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2年正式发表诗歌算起，阿来的创作已持续了近四十年。虽然阿来的创作依然在进行之中，但过去的创作已经固化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带有阿来印记的文学实践过程，作为其“创作历史”的重要部分，已经定格在了特定的时期和文化语境中。
考虑到阿来创作历程的“漫长”，以及在这一“漫长”的创作历程中，他所遭遇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环境，乃至个人生活境遇的不断变化，阿来的创作在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必然存在着种种变化。这其中，有些变化可能是自觉的追求，有些变化可能是无意识的，甚至是被动的；有些变化是轻微的，不足以显示其创作取向的转向；有些变化则是重大的，意味着阿来创作取向的某种较为显著的转变。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化，不管是何种形式、何种程度的变化，阿来的创作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特征是肯定无疑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从整体上扫描阿来创作的大致风貌，一个较为有效的办法是对阿来三十多年来的创作进行分期讨论，在片段式考察的基础上，尽可能达成对其创作整体性认识的目的。这既是对阿来创作轨迹的一种梳理和概述，也是探究阿来文学思想不断丰富、转变的一次初步尝试。
下面将以阿来创作历程中一些具有明显转折性质的“创作事件”为标志，划分出阿来创作的不同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的创作取向，做一些初步的分析与阐述。总体而言，阿来的创作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尝试阶段(1982—1989年)，第二阶段为拓展阶段(1990—1999年),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2000—2022年)。
1.尝试阶段（1982——1989年）
把1982—1989年间的创作视为阿来的尝试阶段，其重要依据是：此时期，阿来还没有完全确定是否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的人生事业来追求。这意味着他对文学的体认和理解还相当模糊，他的文学实践还停留在单纯地释放青春热情的层面。浪漫情调是这一阶段阿来文学风格的主色调。
从阿来的种种创作自述中可以看出，创作伊始，阿来并没有把创作作为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在初始阶段，创作对于阿来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的选择。“在我的青年时代，尘封在图书馆的伟大的经典重见天日，而在书店里，隔三岔五，会有一两本好书出现。没有人指引，我就独自开始贪婪地阅读。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能把那些夹杂在一大堆坏书和平庸的书中的好书挑选出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我只是贪婪地阅读。”这与许多作家从小，或者说很早就梦想或立志成为一位作家有所不同。阿来对创作的这种偶然性选择，既决定了阿来最初进行创作的心态，也决定了他的创作路数。在笔者看来，阿来最初的创作心态主要是“试试看”，或者说是“好玩”。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创作看得多么重要，并没有把创作视为自己必须要选择并取得成功的人生事业。他仅仅把创作看作是自己诸多业余爱好中的一个兴趣，以此来释放、宣泄自己的青春活力。这其中还有圈子内文友所形成的阅读和写作氛围刺激的原因。阿来后来回忆说，他最初尝试着创作，大概是因为周围有几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多少受到了他们文学热情的感染；同时，自己喜欢读书，且有很多寂寥闲散的时间来需要消磨，于是，在青春期过剩精力的刺激下，带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学写诗歌。“80年代有点文化的人，从二十岁过来的人大概都写诗吧，都写过吧。写过的原因我想还是荷尔蒙过剩，又不能上网搞网恋，反正生活也很单调，青春期嘛，青春期有一种激情需要抒发。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确是有艺术天分、文学才能的，经过这么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我大概也属于这样一种，过去自己都没有发现，也确实没有想过说将来要做一个诗人，做一个作家，没有这样想，只是觉得这也是一种让自己有所发泄的一个渠道吧。”释放过剩的青春活力，充实单调乏味的生活，给毫无波澜的生活增添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最初的创作更多的是对青春激情的抒发，以及对自己印象中的生活情状的直接描述。
此阶段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不管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思想意识方面，乃至情感意绪方面，都没有超越地域给予他的想象空间和个人切实经验的限制。所谓没有超越地域，主要指所涉及和描写的题材、内容，仅仅局限在眼之所见的人事与环境方面。比如自己所体察到的生活状况、环境景象和人事活动。所谓个人感受到的切实经验，指阿来更多地关注与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生命活动有过直接关联的人情世故。这些人情世故，要么是阿来亲身经历过的，要么就是他亲眼观察到的；同时，在情感意绪方面，更倾向于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这些喜怒哀乐之情与阿来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直接相关。或者说，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切实诉求，决定了他在创作中所抒发的喜怒哀乐之情。这种写作状况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小说也有此种取向。诗歌有：《丰收之夜》《高原，遥遥地我对你歌唱》《草原回旋曲》《高原美学》《群山，或者自己的颂词》《梭磨河》等；小说则有：《红苹果，红苹果》《生命》《猎鹿人的故事》《遥远的地平线》《旧年的血迹》《奔马似的群山》《守灵夜》《鱼》等。
就诗歌而言，此阶段，阿来更多地抒发带有浪漫气息的人生豪情和表达讴歌自然雄伟壮丽的赞美之情。他的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没有超出对这种两种情感的抒发，最典型的是《三十周岁时漫游诺尔盖大草原》。在这首二百多行的长诗中，阿来一方面热情深沉地赞美自然的雄伟阔大与生机勃勃，另一方面毫无遮拦地抒发个人融入自然、追求自我的万丈豪情。
河流：南岸与北岸\群峰：东边与西边\兀鹰与天鹅的翅膀之间\野牛成群疾驰，尘土蔽天\群峰的大地，草原的大地\粗野而凌厉地铺展，飞旋
仿佛落日的披风\仿佛一枚巨大宝石的深渊\溅起的波浪是水晶的光焰\青稞与燕麦的绿色光焰
……
草原啊，我看见\沐浴晨光的骏马\翠绿草丛中沉思默想的绵羊\长发上悬垂珠饰与露水的姑娘\众多的禽鸟在沙洲之上\一条游弋于白云的故乡\天下众水的故乡
这是阿来诗歌对故乡大自然的抒写与赞颂，同时也是对个人豪情的抒发。而在另一首长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中，阿来更是直抒胸臆，挥洒了积聚在体内的蓬勃豪情，塑造了一个气吞山河、豪情万丈的主人公形象。
我坐在山顶\感到迢遥的风起于生命的水流\大地在一派蔚蓝中狰狞地滑翔
……
我是我自己\我也不是我自己\是我的兄弟，我的情侣\我的儿子，我的一切血亲\我根植山中的同胞\我在这里\我在重新诞生\面前是明亮的黑暗\啊，苍天何时赐我以最精美的语言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年轻的阿来对壮丽俊美的自然风光的赞美，还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青春激情的主人公形象。可以说，这种着力塑造充满激情的主人公形象，以及把主人公的生命激情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的写作模式，就是阿来早期创作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审美思维模式。他的诗歌就是这种审美模式的集中体现。就小说来看，主要描写反映家庭亲情关系和个人见闻，以及自己对这些见闻的理解和情感反应，是此阶段阿来创作的基本路数。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旧年的血迹》可以看作是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小说以自己的家族历史和生活现实为内容，描写一个懵懂少年面对现实生活时所遭遇的种种尴尬与困惑，以及精神上的焦虑与情感上的幽怨。至于《守灵夜》《鱼》《命运》《猎鹿人》等作品，所涉及的内容题材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亲历性特征。
当然，上述写作取向不是绝对的，此阶段，阿来也有所突破。一些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题旨，逐渐开始超越个人切身经验和个人化的情感意绪，如小说《阿古顿巴》《老房子》《奥达的马队》等。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情感意绪和观念认知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越了阿来个人生活的切身经验，以及与现实诉求直接相关的情感意绪和认知。《阿古顿巴》把笔触伸向了藏地民间文学领域，试图改写和丰富民间文学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在取材上，作品袭用了民间文学中关于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几个故事，整篇小说由几个民间故事连缀而成。在表现手法上，阿来更多地遵循自己的艺术个性，赋予了阿古顿巴这一已经定型的人物形象新的审美特征，比如对他的外貌形状的清晰刻画，对他忧伤的性格气质的凸显等。对民间文学中定型化的人物的改写，显示出阿来在艺术上的有意探索和竭力超越的努力。《老房子》把审美的触角伸向了模糊不清的历史记忆中，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让作品显得飘渺难测，人物隐秘心理的细致揭示则展现了人性的阴暗与情感的神秘力量；而带有血腥气味的场景描写，则透露出阿来对家族历史中残酷争斗的认识和理解。《奥达的马队》描写的是传统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式微的“残酷”现实，氤氲着无奈、伤感的淡淡愁绪，同时表现出作者对过往生活中那些留下深刻印象的情景的眷恋。毫无疑问，这些小说的许多内容，与阿来本人的现实生活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交集，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已经大大增加。这是尝试阶段的阿来在创作道路上探索一段时期后，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阿来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能够代表他艺术水准的小说创作，都是以这样的路数编织出来的。当然，相比来看，尝试阶段的创作，对个人切身经验的传达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是尝试阶段，但在许多方面，这一阶段对阿来整个创作的精神风貌和一些特定审美品格的形成，还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些方面甚至延续到了之后创作的其他阶段，对阿来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发挥了持续性的影响。
此阶段，阿来对于文学创作及其一些相关问题的初步认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形：一是阿来一直在思考自己有没有能力进行创作。这个问题意味着他在考虑，是否可以把创作作为终生的“职业”，一直坚持下去。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也是一个态度问题。能力问题关乎到有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才能，态度问题是指创作是否是自己人生事业的兴趣所在。这两个方面对一个初始创作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否坚持且有所成就的一个基本前提。二是创作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这是阿来对自己文学创作审美取向的定位，也可以说是目标方向的选择和定位。这一问题意义重大，在阿来的文学实践中，是决定其艺术趣味与境界的关键因素。
关于第一个方面的认识，首先关涉到的是阿来对自己人生职业选择的权衡。是否以毕生的精力去做一个所谓的作家，在阿来那里并不是早已设定的人生目标。他没有那种一开始就下定决心，非要在创作上取得成功，成为一个优秀而知名作家的人生理想，也没有依靠创作来换取丰厚的生活资源的人生规划。在最初的创作阶段，阿来是以一个“文学票友”的写作者身份，在中国文坛的边缘行走。即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一些身份地位比他高、名气比他大的同行们的认可，阿来也还没有表现出选择创作为毕生职业的强烈愿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阿来对文学创作没有热情，他仅仅担心的大概是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把生命的热情持续投入到创作这一“神圣”事业中去的准备。不管是否意识到自己有无创作潜能，此时的阿来都需要一些特别的契机来获得自我确证，从而坚定文学创作的信念与追求。
关于文学创作认识的第二个方面，对阿来的创作显得更为重要。它直接决定了阿来未来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和特质。
一般而言，初学创作者大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一开始并不一定以创作出什么优秀作品为标示，有时可能会表现为以某个文学大家或艺术名人为偶像或学习的榜样。阿来属于后者。阿来主要从贝多芬的音乐和聂鲁达、惠特曼的诗歌那里获得天启般的感悟，从而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设定了一个算得上高标准的努力方向。在谈到聂鲁达和惠特曼对自己的影响时，他说：“感谢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感谢音乐，不然的话，有我这样生活经历的人，是容易在即将开始的文学尝试中自怜自艾，哭天抹泪，怨天尤人的。中国文学中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也是因为这两位诗人，我的文学尝试从诗歌开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不狭窄的，较为阔大的开始至今使我引为骄傲。”现在看来，贝多芬充满生命激情和卓越想象力的音乐，以及聂鲁达、惠特曼讴歌自然和生命活力的诗歌，对阿来的文学精神和最初的诗歌创作模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创作的尝试阶段，上述艺术名家的音乐和诗歌，至少在两个方面对阿来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文学的总体精神风貌和审美境界，二是诗歌形式和表达方式。就文学的总体精神风貌和审美境界而言，是努力向着宏伟雄阔、超越自我的方向挺进。用阿来的话说，就是让创作与雄伟的存在对接，追求一种阔大辽远的文学精神和审美境界。在诗歌形式和表达方式上，阿来直接借鉴了上述两位诗人的艺术表达经验，以开阔的观察视野，用毫无拘束的诗歌形式，尽情地描摹勾画熟悉的自然环境，讴歌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恣意畅达地抒发个人情怀，毫无保留地赞美生命的力量。这种倾向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可以说，他此时的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着意模仿聂鲁达和惠特曼的诗歌而产生的艺术创作。
把1982年到1988年这一时间段界定为阿来创作的尝试阶段，主要的意图不是强调它的特殊性，而是辨析阿来创作过程中的变化线索，以及发生种种变化的缘由，从而在整体上了解认识阿来的创作概貌。阿来在尝试阶段的创作尽管仅仅是其创作的初始阶段，但对之后的创作却意义重大。这种意义的重大性，不只体现在它对阿来创作信心的提升和艺术经验的初步积累上，更体现在它对阿来艺术气魄的初步形塑上。事实上，阿来之后的创作所体现出来的一些根本性的品格，比如创作视野的宏阔，作品容量的巨大等，都与他早期所形成的文学艺术观念有着根源性的联系。当然，其中也有变化和丰富。
2.拓展阶段（1990——1999年）
第二阶段：拓展阶段(1990—2000年)。对于阿来的创作来说,1989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其重要性体现在阿来对自己创作事业的定位和创作能力的认定上。具体而言就是，阿来在这一年最终决定，是否要选择创作为自己恒定的人生事业；明确了是否把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投放到文学艺术这一领域。这种明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界的认同和肯定；二是自我的确认。
1989年，阿来先后出版了一部诗集和一部小说集。诗集题名为《梭磨河》，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小说集题名为《旧年的血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作品集都是以从书的形式出版的。这对阿来来说是一个重要暗示。那就是，他至少被文坛视为作家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拥有“作家”这个称谓或头衔了。值得一提的是与他的作品集属于同一个从书系列的作品集的作者们，都是一些在当时的文坛上很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尤其是与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一起出版的几部作品集的作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已经享有一定的盛名，比如池莉、迟子建等。与此同时,阿来的这部小说集,是由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成名已久，当时还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的著名作家周克芹推荐的。按照阿来的话说，这是一次较高规格的出版活动。阿来的说法不是自诩之词。能得到文坛名宿的赏识荐已不易,同时又能够被选人中国作协推出的出版计划之中，与当时已经在中国文坛上名气大盛的作家们比肩而立，对于阿来这样一位还处在文学探索阶段的作家来说也实属不易。众所周知，当时的池莉已经在文坛上名气大振，是“新写实小说”的领军人物,迟子建也早已成名。受到文坛的多方关注。如果算上之前这套从书已经出版的几辑中的一些作家那就更能看出这套从书的规格之高。前面几辑中分别有阿城《棋王》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瀚海》、残雪《天堂里的对话》、刘震云《塔铺》、格非《迷舟》、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看看这份名单就会明白，这套丛书的确是高规格的。尽管当时选录的那些作家，被出版社看作是“文学新星”，出版社策划出版作品集的目的似乎在于培养、提携他们；但这其中的许多作家。在当时的文坛上其实已经名气冲天了，比如马原、莫言、洪峰、残雪、刘索拉等。能与这些先于自己成名的作家(有些甚至可能是自己仰慕的对象)并驾齐驱，阿来的“激动兴奋”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已经创作多年的阿来，第一次如此贴近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份与“作家”这一称谓重合。兴奋之余，也许还让他有些惶恐不安。“问题真的就出现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把业余爱好上升为终生的事业,一个一直忠诚于他的事业。我需要验证一下，我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走向广阔的大地与人生。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漫游的结果，我告诉自己，我能。”他决定进行一次自我“确认”，看看自己是否真“有能力”成为一位作家。
所谓的自我“确认”，就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游走”，看看自己与那片广袤的土地能否产生某种感应。就阿来的这次看上去颇具仪式感的“游走”而言，他所说的“感应”，大概指在思想认识上，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成为一个作家；而在情感指向上，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文学创作抱有真挚的情感和浓烈的热情。有了这两点，阿来倾听来自内心的召唤，决定选择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为之奉献毕生精力的事业。如果说之前的创作，是一种在爱好和激情的驱使下进行的不自觉的文学活动；那么，“游走”之后的创作，则是一种比较自觉的艺术行为。尽管这种带有自觉意识的创作，并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作品，但至少会促使他在思想意识上看重文学创作，而且会更加在意文学界对自己的看法。自我确认后，阿来创作走向了一个更为阔大辽远的境地。在笔者看来，正是在完成自我确认之后，阿来才开始更为有效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雄伟存在”相对接。在诗歌创作上继续延续浪漫抒情的同时，小说创作的视野已经大大地开阔了。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取材上逐渐突破切实但有限的经验的局限，把笔触伸向历史和现实的纵深地带，开始大量关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之外的人事，关注、思考历史境况与社会变迁。可以说，这时的阿来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历史眼光。小说《永远的嘎洛》《已经消失的森林》《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群峰飞舞》《断指》《火葬》《天火》《自愿被拐卖的卓玛》《红狐》《月光里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尘埃落定》等，就是较为典型的作品。这些小说要么直面现实，表现、揭示现实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既让人感到欣慰、喜悦，又让人感到感伤、忧虑的悲喜剧；要么从民间文学和历史的烟云中，发掘构建文学世界的素材与精神资源，从而试图通过民间意识观照历史，并多方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人性的驳杂和生命存在的诸种景况。上述种种题材内容和主题意向，可能有阿来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部分，但绝大部分都大大超出了阿来自身切实经验的范畴，它们很大程度上来自阿来对更为广阔的现实和历史的关注和思考，来自阿来对更为丰富多姿的生命存在的感悟和体味。
此阶段，阿来创作的另外一个比较显著的倾向，或者说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方面，是鲜明的批判意识。总体而言，阿来一直是一位抱有批判意识的作家。他的批判意识贯穿于其创作的不同阶段。但相比而言，尝试阶段的创作在这方面要微弱得多。尝试阶段的阿来更多地集中于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对个人精神和力量的赞叹，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小说方面，部分小说含有一定的批判意味，比如《老房子》《奥达的马队》《野人》等，但批判意味并不明显。进入第二阶段，情况大有转变，批判意味逐渐浓厚。可以说，它成了阿来小说主题的一个显著意向。此时期，阿来创作的批判意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那些带有明显的“生态意识”的作品中，比如《已经消失的森林》《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天火》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造成的严峻后果。第二，此时期阿来创作的批判意向，还体现在文化批判方面。阿来毫不掩饰自己对地域民族文化的热爱崇敬之情，这种情感在创作中也多有表现；但阿来同样不讳饰地域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于那些早已不适应当代现实发展，却还严重制约着人们精神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文化因素，他的批判态度是相当明确的。这在其代表性小说《尘埃落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第三，阿来的批判意识还体现在对人性的批判上，这是阿来此阶段的小说创作，在主题意向上最为显著且始终坚持的一个方面。与诗歌更倾向于抒发情感，讴歌赞美自然雄伟壮阔相比，阿来的小说在情调上要冷静、严峻得多，而这主要就体现在他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冷峻审视上。
总体来看，此阶段，阿来的创作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在取材方面，选取外部世界的视野更为开阔，不再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在艺术审美取向上，更加追求文学的写意倾向，更倾向于依据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来构建艺术世界；情感取向上，呈现出低沉、含蓄、冷峻的特征；思想意识上，表现出显著的忧患意识和质疑态度，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的不满与谴责更为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社会发展与环境失衡这一矛盾的关注。与此同时，对人的无休止的欲望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多有谴责，并开始着力揭示人性的复杂与乖戾。
3.深入阶段（2000——2022年）
第三阶段：深入阶段(2000—2022年)。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获得中国文坛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阿来就此在中国文坛上声名大震，在获得显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的同时，他的创作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获奖之前，阿来的创作是一种疏离外界，尤其是梳理大众传媒和宏大文化语境的“文学个人行为”；那么，获奖之后的创作，则是一种被外界各种力量簇拥，甚至裹挟得不再那么自由的文学实践(当然，这种情形也是相对而言的)。至少可以说，阿来创作的生态环境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阿来的创作失去了自主性，而是想强调，阿来不得不开始关注一些特定的话题，不得不去面对一些文学之外的社会热点。获奖感言、杂志的约稿、人物访谈、会议演讲、文集序言等诸如此类的“创作行为”，使得阿来不得不改变此前的创作方式，这自然也就会改变他的文化观念意识和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这种情势就更为明显。同时，越来越多的各类国际文化和文学交流活动，也使得阿来的创作视野和观念有所改变。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外界力量对创作的影响，阿来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出击。也就是说，阿来并没有让外界力量裹挟着失去自我，他在坚持自我的同时，表现出了极大的社会参与意识，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认识与理解，灌注到了创作之中。此阶段，阿来的创作表现出了几个比较鲜明的取向。
一是更为明确地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贴近现实，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西藏的社会历史风貌和民众的生活境况，消解外界对西藏的种种误解。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外界对中国西藏的种种误解，一直都存在着，对此阿来早有体察。但真正引起他关注这一现象，并开始有意识地对各种误解做出回应，是从创作《大地的阶梯》开始的。1999年5月，阿来应邀参加了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走进西藏，《大地的阶梯》就是这一活动的一个成果。创作《大地的阶梯》这部序列长篇散文前，阿来参加了一次活动，这次活动对阿来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一触动使阿来意识到：中国的西藏地区在书写的过程中被“扭曲”了，它与那个实实在在的西藏是相脱离的。用阿来的话说，“西藏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关于这次活动，阿来在一篇短文中有过简略的说明。
在北京藏学中心举行“走进西藏誓师会”，被好像要死人，好像要经历千难万险，也可能到不了西藏的氛围弄得颇有悲壮色彩时，两个藏族人——我与扎西达娃——会心地相视苦笑。也就是在那次会上，我决定不按组织者的意图走进西藏。所以，面对被鼓动得十分激动的媒体记者，面对期待出现激动人心表情的摄像机镜头，我平静地说：“如果说，这次几位同行去西藏是去探险，去发现，对我而言，却是一次平常的旅行。我更多的将不是发现，而是回忆，我个人的回忆，藏民族中一个叫做嘉绒的部族的集体记忆。”
这话我是对电视台一位多次采访过我的记者讲的，前几次我们有很好的配合，这一次，我这些话可能令她有些失望，怎么能如此平静地把西藏之行说得如此平常。原因很简单，在中国有两个概念的“西藏”。一个是居住在西藏的热门的西藏，平实，丰硕，同样充满着人间悲欢苦乐的西藏。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在那里的西藏。另一个是远离西藏的人们的西藏，神秘，遥远，比纯净的雪山本身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当然还有浪漫，一个在中国人嘴里歧义最多的字眼。而我的西藏是前一个西藏，不是后一个西藏。
可以看出，正是这次看上去极为普通的文化活动，使阿来更为清醒地意识到了关于“藏地书写”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藏地”作为被书写的对象，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各类文本之中呢?之前的阿来也许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当自己切切实实地面对别人“异样”的目光时，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在自己笔下不断出现的西藏和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原来都是被他人“修饰”过的、想象过的、带有虚幻色彩的存在。这种虚幻或“不真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藏地想象成“生命禁区”，认为那里的人过着无比艰苦的生活；二是那里是宗教的天国，没有世俗的烟火气息。在阿来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捕风捉影式的臆测。这种臆测已经远远脱离了藏地的现实状况，尤其是远离了当代藏地的社会现实。意识到这种误解的大量存在，阿来觉得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竭力去还原那个实实在在的藏地——至少是藏地民众心目中的真实的藏地。这是进入第三阶段后，阿来在创作上表现出的第一个非常明确的“功利”目的。如果说之前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着力于艺术上的探索，所追求的主题指向相对模糊，更具有形而上的色彩，那么，从创作《大地的阶梯》开始，尽可能地客观地反映变化着的藏地现实生活，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藏族民众的心理意识，是阿来在进行新的艺术探索的同时，着力追求的创作意旨。阿来沿着这一维度所做的努力，意图在于反驳那些带有猎奇意味的“藏地书写”，同时也试图把藏族人眼中的藏地和他者眼中的藏地区别开来。六卷本长篇巨著《空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此外，《遥远的温泉》《三只虫草》《山珍三宝》等中短篇也是这方面的典型文本。
第三阶段，阿来在创作上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社会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意识，越来越鲜明、强烈。在写于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阿来就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和现实境况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今天中国边疆地带一时高涨的分裂主义，究其根本来说，也是一个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相互竞争角力的过程，也是一种“身份”与“共识”诠释的问题。以历史的，也就是更长的时间尺度看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不论一时间不同族群的冲突有多么剧烈，但历史的主流始终是融汇而不是疏离，是统一而不是分裂。
基于这样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坚持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间相互沟通与交流的载体。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部分，虽然它很可能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但看到自己的心血能渗入一个庞大的文化有机体中，并在其中运行，那是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最大光荣。
作为一个出生成长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差异和身份差异对阿来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一影响对创作初始阶段的阿来来说，还没有触及民族历史发展和国家意识的层面。促使阿来在创作中自觉地表现出这种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阿来不断参与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
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阿来拥有了更多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尽管这些活动很大程度上限定在文化文学范围内，但它对阿来产生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面对各种层次不同、话题各异的社会文化活动，阿来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应对和思考。这种外力带来的冲击，势必会改变和动摇阿来过往的一些观念意识，启迪、开阔他的社会历史视野，自然也会影响他的创作。这种影响在阿来第三阶段的创作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阿来在创作中凸显了明确的社会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能够代表阿来的这种创作意图和追求的作品，是叙述川西这块藏族聚居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变迁的《瞻对》。《瞻对》是阿来在翻阅、研读大量相关史料和搜集、整理、甄别大量民间文化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地方志性质的文学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类别，有人视为报告文学，有人看作是具有实录性质的历史小说。不管是何种类别的文学作品，阿来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关于创作《瞻对》的目的和感受，他说：“……所以我觉得，我写这本书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这里面也包含我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使命感，使得阿来在讲述“瞻对”这样一个位于边地的“弹丸之地”，但又有着重大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发意义的地域的历史变迁时，抱有了严肃认真的态度。由此，也决定了他的这一地方志性质的书写得非同一般。
为创作《瞻对》，阿来不但阅读了大量繁杂的文献资料，而且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阿来以“学者”的身份，对川边藏族聚居地区的文化和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站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背景中，他的创作开始有了新的表现意向。这个意向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走向融合，这是中国历史的大势；即使在广袤偏僻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趋势也非常明显；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和强化国家意识，把边疆地区的发展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梦想。需要说明的是，阿来在其他两个阶段的创作中，就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和国家意识，只是表现的不太鲜明和自觉而已。到了第三阶段，正是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够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诸多机会，促使他的历史意识和国家意识更为显露和自觉，进而在创作中有了更为集中而明确的表现。从《大地的阶梯》《空山》到《瞻对》，阿来已经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观和国家意识视为自己创作的一个指导性理念。这种指导性理念在《瞻对》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正如有论者指出：“阿来深入探究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并心怀憧憬，为消解分歧、隔阂而结构习非成是的陈旧知识和刻板印象，寄希望于建构一种更好的族群关系理想。”而在其他一些随笔性质的文章中，阿来以更为直接、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理念。
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责任意识，他在《瞻对》中详细地展现了关乎整个中国稳定发展的地方史。在对风云跌宕的地方史的关注中，阿来表达了一个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当代作家对中国多民族历史的看法。其中渗透着他对历史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思考。在他看来，中华民族从交流、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大势，在川边藏族聚居区也非常明显；自清朝以来，川边藏族聚居区之所以社会秩序紊乱动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层没有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没有把川边藏族聚居区很好地纳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当中；尽管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了该地区对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管理和发展措施上却存在不小的失误。阿来的地方性书写表明：“瞻对”这样一个小地方的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阿来通过文学创作想表明这样一种历史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要想实现整个国家的进步繁荣，不做高瞻远瞩的整体性规划和设计，不把全国各个地区的发展进步视为整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一环，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历史语境中，在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喧嚣流行的文化背景中，应该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现实，加强公民“国家意识”的培养。这是阿来创作进入第三阶段后，体现在话语表达中的一个越来越清晰、明确的社会历史观念。此阶段的阿来，越来越把自己的创作与地区历史、地域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进步相联系，表现出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我们认为，这是阿来创作在思想意识层面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作为一个来自边地的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这种创作取向无疑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六辑）
于宏，女，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出版学术专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胡沛萍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项目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七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西藏自治区学术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