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几句话时，还没有拿到书，仅仅觉得与小忠文字相识二十余年，不可枉读。而在十余日阅读《洮河源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后，写点文字，就成了一个读者自然的回响。
洮河源对于作者，不仅仅是生长和汲取养分之地，也是作者一边行走一边思索的一条精神脉搏。来处与归程，是所有写作者都在追问和寻觅的两大主题。这本书中，作者身兼数个角色：对于文学，他是写作者；对于社会，他是“扶贫干部”；对于这片土地，他是“赤子”；对于洮河源的寻找和描摹，他是真实的“记录者”；对于两岸苍生，他是不折不扣的“代言人”。也正是因其特殊身份，让《洮河源笔记》兼具文学价值之外的更多意义。
我对小忠的文字是很有信心、也很期待，本书又是地域性很强的命题，能想象出他的文字亦如一条河流，扬洒万千，神采熠然。读后，更有意外惊喜：《洮河源笔记》用舒缓、恬淡、看似琐碎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另外一个甘南，颠覆了昔日念想当中的葱郁、碧绿、蓝天辽阔，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冬日、雪域苍茫、落后于这个时代的小镇与乡村的日常光景、人间烟火，作者如困兽一般被季节“软禁”在“小二楼”，几近与世隔绝的光阴里，时而交错期中，时而跳出街巷田野，变换不同的角度，缠裹、疏离、怀恋、决绝之中，作者依然保持了一个写作者的冷静和克制，并未粘滞其中，不局限于为苍生说话，而是站回客观的高度，审视与衡量自然、历史、生命、时代、信仰、进步……
艾米莉·勃朗特因为生命中的孤独困惑，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北部，虚构了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而美国的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洮河源以及沿岸风土人情既不属于作者的虚构，也不是因为逃离避让而闯入，它先于作者而存在。洮河是黄河仅次于渭河的一条支流，曾经出现过灿烂的洮河文化，而唐代王昌龄曾在此写下最负盛名的《从军行》，为我们植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地理坐标。《洮河源笔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对洮河源、洮河众多支流流经的小镇、乡村进行了一场纪实性现实主义的“素描”。
《洮河源笔记》中的人物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用心。他们的命运既符合文学创作的“特例”偶然性而存在，又符合在长久闭塞后，被新时代唤醒的必然性而存在。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又别于小说戏剧，人物技巧性塑造上，去了“艺术化”，减了“雕琢感”。《洮河源笔记》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凝练的语言，把洮河两岸生生不息的万千百姓囊括其中，正是这些生灵活现的人物，让作者描述的洮河流域风土人情、新时代下的农牧业发展、新时代对小城镇的唤醒和冲击等，有了更为真实的再现。不单调冗长，也避免了口号式的苍白无力，为越来越广泛的纪实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精准的对照和参考。
以书中的人物为例：首先从“母亲”说起。《祥云》带着深厚饱满又十分压抑的情感叙述了母亲的劳作、丧子、遭遇男权施暴、绝望中皈依、手术、重病、在被耽搁最佳抢救时间后，亡于去城市医院的途中。按照母亲的意愿，走天路，迎祥云而去……未闻哭嚎之言，却令人肝肠寸断。“然而母亲已经不在了，先生（祭祀主持）的祭文十分高调也有点名不副实，母亲，只是很普通的一个母亲，洮河沿岸像这样普通的母亲是数不过来的……我深深地知道，那些虚假的光环终究无法遮掩住我内心的伤悲。”
《洮河源笔记》在后来的篇目中也写到其他的女性，在大面积叙事和地理转换之间，人物并不是特别要突出，但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摹出了人物的精神内涵，深深吸引着读者。《光阴下》里面的陈丽娟，“她神情黯然，皮肤黝黑，满脸沧桑，似乎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是描写作者偶然看到当年一个很勤奋很孤僻的女学生，“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陈丽娟”，正因为牵挂过这个学生，又听到了很多关于她的传闻，所以才能一眼认出，“在她面前我注视了很久，却没有勇气走过去，当然她早就认不出我来了。”认不出来我，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岁月流逝，作者已然不再是那个年轻、热忱、初涉世事的“老师”；其二，“陈丽娟”在辗转挣扎的生活中已经丧失了一部分感知能力，或许残酷的现实已让她把求学时光当做了不必回首的旧梦。
当然在记述那些挣扎于生存、情感、婚姻、精神追求范畴内的女性，作者又不失诙谐的调侃，令人忍俊不禁之后，又想替她们大哭一次。他写陈兵的女人：“女人家不痛骂几句就显得太过善良了，女人骂完之后就哭了，哭完之后便给我告状，说陈兵根本不是人，是个畜生，女人说到伤心处牙齿咬得咯咯响。”他写小镇上一个台球庁老板娘，引得百无聊赖的男人们去比赛喝啤酒，喝过四十八瓶就可以在那过夜，那女人是这样子的：“背上的皮肉快要绷破了衣衫…….前面更没样子了，胸脯和肚皮搭成一片，一起坠落在腿子上。”当然还有“父亲”、陈兵、有才兄弟、有才娘、安才让、尕豆草……甚至许多无姓名的，尕豆草为其量尺寸的“丑男人”；坐在台球案上比赛喝啤酒讨“胖女人”欢心的“暴发户”。你会觉得每个村庄、每个小镇都有相同的一个人物存在，而他们因为在作者的视野里、笔墨下，再配上洮河流域的大背景，就格外生动、格外醒目起来。他们将与一本书同在，他们也将与一条河流永远同作者的文字粘合在一起。
做为一个成熟的散文家，王小忠对行走中事件和景致的记述游刃有余，无论是通钦街、当周街、刀告村，还是隐去名字的小镇、县城、喇嘛崖、车巴河、甚至地理位置精确到一个水库、一个蔬菜大棚，无论这些事件有无结局，结局好坏，都是被读者完全接受的，因为“世事无常，变化才是永恒的”。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文字，不去对质人物的结局和去向，反而让人回味与揣摩。
《洮河源笔记》中时常出现诗化的心境和景物的描写，浪漫、唯美而又略带灰色的阴郁，这也是由作者的诗人特质影响所致。
“当我从车巴河边回来，看不见母亲，房屋就变得幽暗了许多。山岗上晃动的人影渐次消失，落日下场院里的豆子，像一群孤独的孩子。（《祥云》）”这是失去母亲后的一段冥想，在作者极尽控制悲伤的情绪中，“豆子”都有了孤独感，催人泪下。
“几户人家在洮河中游的这条峡谷里，守着日月，看满山毛桃开放，看珍珠梅吐蕊，看河水起起落落，听四季不同的风声，也算另一种幸福。（《坡上人家》）”画面感里，为读者和书中人埋下深山为人不知的幸福和希望。
随着《洮河源笔记》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它的文学价值也将会被更深度挖掘。
《洮河源笔记》带来的泥土、风雪、寒冷气息久久不散。怎样去适应一个新时代，这不仅仅是小镇和乡村的民众面临的课题。
作者的内心在新旧交替的节点，原本也是矛盾的，他一边想保留某种原生态的纯净和美好，一边想把现代的、文明的、进步的生活带给他人。但对某些改变也是迟疑着，做得并不彻底，譬如寒冬腊月接父母进城，住进有暖气的房子，既免去重建老房子的麻烦，又可以顺理成章尽了自己一片孝心，然而结果是：母亲不停地感冒，父亲不断地说这与住监狱没啥区别，直到他们趁着“我”上班的时候“逃”回老房子，作者对于父母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就此作罢。很多章节里作者也试图融入他人生活，他看人打牌赌博，尝试和“陈兵”这样的男人走得更近一些，在百般无聊中也去过一次台球庁，观看男人拼命喝啤酒，最终仍是格格不入。“我”和班地亚关系那么好，相处那么和谐，关键时刻，他还是出卖了“我”。也许只有在特定的时空里，“我”是他们之中一份子，我们有着建筑成本最低的原乡、文明和宇宙，有着最低述求的幸福，“我”和所有人一样，渴望簇拥着彼此的孤独，看到共同的光明和信仰。
更多时候，作者的悲悯情怀交织着文人的孱弱，“我”不能决定将要离世的母亲免去路途的颠簸，因为这样做就会被看做“没有尽孝”。“我”也不能让以“陈丽娟”为代表的失学女青年继续完成学业、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能阻止有才家儿子烧死母亲的悲剧，“有才的母亲病了，很严重，她时而无缘无故掩面哭泣，时而无尽夸赞有福的好，甚至莫名其妙和遭遇死去的人对话，表现得喜怒无常甚至时刻想着跳河自尽。”“我”不能让辛苦了大半生的尕豆草拒绝物质的诱惑……种种无奈的亲历亲闻如一幕幕不容易散去的悲剧，碾压在作者的文字中，我们不禁要问，对于这么庞杂的一群需要帮助的人，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我们有权利有能力做什么？如果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就会获得更多的能量吧？谁能给出答案或者判断？这是一个让我们疼痛了很久的时代命题。
我有深陷文字之痛的感觉，好在，作者时而又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甚至借苏奴栋智的眼睛，为我们描述了最美好的爱情：“尕豆草坐在缝纫机前，认真做衣服，看着看着尕豆草就飞了起来，飞在七彩祥云里翩然起舞……只有仙女才会变幻，尕豆草在他心里已经成了仙女。对仙女不敢，只有敬仰，他这么一想就忘记了寒冷。”
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寻找洮河源，其实并不单一是为了解开一条河流的谜底，而是精神层次的一次寻根和回归。正如作者在洮河源看到闪闪发亮的溪流满溢草地，悄悄带回了源头草的草籽，洮河源，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支点，“找到它，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会渐渐缩短。”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洮河源”。
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这个民族是贫困还是富庶，先进还是落后，人类同源，最终将是微观身体与宏观宇宙融为一体。我们因崇拜自然力的存在而与洮河源同步，呈现生长与腐朽，生与死相互交错，形影不离。
2021年12月14 日于天津焚香阁
香奴，女，生于内蒙，现居天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佛香》《不如怀念》《伶仃岛上》《南行记》《蔓草集》《荼蘼》、合集《锦瑟十叠》。散发作品若干、获奖项若干，曾参加第二届、第十五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王小忠，藏族, 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选本。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