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是阿来的第一个长篇，199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四章在《当代》杂志第2期发表），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飘逸、惊艳而宏阔，以诗写史、虚实相生的讲述方式让人折服。作为一个认同藏族文化却以汉语写作的作家，阿来不断探索将藏族审美经验汉语化的可能。他对佛经的阅读，对藏族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对其他族裔尤其是黑人文化的关注与思考使他的汉语写作与众不同。《尘埃落定》出版二十年来的销售监控数据为343277册。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知网以书名为关键词搜索有相关论文622篇，四川大学出版社以书代刊出版了《阿来研究》九辑。《尘埃落定》的经典化和阿来的持续努力使得整个藏地的书写和研究均被大幅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叙事版图也随之扩大。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深入和国内多民族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与融合，重读《尘埃落定》，其中藏族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遭遇对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在民族文化冲突依旧剧烈的当今时代，如何想象民族的历史、展望民族文化的未来，对少数族裔文化在全球化中的出路以及整个民族的命运都是非常严肃的课题。
一、罂粟、饥荒与麦其土司的崛起
布罗代尔曾经通过对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地中海沿岸物质生活的变化进行考察，发现物尤其是刺激性食品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事实上，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迷上香料和胡椒；十六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还不算烟草”。鸦片就是在这个刺激性食物的延长线上出现的。鸦片越过其它食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近代大门，历史河流为之改道。鸦片长驱直入，盛开在内地的沃土上。我们还记得陈忠实的《白鹿原》族长白嘉轩的发家就是因为种植罂粟，苏童的《罂粟之家》地主刘老侠家也是大规模种植罂粟，《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的强大同样如此。可见，民国年间鸦片种植在中国内地非常普遍。作为改变当地农业结构、能够带来巨额效益的经济作物，只有土司、族长这样的资源掌握者才率先拥有罂粟种子，于是物质生活与政治权力勾连起来。日常生活就这样将人卷入大历史的怀中。
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发生几次小冲突均占下风，于是麦其土司父子上四川省政府告状，邀请黄特派员过来。相片记录了这个珍贵的历史时刻，黄特派员坐于正中，土司夫妇和儿子围绕他留影，这是土司史上的第一张照片，具有重大的见证意义，藏族与汉族的交往证明汉文化对藏民族具有引领意义。黄初民帮助麦其土司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土枪换炮的同时也使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将汪波土司打得落花流水。黄特派员在一切就绪之后将罂粟种子交给麦其土司。汉族的丝绸、茶叶等是土司等上层藏民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丝绸、茶叶是一种单向度的流动物，而罂粟不大一样。阿来曾说：“四川的商人、军阀靠这个东西打开了通往这个地区的大门，找到了介入当地政治与经济的有效的方式。”麦其土司原本对这包种子半信半疑，但经不住白银的诱惑，让它在这片土地上盛开。白银对于土司除了贵金属的货币流通价值，白色还承载着家族初创期神谕美好想象的象征意义。土司家的器皿、土司太太的首饰都是白银制品。白色本身含有纯洁之意，傻子二少爷犯傻时常常要仰望白云，白云的自由自在叫人心向往之。罂粟流出的是白色乳浆，犹如精液。而罂粟进入藏地如给了阿基米德一个支点，给土司们的秩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震荡。
罂粟给麦其家带来了比粮食更多的银子，财富迅速膨胀，麦其家族走向鼎盛期。这就引起了土司们的嫉妒，他们纷纷前来讨要罂粟种子，麦其家自然是拒绝，并竭力保护种子不外流。种子催生了颇具创意的偷盗细节——汪波土司派来的窃贼被抓住要砍首，只要求自己的头颅被快马送回，结果罂粟从死者的耳朵中开出艳丽的花朵，汪波土司以灿烂的罂粟花祭奠了他们的英雄。这大约是文学史上最具想象力的细节之一。我们会发现作家在盗窃、杀戮之后多加了一个情节，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移植对故事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又会生出新的情节，尽管它们脱胎于旧情节，是某种衍化，某种质变的结果。”用阿来自己的话说叫“溢出”，他在煮沸的牛奶锅下再添了一炉火，结果牛奶溢出了既定范围。“溢出”旧有的想象方式，滋生出崭新的文学表达经验。窃贼知道必死无疑仍斗胆前往，这反映了汪波土司家奴的忠诚，也从侧面说明土司制度的等级森严，土司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百姓身不由己，命运全系在土司一人手上；另一方面，罂粟不择地而开，它开在麦其的土地上，也开在汪波的土地上，开在肥沃的田野，也开在死者的耳朵中。死、生就这样交替，这既符合佛教的轮回思想，同时也符合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实情，藏污纳垢，推陈出新。低处的大地胸怀最为广阔，让逝者安息，让灵魂飞升。
叙事视野的“溢出”和旧故事移植使得推陈出新成为《尘埃落定》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小说选择的傻子视角。傻子形象源自藏族民间的智者阿古领巴，阿来对地方志、民谣等民间文化下过一番功夫，这让他的小说通往广大的时空，他曾说过：“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启发，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民间传说中的智者常常有憨的一面，傻和聪慧的界限并不明晰，成语说大智若愚、装疯卖傻。阿来在作品中也不断强化这一点，并以此对大少爷旦真贡布的小聪明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对此他解释道：“我的傻子少爷大部分时候随波逐流，生活在习俗与历史的巨大惯性中间，他只是偶尔灵光闪现，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我知道民间文化的精华是怎样被忽视，被遗忘。而我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知道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强大的官方语语、宗教话语并没有淹没一切。“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就像死者耳朵里的罂粟种子，能够在一切可能的空间和环境中存活下来。
二少爷傻子并不聪明，却常常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书记官的精神援助尤为重要，他不只是记录，还有“为王者师”的一面，给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在傻子谈论梅毒时，“前僧人，现在的书记官翁波意西说，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小说家借神智人员翁波意西之口说了许多人生哲理，比如“因为傻才聪明”，“为什么宗教没有我教会我们爱，而教会了我们恨”他还写了一首诗给傻子：
有人对你歌唱
唱你内心的损伤
有人对你歌唱
唱你内心的阳光
翁波意西的诗仿如民歌仿佛吟唱。阿来写诗，尤喜民歌，觉得“接近民歌就是接近灵魂”
“民谣，简单、质朴，却轻而易举就击中心灵”。《尘埃落定》中也引入民歌讽刺麦其土司的德行下降。
小说中这些互文的部分包含着塞翁失马、祸福相依的思想，与全文半傻不傻的叙事视角的选择密切关联。熔贡土司的女儿塔娜嫌弃傻子身边尽是些不体面的人，因为自己身份尊贵而要求马夫的女儿塔娜不能再和她一样叫塔娜，更其名为“没有名字”，这是权力对于卑践者的剥夺。傻子曾直接将来陪他的草原少女呼唤为卓玛，虽然这也是权力者的强权逻辑，但到底和塔娜不同，卓玛是对草原美丽姑娘的称赞。在关于下层人的姓名同性质的故事中，依然能见出傻子的善良。由于自身的智力缺陷，傻子很容易团结边缘人，他比大少爷更有亲和力，有无师自通的领导本领。
耳朵开花的细节为罂粟花战争画龙点睛，但作家并没满足于此，叙事仍然在不断“溢出”甚至走向了反转。当土司们都将土地种满了罂粟之后，物极必反，一是罂粟贬值了，更可怕的是“饥荒竟然在最最风调雨顺的年头降临了”。这时候，傻子的善良帮了他，使他能够举重若轻应对复杂局面。不是土司继承者的傻子乐善好施，让下人给流亡的百姓发放食物，麦子的香气使他不动一兵一卒就扩大了领地，将边境的官寨改成了市场，成为藏地商业文明的缔造者。市场开启了崭新的历史，市场是商业领域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战争的恐惧使当年向西藏的朝圣之路如今在战争来临时变成了逃难之路；市场却使汉人无论白色还是红色都渴望争取傻子的支持。傻子对哥哥的胜利实质上是市场交换对暴力掠夺的胜利。
无论是对土司家族还是大历史而言，傻子二少爷既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尽管他是土司酒后的孩子，有智力缺陷却天性纯良。虽然黄特派员持白色汉人主场，毕竟有恩于麦其土司家族，所以危急时傻子会站出来替他说情，称他是自己的师爷。傻子二少爷善良，本能地亲近下人、残疾人，同情弱小者，他凭直觉而不是思索处世，通晓是非而不较利害。视角更换会让眼前的景象阔朗一新。阿来以藏族人的眼睛观察，汉文化习焉不察的事物被重新估量。某种意义上，傻子的限知视角是藏文化的隐喻，既仰赖汉文化进行现代启蒙，也能依生命本能看到汉文化的局限，看到文明发展到精明、算计的地步必然伴随的缺失和问题。
作为历史隐痛的标志物，罂粟乃中华民族的创伤，沉淀在集体无意识中，提示民族的屈辱。《白鹿原》中，在朱先生的干预下，族长白嘉轩带头将种下去的罂粟犁掉了，这一举动具有极大的教化意义，族长必须以身作则，成为道德楷模。而《尘埃落定》中，罂粟大放异彩，济噶活佛说罂粟“是乱人心性的东西”，可惜老麦其听而不闻，还对活佛进行威胁。
早在改变了麦其土司的地位之前，罂粟就以让人沉迷的气息和繁盛的花朵刺激着土司的情欲。老土司与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热衷于在罂粟地深处发生关系。一方面情欲给家族的覆亡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人与天地万物发生感应唱和，连傻子也受物候感应在罂粟地里跟侍女桑吉卓玛幽会。文艺歌唱人和万物的生命力，没有情欲，一切的文艺、宗教就失去了根基。藏族民间传说鼓励男女在春耕时游戏，认为这会增加地里的收成。春天，万物花开，在播种时节，连苛刻的大少爷也让追逐嬉戏的家奴免礼，这颇有巴赫金所谓的“狂欢”意味。游戏暂时消解了主奴尊卑等级，生命力在短暂的欢乐祥和中得到释放和彰显。在狂欢中生活暂时脱离了常轨，就像罂粟暂时打破了食物的常轨一样。气数已尽的土司制度在罂粟含毒的刺激下奢侈纵欲，加速本阶级的覆亡。
仿佛是宿命和报应，在官寨遭遇毁灭之际，土司太太再次用牛奶洗手，从容打扮，吞下鸦片。我们记得开篇上司太太就在享受牛奶洗手，同时享受将侍女桑吉卓玛当小狗役使的精神快感，小说用了一连串成语形容土司太太泼水的声音：提心吊胆、分崩离析、粉身碎骨、惊心动魄。这些铺垫将读者带入提心吊胆的紧张情境之中，并常对悲剧结局进行预叙。要特别注意的是土司太太的汉族身份，她在与汉人黄特派员打交道的过程中利用文化优越感添油加醋，功不可没，借助政权的力量狠狠打击了死对头汪波土司；而且事实证明有一半汉族血统的傻子少爷比聪明的大少爷更能把握无为而治的微妙。在麦其土司的官寨面临危险时，土司太太与儿子做最后的告別，并告诉傻子她掩藏多年的身份秘密：她曾被卖为妓，是商人将她送给麦其土司的。所以她此生最满意的是“从一个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从一个下贱的女人变成了土司太太，变成了一个正经女人”，然后从容吞下鸦片，在麻醉中宁静别世。土司太太身上，既呈现了汉、藏的族裔文化区别，也展示社会地位的巨变对人的影响。土司太太的下贱身份并没有使她同情下人，相反，她势利、骄纵、奢侈，在土司面前能言善辩，怀着汉文化带来的优越感。她吞鸦片的自杀方式意味深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市场、复仇与土司制的衰亡
布罗代尔在考察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地中海沿岸的物质生活中发现：“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几乎是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它们在蔓延，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这对中国藏区大地同样适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使得民国时期嘉绒地区仍在采用古老的土司制。麦其上司在南、北边界各建了粮仓，大少爷在汪波土司那里吃了亏，人财两空。而傻子二少爷却草船借箭，不费力气赢得了美人，并开辟了市场，高大闭塞的土司官寨与开放的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傻子的财富很快就超过了父亲；而且鸦片不值钱了，市场的生意却如日初升。姗姗来迟的开放到底来了。罂粟花战争催生出新生事物——傻子二少爷开辟的边境市场，这对土司制度垄断的藏族大地是全新的事物，具有里程碎的意义，值得书记官记录：“我告诉他。这里不是上司的夏宫，这个地方属于那个看不清楚的未来。将来，所有官寨都没有了，这里将成为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属于未来那个没有土司的时代的地方，越来越大，起来越漂亮。”这是傻子对于未来的预感。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所有的方式中市场是最为有效的，它悄悄地加快文明的速度。“乡村的人口和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的重大影响。……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原来就很贫穷的农民变得更穷，被迫越来越多地通过狭小的缺口流向城市的劳动市场。劳动市场的壮大导致了后果不可逆转的动荡。”市场蕴含的交换、开放精神和对话力量慢慢渗透，古老的土司制度建立起来的规矩受到挑战，而不断涌现的新鲜事物和人的流动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尤其是对时间的感受和对仇恨的态度。
曾经觊觎土司位置的傻子在此过得十分惬意：喝小酒，逛妓院，闲散而悠然，开篇就让傻子迷惘的“我是谁，在哪里”等古老问题随风飘散，身份问题不再搅扰他。两个土司位置在前方等着他。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他在模模糊糊中感受到自己结束土司制的使命。
新兴的市场上，各种新事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是税收。小厮索郎泽郎就担任收税官专管收税，而且穿上了特制的衣服，他们的工作服是褐色的制服，使表情显得深沉严肃。税收意味着契约制，傻子可以向所有的生意人征税，坐享其成。二是银号。在叔父来信向傻子借银子打日本的时候，黄师爷等建议干脆建个银号并当起了银号老板。银号就是今天邮局和银行的前身。出门不需要携带实物银子，只要带一张银号的纸条就行了，藏地与汉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给叔叔寄银票使“我”与叔叔的联系加强了，知道外面有与土司制截然不同的广大世界，知道有海上漂的屋子（船），知道有铁鸟（飞机）；叔叔既有与已故的班禅大师的合影，也有与白色汉人将军的合影。叔叔就像一道门，通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为了给叔叔回寄照片，“我”买了照相机并找师傅来培训洗相，尔依奉命学洗相术，却被暗房里慢慢显形的照片吓得惊叫有鬼。可惜没过多久就得到了叔叔失踪的消息，傻子通向外界的启蒙线索就此中断了。
随着物的交换，现代观念也随之流动，古老的复杂观念开始松动。复仇是贯穿《尘埃落定》的一条隐蔽的线索，在土司统治的大地上，为血亲复仇是天经地义的，和土司可以用尔依行刑一样。迈克·布朗考察文化地理指出：“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了你是谁。”他还用了一个比喻“系物桩”展示人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在嘉绒地区土司制度没有被撼动之前，大家都认同这种复仇秩序。多吉仁次的小儿子去复仇时老麦其上司病危，于是他选择报复大少爷，当时他犹豫不决，是凭借傻子从尔依那里挑的紫色衣服意外落在他身上，是亡灵附着的紫色衣服传递给他复仇的能量才驱使他行刺，但仇恨不够使他终究无法成为称职的杀手，不能像尔依那样一刀索命让大少爷身体腐臭不堪。
杀手逃亡后参加了红色汉人的革命，必须服从现代军队的意志，超越古老的家族恩怨和个人意气，于是复仇的任务落到他的哥哥身上。店主为了替父亲复仇尝尽流离之苦，所以不断地反省复仇制度的合理性，失去仇恨力量的店主渴望与傻子二少爷一笑泯恩仇。傻子虽然乐意创造新事物，但也不愿意越过古老的复仇规则，规矩在内心深处宰制着我们的行为，正如布罗代尔的观察：“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它们帮助我们生活，同时禁锢着我们，在我们整整一生中为我们作出决定，指令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傻子的身世决定他虽傻仍想当土司，自然也当全盘接受土司的负面遗产，何况他也不曾为复仇付出代价，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古老的规矩，反而是店主不能从善良的二少爷身上感受到仇恨，会延宕复仇，并质疑古老规矩的合理性和复仇的正义性。傻子有杀死店主的机会但也不愿意僭越复仇顺序。二少爷与店主都愿意按规矩行事，他们仍可以坐在一起喝酒，推心置腹地谈论复仇，店主对复仇的态度的确与过去的杀手大不一样了。店主想要一了百了，不愿意成家生孩子继承仇恨，他对复仇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延宕，这种情绪消解了他复仇的能量。世道人心变化由此可窥一斑。
而麦其家的对头汪波土司的继承人干脆认为麦其土司是故去的父亲的对手，不是自己的，他说：“让我们把仇恨埋在土里，而不是放在肚子里。”并且请求二少爷在镇子里给他一块做生意的地方，傻子不管麦其土司的意愿慷慨地答应了。逐利的市场让两位土司放下家族的旧恨，乐意联手做生意。
如果说复仇观涉及的只是相关当事人，那么，对时间加速度的感受则变得非常普遍，介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于时间，管家也不由得发出感慨：“现在的日子过得比过去快多了！发生了那么多想都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放在过去，起码要五百年时间……”麦其土司的仇人的大儿子在边境市场开酒店，店主在二少爷关心时间时也忍不住感慨：“时间比以前快了，好像谁用鞭子在抽它。”傻子二少爷更同意书记官的看法：是衡量时间的参照变了，如果以太阳运行来看，时间是不变的，但用事情来衡量时间的速度就变了。市场将不同的物带来，也将不同的人带来，随着物的交换，人的观念也在交换。伴随现代性一起到来的是时间的加速度和空间的流动。一旦开启，时间就再也慢不下来了。近代形成的线性时间观取代了古老的循环时间观，这种新的意识使人类的精神受累进的计时方式影响，天干地支这种循环计时方式以及宗教寄托来世的轮回观念都受到影响。圆圆的钟表替代了天上的太阳，手表的嘀嗒声取代教堂的钟声成为人类的集结号。《尘埃落定》的结局是傻子邀请所有的土司到他开辟的边境市场，本是为了给土司们过一个“最后的节日”，傻子也没料到，礼物竟会是梅毒，让生命享乐的器官取代生命繁衍的器官像梅花一样开放，这釜底抽薪的一笔是对土司制度极大的讽刺。老麦其土司染上了梅毒。年轻的汪波土司也染上了，传给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又传染给了傻子，土司和继承人们无一幸免，梅毒借助情欲给人致命一击。无独有偶，《罂粟之家》的刘家大儿子渴望发财进城，浪游归来带回乡村老家的也是梅毒。梅毒作为病毒的传染性与市场启动之后带来观念的传播和辐射也有某种相似性。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分析了癌症和肺结核如何从一种身体的疾病变成一种道德评判，癌症“令人感到厌恶；对感官来说。它显得不详、可恶、令人反感”。相对癌症，梅毒带来的反感更甚，而且由于主要是通过性传染，道德的隐喻意味更浓。从叙事逻辑来说梅毒又是土司们过的纵欲奢靡生活的合理结果。
在《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族的灭亡是命中注定的。大的方面来看，根本原因是民族国家的统一，汉族的现代军事力量的入侵。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小小的土司必定被一个强大的政府收编。麦其土司和汪波土司的纷争还得依靠门巴喇嘛带领神巫们作法，这样原始的方式根本不能抵挡现代武器，最后麦其土司高大坚固的官寨在炮火中灰飞烟灭。小的方面看是家族复仇和欲望盒子的打开。多吉仁次家的儿子杀死了傻子兄弟，而结仇的原因是麦其土司的情欲，他抢夺央宗导致的杀戮埋下了祸根。梅毒是个人泛溢的情欲对肉身的反戈一击。紫衣类似于我们说的天意，穿上紫衣意味着在替天行道。紫色衣服上冤魂不死说明古老的行刑制度的不公，在中篇《行刑人尔依》中阿来设计了两代尔依为分裂的土司服务，最终老尔依杀死小尔依，这种灭绝人寰的制度必然伴随上司制灭绝。傻瓜二少爷看似儿戏无意挑选的这件紫衣恰恰与他心中的冤屈形成呼应，长子拥有继承权对二少爷是巨大的不公。无论从外部的大时代形势还是家族内部恩怨来看，麦其土司都必然衰亡。
三、骨头、舌头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在藏族的土地上，大小土司林立，仿佛亘古存在、地老天荒，“没有一个土司认真想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我们只知道土司是山中的王者”。麦其土司是嘉绒地区势力较大的一个，同样安于现状，他们的谚语说：汉族的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雨，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雨。这种表述方式完全是藏民族化的表述方式。他们的参照系是太阳，这是农牧文明形成的观看方式。科技尚未快速发展，太阳在此处由时间标识被转为空间参照，达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地理位置决定麦其土司家族与汉族皇帝联系更多；而他的对手汪波土司却只去拉萨朝佛。麦其土司的选择有顺时代潮流的意味，所以麦其土司战胜了负隅顽抗的汪波土司。
在土司统治时代，骨头就是种姓，“骨头把人分出高下”。土司、头人、管家、尔依以及书记官等共同构成藏族土司的权力阶层；活佛和喇嘛等僧侣属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相对流动，下层是百姓和科巴，底层是家奴。坚硬的骨头将人分为不同等级，土司制度貌似像高高的官寨一般坚不可推。而傻子二少爷却奇迹地沟通了上流社会、下层阶级以及外部的广阔世界。陈晓明曾经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以一个白痴作为视点，这个史诗已经没有任何反思性意味，只有异城风光和一种生命存在的场景自我呈现。”我认为这是由汉、藏文化地位的悬殊导致的。阿来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他要通过叙事将汉族人认为的形容词西藏还原为名词，“自我呈现”乃是有利于还原真相的方式。
傻子二少爷自幼就在权力的呵护中成长，尤其是他的汉族母亲对下人极尽奴役侮辱之能事，并向他灌输家奴就是畜生的概念。傻子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孤独寂寞才是人最大的敌人，所以小说是从傻子的情欲启蒙和权力启蒙开篇，情欲和权力都涉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尽管两件事都使他遭遇失眠，但他仍从性游戏中体悟到快感，后文以“骨头冒泡泡”来表述这种强烈的欢愉之情；而在指挥捕捉画眉的游戏中感到行使权力的快感。傻子本能地感受到：即使同是奴隶，也有一些人会享有主子更多的信任。这个道理在社会各个层次同样有效，二少爷喜爱身边的侍女和小厮，所以会在母亲追问时替他们撒谎，替桑吉卓玛说肚子痛；替索朗泽郎说自己害雪盲的眼睛看得清了。下文当尔依说可以通过对着自己身后吐口水来吓跑鬼魂时，二少爷只是打了尔依耳光，桑吉卓玛不慎看到了二少爷与草原姑娘欢愉时，傻子也并没有惩罚她。二少爷对下人的态度与麦其家族的其他人都不一样：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傻子，自身受着父母和哥哥的歧视，在家庭内部低人一等的感受使他本能地体恤下人；另一方面是作为叙事人，傻子不断地从懵懂中领悟到土司制度覆亡的天意，“溢出”家族的目光使他“望远皆虚”，能够从更高处同情作为物种的人。傻子二少爷的智力低下，但觉悟却明显高于其他人。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极低的生产力使藏地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仿佛到处都有神迹。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式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西藏正是如此，雪域高原上遍布庙宇、佛像，形成圣洁的氛围，浓郁的宗教气息也是藏族文学的独有特质。丁帆指出：“现代西部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神性意识，一面是来自西部民间的传统遗传，一面更多的是来自宗教因素对于文学的渗透。中国西部特定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了西部民众对于自然的最为直接的观照方式，自然万物常常是作为同人一样的有生命的实体而存在着的。人们以其丰富的感性想象赋予了自然万物以人的灵性，不仅使自然之物转化成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精神产物，而且这种想象本身也包含着人对于自身潜在力量的重新认识和再度发现，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经验不是靠科学或者理性，而是靠心灵对于现象的直观得来的，这种直观中包含着对于生存的深深的忧思，以至于常常被蒙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尘埃落定》中既书写了这种神秘，也对这种神秘进行适度的祛魅。比如既写门巴喇嘛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但傻子说他实质就是巫医，精通巫术和医术，不过是喜欢喇嘛的称谓。傻子得到过一种用风和阳光炼就的神药，可惜吃了拉肚子就扔掉了，这样一来，神药的神也就无需检验了。
受魔幻现实主义和民间传说的影响，阿来既注意到这片土地的奇特，更注重的是现代转型促使藏族社会世俗化，注重物质的决定性。活佛等神职人员在整个社会中具有与众不同的地位。普通民众信奉宗教，麦其土司遇到某些命运攸关的时刻，也要邀请活佛。在《尘埃落定》中，写到了济噶活佛和门巴喇嘛之争，也写到济噶活佛与来自格鲁巴的新教派传道憎人翁波意西的论争。他们的言谈争论既涉及信仰伦理，也涉及纯粹的知识。他有处世智慧，不在土司面前讲所谓的逆耳忠言，他早就看清了土司没有听忠言和真相的耳朵。济噶活佛受到麦其土司的冷遇正是因为支持傻子的叔叔继承王位；翁波意西再次失去舌头也走在麦其土司逊位给大少爷时大声支持傻子的结果。翁波意西第一次失去舌头正是由于用舌头攻击了土司制度，宣言土司家族会消失。和《行刑人尔依》中的贡布仁钦一样，翁波意西看见了土司制的末日并进行预言。在被尔依割去舌头的一节，作者调动了全部的想象力来夸张舌头拥有的力量：“那段舌头就飞了出去……一只黄狗飞跃而起，在空中就把舌头咬在了嘴里。但它不像叼住了一块肉，却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尖叫一声，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狗吐出舌头，哀哀地叫着，夹着尾巴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人群也立即从舌头旁边跳开。“舌头蕴蓄的是话语的权力，实质乃真理的力量。土司可以下令割舌，可以废除书记官，可以掩耳盗铃，但并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
《尘埃落定》花了不少笔墨写到宗教，同时也暗示宗教对人精神的统治力量无可挽留地削弱了。阿来在散文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看成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作为一个藏族人如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任何一种曾经清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世俗化与政治化的过程中令人痛心地礼崩乐坏。”《尘埃落定》呈现了这一世俗化的过程。拉雪巴土司弱小，是个见风使舵的骑墙派，因与麦其家族姻亲复杂而无法分清辈分常常打点口水战而已，谈不上什么宗教原则或禁忌；茸贡土司家族更甚，她们家族阴盛阳衰，男性寿短，由女土司当家，善于利用绝色美貌在男土司中斡旋，性别劣势因男性的欲望而转化为优势。只有汪波土司家族还依惯例去西藏礼佛，麦其土司甚至不顾古老的规矩请汉人为他来收拾汪波土司。喇嘛念经作法自然无法抵挡船坚利炮的现代装备。小说还写到傻子的奶娘专程去西藏朝圣，她只带了几个硬币上路，一路诚意化缘。经过一年多修行回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奶娘的存在。回到土司家她显得那样多余。朝圣不仅没有给她增添神性的光环，反而使她丧失了生存的基本位置。济噶活佛的尴尬处境和翁波意西的两次割舌显示宗教的力量黯然逊色。
尽管傻子不能承担起历史责任，但《尘埃落定》并未因此丧失整体性的追求，历史依然在蒙昧处宰制着叙事，小说中的罂粟花战争可以看成鸦片战争的历史回声，鸦片战争让英国代表的西方势力介入到古老的中国大地，罂粟花战争是汉族以黄初民为代表的白色军人介入嘉绒地区的表现。经过惨痛的近代历史，罂粟花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具有荣格所谓的“原型”的意义，后世的中国读者已经无法不对罂粟花进行历史联想。
伴随着情节的发展，傻子慢慢开悟，在他心里一直交替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是经历了那么多之后，依然期待当上土司，并且在复仇上坚持古老的规矩；另一方面，本能地喜欢那位走出去的叔叔而讨厌唯利是图的姐姐，以致叔叔过世后仍然不顾大局变化选择站在叔叔所在的白色军人这一边。傻子有大节，有大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历史态度的一种，所以他能透过历史的尘埃看清土司制度必然覆亡的真相。作为土司的儿子，傻子身上也有土司必然有的弱点，他无法越过本民族文化的局限去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原刊于《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申霞艳，湖南衡阳人，汉族，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长期致力于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多篇，多篇被转载，曾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