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访谈中，万玛才旦说几乎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它稀松平常，无处不在，与我们共处。他对死亡没有太多的恐惧和焦虑，只是在观看关于死亡的电影中不断探索对于死亡的思考。随着年龄增长，他对死亡的理解更深。

2023年5月8日凌晨，死亡猝然降临于万玛才旦，他因心脏病离世。他扎实而丰富的创作生命戛然而止。

因为想不清楚死亡，万玛才旦写过一部短篇小说《死亡的颜色》。

聪明过人的尼玛在双亲离世之后照顾着自己的双胞胎弟弟达娃，直到弟弟意外去世，不在他身边的尼玛说他在那一刻看到了死亡的颜色。后来，他想和女朋友卓玛生一个孩子，作为达娃的转世。

死亡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灵魂的转世是否就成就了生命的不朽？小说徘徊在看似随意而狡黠的对话之间，以无以诠释的迷惘结束。

这位曾经创作9部电影、几十部小说，创造了电影和文学双重高峰的藏族导演是藏语电影的开创者，是他让全世界看到了藏地的风土、人性、信仰和变迁。也是他，提携众多同行后辈，以慈悲宽宏善待他人，把机智和锋芒留在故事和言谈之中。他成就了创作的高山，也屹立为人格的伟岸。

创作的种子

无法看到的是万玛才旦已经筹备了十多年的电影《永恒的一天》。早已写好的剧本讲的是一个人经历了一天，而另一个人却经历了一生的故事。经历了一天的人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任何变化，到黄昏的时候，他还是小孩，不知道什么是黑暗。而另一个人却经历了一生的春夏秋冬和生老病死。万玛才旦觉得这个故事里有让他着迷的东西，就是瞬间与永恒。

“在你的人生刚刚开始，尚且没有任何经历时，往前看，一切都未知，似乎有无限多的可能性，于是会觉得人生很漫长；而等你经历了一切，回望一生时，所有可能性都呈现在面前，就跟一天差不多吧，很短，很快。这也是欲望产生的原因吧。”

这部没有拍完的电影正寓意了万玛才旦一生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轮回和折返。也就是在拍摄取景的时候，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

那是一个天空高远的地方，天光打在山脊的褶皱上显出层层交叠的色泽，黄河源的流水如同亘古洪荒之时那样清洌。黄河滋养下的土地是富庶的，这里的牧民不仅有牛羊，也能种田，出产蔬菜水果。他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经常上午去黄河对面的森林捡柴禾，下午背柴禾回去，是沿着冰面走的，能看见冰下的鱼游来游去。他也曾经放羊，走一个多小时爬到山顶，眼前是大片的草原，俯瞰是一片接着一片的田地。

影片《塔洛》中主人公放羊的地方正是万玛才旦记忆中的场景。他在高原上与羊群对望，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现实和故事的时空交错，他的孤独也就是那个迷失自己身份的“小辫子”塔洛的孤独，常常陷入幻想，他称自己从小就“更多活在主观世界里”。直到大一点儿，他是那个坐在教室后排、沉默寡言的学生，会盯着一滴水、远处的山或者墙上的斑点出神，浮想联翩。

因为孤独而期待出走，对故乡之外的地方充满期待，但因为交通不便，旅行是艰难的，物资短缺，阅读也局限，直到初中被选拔到县城上学，他到达了那个向往的地方。

也是在初中，他较全面地接触了汉文和汉文化。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还未恢复，万玛才旦在汉语环境中成长，县里以藏族和汉族为主，但藏文化从小就接触，藏语还是第一语言，作为宁玛派僧人的爷爷会让他背一些经文，爷爷给予的关怀和爱是影响一生的底色。他也相信藏文化中特有的神秘事件，他相信自己是爷爷的舅舅的转世，也相信灵感的神秘，诸如有的牧民是文盲，大病一场昏迷醒来后可以说唱《格萨尔王传》。

他曾经生活的村庄叫做拉西瓦镇昨纳村。上小学的某日，国家水利人员进村勘测，山峰间的较短距离，有利于建水电站。后来，施工队涌入村庄，一夜之间带来了澡堂和电影院，犹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一般热闹而魔幻。工人与村民互相买卖鸡蛋和牛羊，村民给外来民工盖房子，一些牧民卖掉牛羊，走出大山，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等工程完成之后，这些外来者又如风卷残云一般消失了，村民的生活却再也不复如前。人们渴望财富和脸面，信仰同样可以攀比，这户放生了十头羊，另一户就要放生十头牛。

也是从那时起，他经常看电影，像国内外影片《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还有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国产电影《智斗美女蛇》让他印象很深，其他电影里正面人物都美丽英俊，反面人物长得猥琐，但这部电影里，有个之前总演反派的演员，最后被证明是地下共产党员。他的脑海汇总模模糊糊感受到一种颠覆。

那种敏感，还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荒诞。直到51岁，他都记得那样一个画面：神圣的寺庙大殿里，孩子们喊着革命口号，或者看电影里的男女恋爱，那是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荒诞体验，每次进入寺院，都会被唤起，多年后反复思考的母题由此种下。他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就展现了电影和电视给生活带来变迁的童年印象。

爷爷为他买的一箱连环画是他最早的故事启蒙。进入中学，他经常去五公里之外的县城新华书店买书，要是迟了，书买完了，就借别人的手抄。对阅读的渴望延续到他读州上的师范中专。每到周末，他到群众艺术馆读大量的书，或者去县城影院看电影。

对于在心灵和智识上保持了对自己的诚实的人来说，知识的输入正是冲撞原有的心理结构，重建观念的时候。中专课本强调的唯物主义让万玛才旦疑惑，人是否真的有转世，灵魂是否不死？他曾经深信超自然的力量，村民聘请的防雹师能在庄稼成熟的那几天作法将乌云移到别的村庄。从那时起，他慢慢偏向神秘主义、不可知论，而不像村人那般纯粹。后来，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末代防雹师》，用影像哀悼这个消失的职业。

作家端智嘉在万玛才旦所在的中专教书，留长发，戴眼镜，穿很长的风衣，边上课边抽烟，上课不拘礼俗，随口背诵《罗摩衍那》，就着诗歌滔滔不绝讲一节课，不需要讲义。他常在藏区的杂志《章恰尔》《西藏文学》上发表作品，他的《青春的瀑布》被认为是藏语当代自由诗的开端。端智嘉嘲讽传统观念，倡导婚姻自由。1985年，32岁的端智嘉打开煤气自杀。有人说他是“藏族的鲁迅”，以死唤醒愚昧、落后的民族。

端智嘉身后，他的作品成为1980年代藏区学生们课间几乎最重要的话题。学生们抢着阅读，背诵端智嘉那些成为范本的散文，在作文中模仿着用一些华丽的词汇、语句。在曾经同校的作家德本加看来，这种模仿或许就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动力。在那些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企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的后生中，万玛才旦也是其中的一员，甚至于是执念最深的。

青少年时期，县城法院门口的牌子曾经是万玛才旦单调生活中的一个阅读兴趣，白纸上的毛笔小楷写满某人新奇的涉案细节，每隔一段时间会更换一批。整治犯罪时期，学生都要参加广场上的公开审判。卡车在村庄中游行，喇叭里的喊声回荡，犯人们胸口挂上牌子。

在万玛才旦后来的小说《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中，他为故事写下了两个迥异的结尾：一个是儿子为救治母亲偷窃而被判死刑，另一个则是被母亲怂恿、逼迫而不得不常偷盗的罗丹在死刑前咬下母亲的乳头以示愤恨。“好好地体验体验真实的生活吧，不要再挖空心思、自讨苦吃地编造那些个故事了。”作为作者的“我”被故事素材的提供者如此告诫道。小说中不得已和仇怨的情绪多少恰恰与万玛才旦早年的观察积累有关。

挣脱命运

如果说阅读和观影是脱离现实的，这些积累却席卷了万玛才旦的真实命运。

18岁中专毕业时，他做小学老师，工资90多块，是体面的收入，日子一眼望得到头，爷爷也期望他一生这样度过。白天按部就班上课，晚上埋头阅读，他读《红楼梦》，这是他的文学启蒙书，也读《米拉日巴传》，读俄国文学，也读过好多本琼瑶。他认为藏语文学总体来说是比较重视观念的，不看重写实，喜欢象征和隐喻，这种影响也映照在他创作的电影中。

八十年代是他的文学阅读年代。他接触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和西方的。他先接触了很多现实主义的小说，到八十年代初期，很多西方现代文学进来了，许多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写出了类似的、比较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如余华、阎连科、格非、苏童、残雪等都是那时先锋作家的代表。他将这样的阅读经验慢慢转化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如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就是带点荒诞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之后被改编成电影。

他写下第一篇小说《人与狗》：看护羊群的狗吠声悲凄古怪，人觉得不祥，抡起木棒打死了狗。次日几只羊倒在雪地上，与狼搏斗的狗血肉模糊。追踪暴力的来源，也许与境遇相关。多年后提起，他说这部小说是他所有作品的基调。

越是沉浸于文字，越不甘于现实。四年后，他提出要考大学，条件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回来当老师。他前往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专业，期间，他要同时学习唯物和唯心两套学科。这种撕裂和对立，让他对现实的荒诞有了另一番理解，也因此亲近了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作家。

他将《人与狗》拿给老师看，老师说稍加修改可以拿去《西藏文学》之类的杂志发表。他诚惶诚恐寄出小说，学期快结束时收到了样刊和稿费，在班级里引起一阵轰动。毕业后，万玛才旦被分配到州政府当公务员，老家的人看待他的眼光有些不一样了。

上班时间无非签合同，盖一些章，在同一个职位上消磨了四五年，生活又回到了程序化的单调里，尽管不满意，但有了家庭，他有些顾虑，只好以写作作为出口。想去其他地方当老师或者编辑只能再考硕士，水涨船高，无可奈何，他回到母校攻读汉藏语翻译的硕士。毕业前，他在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去北京电影学院校园转了转，并询问了学费。

他第一次预感到做电影的可能，如同在密不透风的幕布上凿了几个洞，天光乍泄。

回青海后，万玛才旦得到一个基金会的资助，申请去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因为创作内容新颖，很快被批准。他像《天堂电影院》里的男孩多多一样，看胶片中长大，凭借电影，从小地方走向了更大的世界。只是，身陷现实之时，方向并不这么清晰，他在混沌中循着天赋，试着改变一眼可见的生活。看似性情温和的他内心有一股决绝和倔强，冥冥中指引他脱离现状。

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年，他32岁。在这期间，他看到了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作品，那种朴素、克制中意趣盎然的影像力量打动了他，镜头中的村庄、街道和小人物的生存状态，那种气氛和情绪，让他沉浸。他感到，伊朗和藏地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包括村庄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怎么抓住一个题材、确定题材的方向，他得到很大的启发。在学电影之前，他觉得藏族题材那么多，有很多可以拍的东西。但对整个电影的环境有了了解之后，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不可能做的，要找到自己的路。他决心要进入藏族人生活的内部拍电影，讲述关于现实中人的故事。此外，阿巴斯的电影是在观念上的启发，脱离了简单的技巧性，达到一种境界。

2004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谢飞老师支持下，万玛才旦得到电影学院的拍摄资金，拍出毕业作品《草原》。谢飞说：“这部作品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就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它讲述了放生牦牛被偷了之后寻找窃贼的故事。人们通过那些朴素的画面和对话，窥见那个民族的信仰、道德感和悲喜，从而照见了每个文明的曾经和共通的情感。20多年后，他回忆这段经历，觉得自己恍若是被命运选中了。

在他决心学电影之后，友人松太加随他而来。他们在1990年代中期青海湖边的文联笔会上相遇，因为对于先锋性和实验性文学共同的兴趣，两人一见如故。当松太加为母亲、学费和未知性而有所顾虑，他眼看着万玛才旦蹚出来了，从而看见了从前不敢想的“可能性”，开始涉足电影业。

同年，两人坐绿皮车上下铺提着大箱子走了很长一段路到北电门口。松太加进了摄影进修班，蹭万玛才旦所在文学系的课程学习剧本创作。万玛才旦还想培养一个录音师，松太加的表弟德格才让也被叫来念录音系。他跟万玛才旦同在西北民族大学念过书，在学校有自己的乐队。他们三人在北电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恶补中外电影史的几千部电影。尤其是万玛才旦，从早到晚拉片，淘碟，看电影，做密密麻麻的笔记，不知疲倦。每天松太加醒来时万玛才旦在看书，松太加睡了，万玛才旦还在看书。

三个人性格都不一样，万玛才旦内敛，但爱唱歌。松太加外向，咋咋呼呼的。德格才让则慢半拍，性格天马行空。毕了业，三个人就开始拍电影，万玛才旦当编剧/导演，松太加摄影/美术，德格才让录音/音乐，合作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每个人都找到自己想拍的主题，都做起了导演。

万玛才旦曾经解释道，藏地电影的整体工业基础都很薄弱，好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电影制片厂，比如内蒙古有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新疆有天山电影制片厂，但整个藏地就没有一个电影制片厂，青海、西藏都没有，只有译制厂。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一些汉语电影译成藏语，在藏区发行。

在他们之前，藏族人的故事几乎是通过他者的目光被讲述的。万玛才旦从小也看过许多关于藏地的电影，但演员讲的是汉语，其中对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的展现是不精确的。1960年代汉人执导的电影《农奴》《金沙江畔》呈现了带有刻板印象的主旋律历史，1980年代田壮壮导演的藏语电影《盗马贼》呈现那个民族的神性，1990年代的《红河谷》讲述了不同民族、国籍的人在战时的对峙与和解，2000年谢飞执导的《益西卓玛》把个体放在大历史中讲述。这些影片都不是遵循藏人的思维方式来讲故事的，并非直接反映当下的藏族人生活。

这几个藏族年轻人还在懵懵懂懂摸索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创作，即将掀起“藏地新浪潮”，他们克服资金的困难，为在电影领域尚且一片荒芜的藏语电影开辟了道路，并且带动更多藏族的年轻同行让整个地区和民族的电影创作变得更为丰富而繁荣，他们的创作决定了未来十多年藏地电影的形态。

影像与小说

喇嘛服夺目的绛红色渲染空寂的画面，是传统的敦厚，也是生活的烟火和清净。小喇嘛清纯而嘹亮的嗓音唱响了藏族歌曲《阿克班玛》，笑颜荡漾纯真。万玛才旦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就呈现了这样的画面。新年从寺庙回到家的小喇嘛受到现代生活势不可挡的冲击，他徘徊在传统和世俗之间，镜头记录了他面对电视机、《智美更登》藏戏表演和录像厅的好奇、憧憬、抗拒和犹豫，最终他带着《西游记》的光碟回到寺庙。万玛才旦认为，传统和现代是相互“依从”的关系，而非碰撞，它们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藏地生活的世界。

如果说《静静的嘛呢石》淡然而质朴的镜头述说了一种原初的视觉表达，万玛才旦后续的两部作品延续了散淡的风格，让观众沉溺在不动声色的影像之中，直接的语言表达被取代了，讳莫如深的镜头语言直击藏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活互相影响的核心主题。

2009年上映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是一部公路片，导演带领众人寻找出演影片的演员，一路上听闻女演员的情感羁绊，与一行人中老板讲述的感情经历成为交错的两条线。最终女演员不再执着于自己过去的感情，导演没有找到他的演员，旅程还在继续，迷惘和释然的情绪笼罩了结尾。

《智美更登》这出经典藏戏讲述了智美更登舍生取义的故事，年轻的万玛才旦第一次看到这出藏戏，就感动到流泪，这部藏戏从此深嵌入他的精神结构之中，在他的电影之中出现多次，如同是将藏文化精神的基底植入其中。

这两部影片要展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藏地的变化。但在另外一方面，一些精神性的东西，以一种信仰或者传承的方式，一直存在。万玛才旦认为，这可能是藏族跟其他民族在很多层面不一样的地方。

上映于2011年的电影《老狗》来源于万玛才旦小时候养狗的经历，它讲述了父子俩为如何处置老藏獒的命运而产生分歧，儿子卖狗，父亲赎回，而最后眼看藏獒的纯洁难以被保全，父亲主动结束了藏獒的生命。影片对寄托了藏文化的藏獒流露了悲观的情绪，令人叩问藏地的未来。

他的作家朋友龙仁青写道，万玛才旦更节俭地使用颜料和色彩，对于他而言，时间的光影的勾勒、交叠和消隐，就已经足够。在形式上，万玛才旦电影体现出一种克制的极简主义。大量使用中远景和固定长镜头、非职业演员的内敛式演绎、母语对白等。他尽量降低色彩的饱和度与丰富度，以凸显藏地空间景观的朴素、粗粝与空旷。万玛才旦认为，“特写镜头往往带着主观强调，引导观众去看某些东西，而固定的全景机位，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凝视，选择关注什么。”这种风格流露出枯寂的感觉，被电影评论家王小鲁总结为“一种贫困的美学”。他希望观众脱离猎奇和想象，把注意力集中在藏地所能承载的普世情感、生活和人性，而非奇观化的风景。

显而易见的是，万玛才旦在此之后的创作更加风格化，对现实的直击更为强劲，寓言的意味浓厚，叙事也更为复杂，这是一位导演不断成熟的过程，即便他不认为自己在突破过去，而是不断的折返往复。

2015年上映的影片《塔洛》中主人公人物形象丰富立体，隐喻性充沛。梳小辫子的牧羊人塔洛为了换身份证下山，来到派出所，他背诵《为人民服务》语录，被称赞记忆力惊人。由于被要求去德吉照相馆拍照，他被介绍到理发店洗头，城市生活的诱惑扑面而来，短发女孩说要他带她去远方。一个月后，他带着九万块钱来到理发店，被骗钱，剪了小辫子，派出所警察看到后，要求他重新拍照片。他把爆竹引向自身。

下山之后遭遇的一切关乎一个人身份的丧失，这是藏区社会被现代化裹挟的缩影。最具有辨识度的发型被剪去，随着人财两空，身份失落了，“恐怕现在我死了就轻于鸿毛了。”塔洛发出了对自身生命的怀疑。当一个社会神话和制度的建立无以保护一个人身份和生命的安全，他应当依附于什么去生活呢？荒诞意味被加重了，以至于成为一种强烈的反讽，看似轻描淡写的对话成为一种控诉。电影结尾用鞭炮爆炸，让这种强烈感视觉化。

2018年上映的影片《撞死一只羊》改编自万玛才旦的小说《撞死一只羊》和次仁罗布的《杀手》，司机金巴撞死一只羊为之超度的故事和乘客金巴为父复仇的故事交错在一起。卡车行过白茫茫的可可西里，到达作为故事枢纽的茶馆老板娘，从冷寂过渡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热闹和妩媚，司机从而得知了乘客最终的宽恕，发生的和尚未发生的杀戮最终归于平静，响彻在高原上的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与镜头语言的魔幻气质相得益彰，叙事如同返照在一层醉醺醺的滤镜之上，让生死的狞厉感被柔化。朴素的善恶观念和藏人所信奉的灵魂不灭在祛魅的世界或许也是魔幻的，它却支撑起了藏人的心灵世界。

2019年上映的电影《气球》的构思肇始于一只飘飞的气球。十多年前，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万玛才旦走在中关村附近，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特别美，是个特别好的电影意象，后来他联想到避孕套，一个故事在他心里生根了。

气球成为萦绕全片的符号，承载了女性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命题。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的女主人又怀孕了，医生以优生优育为由劝她流产，丈夫和出家的妹妹听活佛说这是刚去世的爷爷的转世，而予以劝阻。女主人公应该如何选择？妹妹偶遇自己的初恋情人、即侄子的老师，这一段带出弃绝世俗情感、寻求宗教归宿的支线。影片最终以开放式结局告终。这部影片与其他影片同样踌躇在传统和现代的命题元素之间，不同的在于人物众多，故事线交错，从而情感容量更大。

万玛才旦的大多数影像创作是以小说创作开始的，早期的小说写作并未考虑到影视改编，之后电影创作促使他的小说创作更为简练。从小说的文本，往往能够读出一个更为丰富、细腻、灵动而狡黠的万玛才旦的口吻，而以镜头语言表达之后则变得凝练、含蓄而平实，富有想象空间的文字语言幻化为一个个扎实推进的镜头。

小说《塔洛》中，塔洛是主动走出大山的，他结交女友，没有小羊羔出现，也没有雇主对他的羞辱，而电影中则有很多外在的力量推动他一步步走向结果那个方向。万玛才旦认为，小说的读者可以想象，没有必要写得太实；电影中，还是需要视觉化的呈现，通过视觉来凸显这个人物，所以加了塔洛在山上的生活这一部分，强化了人物行动的外部推动力量。“文字能够建成的意象，电影很难达到。”他说。要让电影观众与人物共情，需要实实在在的情节一步步推动达成。

小说创作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反映在了影片《撞死一只羊》中，万玛才旦认为这是他许多小说创作的特点，因而影片的魔幻色彩并非他创作风格的猝然转折。

“很早以前，就像当地的藏人一样，我也全心全意地相信着这一切（传奇）。现在，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内心会有质疑的声音。由于现代理性的渗透，我对于藏区的人、事的感受，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但是，可以在小说的世界中重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很重要，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万玛才旦在访谈中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