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达是川西北高原气候最差的一个县城。我们通常说要“去一趟色达”，其实不是指那个县城，而是与之相距20公里的喇荣沟五明佛学院。
从色达回来的人说那里离天很近，人就要飘起来。他可能是在说那里4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以及没有任何遮挡的视野——当然还有人在稀薄空气里可能产生的幻觉。
其实到了那里，离得最近的还是自己。在那里我们会张开另一双眼睛，有机会打量一下面目全非的自己。
十多年前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一个箕形的高寒山谷，一夜之间搭建起数以千计的红色僧舍，凭空出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天空之城。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可想而知——就我而言，生出了即刻动身前往的冲动。查询之后，方知那不是“一夜之间”冒出的，而是从上世纪末落实信仰自由政策后悄然出现的，被海内外媒体传为“色达奇迹”。十多年后，我终于穿过由十世班禅大师和赵朴初先生分别以藏、汉文题写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山门，一路盘绕而上进入那天上的街市，作为一个不同穿戴的异类，穿行于绛红色袈裟涌动的人流中。
寒雾弥漫，雨雪纷纷。云层里泻下聚光灯似的一道强光，快速掠过屋顶上的黄铜装饰。那是集中在谷底的几座大型建筑，红墙金瓦，气象森严，四周低矮的僧舍密密匝匝铺陈开去，覆盖了两面山坡。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描写过类似的景象，但那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东方圣地，隐藏于雪域群山中的香格里拉秘境。就气候来说，他笔下的世外桃源气候温和景色宜人，这里的情形则完全相反。时值九月，山头已覆盖着一抹耀眼的积雪，云雾涌来漫去，砂砾般的雪疹飞扬着，怀抱经板夹的僧人都将袈裟的一角顶在头上。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蜂房般的简易僧舍之间，凡有泥土的空隙，金盏花、波斯菊、虞美人，在雪幕里粲然盛开着。
在学院汉经堂的二楼，我听过几次索达吉堪布的讲座。那是个环保和素食的倡导者，看上去斯文优雅，讲一口藏地特色的汉语。他为来自汉地的信众讲授《大圆满心性修习》中的“发菩提心”。他说，发菩提心就是把钱存进银行，同样的时间过去，你甚至在睡觉，但你的利息会与日俱増。而且将钱存入银行，不必担心会被“窃贼”拿去。听上去很有意思。中间他开玩笑道：“我的普通话很不错的，你们的听力也很好（听众哄笑）——笑什么，讲到哪了，忘了。”讲座结束时还分发了他的几本著作，皆是在内地书店畅销的通俗读物，我得到的一本是《你在忙什么》。你在忙什么？就我来说，从未如此唐突地问过自己。
有空就去经堂大殿的绿色地毯上坐坐。在那夏季草原般的辽阔和寂静中，喇嘛们安静地读经或打坐，我靠在红色方柱下阅读索达吉。我还搜集到他另外的书籍，一并对照来读。他说藏地文化主要保存在寺庙里，大大小小的寺庙多建在深山，很少受到外界的冲击——据我所知，实际的情形真是如此。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藏地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和教师，就文明的传承而言，身裹袈裟的喇嘛们可谓筚路蓝缕，接续着不绝如缕的薪火。
也得到了慈诚罗珠堪布的一本汉语著作《我们为何不幸福》。他的汉语水平略逊于前者，但文字更为平易质朴。他那本书想表达的意思是：金钱虽能带来幸福，但效果有限。他说人的幸福感多来自精神追求——他举例说，人和狗关起来三天不给饭吃，出来第一件事可能都是找吃的。之后就渐渐拉开了距离：狗会心满意足，而人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会为自己确立艺术、哲学等目标，在探求中获取快乐。
每天傍晚是辩经时间，经堂前的广场就是露天大课堂。答辩者坐在一排排长条木板上，提问者扬臂抬腿，击掌断喝。数百人同时问答，袈裟飞扬，声浪如潮。英俊的小伙子们神情专注，日复一日投身于此，无暇他顾。突然意识到，这里可是举世闻名的康区。《安多政教史》将藏地概括为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和安多马区，意为前后藏是佛法流布之地，康巴男儿乃人中骄子，安多河曲马则如旱地之龙。康区男子的慓悍举世无双，可一旦裹上袈裟就变得目光沉静，举止有度，似乎换了一个人。这里没有放逸，没有嬉闹，也没有粗俗和强悍的容身之地。他们需要花十多年时间修习语言学、历算、医药、逻辑学和佛学，跟普通人上大学并无区别。我曾与一位在山坡打坐的年轻喇嘛相识，问他为何来此学经。他说这里地方清净，没有物质干扰，学经学得快，也容易得到感悟。他说这里毕业的不少喇嘛已分赴藏区乃至内地、国外一些寺庙任教，口碑不错。他自己也已出道，前往甘孜、金川等地讲经说法，颇受大众欢迎，目前已能自食其力了。
对于僧侣群体，我总是无法判断自己喜欢与否，但佛陀有云:“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在这里，每一个人能否修行成道暂且不论，他们的目标可能与谋生有关，与职业有关。他们的愿望是尽快完成学业，走出去自食其力，做一个满腹经纶且受人尊敬的喇嘛教师。
喇荣沟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下沟女众，上沟男众，泾渭分明。平日里男女不会同行，不会相互拜访，也不会去对方的生活区购买物品。虽然近在咫尺，感知到异性的存在，却如同两条并行的河流，激越而清澈，波澜不惊。
女众生活区谓之觉姆区。她们素面朝天，听口音有不少来自内地，刚加入者需要自己搬运石块和木头，蚂蚁般营造一个小窝，盖着红铁皮的屋顶再压上几块石头。没有供暖设施，甚至缺乏取暖做饭的燃料，只用塑料布和废弃的硬纸片遮挡门窗的风雪。许多觉姆正值青春妙龄，没有洗衣机，只能在露天的水龙头下搓洗衣服。觉姆，或曰尼姑，历来是一个令人忧伤的群体。她们远离尘世隐身于此，同样过着轻若微尘的生活，但她们总是满脸阳光，喜悦而沉静。
清早去觉姆生活区买饼子，她们不肯接钱，示意放在桌上；饼子装好后也是放在桌上，待你自己去拿。早在典籍中看到“不捉金钱戒”，在此得到了证实。中午在女众食堂吃自助餐，交三十元，被微笑告知“不要浪费食物哦。”即便是些不值钱的素菜，但我清楚在此偏远高寒之地，一棵白菜也来自不易。饭后交还空盘，竟然退还十元作为“奖励”。
汇聚在喇荣沟的僧众女多男少。在此谈论男女比例是毫无意义的。觉姆毕业后也有回到家乡从事基础教育或公益活动的，但绝大部分可能在此终老一生。她们需要家人和亲友的资助，年老后可能得到政府的“低保”安度晚年，但不在名册上的许多人，只能靠收留徒弟或继承房产者来供养。
中午及傍晚，觉姆们拥挤在路旁买菜，一棵白菜，几个土豆之类。有老尼从手绢中翻出一些纸币，多是已在市面消失的角币，一张张数着，几乎舍不得出手。相对于外面世界的奢华，真是令人感慨。看到路旁两个老尼坐在石头上晒太阳，一边比较腕上手表。手腕干枯，皮肤失色，让人顿生悲悯。
旅店东侧是一个场院，再过去是停尸房，每天下午会有六七具或者更多的尸体被运来，停放在木枋搭成的底座上。翌日清晨，觉姆们将集中为死者诵经，之后送往山后的尸陀林举行天葬。据说那个天葬场很有名，西藏、青海的藏族群众都愿意将逝者送往那儿。每天清晨，觉姆们会在泥水横流的场院及马路上席地而坐，同声吟诵经文。仪式结束时死者亲属会为她们发放布施，由于人数众多，递到手里的钱不过一元两元而已。
山头有座巨大的立体坛城，从早到晚有人绕其转经。有天清晨，我看到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觉姆，一人提一小桶，另一人捡拾地上的灰蛾子。雾气湿重，蛾子奄奄一息，她们担心会被转经的人们无意踩到。一圈下来，半桶黑乎乎全是蠕动的蛾子。二人打开铁栅后门，将其倒入草丛，并扬手驱赶着。又一老尼用餐巾纸捏起一只被遗漏的蛾子，蹒跚着送出铁栅之外。
她们还会做一些非常细微之事：一个老尼俯下身去，用树枝在小水坑边划一道小槽，将积水引出。
一次在菜摊前，认识了一个身着崭新袈裟的内地女孩。她留着男孩子一样短发，神色顽皮。她买了一袋土豆，一称五块钱，而她从袈裟里摸出的钱只有三块。她准备取出一些土豆，被我拦住了。我为她添了两元。她便邀我去她的僧舍坐坐。在路边哗哗长流的水龙头上，她洗净了那些大小不一的土豆。一路攀谈，知道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子，父母不爱，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也不喜欢，于是就离家出走，游戏人生。最后，她来到此地落发为尼。确切地说，是一个藏族老觉姆收留了她，二人随即成为师徒。她不愿提及以前的名字，师父为她取名卓玛，从此湮没在许多裹着袈裟的卓玛之中。
沿着狭窄的石阶左拐右绕，在一座鸡舍般的小屋里，我看到那个埋头生火的老觉姆：短发雪白，却面色红润。小姑娘用藏语跟她说了几句，老觉姆就朝我笑笑：“一起吃饭吧。”我说我吃过了。两人炒土豆片的时候，甚至没有削去已经发绿的表皮。我还注意到，在她们板屋的斜面上摆着一大一小两个盆子，大的里面长着些嫩绿的白菜，小盆里却是正在盛开的虞美人花。在我的印象里，虞美人也叫绸子花，是一种纤细单薄的花卉，折下花枝会有白色乳汁流出，有点像罂粟。在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度、四季霜雪无常的喇荣沟，它的花朵竟开得那么热烈。举目四顾，在自然花草无法插足的石块瓦砾之地，一些窗台和门楣上也可看到栩栩如生的塑料花，一盆盆，一束束，装点着觉姆们清苦而单调的生活。我无法猜度她们奇妙的修行体验，看到的只是纯净的双眸，以及平静如一的笑容。
美是真美，苦是真苦。我知道在许多简陋如同鸡舍的木屋里，居住着同样不会削去土豆皮的人，甚至有人的被子里没有棉花，只塞着讨来的青稞草。这样一个极端，是否能抵御人类社会极度奢华之后可能迎来的幻灭？《圣经》里两座荒淫之城覆灭的故事多么意味深长——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人们贪婪、邪恶、欺诈成性却无意悔改，上帝便亲手毁灭了它们，用硫磺与火焰，将它们从地球上完全抹去。
离开师徒二人的时候，卓玛要过我的手机，对着她的手机“扫一扫”，娴熟地加了微信。之后她时常发来一些学院的雪景，还有一些盛大法会的视频片段。但是没有留下过一个字。
无论过去和现在，也无论藏地和内地，通常的情形总是修法者以男性为主，而信佛吃素者却以女性多见。这个世界存在着诸多缺憾和漏洞，也有许多东西是我们不想要的。一个不想再次走进无趣课堂的学生，一个可能经历了感情挫折的青春女子，或者一个断然逃离某些荒诞潜规则的女人——走出这一步的动机可能千差万别，而完全按自己意愿去生活的希图却是共同的。她们不再言不由衷，不再委曲求全，也不再苟且。如果说她们对自己的掌控权曾经只有51﹪，那么如今，她们似乎拥有了全然的自主。从混沌到清晰，从重浊到轻盈，从随波逐流到遗世独立。她们变得清澈，明净，乃至圣洁，散发出芬芳。可是接下来会怎样？逃离了曾经的生活轨迹，不再受到这样那样的伤害，她们似乎找到了想要的生活方式。可是对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来说，那种逃离也许只是暂时的，即便不会很快被纳入新的体系和规则，窘迫的生活已使她们捉襟见肘。一首陕北民歌的旋律总在我的耳边响起：“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女儿可怜……”也许她们会时时忆念佛祖的经历，并作为自己不改初衷的激励——那个饭钵里没有过夜之粮的人，赤脚行走在污秽的大地上，依然目光沉静，面带自足的笑容。
她们是风雪中悄然绽放的虞美人。那种美丽和安静，使周遭的空气也明澈起来。
佛陀成道后家族中不少男性跟他剃度出家，他父亲去世后姨母和女眷们也希望追随他。佛陀欢迎男子出家，却断然回绝了他的姨母。姨母也是他的继母，他出生七天，她就代替亡故的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但佛陀不同意她们出家，又不肯说出原由，只好带着弟子们匆匆逃离家乡。姨母并没有就此放弃，带了众多女眷一路追寻而去。她们细嫩的皮肤在风吹日晒中变黑了，鞋子磨破脚底流血，依然日夜兼行，最终找到了佛陀的落脚处。她们在他的精舍门口静坐哭泣，甚至自行剃发染衣，表达出离尘世的决心。无奈的佛陀最后答应了她们，但是在已有的严格戒律之上，又为她们添加了八条极为严苛的戒律，其中一条便是：比丘尼即便活到一百岁，地位也在所有的比丘之下——哪怕面对一个刚刚受戒的小男孩，比丘尼也应对其恭敬顶礼。为人性平等而孜孜以求的佛陀，始终难以迈过男女差别的门槛。事实上，对女性的这种偏见一直顽固地存在于世，除了一些凤毛麟角的伟大女性，人们极少将“先生”二字慷慨赠与她们。
佛陀的姨母及亲眷成为首批出家的女人。她们为赢得跟男子一样的权利而欣喜，事实也证明她们并不缺乏必要的定力和坚忍。有个出家的女子还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她的感受：
我抽出灯草，将它浸入油中。
火焰熄灭，小灯进入了涅槃。
随着灯焰熄灭的是她们的痛苦和烦恼，以及生而为人的种种欲望。从此，佛陀的僧团里有了女性的身影，经文里也出现了“善男子善女人”的并称。
相传在古老的西藏，有位藏王的女儿格外漂亮，王公大臣之子对其趋之若鹜，山盟海誓请求结为连理。可是后来她不幸得了癞痢，乌黑的长发一天天掉光，人就变得面目全非。追求她的王孙公子纷纷躲避三舍，即便将万般宠爱集于一身的父母也开始嫌弃她，没了好脸色。于是她悄然离家出走，躲在深山岩洞，整天对着观音菩萨的画像打坐念佛，饿了就拔来洞口的野草充饥。多年后奇迹出现，她重新长出了浓密的黑发，比以前更加楚楚动人。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父母又惊又喜，上门求婚的人再次如过江之鲫，阿谀奉承之语不绝于耳。她深刻体验了人世间的炎凉和美貌的无常，于是毅然出家作了比丘尼。
观音菩萨在印度本为男性，传入中国内地却往往塑为女身——何故？佛性离不开美丽与慈悲。而被贫苦百姓视为守护神的绿度母、白度母，据说是大悲观世音眼中泪滴的化现。
泪滴所化，这说法多么美丽，又多么令人忧伤。
吃斋念佛的中老年女性似乎司空见惯，而那些自愿落发为尼的妙龄女子，需要以多大的勇气来支撑自己的决定？她们放弃了青春和爱情，也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她们似乎识破了造物主的秘密，从物种繁衍的隐秘策略中断然抽身——这，也许正是佛陀最初的担忧所在。
高海拔的色达，远离了奢华和贫富区别的色达，甚至连性别也无关紧要的色达——它是一所学校，一座大学，一个研究中心，或者只是一处避难所。它不是每个人都能抵达的，也不是非抵达不可。尊者米拉日巴说过：“心不逃离，体奔何益。”对于心灵足够强大的人来说，即便身处闹市，同样可以抵御物质的侵蚀，守住本心，岿然不动。佛法不只是佛陀的教言，在他之前，那种试图超然于物质之上的意识就已流布世间。它与人类生命同时产生，携带于每个人的基因里，“只需唤醒，不假外求”。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水是清的。空阔。纯朴。宁静。在色达，时光的流速大为减缓，仿佛河边岩石后一个小小的漩涡。这是深藏在我们基因里的图象。它一度被遮蔽，被湮没，其实并没有从我们的遗传密码中完全剔除。在这里它再次显现，似乎为了检视人类错过了怎样一种简朴而平静的生活方式。而被时代潮流裹挟的我们已无法回头——离开色达的片刻，它就像一抹惨淡而美丽的晚霞，消隐于那片苍凉的天际。
原刊于《金城》2017年4期
李城，甘肃甘南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理事。曾任教师、记者和编辑，现供职于甘南州文联。散文作品被《作家文摘》《中华活页文选》《读者》等转载，多篇列入高考现代文阅读范文。出版有散文集《行走在天堂边缘》、长篇小说《最后的伏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