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3世纪中期，萨班·贡噶坚参首次将印度古代梵语文论《诗镜》翻译成藏文后，经过各派僧俗文人对其原典进行翻译—理解—解释—应用，最终创作了400多部以注疏、评论等形式的相关著作，顺利完成了《诗镜》的本土化和经典化，使之成为藏族文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诗镜》在经过13世纪至14世纪中期的形成阶段、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的发展阶段、17世纪初期至19世纪晚期的兴盛阶段后，与本土诗学家创立的“味”论、“生命”论等相结合，改善《诗镜》重形式轻内容的唯美倾向，重新建构“形体、生命、修辞”三位一体的诗学体系，树立了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诗镜》；注疏 ；“生命”论；藏族文论
文论家檀丁（Daṇḍin）的《诗镜》（Kavyadarsa），作为印度古代经典修辞学著作，至今仍在世界文论范围占有一席之地。尤其在东方文论范围内，通常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为两大重要理论著作。13世纪，萨班·贡噶坚参（1182-1251）第一次将其部分内容译介到藏文，收录在《智者入门》（mkhas pa 'jug pa'i sgo）中。后经匈敦·多杰坚赞（1240-？）的完整翻译，逐渐成为藏文创作指南。在此过程中文人们通过“广注（rgya cher ‘grel pa）、研究(dpyad pa)、意释(don ‘grel)、合释(bshad sbyar)、释难(dka ‘grel)、释疑(dogsdpyod)、大注(‘grel chen)、阐述(bshad pa)、注解(bkral ba)、概论(rnambshad)、字解(‘bru ‘grel)、释论(‘grel bshad)、解释(grel pa)”等形式不断注解诠释原典。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搜集到的《诗镜》相关著作多达400部，而这些文本群又支撑着藏族传统文论，在“不断被翻译、被解释,通过解释不断与时俱进地揭示文本的意义,并将文本的意义上升为权威和规范的过程”中，形成了“形体、生命、修辞”三位一体的文论体系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传承。
一、藏族文论的发轫阶段
萨迦巴执政时期（1265-1349），形成藏族传统文化“大五明，小五明”之学科框架。出于文学创作指南的需求，萨班·贡噶坚参首次将《诗镜》零散译介到藏文且列入小五明（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系学）学科之中。此番举措大大提高了《诗镜》的地位，使之成为修成智者的三大条件之一。1270年左右，由匈敦·多杰坚赞全篇翻译成藏文后，邦·洛追丹巴（1276-1342）对匈敦的译本进行全方位的校对，并作有《诗镜概要》（snyan ngags me long gi bsdus don）、《诗镜广注·本意释明》（snyan ngag me long gi rgya cher 'grel pa gzhung don gsal ba）等入门级著作，对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一）萨班的“味”论
萨班约于1204年开始，先后师从迦湿弥罗班智达（1127-1225）与班智达·桑噶室利、班智达·苏噶达室利、东方班智达·达纳室利等大师，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声明学、修辞学、诗学等文学相关的理论知识。此后创作了《诗论贤者口饰》（snyan ngag mkhas b'i kha rgyan）、《智者入门》、《乐论》（rol mo'i bstan bcos）等文论相关著作。除了理论领域的著书立说，以绝诗的形式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提炼了其理论在实际创作中的运用和指导作用。
萨班的各类著作涉及文学理论的众多命题，除了《诗论贤者口饰》，《智者入门》中的“创作篇”和《乐论》中的“语词篇”是探究其文学思想的两个重要文本，“创作篇”以“字（yi ge）-词（ming）-句（tshig）-语法（rnam dbye）-修辞（tshig rgyan）”为顺序，构建起了自己的理论构架,认为每个构成元素最终熔炼成九种“味”(nyams)的形式予以表现（nyams dgu'i ro dang sbyar de sbel），在他的诸多作品中能够看到关于“味”的很多不同阐述，例如“味”的概念及分类、九种“味”的内在逻辑、每一种“味”的审美作用等。此外，萨班在原有八种味（艳情、英勇、厌恶、暴戾、滑稽、恐惧、悲悯、奇异）上增加了“平静味”（zhi ba），创造性地提出了“九个诗品”“刚性修辞”“虚假修辞”“靖琦（rgyun chags）文体”等新概念和新观点。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九种“味”的提出以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诗歌审美中。萨班虽较为系统地学习过印度古代文论，却没有照搬全收，对每个理论范畴做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处理，突显在接受印度古代文论时强烈的主体性和选择性。
（二）匈邦师徒与《诗镜》的本土化
1265年，八思巴首次返藏期间，与匈敦·多杰坚赞会面。此后，在八思巴的鼓励和资助下，匈敦得以留学尼泊尔。1268年左右，匈敦从印度邀请了班智达·拉卡弥伽罗一起翻译《诗镜》。在译本的后记中写道：“遵照殊胜的功德无量的师尊大宝法王和大官释迦桑波的旨意下，印度文论家拉卡弥伽罗和西藏比丘匈敦译成于萨迦大殿”。从这份由匈敦亲自提笔的译后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诗镜》藏译的推动者与翻译者，以及翻译地点等重要信息。匈敦的译本采用了四句一首的绝句形式，这一形式随着《诗镜》的流传，成为藏族传统诗歌的主流形式。相比萨班的译本，匈敦的翻译更贴切、顺口，更加符合信、达、雅的标准。这一译本后来在萨迦寺、纳塘寺等地得以木刻印制。
由于匈敦相关的资料寥寥无几，想要深入了解这位译师的生平事迹和著书立说情况实属困难。据文献记载，他另撰有一部由数个章节组成的《诗镜》注疏本，这一观点若属事实，这本无疑是藏族文人对《诗镜》作的首个注解本，然而由于失传，暂且无法论述其究竟。在西藏传统文论发展史上，匈敦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他作为译者的身份而非文论家的身份。除了《诗镜》，还译有《如意藤》《龙喜记》等印度古典文学名著，在这两部著作中完美地运用了《诗镜》的各类修辞，为写作入门者提供了范本，从而形成了后人《诗镜》与《如意藤》配套学习互为借鉴的传统，以此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
后来匈敦将《诗镜》学说传授给了弟弟洛追丹巴，洛追丹巴传授给了曲丹勒贝洛追，曲丹勒贝洛追传授给了邦·洛追丹巴。其师徒传承延续至今，成为《诗镜》能够代代相传、流传至今的内在动力。邦·洛追丹巴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在卫藏地区广泛讲修辞学，收纳各方求学者，弟子们著有相关著作各类著作，《诗镜》的著书立说有了质和量的飞跃。晚年创作了《诗镜广注·本意释明》，这部著作与其说是首部系统解释《诗镜》的注疏本，不如说是为《诗镜》开辟了新的理解途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匈敦的译本进行深度校对，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同时梳理层次、划分章节并做了一一注释。在纳塘寺起草了《诗镜概要》，数年后以其为蓝本创作了《诗镜广注·本意释明》，此作行文流畅、层次分明、论述得当，为初学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中的讲授五大法（rtsis mgo rnam pa lnga）的传授方式、文学本体的分层论述、“原文+注释”的注疏方式等亮点沿用至今，树立起了其主导地位。其二是参考资料的严谨性和丰富性。从邦·洛追丹巴的《诗镜精要》和《诗镜广注·本意释明》两部文论著作，我们能看到阿格旺秋、巴玛哈，以及拉玛夏尔玛、拉纳室利等古代梵语诗学家。还大量运用了《如意藤》《智者入门》等资料。可知邦·洛追丹巴在写作《广注》时，几乎参阅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学领域著作，以此为《广注》增添了严谨性和理论性。
邦·洛追丹巴在撰写《广注》的前前后后，依次在“阿里贡塘乃波齐、萨迦、桑普、纳塘、拉萨、桑耶、达隆、热振、尼托等地”进行了广泛讲授，前来听讲的门徒数不胜数。据文献记载，几乎当时阿里与卫藏地区（今指西藏自治区）的所有文人聆听过邦·洛追丹巴的《诗镜》讲授，而且《广注》先后得以编入纳塘版、北京版、夏鲁版、金制《丹珠尔》（bstan ‘gyur)等版本中，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本的权威性和流通空间。
二、邦·洛追丹巴的师徒传承与两部“广注”
14世纪中期开始，强曲孜莫为主的邦·洛追丹巴的弟子们将《诗镜》从后藏带到了前藏，开始流传到噶举派与宁玛派、格鲁派等藏传佛教诸教派中，涌现出了一批文论研修者。由帕竹巴、仁蚌巴、藏巴汗等统治西藏地方时的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间，文论领域先后出现了纳塘·桑嘎希热、聂塘·洛追丹巴、夏鲁·曲迥桑波（1441-1527）等理论家。宗喀巴（1357-1419）、象雄瓦（1404-69）、隆钦热坚巴（1308-64）、博东班钦（1376-1451）、仁蚌巴（1463-1512）等大诗人。从创作到批评，均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当时在邦·洛追丹巴座前聆听声明学等的各路弟子数不胜数，其中对《诗镜》的教习传承方面有卓越贡献的要数贡塘德洛与强曲孜莫二人。贡塘德洛属于最早在邦·洛追丹巴座前学习《诗镜》的弟子，著有《诗作韵律·莲花苑》（sdeb sbyor padma rgyas pa'i dga' tshal）。这是继萨班的《智者入门》后，藏族学者自己创作的重要文论之一。正文由写作结构、立意、修辞策略三个方面构成，能够看出文论研习者对于押韵的青睐和巧妙运用。另贡塘德洛著有多部著名诗作，其中《诗歌·白莲串》（snyan ngag pad ma dkar po'i phreng ba）巧妙地运用了《诗镜》各类押韵修辞，整体诗风壮丽、豪迈，宗喀巴受到过他的文风影响。
邦·洛追丹巴在担任博东艾寺的主持期间，强曲孜莫从他那里学习过藏族传统小五明。随后在后藏、雅砻、丹萨梯、贡塘、卫藏等地讲授《诗镜》，培养了南喀桑波、扎巴坚赞等主要弟子。这两位大师的传承中出现了宗喀巴、博东班钦·乔来南杰等《诗镜》绝句派诗人；聂塘·洛追丹巴与夏鲁·曲迥桑波等《诗镜》译校者；纳塘·桑噶室利等《诗镜》注解者，并且形成了良好的讲授传统。
在《诗镜》的传入过程中，历代译者以匈敦的译本为蓝本做了不同程度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和校对。据1976年在不丹发现的一个《诗镜》版本，夏鲁·曲迥桑波参考了梵文的《诗镜》注疏本，对邦·洛追丹巴的注疏做了通俗处理，使其变得更加贴切、顺口，主要体现在韵律和辞藻方面。根据达堆·占堆旺波与芒忒·勒珠嘉措等学者的论述，夏鲁著有一部《诗镜》注，名为《诗镜入门全知秘诀》（snyan ngag me long la 'jug pa’i man ngag kun gsal），但未能广发传播。然而，笔者在觉敦·仁钦扎西的著作中发现了《诗词智慧修饰之花》（snyan tshig gi ngo mtshar grangs med'char bar byed pa’irnamdpyod rgyan gyi me tog）一文，整篇文章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对《诗镜》的理论体系做了解构式分析，下半部附有创作诗歌所需的梵藏词汇、辞藻、古文字解释、各类书信体范文。在上半部分的头尾出现了“我的上师……将《全知秘诀》付诸于文字”、“此篇入门级《<诗镜>概要》，由遍知达摩巴拉所著”（达摩巴拉为梵文的藏文转写，达摩为佛，即藏文“曲”之意，巴拉为传承，即藏文“迥”之意）等字样。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诗词智慧修饰之花》的上半部是夏鲁·曲迥桑波之作，觉敦·仁钦扎西只是对此添加旁注后进行提笔刻印，并附上了创作诗歌所需的辞藻后收录在自己的作品中，并非是核心部分的真实作者。
另一部重要的译校本出自聂塘·洛追丹巴之手。这部译本相较于以上几次译校，做了大量的改动，主要体现在词语的提炼上，比如“gnag”改为“nag”、“gdungs”改为“gdung”、“sgras bod”改为“sgra don”,聂塘将《诗镜》原文和以往译本中生僻词做了通俗化的处理，使其更加顺口、易解，故此得到了后来阐释者的广泛接受。1687年，第悉桑杰嘉措将其编入布达拉宫版的《丹珠尔》中，接连出现了德格版、卓尼版，扎什伦布寺版、拉卜楞寺版等，聂塘译本就这样在藏区格鲁派主要寺院中的得到了普遍的传播。
除了以上两次译校，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著名的“广注”将《诗镜》的阐释活动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度。第一部为纳塘·桑噶希热的《诗镜解说·意全成就》（snyanngag me long gi bshad pa mkhas pa'i yid ‘phrog bklagspas donthams cad 'grub pa），该著汇集前人的智慧和知识传统，以广注的方式对《诗镜》整体做了全方位的阐释，对每一个概念和范畴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还将匈邦师徒未能一对一翻译的比喻修辞领域的35种比喻词完美译成了藏文，推动了《诗镜》的本土化。五世达赖喇嘛和蕃凯巴等称之为“后世之眼”，一直奉为经典之作。1526年，仁蚌巴·阿旺久扎（1482-？）完成了《诗镜广注·无畏狮子吼》（snyan ngag me long gi rgya cher‘grel pa mi 'jigs seng ge'i nga ro）的写作，展示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修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中有十一种比喻词的新发现等不少亮点。另著有韵文体的《萨迦班智达传·盛世之路》(sa skya paN+Di ta kun dga' rgyal mtshan gyi rnam thar skal bzanglegs lam)，展现了自己作为理论家和诗人的双重才华。仁蚌巴的注疏方式被后人奉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其合理的结构特征和简洁的行文风格。
三、文学“三要素”观点的形成与推广
这一阶段苏喀·洛追嘉波（1509-79）提出过著名的“生命”（srog）观点，使传统文论从二元结构走向多元化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格鲁派、噶举派两大《诗镜》学说传承(khrid rgyun)的形成。出现了多喀·次仁旺杰（1697-1763）、多仁·丹增班觉（1760-？）等俗人文学家，打破了以往西藏知识阶层只限于僧人的僵局。从地理空间看，《诗镜》从卫藏地区逐渐流传到了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族聚居区（多康地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一） 文学“三要素”观点与两大传承
16世纪中期，苏喀·洛追嘉波首次在《诗镜之镜》（snyan ngag me longgi me long）中提出了“生命”说。从人的躯体、生命和装饰出发，认为“‘四大事’犹如生命，韵文、散文和混合体犹如身躯，意义修辞、字音修辞和隐语修辞犹如人体的装饰”，提出了“形体、生命、修辞”三为一体的文学观。实则这一观点并非苏喀·洛追嘉波首创，五世达赖喇嘛（1617-82）的经师嘉木贝多杰、孟卓才旺顿珠等人以口头形式提出过这一观点，苏喀·洛追嘉波只是将其正式作为重要议题，写进自己的著作中。这一观点一定程度上扩充和丰富了邦·洛追丹巴开始形成的“形体—修辞”的二元结构模式。可以说苏喀·洛追嘉波反思和改正了藏族文论中重形式轻内容的唯美主义倾向，将内容（生命）从形式中分解出来，秉持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美学思想。那么，什么是“生命”呢？苏喀·洛追嘉波的回答是“四大事”（sde bzhi，即欲望、财利、正法、解脱）。“四大事”乃佛教观点，此处苏喀·洛追嘉波将其置入文学领域，与《诗镜》中的城市、大海等“主题说”相结合提出了“生命”说。对此问题历代文人持不同见解，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围绕“生命”这一主题，藏传佛教格鲁派和噶举派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传承体系。前者以嘉木贝多杰、门卓才旺顿珠、嘉木样旺杰多杰、五世达赖喇嘛为主的师徒传承，后者以竹巴·白玛噶波、桑杰多吉、蕃凯巴（1618-86？）为主的师徒传承。五世达赖喇嘛和蕃凯巴作为同时代的大学者，分别为各自教派中造诣最深、名声最大的理论家和诗人。五世达赖喇嘛的《诗镜释难·妙音欢歌》（ snyan ngag me long gi dka' 'grel dbyangs can dgyespa'i glu dbyangs，1647年著）与蕃凯巴的《诗镜论·檀丁意饰》（snyan ngag me long gi bshad sbyar daN+Di'i dgongs rgyan，1678年著）两部著作自然成为各自教派的经典理论文本。因其教义、传承模式的不同，两个文本在体例和观点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异。具体来看，两者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参考译本、所持观点、阐释方式等三方面：一是五世达赖喇嘛以聂塘·洛追丹巴的译文为蓝本，坚持文学“生命”的观点，强调解释者在文本理解（understanding）过程中的主观特征。蕃凯巴以邦·洛追丹巴的译文为蓝本，对“生命”持怀疑的态度。强调阐释尽可能地接近原文的本意,讲求解释的客观性。二是五世达赖喇嘛“不仅仅依靠前人的解释思想，而是将匈顿译师在印度班钦座前所聆听的内容，以及遍知·曲迥桑波等历代大智者的不同观点为核心”的基础上，注重解释者本人的生成性、创造性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蕃凯巴在实际的解释活动中更多地在还原“檀丁大师的真实意愿”，尽可能地接近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原义为主要目的。三是五世达赖喇嘛的传承经过了第悉·桑结嘉措（1653-1705）、扎雅班智达·洛桑赤列（1642-1708）、嘉木样协巴（1648-1722）、松巴·益西班觉（1704-88）、安果·南喀桑格（1712-80）、察哈尔格西·洛桑楚称（1740-1810）、察洛·仁钦南杰等，主要流传在格鲁派中，蕃凯巴的传承经过了克珠·阿旺多杰（1720-1802）、贝康班智达兄弟二人、鄂曲·达尔玛巴札（1772-1851）、央坚竹贝多杰（1809-1887）等，主要流传在噶举派中，成为《诗镜》的两大传承体系。
（二）《诗镜》在多康地区的传入
18世纪中期，多康地区的拉卜楞寺和八蚌寺等寺院开始设立了小五明学院，《诗镜》作为传统小五明分支，便在这些地区开始流传。在康区（今四川甘孜地区、青海玉树地区、云南迪庆地区）主要的讲授场所为八蚌寺，先后涌现出了司徒班钦（1700-74）、匝贝珠（1808-87）、嘉木样钦哲旺波（1820-1912）、居米旁（1846-1912）、扎噶朱古（1866-1928）、协钦嘉察巴（1871-1926）等噶举派和宁巴派的著名文学家。他们围绕司徒班钦于1772年“根据两部梵文注疏对原文进行校正的同时对藏译本做必要的纠正”后形成的《梵藏<诗镜>合璧》（slob dpon dbyug pa can gyis mdzad pa'i snyan ngag melongzhes bya baskad gnyis shan sbyar），创作了大量诗镜注与诗例(dper brjod) ，在18-19世纪的康区掀起了一股热潮。八蚌寺印经院先后木刻了印制夏鲁·曲迥桑波的《诗镜》藏译本和司徒班钦的《梵藏<诗镜>合璧》、蕃凯巴的《檀丁意饰》、《诗例·乐海津渡》（dper brjod legs par bshad pa sgradbyangs rgya mtsho'i 'jug ngogs）、康珠·旦增曲吉尼玛的诗镜注等经典文本，出现了多部印刷本和对勘本。
成就最高的要数康珠的《诗镜注释·妙音戏海》（rgyan gyi bstan bcos dbyangs can ngag gi rol mtsho），这是在对前人的注疏系统梳理的同时，以司徒班钦的译文为基础，屡次三番地向司徒班钦“提问解难、增删修改”的情况下完成的，历经整整16年。该著大体遵循着邦·洛追丹巴与蕃凯巴的思路，对各类修辞手法间的异同点做了深入的对比分析，至今影响至深。居·米旁对此评价为“该著无疑是前人注疏本中最好的”。另一部在康区享有声望的《诗镜》注是居·米旁撰写的《诗镜注·妙音乐海》（snyan dngags me long gi 'grel ba dbyangs can dgyes pa'irol mtsho），该注写于作者64岁高龄时，汇集前人的思想精华，新增诸多作者观点，不仅是一部《诗镜》阐释佳作，更是一部通俗易懂的藏族传统文论读本。
在安多地区（今四川阿坝藏区、玉树之外的青海藏区、甘肃藏区），《诗镜》的流传主要围绕着几座重要的寺院：佑宁寺、夏琼寺、塔尔寺、拉卜楞寺、隆务寺、卓尼寺等格鲁派寺院。作为传统知识传授场所，这些寺院形成了以五世达赖喇嘛的诗镜注为主，配套蕃凯巴的注疏与诗例的新的传承方式。在安多地区造诣较深的理论家有第一世嘉木样协巴，其著作《诗论·妙音语教十万太阳之光华》（snyan ngag gsal bar byed pa'i bstan bcos dbyangs canzhal lung nyi ma 'bum gyi 'od can）对五世达赖喇嘛的《诗镜》进行了压缩式的归纳和总结。对文学本质等诸多领域提出了个人独特的见解。因其结构严密，行文晦涩，一直没有得到后人的普遍使用。直到木盖桑丹大师于1981年对这部著作做了现代阐释，才使广为人知，焕发其价值。影像较大的诗例范文有阿嘉雍增·央坚噶威洛追、夏尔玛·格顿丹增（1852-1916）、贡唐丹贝卓美（1762-1823）等的著作。此外，嘉堪布·智巴坚赞以及夏尔玛·格顿丹增等的著作对各类修辞之间的差异、文学风格的形成等范畴做深入分析，具有参考价值。
结语
从13世纪萨班·贡噶坚参首次把《诗镜》译介到藏文始，便视为创作指南而受到文人墨客的大力追捧。此后又将其（修辞学？）列为修成智者的三大条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诗镜》的研习热。后经宗喀巴、五世达赖喇嘛、蕃凯巴、司徒班钦等藏传佛教各派高僧大德的学习传承和收录在各个版本的《丹珠尔》等举措进一步提高了《诗镜》的权威性和流通的广泛性，使之成为流行于精英阶层的创作指南，构成了藏族传统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文人以注疏、评论等形式创作的400多部相关著作中，既有重合性的解释和生成性的解释，又不乏创造性的解释和逆反性的解释，这在有效有力传承《诗镜》的同时，也对其做了去粗取精的理论升华。在与本土诗学的碰撞摩擦和交流交融中，改善了《诗镜》重形式轻内容的唯美倾向，逐渐建构起了“形体、生命、修辞”三位一体的诗学体系。围绕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之美学思想，各派文人陆续创作了观点各异、形式多样的著作，丰富了藏族传统文论的内涵与外延。在现代语境下，这些文本不仅为藏族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且在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中，对完善中国文论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
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完代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诗镜》阐释学、藏族传统文论、现当代文学、民族电影等。先后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20余次，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5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译本1部、主编5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