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雅鲁藏布江畔的一个渡口。
尽管头顶的天空是那般清澈透亮，却始终不能变成描绘我童年梦想的那张纸。因为父母忙于护路、劳作，无暇把四个孩子留在身边照顾，只得把我送到乡下外婆家里寄养。我的童年因此就远离了那些童话故事的美好生活。在别的孩子偶尔还在父母怀中撒娇时，我却早已经掌握了超过同龄人的生活技能。值得庆幸的是，我外婆家所在的乡下有宽阔无垠的田野，田野上有如同星星般灿烂的花朵，还有勤劳善良、自得其乐的小伙伴。我在那里收获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那时候的城市没有如今这样多的娱乐设施，精美玩具，更不要说西藏偏远的农村。但是乡下的孩子们善于直接从大自然中取材来制作玩具玩耍，那些游戏给年幼的我带来过无穷的快乐，激发了我对天地万物无穷的想象，也保全了我那朴素的童真天性，给我们贫乏的生活增添了亮色。
还记得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背着大大的竹筐在望不到边的原野上到处寻找、挑捡出晶莹的、圆圆的小石头，然后围坐在一起玩弹弹珠的游戏，直到手指被磨破。夕阳西下该回家的时候，才想起竹筐仍旧是空的，于是急急惶惶的我们就开始打歪主意，不知谁出个鬼点子，拿树枝在筐子腰部交叉着做个支架，再把少量的青草蓬松地放在上面，或者从自家院子里的牛粪中偷一部分，装作满载而归的样子回家，这样的我们也常常会幸运地避免家人的责骂。
让我记忆深刻的游戏还有狼抓羊，在傍晚的霞光里小伙伴们排成龙，追逐小羊的狼和护小羊的羊妈妈是游戏中最忙碌的角色。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让傍晚的村子里充满了生气。那时，我常常会玩到天空布满繁星，玩到别的小伙伴都被家人叫走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回家中。当然，外婆和姨妈的责怪也是少不了的。让我内心安宁的是，不管如何贪玩儿，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在第二天早起打水、捡柴火、割草，把外婆吩咐的事情一个不落地完成。虽然年幼，我的心里还是知道外婆批评是为我好，我应该把外婆要求的事情做好。
就这样，我在忙碌与快乐中，在糊里糊涂中长到了13岁。13岁，城里孩子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生活在乡下的我却依然生活在校园之外。虽然我的内心对学校充满了好奇与向往，但是我的生活并没有变样，除了每年农忙时成为大人们更有力的帮手之外，我和往常一样夏季割草，冬季捡柴。
尽管乡下的生活没有给我带来物质的丰富，也没有让我收获书本知识，但它有它的美好。除了游玩嬉戏让我体验到无拘无束的快乐外，我在那里还收获了淳朴的友情。时隔多年，我仍然难以忘记那些小伙伴。比如，那对姐弟。
姐弟俩，弟弟曾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在1959年民主改革后还俗。姐姐虽然身体不好，却是一个勤快、善良、诚实的姑娘。由于家庭出生不好，他们一家人没能加入人民公社，于是成了行走在独木桥上的孤影。正好和我这个流落他乡的寄居者为伍，成了我理所当然的好伙伴。他们也把我当成自家的亲妹妹，那些日子里，我像他们的小尾巴，成天跟着他们，到了形影不离。
白天劳作的间隙，姐弟俩总有好故事和我分享，我第一次从他们口中认识了那位英勇善战、伸张正义的格萨尔王，认识了聪明的白兔、狡猾的狐狸、笨拙的狼大叔、凶恶残暴的官家……。这些或美妙或悲凉的故事，让当时还稚嫩的我对故事中的弱小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对仗势欺人者产生了强烈的愤恨。同时，这些故事也给我的小脑袋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说到讲故事，我的外婆更是故事大王。我还记得，在那些晚风吹拂、繁星点点的夜晚，外婆指着高远的蓝色苍穹中灿烂的银河告诉我:“银河是天空的腰带，没有腰带的天空就会崩塌。”.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做农活、做游戏、听故事中度过的。诺桑王子、朗萨雯波姑娘等充满神奇的民间故事似清凉甜冽的雅鲁藏布江水，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田，开启我对美的认知和向往。勤劳、豁达的乡亲们在劳动中高歌咏唱的曲子，语言质朴简洁却不乏深刻，它们在我童稚的心中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迹，就如同寺庙的壁画一般。
二
13岁理应是上初中的年龄，而我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我身边的小朋友们的父母都是道班工人，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很多父母都会选择让孩子早早地接替自己的工作，好挣钱养家。那时候，在我生活的地方，这是很流行的做法。我们家里条件并没有比别人更富裕，父母也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但他们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女孩子上学没有用处，也没有依照“女孩子需要的并非是学问”的说法而让我辍学，更没有按照世俗习惯，把我嫁到一个毫无了解的人家。那时候我虽然不懂太多的道理，但看到周边早早嫁出去的同龄姐妹过早承担生活重担，而我有机会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我的内心深处会涌动起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感恩之余，我就更加虔诚地尊听父母的忠告和老师的教育，下决心要认真刻苦学习，立誓要用自己的笔来寻求一条与那些辍学嫁人的小伙伴完全不同的人生出路。
也许这就是因为看到了求学的不易，使我在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就不满足于简单的读写，内心更加渴望的是走出乡村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平常的学习中，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不仅要学会读写，而且还要求自己背诵出书中的精彩段落。
因为当时没有多少书籍可读，我常读写背诵的书就是毛泽东著作，有时如果找到了稀罕的报纸和稀罕的红旗杂志，我都会花尽心思去做好阅读、抄录。就这样，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回想起来，那时候父母送我到农村外婆家寄养，应该是上天赐予我的与大自然的机缘，乡村生活中我所听过的那些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应该是我和文学最初相识的缘分。这样想来，还真是因祸得福了。
三
在读完小学、中学、大学之外，我的梦想逐一得以实现，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教师的工作让我无需在风雨中奔走，也无需在烈日下劳作，我可以在舒适的环境里看着喜欢的书、写着想表达的文字、听着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可以和那些年轻的生命共同求索、一起进步，可以给那些和我有着同样经历的孩子们提出学习和生活的建议。
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并心生自豪，对父母和周围的一切感恩之情，也会变得更加强烈。.
四
在上课之余，我最热爱的就是读书写作，我喜欢听着音乐写下对生活的感悟与追求。
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会和文学结缘?究其原因，我想这是缘于最初生活的粗茶淡饭，缘于和伙伴们捉迷藏的游戏，缘于星空下外婆讲的那些美妙传说，缘于烈日下劳动者高唱的带着青稞香味的劳动号子。是小时候独特的生活环境给了我这许多的幻想，给了我将这些幻想记录下来让别人看到的渴望。
写作是不易的，尤其是对于非专业的中青年女作家，因为这个年龄，在单位是中流砥柱，在家庭是顶梁支柱。尽管我未曾因为文学而耽误过课程任务，却时常会担心自己是否教学失职，也会因为在工作之余，忙于写作疏忽家务而对家人心怀歉疚。为此我曾数次产生过放弃这既费心又费时的写作的念头。但是，对身边那些普通女性命运的关心，对相识或不相识的那些年轻人的生活的关注，常常引发我深入的思考，于是，坚持写作成为了一种责任，让我不敢轻言放弃。文学创作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疲惫时灵魂依靠的枕头。我不断萌生出新的愿望，我渴望用我朴实的语言和真诚的笔触建成一座心的坛城，与读者进行一次灵魂的对话。
现在回想我的写作之路，感慨颇多。起初我的写作是比较随意的，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明白写作应该有清晰的写作主张，作品应该能够深刻而真实地反映生活。我从自己童年的经历，从身边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身上，看到了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变革，我觉得我的写作应该把它们反映出来。最终，我把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女性身上，她们或许是我身边最为坚强又温柔的同事，也有可能是我任教班上那些来自农村的、集苦难和美好为一体的女学生。身为女性，我懂得她们笑容的甜蜜，也懂得她们苦涩的忧伤。我要求自己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中挤出时间来写下她们的故事，写出藏族女性生命历程中的喜悦与忧伤，这成了我生活的快乐，成了我坚定的文学追求。这样的初衷也成为我创作自己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花与梦》的动因。
五
我一直庆幸自己是个十分幸运的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去为那许多女性的命运呼喊。如果时光倒退一甲子，西藏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女性的权利更无需提及，所谓的女性作家那完全是天方夜谭。
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社会的新纪元，西藏文学获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玛发表长篇小说《清晨》，是西藏女性写作的滥觞，之后涌现出德吉玉珍、塔热·次仁玉珍、马丽华、龚巧明、田文、白啦等女作家，构成当时西藏女性写作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年青的本土女作家加入到西藏文学写作的队伍中来，为文坛带来了一批女性题材的精品佳作，如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白玛娜珍的《复活的度母》、格央《的雪域的女儿》、尼玛潘多的《紫青稞》等。我想说的是，我的写作并非孤军作战，这些女作家的写作也激发着我努力写作。我有着和她们一样的写作追求:立足藏文化的背景，直面女性生存的现实境况，用优美的文字呈现出藏族女性具有的淳朴的宗教情怀与善良本性，表现女性成长中或晦暗或光明的心理流程，让藏族女性的群体形象经由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更希望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倾诉。
六
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西藏城乡间的距离也不断缩小，更多的农民走进了城市，加入到城市市民的生活行列，切身地感受着城市的便捷与繁华。
但城市光鲜亮丽的景观与丰裕的物质背后，也有更多的竞争与压力，有更多异化的心灵与冷漠的人际关系。由于商业上的利益追逐，让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面临更多考验，甚至溃败。没有根基和实力的农民工要想在城市里梦想成真，就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经历更多的挫折。
我的《花与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思创作的。作为一名对西藏女性命运的书写有着自觉意识的女作家，我自然把注意力投放到对农村女性务工人员的身上。
从我居住的小区到工作的学校，要经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我每天上下班经过这条街道，总能看到那些穿着廉价鲜艳的衣服，流连在发廊酒肆里的农村女孩，她们身上还没有完全褪去农村人的质朴，但眼睛里已经流露出对金钱的渴望。我对这些女孩的故事、对她们的人生开始关注，我想知道她们从哪里来，她们可能的人生走向。
在我的身边，时常会听到或者看到，从乡下出来的年轻女孩在物质诱惑下堕落的事例，这些对于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的记忆，很多时候仅仅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而我渴望做的就是将她们的故事真实地记录下来，不仅仅作为一种慰藉或者一声叹息，而是希望唤醒社会对她们的关注、关心，从而改变她们的命运;希望能够给予这些正值花季的女孩一些人生的建议，提醒她们在经济发展、物质丰裕的时代，该如何争取到幸福、体面的生活。也许这些希望很渺茫，但我坚持不放弃。这也是我写作《花与梦》的初心。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写作初心，我开始了《花与梦》的写作。从2010伊始到2016年底，历时7年，我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花与梦》讲述了四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的人生故事，描写了四个女性在经历清贫的打工生活后，面对生存压力和面对华服美食的诱惑所经历的痛苦和绝望，我想借几个女孩的故事提出我对当下女性如何才能获得自己幸福的一些看法，想提醒女性精神成长的重要性，提醒现代女性唯有自立、自强、自尊才是幸福的正途。
七
我和所有女性作家一样，对生活和写作都拥有那一份执着。女作家的作品大多数不是以万丈豪情或排山倒海的威力或缜密的思维见长，但女性的写作有它的优势，那就是细腻的观察力和慈悲怜悯之心。我相信，这种优势可以让女性文学爱好者或者女性作家，在任何时代都拥有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本文刊载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
次仁央吉，1987年毕业于西藏大学藏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山峰云朵》及短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集《山峰云朵》获2008年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短篇小说《山峰云朵》获第二届全国藏文文学创作奖，短篇小说《退色的青苗》获第三届章恰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