“领唱者”——端智嘉先生的作品开始的。当我翻译他的散文《小路》和《风姑娘》时，我被那种源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呐喊深深震撼。通过对他以及像次仁顿珠、居·格桑、列美平措等一大批先行者的翻译与研究，我感觉自己触摸到了那一代作家的文化脉搏，他们像高原上的行吟诗人，用母语或汉语，在荒原上孤独而执着地歌唱。之所以说“无悔”，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在那个商品经济大潮初起、文学开始边缘化的时代，他们没有选择下海经商，而是用笔去挖掘、记录民族的灵魂。这种选择本身就带有一种“崇高”，他们试图在语言的实验中，为民族精神开拓一个新的安放之地。
《歌者无悔》当然有一种“挽歌”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一种致敬与责任。那是藏族当代文学的的一个重要阶段，充满了探索与实验，充满了思想的锋芒与创造的勇气。我作为文学批评者，与其说是旁观者，不如说是伴唱者。我记录下他们的声音，是因为我深知，这些声音是那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档案。如果我不去评述，很多母语作家的优秀作品可能会在语言的隔阂中被“失语”，在时间的风沙中被掩埋。所以，这既是我个人的学术追寻，也是我对那个时代、对这些“歌者”的一种交代。
而2006年出版的《诗意的栖居——藏族当代作家心路历程》一书，是一本用藏文撰写的著作，也是我在藏语文学批评上做的一次突围。我重点展示了每一位作家独特的创作过程与经验，将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心路历程紧密关联，进而进行深度剖析，尽可能地为读者呈现出这些作家鲜活的“精神图谱”。正如书名所展示的，我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引入了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诗意地栖居”与藏族传统的生存智慧有着深刻的契合。这句话常被误读为风花雪月的浪漫，但事实上，“诗意”是指人面对“大地”“天空”“神性”与“必死者”这四重奏时的原初态度，是一种对存在的守护。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生不息，靠的正是这种敬畏与坦然——敬畏神山圣湖（大地与神性），坦然面对生命的珍贵与易失性，在日常的劳作中融入敬畏的超越感。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哲学的，就是诗意的。
然而，在我的书中，我所描绘的当代作家笔下的“栖居”，却充满了悖论和张力。在现代性浪潮下，牧场退化、城镇扩张、语言流失，传统的“物理栖居地”正在发生剧变。作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因此他们笔下的“栖居”图景，不再是静止的香格里拉，而是一种破碎后的重建。而大多数时候，它表现为流浪的乡愁。比如说，在母语作家的小说里，人物往往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回到草原，又发现已经回不去了。这种“无地彷徨”几乎成为了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但是，作家们并没有止步于哀叹，相反，他们在文字中构建了一个新的“精神栖居地”。既然现实的家园回不去了，那么就在语言中、在故事中、在对传统美德的坚守中，重新给自己搭建一座房子。
所以，我在书中所分析的“心路历程”，实际上是一条从“失落”走向“自觉”的道路。这种归乡并不是指回到过去的牧场，而是回到文化的内心。这也正是《诗意的栖居》一书能够获得认可的主要原因，因为它触及了藏族社会转型期那条最敏感的精神神经，展现出作家们是如何从困境中重新找到方向，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
笔者：您刚刚介绍的这两册书，体现了您在文学批评领域“双语创作”的特点。事实上，“双语创作 ”这一议题一直是藏族文学创作的焦点，您在2013年出版的《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一书中系统讨论了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并行的问题，您能否与我们分享这一次回应？
德吉草教授：“双语创作”这一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争论，本身就说明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判断来回答的问题。我个人始终不太赞成把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放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结构中来理解。现实的文学实践比理论设想要复杂得多，但也开放得多。首先必须承认，母语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的生成场域。藏文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伦理结构、宗教哲学以及审美传统，构成了藏族文学得以成立的重要根基。从这个角度来看，母语文学的持续发展，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深度和厚度。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守护文化”这一层面，而忽视了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传播机制和交流结构，就容易把民族文学理解为一种自我封闭的文化形态。事实上，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是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共同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汉语写作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藏族文学必不可少的一只翅膀。早在20世纪50年代，藏族文坛就涌现出了“三大诗人”之一的伊丹才让，创作了长篇小说《格桑梅朵》的降边嘉措，以及写出《幸存的人》的益西单增等。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驱，选择用汉语来书写本民族的文化。这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让不通藏语的人也能透过这些文本，深入到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去理解他们是如何生存、创造并延续至今的。这条脉络自他们起步，一直延伸到80年代的扎西达娃，90年代末的阿来，再到今天的次仁罗布。
扎西达娃的作品，不只是在展示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他其实写出了藏族文化中非常珍贵的“开放性”。他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写西藏如何建立第一个水电站、如何组建第一批足球队，描写了藏族文化与外界的鲜活互动。包括他后来创作的《神鹰》的歌词，其实都在表达藏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主动性。他向外界传递着一种信号，即藏族文化从不是封闭的，它本身就有一种接纳与交融的底色。沿着这个脉络再看次仁罗布，他曾受过系统的藏语言文学训练，底蕴扎实且深厚。他的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备受瞩目，写宏大历史，写英雄领袖，气势磅礴。但这仅仅是他创作格局中的一个面向。从本质上讲，他更是一位“画魂的人”。早在《放生羊》里，他就已经跳出了对奇风异俗的浅层描摹，而是把笔触直接伸进民族的灵魂深处——去书写那种深植于文化骨子里的慈悲和智慧。他虽用汉语写作，传达的却是最精准的藏族神韵。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汉语写作并非外在的强加，而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对话。这种写作没有削弱民族的特质，反而让藏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交流空间。所以，我更倾向于将双语写作看作是一种文化能力，而不是文化立场的问题。真正决定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民族性，不仅仅在于语言形式本身，而在于作家心里是否保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感知：比如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对历史和命运的态度，以及对伦理责任的认知等等，这些内在的东西，远比表层的语言符号要重要得多。
事实上，双语写作并非没有挑战。作家需要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不断调适自身的位置，既要避免被主流叙事完全同化，也要防止陷入封闭的自我重复。这是一种需要长期经验和高度自觉的写作状态。但从整体来看，汉语写作架起了向外沟通的桥梁，母语写作守护着向内扎根的深度，这种双语并行的文学实践恰恰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部结构，也为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当代藏族文学无论是母语创作还是汉语创作，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整体的一部分。不同民族的文学在语言、经验和审美上的差异，并不是彼此割裂的理由，而是构成共同文学空间的重要资源。正是基于这种多元互动，中国文学得以不断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思想深度。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工作的方向。藏族母语文学有着一千多年未曾中断的传统，这些母语作家在写什么？怎么写？我不愿意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被“沉默”。因此，我不仅做研究，更做翻译。对于我而言，通过翻译让母语作家“发声”，通过评论剖析汉语作家的“画魂”之笔，这就是在呈现一个完整、立体、充满生命力的藏族文学。
笔者：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您对性别的感知是敏锐的。所以，在您的文学评论中，我们看到了对德吉卓玛、白玛娜珍等女性作家的关注。您认为，当代藏族女性写作呈现出怎样的美学特质？她们是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的？
德吉草教授：坦率地说，作为女性，我的学术视角天然地会带有性别的维度。虽然我并不刻意标榜激进的女性主义，但我始终都在关注那个“沉默的一半”是如何发声的。在传统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固化的，要么是慈悲的度母，要么是妖艳的罗刹女，要么就是一辈子埋头干活、任劳任怨的母亲。她们往往是被凝视的对象，缺乏独立的主体性。但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的崛起，打破了这种模式。像德吉卓玛、白玛娜珍等作家，她们的书写呈现出一种“向内的突围”，我把这种美学特质总结为“柔性的庄严”。与男性作家偏爱的宏大叙事或历史寓言不同，女性作家更擅长从身体经验、家庭伦理和情感纠葛切入，去触摸文化的肌理，她们的文字往往更加细腻、感性，充满了水的韧性。
比如说，在面对生活困境的主题时，男性作家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纵深或文化信仰的高处去构建某种宏大叙事，而女性作家则可能更关注信仰是如何渗透进日常的柴米油盐中，以及它是如何在生活的细节中抚慰痛苦的，又是如何帮助人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找到存在意义的。事实上，她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藏族女性承担着繁重的家庭与社会责任，在兼顾家务和生产劳动的同时还需要符合与传统形象相匹配的多重社会期许。而当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勇敢地通过写作来解构这种重负，她们开始探讨女性的情感、职业追求以及在现代婚姻中所经历的困惑等议题。虽然这些声音有时微弱，甚至略带一些犹豫，但它是真实的，充满生命力的。我在评论中也强调，这种女性的视角应当被珍视，因为如果没有女性的觉醒，藏族的现代性就无法完整发展。
笔者：刚刚提到，您不仅从事研究工作，也从事翻译工作。据了解，您曾经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闭关期”——在这段时间里，您完成了藏文典籍《隆钦七宝藏论——宗轮宝藏》的汉译工作。对您而言，“译者”的角色对您的学术研究起着怎样的作用？
德吉草教授：大家常以为我在甘南时就整日埋首于古籍，其实不然。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甘南州编译局后的那几年，我的工作内容非常丰富。我参加过系列藏文古籍文献的编目翻译、全州藏语文普及检查工作和“两会”的文字、口头翻译工作，还参加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的编写和州政协文史资料的翻译工作。这段时间的历练，为我日后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和典籍翻译打下了坚实基础。
真正让我坐下来“炼金”的，其实是1993年调入西南民族大学后的那七年，那是我学术生命中真正的“闭关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接手了《隆钦七宝藏之宗轮藏》的翻译任务。这是一部宁玛派的经典名著，思想深邃，体系庞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那种工作状态——为了翻译这部巨著，我有整整两年时间几乎很少下过楼。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检索，每一个生僻的术语、每一个哲学术语的定名，都必须在浩如烟海的字典和参考书中去翻找、去比对。这与带有创作性质的文学翻译完全不同，经典翻译来不得半点“写意”，必须一字一句，像在岩石上刻字一样精准。
那过程极度消耗心力，但却逼迫我深入到藏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去，去理解那些关于宇宙、生命和认知的底层逻辑。当我后来转向现当代文学批评时，我拥有一把别人可能不具备的尺子。当我阅读很多文学作品时，我不仅看他们的叙事技巧，更看他们的文化底色。我能辨认出，哪些描写是真正源自藏族深层心理结构的流露，哪些只是浮光掠影的民俗展示；哪些人物的内心冲突呼应了古老的因果观，哪些则是现代性的生硬嫁接。正是因为有了这块坚硬的“敲门砖”，我之后得以以此为基础，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喀巴大师《中论广释》研究”。
从“译者”到“学者”身份的转换，最大的挑战在于思维方式的跨越。做翻译时，我必须极度谦卑，隐身于原作者的光芒之后，力求“信达雅”，这是一种“无我”的训练。而做学者，特别是文学评论家，需要建立“自我”，需要有鲜明的观点、犀利的判断和独到的理论建构。我需要从古籍的沉静中走出来，去拥抱现代社会的喧嚣与变动，并针对当下的文学现象发声。起初，这种转换让我很不适应。我习惯了典籍文献的庄重，面对当代文学中那些碎片化、口语化甚至反崇高的书写，一度感到困惑。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恰恰是我的优势。我可以用古典的庄严去烛照现代的荒诞，用传统的智慧去诊治现代的焦虑。这不仅没有造成断裂，还让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可以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尽一份力。
笔者：除了翻译，您对经典作品的“再阐释”也特别关注。能否以您的论文《重读经典——<莲苑歌舞>文本中的生命意识》为例，谈一谈您对经典作品解读的思考？
德吉草教授：《重读经典——<莲苑歌舞>文本中的生命意识》这篇论文是我重读经典文学系列中较早的一篇文章。《莲苑歌舞》是一部奇书，它是藏族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长期以来，大家多把它当成简单的宗教劝世文来读，其实这大大低估了它的文学价值。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文本进行再阐释，是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藏族文化里最核心的东西——“生命意识”。书中通过蜜蜂与鲜花的对话，以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寓言形式，探讨了青春的短暂、爱情的虚幻以及死亡的不可避免。在中观哲学的视野下，“无常”并不是消极的虚无，而是存在的实相。也正是因为无常，万物才得以流转变化，生命才更显弥足珍贵。所以，书中那种对“如梦如幻”的彻悟，并不是让人厌世，而是使人破除执念，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这种古典生命美学对当下的意义太大了。今天的文学创作，很多时候陷入了浮躁的物质主义，作家们忙着追逐热点、制造感官刺激，忽略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我们的文学越来越“轻”，轻得像塑料，没有重量。重读《莲苑歌舞》，就是为了找回那种“沉静的重量”。它教会我们，文学最高级的任务，不是娱乐，而是抚慰。是在看透了生命的悲剧本质之后，依然能够用美的形式去歌颂生命。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是当代作家最稀缺的。我希望年轻一代能从这部经典中学会如何处理“苦难”与“美”的关系，不要让痛苦仅仅停留在宣泄的层面，而是要将其升华为审美的观照。
笔者：除了从事文学评介与翻译，您还长期活跃在教学一线。2018年，您荣获了国家民委首届“教学名师”称号 。在您的课堂上，您最希望传递给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德吉草教授：“教学名师”这个称号对我来说，比任何学术奖项都更重。因为学术是孤独的，而教学是生命的互动。面对许多“90后”“00后”学生，我曾感受到代沟的存在。他们获取信息极快，但往往缺乏深度；他们对藏族文化的了解，很多时候来自短视频、旅游攻略，是被标签化、符号化的。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我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本科阶段是“有问题有答案”，重在基础；硕士阶段是“有问题无答案”，重在探索；到了博士阶段，则是“无问题也无答案”，因为学生需要跳出框架，自己去发现荒原上的问题。我不会一开始就讲枯燥的文学史分期，而是把他们“扔进”文本的深处，进行思辨性的阅读。以《巴协》这部历史文本为例，我在课堂上也把它作为文学名著来读——我会引入“金城公主进藏”的例子，让学生对比藏文史料、汉文史料甚至外文资料中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学生会发现，原来历史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这种“发现”的过程，就是击穿符号表象、培养理性思维的经历。
所以，我在课堂上最希望传递给学生的是：温情的敬意与理性的批判。所谓“温情的敬意”，就是对本民族文化要有根的意识。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光鲜时，不应轻视那些看似“土气”的传统文化，而应当去理解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和人文温暖。我们要尊重传统，但更要看到它的深刻内涵，理解它背后的价值。所谓“理性的批判”，就是不要盲从。不要把传统僵化，要有勇气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去思考，去扬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我常对学生说：大学不仅是学知识，更是学思维。你们是藏族文化的传承者，但首先是现代社会的一员。要在现代世界中活得有尊严，必须拥有一颗“既古老又年轻”的心，既要有“根”的深情，也要有“眼”的锐利。
笔者：“文学”作为关键词，在您的研究与教学过程中贯穿始终。能否与我们分享，您是如何去实践教学与研究相长的？
德吉草教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教学和研究绝不是“两张皮”，而是互为源头、互相成就的。例如，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授《萨迦格言》时，我发现很多学生从小学、中学起就开始背诵这些格言，如果到了大学课堂，我还在让他们死记硬背，那我就失职了。大学的课堂必须要有深度，于是我就在想：萨迦班智达为什么要用457首诗的篇幅，不厌其烦地去辨析“智者”与“愚者”的区别？他在13世纪写下的这些话，对21世纪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把这些课堂上的追问延伸成了研究课题。经过深入的历史梳理，我发现《萨迦格言》不仅仅是劝善的格言集，更是一部时代的宣言书。正如我在《重读经典——文化视野下的<萨迦格言>再阐释》一文中提到的，萨班不仅是大学者，更是一位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在那个西藏即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关键时刻，萨班敏锐地意识到：旧的时代结束了。藏族社会必须完成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从过去崇尚武力的“英雄崇拜”，转向崇尚理性和道德的“智慧崇拜”。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真正的“智者”不是逞匹夫之勇的人，而是像萨班那样，懂得审时度势，用智慧去解决问题，用道德去化解干戈，从而让西藏和平地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避免了生灵涂炭。
当我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回课堂，讲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听时，经典的生命力就被重新唤醒了。学生们会明白，经典是超越时代的。在对民族经典的现代阐释上，要透过历史的尘埃，发掘出深邃的时代价值。萨班在13世纪倡导的“用智慧而不是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思想，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所以，我认为“师者”的传承，不仅是传递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看待历史的眼光。通过这种“教学—研究—再教学”的循环，我希望学生们能看到，那些古老的文字里，跳动着的是顺应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代脉搏，这才是重读经典的当代价值所在。
笔者：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访谈的最后，您能否在此寄语青年学者？
德吉草教授：对于未来的文学研究者，我想说：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我在研究更敦群培时深受触动，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化行者”。他用十二年的南亚游历告诉我们，只有身体力行地抵达文化现场，才能打破想象的边界，获得真知。藏语里称众生为“འགྲོ་བ”（卓瓦），意为“行走者”。文学于我而言，就是在大地上行走，去贴近那些人类文明的伟大遗迹，去丈量历史的厚度。我的学术滋养，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行走：我曾到过冈底斯山脉，仰视过那里的神圣与伟大；也曾站在雅典的卫城神庙前，赞叹过西方文明的辉煌。我曾在西藏布达拉宫脚下，也在西班牙的圣家堂前，凝视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神圣创造；我也曾在古罗马的斗兽场和慕尼黑的街头，反思过人类对自我的失控。最让我难忘的，是在尼泊尔的蓝毗尼，凝望那轮溯回两千五百年的古月，照见天地万物；在斯里兰卡的古寺，我也曾瞻礼阿育王的妹妹栽植的菩提树，苍荫远覆，合仁善之心，荫及四海芸芸众生。这些行走的瞬间，让我明白，所有的文化在深层都是相通的，都是人类灵性的闪光。
学术是一场持久的追求，像一场长跑。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成名。不要做一个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者，请带上你们的灵魂上路，做一个大地的倾听者，去行走，去观看，去和世界对话，去理解不同文化的精髓。在行走中，你会发现，不同的视角反过来会滋养你，让你变得乐于接受差异，懂得在比较中确立自我。作为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部分，我深信藏族文学将在未来青年学人的努力下，与其他民族的文学相互碰撞、交织融合、持续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阔土壤中，成长为更加坚韧、璀璨的风景。
笔者：我们今天的专访至此已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专访！ 祝愿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德勒！（原标题为根植雪域传薪火 笔耕双语铸同心 ——访藏族学者德吉草教授）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2026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
编辑：喜热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