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雪域高原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创作了多部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作品：“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它们是我创作的源泉与灵魂，那就是关注内心，审视精神的高度，这为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和灵感，激发着我文学创作的热情他凭借藏族作家的身份自觉和强烈的民族关怀意识，以独特的叙事视域建构起西藏的地域人物形象。
次仁罗布将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一2005年为“无意识创作期”，2006年一2008年为“沉潜期”，2009年至今为“成熟超越期”。"次仁罗布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不断完成突破与超越，逐步从生活表层升华到精神世界。藏族文化始终是他的写作源泉，对于藏族人民精神世界的关注赋予他创作的神圣感和厚重感，苦难、悲悯和救赎被融入其小说的骨血之中，由此他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描写藏区的文学作品，受到读者广泛好评。
2015年，次仁罗布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小说主线是以僧人晋美旺扎的视角描述的西藏5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上卷描写了1959年春西藏地区发生叛乱，人心惶惶，晋美旺扎等人跟随希惟仁波齐逃难，普通民众遭遇叛军迫害。在新生政权建立之后，晋美旺扎等人返回家乡，人们对新社会充满期盼，期待众生平等的实现。下卷描写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文化大革命”、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晋美旺扎自愿参与支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见证了政治斗争中的疯狂与人性的扭曲；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后，他重回建筑队，开始了新生活，并在晚年回归天葬台，以获得精神的救赎。书中描写了众多的小人物一一社会新人瑟宕二少爷、努白苏管家、邻居卓嘎大姐、理发师格龙等，记录他们在历史变迁中的悲欢离合，通过命运的起伏展现人性的历练和民族思想观念的转变。小说辅线是以藏密大师米拉日巴的一生展现的灵魂救赎的艰难过程。米拉日巴幼年丧父，被伯父和姑母侵吞家产。为了报仇学习咒术，他诛杀了贪婪的亲戚，并且给家乡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忏悔，米拉日巴跟从玛尔巴大师修行，经历了多次折磨以消除“恶业”，潜心修行，最终成为大成就者。
在《祭语风中》这部长篇小说中，鲜活又无处不在的藏族文化气息超越了浅层次的文化符号表达，个体的生命体验真实表现了西藏人民的精神特质。相关研究论文评价其为“当代藏民族史书写的力作……以熟悉历史的陌生书写有效实现了对历史缝隙的有效填补，以述史视角的创造性转化清除外界话语对藏民族史的干扰，实现本民族历史的自我阐释”！这一评价肯定了本土作家书写民族历史的价值。也有研究从民族精神角度探究其创作中苦难、忍耐、宽容的力量：“《祭语风中》作者借助命运的无常、生活的困苦成功地将个体之苦、民族之苦表现出来。作者叙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通过一个平凡人物的种种遭遇，来警惕人性的堕落，从而寻找到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作品的主题和内容，对于作者如何描绘西藏的生活和历史关注相对较少，而次仁罗布正是凭借“我者”的身份自觉创造出了这部极富藏地气质的作品。“我者”相对于“他者”而存在，“他者”理论主要用于i全释差异性，构建二元对立模式，“我者”则体现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对书写权力的掌握，贴近真实，实现零距离书写与深度描绘。
一、藏区印象：“我者”笔下的真实生活与历史
西藏位于我国青藏高原，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因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奇特的地域风貌而承载着人们对神秘的追寻和对净土的向往。正如阿来所说：“心里早有了关于西藏的定性：遥远、蛮荒和神秘。更多的定义当然是神秘。也就是说，西藏在许许多多的人那里，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应该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名词。”因此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西藏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凸显与主体的差异性，更多呈现出想象性的而非真实的面貌。在西方话语中，西藏以自身的落后和愚昧衬托西方的先进和文明，同时也以奇特的地域色彩和古老神秘的意象吸引着外界。在非本土作家的笔下，天葬、藏歌、布达拉宫、酥油茶等陌生的风物将西藏的异域情调无限放大，西藏f然成为超脱俗世、净化人心的场所。对西方作家和非本土作家而言，对西藏的“陌生”给予了他们想象的空间，西藏变成了可供解读的静止的符号，这掩盖了它的真实面貌。而在大多数本土作家的心目中，西藏作为“我者”而存在，他们多年的生活经验和体会建构起对西藏的认知，因此他们笔下的西藏是清晰而熟悉的，西藏所面临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西藏本土作家次仁罗布在《祭语风中》中用一种冷静和客观的笔调描绘西藏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叙写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描绘社会转型中的藏区人民的奋斗、挣扎，借助个体的独特经验解构符号化、非真实的想象，从“我者”的角度重新书写西藏的艺术形象。
(一）去陌生化——贴近藏区生活
常见的地域形象的构建倾向于展现地方色彩，通过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来展现地方性差异带来的魅力和生命力，体现出“他者”的独特价值。在西方作家和非西藏本土作家的笔下，神秘和差异营造出的陌生化是西藏吸引力的主要来源，这种“他者”体验放大了神秘性与独特性，因而使西藏的真实面目越发模糊。而生于西藏、长于西藏的次仁罗布在《祭语风中》中则用“我者”的视角来构建西藏的形象。长期的文化浸染使他很难在文本中营造陌生化体验，糌粑、酥油茶、僧人、天葬台都是他再熟悉不过的事物，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世俗生活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苦难、救赎、悲悯根植于藏族文化，表现在琐碎的日常里。《祭语风中》用一种冷静的笔调来描写藏区风物，不渲染和夸大景物的特质，又用日常生活体验打破了陌生化带来的冲击：
在领经师雄浑而激昂的声音引领下，大殿里回荡着我们波浪般高低起伏的诵经声。这些虔诚的声音，使端坐在高台上的诸佛，看到了我们发愿的善心。
……
每天上午祈祷法会结束后，僧人们不愿再像以往那样去园林里变经，或到庙里供奉佛了。每个人都怀着忐忑的心，打听和议论从拉萨传来的各种消息：拉萨那边对十八岁至六十岁的男人在进行登记，准备开战了；有近千人手持小白旗，绕八廓街游行喊口号，张贴标语；有人在路口设置障碍物，砍断电线杆；布达拉宫的武器库被打开了，在向民众发放枪支弹药……
虔诚的诵经声和寺庙中的诸佛营造了神圣的氛围，体现出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带给非藏区读者新奇的感受和体验。但次仁罗布并未留恋这种关于“新奇”的书写。来自拉萨的真假难辨的消息突出了战乱带来的人心惶乱，这种普遍性的人生体验穿透了表层书写对西藏的符号化建构，将“神秘的”西藏拉回到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来。西藏并不是一幅静止的油画，而是每天都发生着琐碎或重大事件的真实立体世界。
《祭语风中》采取了一种浸入式的叙写方式，描写“我者”真实的生活体验，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展现西藏生活的丰富和生动。小说主线描写了众多藏区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希惟仁波齐在叛乱中遵照神谕带领弟子出走，间接导致多吉坚参的死亡，他为此而悲伤忏悔，在闭关中圆寂；罗扎诺桑在变革中失去忏悔之心，揭发自己的恩人以获取现实利益，最终被时代抛弃；晋美旺扎在世俗的诱惑中经历灵魂与肉体的挣扎，最终回归天葬台，实现灵魂救赎。
西藏正是由这些小人物及其复杂境遇构建起来的，小人物们面对的也不过是战乱时的逃亡、亲友的逝世、爱人的背叛、人生道路的抉择。对这种日常生活经历的书写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建构起具有普遍性的桥梁，恰恰能够引起巨大的共鸣。小说辅线描写圣者米拉日巴的传奇故事，奇诡的咒术、史诗性的英雄人物在传说中呈现出来：
乘着夜色，您背着放咒术和降雹的书离开了绰洼隆。走在寂静的山道上，您还是忍不住要回头看看曾经在山头上建筑过的地方，回想那些艰辛，心里为蹉跎岁月涌起一丝悔意来。
……
圣者米拉日巴，如今我们也在经历一段命中注定的历练，我们能否在这道场中把心智修炼得更加健全？
次仁罗布在访谈中提到《祭语风中》“在表现藏族人的这种日常生活状态”"。圣者米拉日巴的传奇故事对藏区人民而言并不是引起颤栗的奇诡传说，而是融入了小人物日常生活体验，揭示了生活的本质：修炼心智与精神救赎，作为精神指引来展现人生的磨砺与苦难，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次仁罗布以藏民族人物的视角去呈现西藏的历史变迁，描绘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挣扎，从生活的细节方面勾画出西藏的形象，无疑是具象而生动地贴近藏区人民的生活，呈现出西藏有着实在内容的真实的一面。
（二）去符号化 融入个体经验
“我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之前没有一位藏族作家全方位地反映过这段历史，反映巨大历史变迁中最普通藏族人经历的那些个体命运起伏，来表现整个民族思想观念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将一个世俗的西藏画卷呈现给读者。”
仁罗布尝试对西藏的历史事件进行书写，但是不同于传统宏大叙事的“符号化”，将人与历史作为传达主流意识的工具，而是从“我者”角度为历史注入人本精神，在阐释西藏’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时，主要描写藏区的生活，从个体经验入手，讲述历史变革给人民带来的生活和心理上的变化。在“我者”的笔下，历史不再是清晰的事件的总和，而是具有温度和感性色彩的人的体验。
《祭语风中》所展现的西藏并非静止和孤立的，在5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西藏经历了反动分子武装叛乱、和平解放、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重大事件，封闭的藏区被迫向现代社会迈进，藏区人物的命运随之跌岩起伏。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生活的新质，藏区人民也不断面临命运的波折：社会“新人”瑟宕二少爷对封闭和落后的西藏不满，对于新社会充满热切的期盼，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饱经排斥；努白苏管家为人忠诚善良，为了保护努白苏老太太，声称二人为夫妻，因此终身未娶，最终葬身于澜沧江；晋美旺扎见证了恶意批斗、背叛后思索何为公平，他自己也因私藏文物而经历批斗和改造。次仁罗布描写藏区人民的人生历程，在他们的生活变迁中徐徐展开历史画卷，从“人”的角度来表现西藏人民对新社会的激情与期盼。小说通过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来展示西藏的社会变革，显露出历史的前进轨迹，凸显出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
历史奔涌而来，人之渺小，如沧海一粟。但《祭语风中》试图展现藏区人民的力量，他们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用精神世界来对抗现实苦难。小说通过米拉日巴的遭际来展现人在精神上可能到达的高度，“他说：‘我无法做到像圣者米拉日巴那样，放弃世间的思怨，救度一切众生。‘我们谁都做不到，但我们在学习米拉日巴，努力培养这种精神境界”’！。米拉日巴的故事揭示了藏民族的精神渊源，作为精神向导指引藏区人民超越苦难，心怀悲悯，在人性的修炼场中获得精神救赎。
晋美旺扎的世俗历练体现出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揭示出用精神救赎对抗苦难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多么殊胜的昭示啊，是要我能像那颗黑夜中的星星一样，在天葬台上为亡魂指引中阴的道路，给活人慰藉失去亲人的苦痛，那将利益了更多的人，同时也救赎了我在尘世犯下的罪孽。晻嘛呢叭咪呼!”晋美旺扎在还俗与做僧人之间挣扎，在俗世中经历了爱情、背叛、伤痛后，在晚年成为一名天葬师，潜心修行以赎罪。
《祭语风中》描写众多小人物在历史的挟裹中踉跄前行，展现新旧交替之时的人性选择，对藏区人民而言，西藏的历史不是重大事件的组合，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生活的变迁与命运的起伏。次仁罗布通过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展现了西藏50多年的历史以及苦难体验，从日常生活出发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记录他们在迎接时代冲击的同时坚守着精神信仰的一生，同时以一种热忱的生命关怀展现了民族的心灵史，挖掘了藏区人民对抗苦难的精神渊源，凸显出藏民族的悲悯、救赎精神。小说通过生动的个体经验赋予历史以丰富的内容，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消解符号化书写的片面与空泛，从“人”的角度还原西藏的历史，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出西藏真实而生动的形象。
二、忠实撰写：“轮回”秩序的零距离写作
次仁罗布作为一名笔耕不辍的少数民族作家，其小说除去了“他者”书写少数民族时笔下的文化距离、社会关系距离与心理距离，此外，还往往具有“仅属于本民族的而为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使这个民族的文学同别的民族的文学鲜明地区别开来”#的行文特征。长久以来，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较多地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得以保存，尽管也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活动，但相较于汉民族作家群体，其书面文学仍然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当“他者”凭借笔下若隐若现的距离，以保持一种“辩证的优势”时，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一员，次仁罗布力图在其小说中积极表现和延续的，绝非仅仅是对汉族文学的吸收融汇，以及向主流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积极靠拢的主动选择，而更是将他所熟知并受其充分滋养的藏民族形式丰富的民间文学，以及蕴藏在民间话语深层结构中的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以书面形式无距离地、忠实地撰写、记载下来。具体到《祭语风中》，则是扎根于得天独厚的藏文化、藏民族风土人情，建立“轮回”秩序。
在藏传佛教中，“业力轮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尽管在佛教大宗中，“六道轮回”是频繁被提起的观念之一，但是由于受到特殊的地理条件与区域文化的影响，藏族人对于藏传佛教中“轮回”的尊奉与实践，可以说是超越了一般教徒。作为藏传佛教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次第广论》先于“下士道”中观想“三恶趣”之苦痛，唤起教众之厌憎心与恐怖心，由此引发及时修行之必要性；再于“中士道”中细讲“苦谛”与“集谛”的内涵要义，即了知现实存在的苦楚，追溯苦恼的形成原因，从而摒弃执念，巩固出离之心；最终于“上士道”中指明发菩提心之途径，即“知母、念恩、报恩”。
也正因如此，藏地的丧葬习俗、生育习俗、教化方式、生死观念乃至普遍价值，皆以“业力轮回”为底色，对于诸世苦难怀有虔诚的修道之心，不以为苦，不以为怨，而以死为生，以之为直面灵魂的修炼，抑或是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活佛、仁波齐的转世，民众的贡献与布施，信徒的转经与朝圣，等等，都是对“业力轮回”的肯定。
在《祭语风中》全书的序言中，作家这样写道：
你见过天葬台吗？几百年来，在那黑黢黢的石台上，每天都有生老病死的藏族人，躺在上面化为虚无，唯有灵魂，承载善恶的果报，像风一样轻扬而去。天葬台，既是此生的终点，也是来世的起点。
你去送过葬吗？在桑烟缭绕中，彻响着僧人的扎玛如和绵长的诵经声。秃鹫从天际扇翅扑棱棱地飞落下来，在石台前躁动地等待布施。天葬师为死者完成最后的仪轨，用血和骨肉完成今生最后一次施予，以此减轻此生积聚的罪孽。送葬者经历这一仪式的洗礼，会对人生、生命有一次全新的思考，从而使心变得纯洁而安详！
次仁罗布将“天葬台”视作轮回的节点，赋予其浓厚的神性色彩，它既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物质实体，又是一个具有宗教意义的虚幻场所。在这里，冰冷、悲伤的死亡也因为今生善举的福报与往世轮回的希望而增添了人性与神性的温度。与此同时，小说所讲述的西藏’0多年来历史变迁的宏阔空间纵深感，与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入世”和“出世”真实经历奇幻地交叠，巧妙地营造出富于少数民族特色的独特新奇的审美效果与阅读感受。与此同时，“天葬台”“扎玛如”“僧人”“秃鹫”“布施”等种种基于地域文化的话语系统，富于地域色彩的意象拼贴，于全文的开篇形成了无限逼近真实的影像，构筑传奇式谜团，这种情绪表达和符号运用也暗示并奠定了整部小说的真实藏地气质。
《祭语风中》小说以晋美旺扎个体的视域见证西藏半世纪的历史变迁，其“由俗而僧”“由僧还俗”并最终皈依的独特经历所聚焦的不是事件背后的政治潜流，而是人物的坎坷命运。经笔者粗略估计，《祭语风中》中总共出现了40余人的死亡。从叛乱伊始晋美旺扎亲眼见证的老僧之死，到数十年后他听闻历经风波、不改善心的努白苏管家意外身亡的噩耗，主人公晋美旺扎对于生死的态度也从惶惑哀痛转变为“听到噩耗没有悲伤”，“在桑烟袅袅的桑炉旁，我想到了人世的轮转和无常，每个人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想到了自己的死亡，想到了这一生我造下的恶业，要是再不努力利益他人的话，我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以进行救赎了。”
在全书的最后，僧俗身份几次颠倒的晋美旺扎最终做出了他人生最后的决定：
“往事如云烟在心头荡过，我的心识也从迷乱中变得澄澈起来。如今儿女都已长大成人，俗世的纠葛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曾是一名僧人，由于业力我的命运随之被改变，现在是该自己改变这些业力的时候了。”
“……要是我能像那颗黑夜中的星星一样，在天葬台上为亡魂指引中阴的道路，给活人慰藉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将利益了更多的人，同时也救赎了我在尘世犯下的罪孽。唵嘛呢叭咪吽！
我拒绝了儿女们的劝阻，在一个夏日的午夜奔向了帕崩岗天葬台。”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恶之间，如何靠修行进行轮转？作者通过“业力轮回”的介入维持了价值评判的平衡。轮回的不只是生与死，更是大地上曾经出现的鲜活的人与事，这样的“轮回”是宗教的、神性的，更是感情的、人性的。通过“轮回”秩序的再建立，次仁罗布既做到了置身底层民众，用慈悲的宗教目光平等对视，深入个体的悲欢离合，再现人物生活与命运，又做到了跳脱出历史长轴上人物短短一世的时间与视角局限，进入“永恒”的视域，纵览过往得失，眺望无尽的时间和历史奔流的方向，绘出一幅从文学到文化、从宗教到生死命题的壮丽画卷。
另外，小说以主人公晋美旺扎“奔向天葬台”的行为为终，又以晋美旺扎于天葬台舍弃肉体凡躯，“进入到了死后现前的续发明光中”#为始，其本身亦形成整体结构上首尾相顾的完满呼应。“轮回”的结构嵌套“轮回”的叙事，充盈着丰富且发散的文学意义与审美情趣。作者独运匠心，引导读者亲手触碰生死命题，于隐性叙事中揭示轮回背后藏地的道德准则与生死观念：“甘于忍受环境的艰辛、生活的贫穷，并将这一切视为是暂时的，从而一心希求来世的福报。”次仁罗布所忠实记录并撰写的“阳间的秩序”在藏地的血脉上延伸，基于集体经验的“在场感”穿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在纵横时空上均显现出一种刚健的、宏阔的“力”。这种“力”不仅是抵御人世伤痕和阵痛的意志力，更是长久以来藏民以信仰之光照亮、疗愈精神创伤，重塑个体、社会、文化的希望哲学的内推动力。“轮回”之于次仁罗布，不仅是展现民族气质及写作才华的一个地域意象，不仅是一个充满血与泪的粗板真实的铺陈场所，不仅是一个透视藏地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等诸多层面现代转型的着眼点，它更是一条对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纠缠的追认途径，一次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驳诘的零距离的灵魂问询。
三、复原与超越：叙事技法及特色
(一）“二我差”的叙事张力——复原历史的现场
“凡是叙述者显身，叙述中又讲到自己的过去，就必然产生二我差《祭语风中》正是以垂垂老矣的晋美旺扎的视角，展开了对其生平所历、所感事件的回顾性叙述。天葬台上受访的晋美旺扎是作为叙述者的“此我”，在漫长时间轴上滑动的晋美旺扎则是被叙述、被回顾的“昔我”，“此我”与“昔我”在主体对象方面具有同一性，但在时空距离、认知程度、价值评判标准等诸多方面又具有离散性。“二我”时而同一合，时而离散，既产生了追认式合一，又局部生成了暧昧性对立，就文本内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言，无疑是一次超越性的、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帕崩岗天葬台山坡上的简易棚子下，晋美旺扎盘腿就座，面朝低处的天葬台，祈诵《普贤行愿品》。他手中的扎玛如和摇铃，此起彼伏地发出乐音来，给山谷增添了一分安详与寂寥。”立于回顾性视角、身处往事之外的晋美旺扎，首先以笃诚的信徒形象出现在读者视域中。他与希惟土登却吉坚参仁波齐转世——希惟贡嘎尼玛的评价性阐述、先知先觉性预述贯穿了整部小说，与往事之内的晋美旺扎形成了内外视角的交替。二声部颉颃共鸣，配合补充，将受限的第一人称叙述充分地拓展，在多维地呈现历史纵深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历史现场的真实与可靠。
譬如在“昔我”对拉萨叛乱感到惶惑不安、“心情沉重”而进行种种漫无边际的揣测，继而跟随仁波齐踏上前途未卜的流亡之路时，“此我”借景寓情，发出“我这一生也像这只鹰，只在时间的长河里投下了一个阴影”#的回顾式慨叹。“昔我”的迷惘与“此我”的洞悉隔空相应，过去与现在在视角重合的节点上进行意义的复合，同时，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个体差异也得以浮现，让读者在阅读体验中清晰地意识到作为主体的“我”——晋美旺扎的成长。
再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昔我”于彼时卷入打砸大昭寺、毁灭佛像的事件之中，而“今我”于今时发出“命运让我也卷进了打砸寺庙的行列里，那种负罪感一直伴到现在”的忏悔之声。事件还原与心灵复原的双重真实，引领读者理解时代的强大漩涡与晋美旺扎的别无选择。这并非一种技巧性的罪责开脱，而是力图在历史与今日的来回穿梭中，深刻地揭示洪流翻滚中幽微而真实的人性。与此同时，读者的审视与探微在“二我差”的追述中生成，无疑将对鲜活、真诚的主体所经历的去蔽后的历史进行清醒而自觉的深刻反思。在这样的反思中，简单笼统的斗争哲学退居二线，生命个体的独立与尊严问题浮现出来。
(二）“话语”的深度写作——构设时代的互文
“事件的历史曾经存在，但并不应声而至，留下的乃是话语——对事件的叙述历史是在客观意义上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事件，而话语则是掺杂了作者乃至读者的理解、体验、心理、价值、观念的混合物，是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二次加工与建构，是漂浮的见证、线性的记叙向沉淀、超越的深化与升华。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但应具有直面具体现实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更应跳脱出时代、地域和民族的藩篱，把握价值、存在、意义的普适性本质，从而进行深度的挖掘与写作，并合情合理地构设时代的互文。
藏区作为藏文化积淀深厚的后发现代化地域，对于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有难言的暧昧与纠结。面对裹挟着巨大心理和物理能量的现代性的双重刺激，旧有的社会层级、秩序和文化心理必然因为剧烈的冲击而跌宕、变化，甚至解体。觉醒的本土作家对于笔下话语的价值评判失去了某种传统的、固有的、相对稳定的依恃，而新旧掺半的主体又与实际所处的社会空间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隔阂。纵观当代文坛中叙写藏区文化的诸多优秀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文学、民族历史、藏传佛教以及现代性之间割舍不断的牵连缠绕，而追问个体尊严、存在价值的态度则内化为文本背后深层的情感暗流，呈现在文本之中，是较其他文本更为复杂多样的情状。
“我接收东西，然后再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夹杂着回忆、梦境与理念。”次仁罗布的写作，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精英化写作，也不是被经典化程序裹挟、控制的惯性写作，更不是标签化的理念生产和价值操作。相反，“(我）确信这世道是朝着对百姓有益的方面在发展，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却有莫名的忧伤!”“那时我很矛盾，一面为那么多的人能够得到人身自由，生活有保障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又为瑟宕府和努白苏等家族的衰落感到惋惜。”“这个新年我过得非常孤独，以往没有过的凄凉、无助弥漫在我的心头。我只得每天都到各寺庙去拜佛，以此打发这难挨的漫长节日。”如此种种，正是晋美旺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和脱节的症候，也正是时代错位与断裂感的某种折射与体现，这样的游离使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可贵的、清醒的审视距离。而晋美旺扎出家、还俗、再出家的身份转换与心理变迁，被置于历史进程中，展现的便不仅仅是某个单独生命个体的内心抉择和行为变化，而是一代人与时代进程交映而形成的互文，是对历史现场的多维重塑与补充展现。
文学文本的深刻性，并不在于它对某个重大现实问题或某种生存困境进行了有力的、切实的解决，而在于它把问题和困境放在了一个更为纵深的维度上来审视。单单因为题材和身份的局限而固化次仁罗布的创作是不应当的，他在采访中明确提到自己的创作观念：“我们不要去刻意写藏族人，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这样我们写出来的人物就超越了种族，超越了阶级，被塑造出来的人物，是任何种族都能接受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人性也是相通的。”！已还俗的晋美旺扎面对曾经显赫得势的瑟宕少爷以及努白苏管家于动乱时期的悲惨境遇，依旧“深刻地体会到了世事的无常，心里为他们现在的境遇难过”"，不惜冒着被批斗抄家的危险，帮屈死的努白苏老太太“塑一尊度母神像，让度母护佑她的亡魂”。在晋美旺扎脱离了僧侣身份的俗世定位上，广大非藏区的读者依旧能够透过他的言行举止，听到慈悲普爱的人性颤音，昭显洞烛幽微的人性关怀，并了悟这样一个具有价值感召力的命题：“人性是共通的。”这正是次仁罗布深度写作的剖面之一。
四、结语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李家俊、马原、阿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等作家纷纷在作品中对西藏进行书写，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对西藏的想象，而民族身份的不同使得关于藏地的描述交织在“他者”与“我者”之中。不同于非本土作家的“他者”想象性和符号化构想，藏族本土作家作为“在场者”和“亲历者”，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西藏的历史变迁和藏民族的精神风貌，对其的描绘更加真实和深入。作为西藏本土的优秀作家之一，次仁罗布对西藏的书写超越了民族身份的界限，展现出人类精神世界的共通之处。刘醒龙高度评价次仁罗布的写作：“需要放在汉语文学的整体视野中进行体味，才能有效地发现其价值。”在《祭语风中》中，次仁罗布实现了直面生活的真诚表达，同时又试图超越对生活表象的书写，展现藏民族深层的精神世界。阿来评价这部小说:“提供了封闭的青藏高原被迫向现代社会洞开的几十年里民间生活的真实场景。”“用宗教生活的保守与义理的谙熟破除了诸多神秘，并道出他笔下的人物如何要以对善的皈依为自己的救赎之门。”&次仁罗布从日常生活着手，描绘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西藏，挖掘能够引起共鸣之处。在他的笔下，西藏不再是一种隐秘的存在，其精神文化的共通之处构架起差异共生的桥梁。对藏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奠定了整部小说的藏地气质，展现出对现实的思考，圆熟的叙事技法多维度地呈现了历史的纵深感，合理构设了时代的互文。
雪域高原藏族作家次仁罗布通过文学书写，以小说形式表现历史与现实生活，实现了历史与文本的互文交融，摆脱了庸俗的符号化猎奇等迎合外部悬想、臆测的套路，以真实的生命关怀、诚恳的深度叙事来描绘西藏生活，塑造西藏人形象，将苦难与救赎的自觉赋予人间精神与文明求索。次仁罗布就如同他笔下踽踽独行的当代晋美旺扎，他用构筑以我为主的审美系统及意义空间的手指，弹奏出一曲曲发自藏族人灵魂的“弦子”，将历史定格在普遍人性的刻度上，从而创作出多部长卷，充分表达了当代藏族作家不倦的艺术追求。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