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西藏的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西藏文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70年来，西藏当代文学始终关注西藏的社会现实，从多角度多层面书写、反映西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表达西藏各族人民的心声和追求。西藏当代文学把它的触角伸入到了西藏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西藏当代文学也有着多重主题。但在多重主题中，有一个主题却始终延绵不断，且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这一主题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初创时期，西藏当代文学就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时，一大批随军进藏的部队作家和原本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作家一道，满怀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高涨热情和冲天干劲，描绘西藏美丽辽阔的山河大地，讴歌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抒发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之情，描画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建设雪域高原的火热景象。例如，诗人擦珠·阿旺洛桑用藏文创作的诗歌《金桥玉带》，描绘了人民子弟兵修筑青藏公路的壮丽场景，热情讴歌了筑路英雄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和不畏艰险的顽强斗志，揭示了青藏公路的通车对西藏的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意义。诗人把青藏公路比喻为“金桥玉带”，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西藏与祖国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这首诗翻译成汉语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广泛关注，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心声和时代强音。擦珠·阿旺洛桑还创作了《欢迎汽车之歌》《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爱国青年大团结》《写在建军节》等富有时代气息的诗歌。这些诗歌描写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动人场景，反映了西藏各族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除了擦珠·阿旺洛桑，还有其他许多藏族作家、诗人，以及徐怀中、杨星火、周艳炀、刘克、高平等作家，都曾用他们的笔触，描绘社会主义新西藏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反映西藏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里不断发展进步的现实图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藏当代文学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除了老一辈作家们继续活跃在文坛上之外，一些带着新的艺术理想的作家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他们以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观察西藏历史和现实社会，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笔调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益希单增、朗顿·班觉、扎西班典、扎西达娃等一大批作家都创作出了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作品。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中，最明显地体现这方面意识的是赤烈曲扎的散文创作。作家以主人翁的身份和态度，向全国读者介绍西藏文化，希望西藏文化能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得到更多读者的认识。在他的一系列散文中，他始终在发掘和阐发西藏文化与内地文化间的交流、交融，介绍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其他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比如，他在介绍西藏著名寺庙萨迦寺时写道：“萨迦寺是个艺术宝库。几乎每一件都能说明元朝及以后的明清时代，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之间的密切联系，许多艺术品都是各民族团结的共同结晶。”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华各民族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且不断拓展扩大的交流、交往和交融的事实的发掘和阐释，是西藏当代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藏族作家降边嘉措随军进入西藏，其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是反映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小说中描写的革命军人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尊重民族宗教习俗的优良作风，以及老百姓热情拥护革命军人的动人场面，很好地体现了各族人民心连心一家亲的历史传统。

二

        新世纪以来，西藏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为自觉、鲜明。作家们的创作立足西藏，关注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把对西藏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书写，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关联起来，表现了作家们站在中华民族荣辱与共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看待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下面结合几位作家的几部作品进行分析。

        作为一位在西藏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作家，平措扎西经历了西藏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目睹了西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走向繁荣的现实。因此，他的作品立足于整个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书写在党的领导下西藏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以现代意识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期待民族传统文化在创新中赓续发展。他的散文集《世俗西藏》以拉萨为中心，以“世俗”为观察的聚焦点，从多个方面描写西藏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拉萨的社会风貌。无论是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世俗”现象，还是整体性的社会风貌，作者的着眼点是西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建立在西藏与外部世界交流、融合的基础上的。而交流、融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创作中，平措扎西是把西藏的发展进程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来描述的。他的长篇纪实散文《藏地追梦人——土登的传奇人生》，以西藏民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艺人为典型形象，讲述藏族艺人土登的一生经历，塑造了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物形象。土登始终把“给人民大众表演”作为自己从事艺术的目的。他不辞辛苦，带着表演队伍下乡村走基层，真正让艺术走进了人民大众。此外，从土登曲折平凡却又非同凡响的艺术人生入手，作品以生动形象的艺术表达，充分表现了西藏当代艺术家献身民族艺术，以艺术创作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可贵品质和高尚情操。这是西藏当代艺术家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集中体现。通过整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土登的艺术追求始终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正是西藏社会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才导致了人物人生轨迹的转变。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民主改革等历史转变，为土登的人生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所表现出的开阔的社会视野和历史大局观，使得他的作品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出了超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要品格。其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把个人命运放置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小人物命运的流转和精神意识的变化，既描述了个体命运的起起伏伏，又揭示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这部小说的主要取向是宗教文化叙事，且注重民族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掘，但其中关于历史进程的描述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说通过对小人物命运的演绎，揭示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是相一致的。作者把人物命运的流变放置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书写，由此充分揭示了西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整个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作品通过主人公晋美旺扎曲折的人生经历，叙述了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场景，以及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作品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就是中华民族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尤其是作品中所描述的西藏社会开明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寻求社会变革，以及广大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诉求，更能生动有力地体现中国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缔造和建设统一稳定的伟大祖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晋美旺扎身上体现出了地域文化精神与中原文化（即儒家文化精神）相融合的特征。

        吉米平阶的《叶巴纪事》是一部记录西藏当下社会现实中重大事件的长篇散文。从题材看，它所描述的内容是西藏的强基惠民政策。自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实施强基惠民政策，全区企事业单位派工作人员到各地区乡镇村进行驻村活动，目的是帮助各个乡村发展生产，同时宣传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之后，这一惠民政策又成了西藏脱贫攻坚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一政策是西藏自治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在这部散文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高瞻远瞩的历史视野和与时俱进的历史眼光，由此表现出了鲜明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是站在西藏社会稳定发展，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和谐进步的高度，来讲述西藏的驻村工作和西藏乡村发展的。由于险峻的地理状况和复杂的历史原因，西藏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峻的局面。西藏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全面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长远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吉米平阶的这部纪实性散文，正是从这样的历史视野和大局观出发来展开叙述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的叙述笔调，是基于整个国家当下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西藏乡村社会正在诸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下，逐渐地发生着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吉米平阶讲述的是西藏乡村的故事，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的故事。从西藏乡村故事，我们观察到的是整个中国的故事，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时代气息。

        在西藏当代戏剧创作中，无论是历史题材的剧作，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们都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局观出发，在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大背景中展开文本叙事。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是小次旦多吉的大型历史剧《文成公主》。《文成公主》是传统藏戏中的重要剧目，一直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新中国建立后，创作者们对这一剧目做过多次修改和创编，取得了很不错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文化效应。2005年，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小次旦多吉对这一传统剧目做了大胆的改造。小次旦多吉打破以往单纯用藏语或者汉语演绎《文成公主》的程式，大胆采用京剧的一些表现手法，用京剧与藏戏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演绎《文成公主》。除此之外，剧中音乐也由具有藏族特色的音乐和京剧音乐融合而成；服饰方面，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藏戏服饰和京剧服饰同台展示。这些形式上的大胆创新，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融合，在艺术和文化上兼容并包的体现。这种突破民族艺术表现模式的创新性实践，不但能够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而且能够培养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以及情感上的相互依存。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正是对千百年来西藏与内地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这部剧作不但继承了以往同类剧作弘扬政治上国家统一、情感上民族团结、互相亲近的历史主题，而且以现代艺术表现手段呈现了当代中国民族文化交流的社会现实。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创作方面的集中体现。

三

        通过对上面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阐发，我们可以看出，西藏当代文学始终饱含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这是西藏当代文学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主题。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作品，具有一些大致相通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作家创作时持有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发展的、进步的历史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演化、形成的，它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进步的结果。对此，作家要有明确的认识，这是任何创作展开的历史前提。无论是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作品，作家要让这种历史观和历史意识在其中发挥指导作用。我们能够看到，那些具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家，大都对地方历史、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如何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是如何融合延续而来的。因此，他们能够真切地认识“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的历史真谛。他们明白民族交流、民族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也是我们国家的现实状况。有了这样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作家们在创作中就会自觉地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导性的指导思想，并贯穿其中。

        其次，作家们具有开放的文学视野。边疆地区的文学创作，都带有很强烈鲜明的地域色彩，是比较典型的地域文学形态。这种艺术取向有自身的优势，但也会容易限制作家的艺术视野和思想视界，往往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艺术格局。一些作家关注、关心周围的世界，忽视或不顾及周围世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世界，就无法赋予作品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西藏当代作家的创作在题材上具有地方特色，但西藏的许多作家都有着开阔的文学视野。他们的创作，很多时候关注的是西藏的人事风情和社会现实，但他们的艺术视野和思想视界却是全方位的。他们的许多作品是把书写对象放置在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和宏阔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加以描述的，作品所描写、反映的问题往往就是全体中国人关心关注的问题，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如此一来，作品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整体性意识，而这种整体性意识的核心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意识。随着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西藏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这促使西藏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地域。尤其是以拉萨为中心的城市，已经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活地域。西藏当代文学就产生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西藏当代作家自然而然地拥有多元文化意识。毫无疑问，这种多元的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糅合在文学作品中，就会转变为一种共同体意识。

        总之，文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文学又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学创作体现出的文化意识，往往是社会思想意识的集中体现。新世纪以来，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语境中的西藏当代文学，紧贴人民生活，呼应时代召唤，反映时代精神，表达民族自信，自觉地担负起了历史赋予文学的社会使命。它们从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中继承各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传统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文学的方式诠释和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

原刊于《文艺报》2021年6月4日

        胡沛萍，男，1973年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大西南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现供职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迷乱的星空——中国当代文学片论》《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史论》等6部。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当代文坛》杂志优秀论文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九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