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随着追击的深入，溃败的对手往往会成为一位出乎意料的向导，会指引己方指挥官与军队的眼光、脚步走向意外之地，赵国第六代君主赵庸的军队，就是这样在追击匈奴军队的过程中，被对手引导着，逐渐离开华北大平原，向西北方向的草原、阴山追进，让一项在这个西进过程中被动产生的军事工程，成了后世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长城——的起源。
一
像把一头年迈的骆驼从古老的圈里牵出一样，让我替读者，把“胡服骑射”的背景与催生的故事，从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时光隧道中拎出来。那时，年少的赵雍在国都的“信宫”，刚刚接过赵国的君王之位。身为赵国的第六位国君，赵雍从父亲赵肃侯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四面邻敌的危局，尤其是北边接壤的林胡、楼烦和匈奴三个游牧部族，常常以当时先进的马上骑射技术与拥有如风似电的快骑为资本，像三把带着寒光的战刀，随时向南邻的赵国头上劈来。
对手往往是最好的老师，赵雍即位的第十六年，做出了一项令朝野震惊的决定：摒弃了以往面对北方游牧强敌时要么硬刚、要么退让的政策，他命令军队放弃穿惯了的长袖宽袍，采用北边那三个邻居的精短服饰，学习胡人用皮带束衣的办法，那种类似长方体的帽子也被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替代，成了一道随着骑马移动而漂移在半空的头顶风景。将士们不分贵贱，都穿上了皮制的靴子，如此装扮的士兵，看起来一下子高大、英俊，也摆脱了传统长袍的约束，但这种装扮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更能适应在马上射箭的作战训练。
这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胡服令”。从中原秘密购来的布料、丝绸、铁和从草原上秘密购来的兽皮、箭矢、马驹，汇聚在赵国都城郊外的秘密作坊里，被裁缝赶制成大批“胡服”“胡冠”“胡靴”，被工匠合成了新型弓背、弓弦和马鞍、马嚼，被驯马师逐渐训练成合格的战马。
赵雍的这场军事改革，被后世很多人解读为一场对北方游牧对手发起反击前的技术储备与军事演练。梁启超在“胡服令”颁行两千零二十年后，也就是1903年，发表了《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一文，给予了赵雍此举极高的评价：“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把赵雍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和俄国的彼得大帝相提并论。
赵雍没想到，自己的这次军事改革，被后来的史籍记录为“胡服骑射”，并成功地走进了汉语词典和时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二
颁行“胡服令”两年后， 赵雍开始“左右开弓”，兵分三路攻打南部的中山国；同时，派兵北上，开始对那三个危险的邻居进行反击。奉命向北出发的将士，开始一场带着故乡的远行，甚至，很多人拿青春购买的是一场人生的单程票。
胜利会留给对战役有准备的一方。正北方、东北方的东胡被击溃后，赵国的进攻方向转向了盘踞西北方向的林胡、楼烦，随着远征军取得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赵国的领土像一滴掉在宣纸上的墨汁，不断洇散、扩延。
一坛被时间秘密酿制的酒开始发出芬芳，对赵国将士来说，是庆功的佳酿，对溃退的对手来说，则是不堪吞咽但又必须饮下的苦酒，后者的踉跄败退足迹，成了赵军不停追击的向导，将赵国将士逐步引入一个个陌生的但充满诱惑的地域，让赵国的疆域逐步向西拓展，直至阴山下。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深受前者影响的人，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对土地的深深依赖会导致其缔造的定居生活模式，会出于安全考虑而构建“院墙”，希望以此来起到保护作用。赵雍就是这样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国君，随着追击部队不断向游牧部族占领地带的深入，他身上潜伏的“院墙意识”被一次次激活，他不再像父亲赵肃侯那样，简单地将漳水、滏水的堤防连接起来，就算是构成了一道防御敌人的“长墙”，而是在自己派出的远征军所占领土地的边界上，构筑一道能防止北方敌军战马跨越的“墙”，这就是一种新型的、昭示边界的军事建筑，也是中原王朝政权第一次以“墙”的形式，向游牧部族来定义、宣示双方边界。
赵雍下令构筑的这道“边墙”，从今河北蔚县境内起步，向北至尚义县后，折向西南方向进入今内蒙古境内的草原地带，然后向西经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进入卓资县，开始进入大青山南麓地区的土默特草原。
对手向阴山深处的溃退，对追击的赵国将士来说，就像群蜂闻见六月盛开的鲜花一样，引诱着他们向阴山进发，那道跟在他们身后被修建的“边墙”，好似一条贴着大地蜿蜒爬行的巨蟒，继续开唱他们的阴山之歌。
天上没有一朵云彩是伪装的，地上不断拓展的“边墙”就是赵国实力的真实凸显，是将士、役夫用土和汗，在平原地带、草原地带隆起的一道国之脊梁，醒目地站立在胡天朔风中。按今天的眼光看，“边墙”更像是一列被调整方向的土黄色慢车，缓缓驶向阴山中。
赵国的军队不断拓展着他们的边界，那道被不断延续的、单纯的军事防御工程，逐渐被仪式化、图腾化，日渐变成了赵国宣示主权与实力的“国家院墙”，对它的守护，一度成为对国家主权捍卫的标识，这种标识在后来的历朝修建的“边墙”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的脚步，在赵国将士构筑那道绵长而雄伟的“边墙”两千三百多年后，出现在阴山腹地的包头市石拐区的国庆乡境内。这段被笼统称为“边墙”的土夯建筑，就像被一个娴熟使用簸箕的农夫，三簸两簸中将稗子和谷米分开一样，早就有了被文物考古者命名的专属名词：“赵北长城”。从字眼上很好区别：“赵”是其时间轴上醒目的标识；“北”是它明晰的地理方位，“长城”是其和其他长城共有的属性。这就让它和中国大地上的先秦、秦、隋和明等历朝修建的长城区分了出来；也让它和中原王朝的、鲜卑人、女真人和契丹人修建的、隆起在大地之上的军事建筑区分了开来。
崎岖的山间公路，让我乘坐的车就像一只时左时右、时高时低的甲虫，穿越在苍莽的阴山中。在“包脑线”上的一处斜坡前下车，往旁边的克尔玛沟横穿过去，这意味着我和那些在半山腰下车后，从高处俯瞰的“长城游客”走的路线不同，入眼的景致与入耳的历史之声、入心的长城洗礼自然不同。
不用拿出我随身带的望远镜去看，克尔玛沟两边山梁上如队列迎宾的两道气势威严、崭新如昨的“长城”和烽火台，是当地政府作为文旅资源拿出来让人观赏的“战国赵北长城”，两千多年前的那道“边墙”，低调地蛰伏在山沟里。
只有走在这被遮蔽得严严实实的山沟里，才能一步一步地丈量身侧的“边墙”，才能感受它沿山而上的背后，修筑者的艰辛。如果在两千三百多年前，我就是一位巡边的将士，就得小心翼翼地防备随时从对面山岗上冲来的地方骑兵，就得忍受冬冷夏热的塞外天气。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眼前的这土墙，是一道穿透两千多年岁月走廊的光，照见赵雍的胆识与智慧，也照见了昔日修筑者的血与泪；照见败退者的无奈与失意，也照见占据者的骄傲与自豪。
真正的“边墙”，是要行进在它起步的沟底，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丈量，才能静静聆听到那些夯土连时光都隔不住的叙说；只有一步一抬升，才能在朝圣般的步量中，感受到它向上蜿蜒时的建筑智慧与力量；只有看到那整天风吹日晒的干硬的身骨，才能感受出它的问世与坚挺是多么不易。
我目测土夯的“边墙”应该是高过3米的，那些到此拍照的游客，站在半山腰的观景台上看它，一定觉得和那些矗立在平原、戈壁、漠缘、草场甚至山顶的“长城”相比，来这里有种上当的感觉。只有站在它高大的身影旁，你才能感受到这是一段藏着的长城，是一段真正的“中国老墙”，关于它的记载暗缩在史料的角落，它长达1740米的身子，低调、沉稳地隐在这莽莽苍苍的阴山脚下，犹如一枚古老但依然清晰的邮戳，低调、沉稳地刻印在这辽远深阔的、阴山腹地的段克尔玛沟中。
视角不同，所观皆异。顺着这条巨大的“黄色土龙”沿山上升的方向，不时回头，一次次感受到它阻挡来犯之敌的“身高”与威势以及构筑中体现的建筑智慧，一点不逊于那些巨人般孤兀站立在平地上的长城。尤其是其两米多“身宽”，足以行驶一辆小型汽车。整个墙体外壁，采用版筑和夯筑技术，我弯下腰，选择了好几处墙体作为观察对象，一厘米、一厘米地盯着墙体，却没发现连接夹板的绳和孔，让人真怀疑它们如巴比伦空中花园般横空出现，这暗藏了多大的建筑机智呀！“边墙”穿越的山体是一座石山，沟底尽是山洪淌过后留下的砂砾，堆砌“边墙”所需的黄土，只能是从远近不同的地方挖、运来的，然后被倒进下面火烤的铁锅里，来回翻炒烤蒸，以此防止植物种子发芽，导致墙体内裂；黄土没有性别，但让前来群山深处的那群男人，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一系列操作后，具备了抵御敌人的雄性力量。和其他地方构建长城所取的土不一样的是，后来的科学探测证实，阴山腹地及北部是中国最大的稀土基地，也就是说，包头境内的这段长城，是用稀土构筑的，是真正的稀土之墙！
突然，一截白骨扑进眼中，不知道是动物的还是人的！这被后人称为“长城”的绵长建筑，有的地方无意中被扔进一截牛羊或马的骨头，有的地方有意用了砖头包砌外表，有的地方塞进了木头，有的地方一定还堆积过守与攻双方将士的头颅，然而，一旦走进这宏大而绵长的诗篇，什么骨头、人头，砖头、木头，连做标点符号的资格都没有，它们就像夜晚的废铁，被无尽的暗色吸引殆尽。站在“边墙”前，一个王国的辉煌和一截白骨的瘆然，带给心灵的震撼没有轻重之分，前者是“边墙”的号角，吹奏在历史的罡风中；后者是“边墙”的隐秘，是嘴唇都被风化成灰后却依然坚守着的牙齿，更是无数隐退其中的生命的哑声哭诉，认真聆听者的耳膜，会撞得发疼。
三
看赵国长城，替古人担忧！我开始想象眼前这“边墙”筑建的场景。古老的游牧民族对土地命名有着一致性，这一带如今属于内蒙古包头市的石拐区，这个名字源于蒙古语“喜桂图”，意为“林草茂密的河流”，或许这个名字就是从两千多年前盘踞这里的游牧部族那里传下来的。有树木，有青草，有河水，自然就成了游牧者向往并试图拥有的天堂，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成为这里的主人。
“喜桂图”，这个诗意的名字里，潜伏着多少为抢夺水草资源而生发的战争。朔风凛冽，凉气充壑，赵国将士击退这里的游牧者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和随即而来的役夫、罪徒，一道开始用土夯技术构筑高墙，试图用那一道高大的土墙，拦住游牧者再次反扑的脚步。这种尝试在当时甚至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明朝，依然奏效，让一段土与血、汗与泪合成、凝固的历史，镶嵌在中国的历史中。土墙是一道散发着拒绝气息的篱笆，那里面暗含着刀箭的威力，逼迫着曾占据这里、试图还想占据这里的游牧部族败离这里，他们的胸腔间呀，开始咏唱着怎样悲怆的一曲离歌！“亡我阴山，雪压六月草，亲人皆离散；失我阴山，雨漫敕勒川，何处是家园？念我阴山，风吹白骨现，离歌唱千年！”它比匈奴被汉军从祁连山驱离后，留下那首“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离歌，早了足足二百多年。
草木是生态的证词，当年的“胡服骑射”者，以轻骑兵的状态快速追敌并占据阴山，从赵国境内远路运送来的粮草、军械、装备无法运送到前线。阴山深处，驻守的将士与“筑墙”者的生活给养成了问题。漫山的树木成了烧水、做饭、驱寒的燃料，青草成了大批军马的口粮。青翠的群山被扒去外衣，溪流逐渐断了行程，头顶带着雨的云朵向远方漂移，这里，剩下那土墙更加干渴的张望。
“边墙”修建过程中，为了防止对方的骑兵进攻，“边墙”外要挖壕沟以阻敌战马；为了开阔瞭望的视线，壕沟外一定范围的林木也被砍伐殆尽，那早已消失的、一片又一片的林樾上，又记录了多少反扑与坚守之间的血泪故事。“喜桂图”，这古老名字中展示的水草盛景渐渐萎弱，漠风卷着干黄，像一支巨大的画笔，在这曾青草遍布的大地上肆意涂抹。千年间的战火，焚烧着群山间的绿意与人间的和平愿望，众泉干涸让血和泪变成了这里流淌的主要液体。
两千年后，气候的恶劣想必并没改变多少，漫山的植物一定还是当年的物种，我试着采摘当地人说的酸果果、锦鸡儿、马肉肉等植物果实和榆树叶，一一放进嘴里，果然是酸涩无比。想当初，从赵国运输的粮草无法及时抵达这里，山沟里的很多野生植物挽救了将士们的生命。驻守的将士，早已不在，但这些耐旱植物，却一直岁岁枯荣地伴随着长城，它们，才是长城的味道；它们，一茬又一茬地出生、死亡，就像眼前这长城，在修建与倒塌、冷寂与重修的轮回中，接受修建边墙与驻守边墙者给予的砍伐、焚毁、采摘、煮食等命运。那顽强出生的步伐却日渐乏力，导致曾经林木葱郁的山冈变得光秃秃的，过度放牧也超出草地的承载，让整个阴山呈现疲态。修筑者、巡视者、驻守者甚至目下的装修者，都是长城冷峻观视中的匆促过客，留下来的无非是这莽苍的群山、年年枯荣的荒草。
说来也怪，这段被熟土版筑的土墙周围，不见一棵高大的原始林木，山坡与山谷间尽是低矮的灌木林。山脚下，当初修“包脑线”公路时，公路犹如一把巨大的厨刀，将高大的“边墙”一切为二。靠近山脚的那一端顶部，奇迹般地长出了一棵榆树，根须一直顺着被切开的墙面外露，像这古老的“边墙”苍老的胡须。在阴山一带，榆树是最耐旱的植物了，它埋在地下的根须长度，要远远大于其枝干的高度，看那顺着“边墙”溜到地面又钻进地下的根须，不难看出它的努力，那是给这“边墙”的伤口处，竖起了一道警示牌！或许，也是给站立在阴山风雨的“边墙”断头处，撑起一把遮阳的绿伞。我的脑海里立即闪出榆树在中国百姓眼里的“树语”：它的寓意一般是代表着勇敢、不惧怕困难和挑战，另外它还可以代表不屈服的精神。眼前的这株榆树，谁知道它存活了上千年，还是几百年？这不重要，在如此干绝之地，灌木都活得吃力，这么高大葱绿的榆树，竟然长在长城上，那是后者亮出的一面绿色旗帜，和它干黄的身躯形成鲜明对比；那不是一种颜色给另一种颜色的陪衬，是一种生命向另一种生命的问候，是一种古老向另一种沧桑的礼敬。
前人的生态欠账，后人总得偿还。二十多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在这里封山禁牧、植树种草，既让这里变成了各种耐寒植物生存的竞技场，也让这里变成了阴山在生态轮回中的一部大教材。让来到这里的人们，看到一片被染绿的山梁，那一抹青绿，遮掩了干黄的长城，这才是绿色战胜枯黄、和平取代战争的理想归宿，眼前面积还不大的人工绿，和远处依然光秃秃、青黛一片的山峦形成了明显对比，唯愿这片土地上绿与黄的比例，能尽早得到改变。我想，这不仅是我的愿望，也应该是长城、阴山、内蒙古的愿望。这是另一种颜色的长城，这一道绿色长城，让“赵北长城”在阴山的这一段，成了一间巨大的仓库，既收留中国最早的一段长城原貌的记忆，也收藏了当下对绿色恢复的努力。
四
不再有灌木刷着裤脚，也不再有砂砾踩在脚下，脚下是新修不久纯木的栈道，与这苍茫天地与沙土不融洽的新木的味道，不时飘来。眼能看得见那古老的“边墙”样貌，脚底却沾不到任何泥土，无法零距离亲近，这是时下各处景点竞相为游客提供的一项服务内容，生怕让游客因此受了委屈，却阻隔了真正聆听历史、感受大地的触摸。
从谷底探出头后，“边墙”逐渐不再藏着了，像一个从练习爬行到直起身子奔跑的少年，沿着克尔玛沟中间的那条山脊爬升。山脊的终点处，是这段“边墙”爬山累了歇息的地方。站在这里，即可俯瞰从山谷里爬升而来的“土龙”之躯，也可朝西远望“边墙”朝更高处蜿蜒而去的气势。
一尊跃马搭弓的赵武灵王塑像，是观景台上的标志性建筑。雕像底座侧面上刻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当年来这里写下的一首诗，算是中国文人中对赵武灵王最广为人知的评价了——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无愧武灵王。
如果从公元前304年派兵攻占了今包头市境内的阴山一带算起，到公元前299年退位，这位“边墙基建”狂人，在五年时间里，不仅下令完成了“赵北长城”的阴山段，还将其向西扩延至阴山西段的“高阙塞”，让全长800多公里的“赵北长城”，纵越平原、草原、群山，聆听毛乌素沙漠的风声，俯瞰黄河的涛色浪花。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述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司马迁，是中国长城的第一个命名者。仰起头，我看着半空中的赵武灵王塑像，心里感叹：“先人呐！如果您再迟几年或十几年退位，中国的长城之书，该是怎样的另一种书写呀！”
赵武灵王塑像脚下，是一个新开的停车场，穿山而过的“包脑线”公路对面，是两座石碑，一座是竖立的，上面是七个公正大气的繁体字：“战国赵长城遗迹”，旁边对应的是蒙古文字；一座是横立的，上面是简体汉字的“战国赵北长城遗址”，上面标有“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面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1年7月公布”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06年10月立”等字样，也就是说，被司马迁命名为“长城”的这段“赵国边墙”，完成它的使命后，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一直默默矗立在这里，忍看朔风送走一个个朝代更替，忍淋塞雨凄凄浇灌在头上，忍听牧歌萦绕、羊蹄轻踏，成了历史记忆之外的一种点缀。两千多年后，秋风早就锈铁马，春雨不曾绿阴山，“边墙”的名字被“长城”取代，它的使命也发生了彻底改变，从最初具有强大御敌功能的军事工程，变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犹如一位纵横疆场的年少将军，穿过漫长甚至幽暗的时光隧道后，变成了一位羸弱的老人。
顺着淹没在荒草中的“赵北长城”隐迹，继续往山顶而去。五月之末，放眼四周，绿色正顽强地在去年残留的一片干黄中表达自己年复一年的轮回，亦如脚下的长城在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中顽强地挺立着匍匐在地的身骨。
亦如人生的壮美或许体现在中年，但童年的乐趣无忧与晚年的厚重，亦是人生完整表达中不可缺的部分。不到山谷，你看不到中国长城中这段埋首于谷底的低调一段，不到山顶，你看不到这段长城生命的延续。这种延续不仅是指它在这阴山中海拔的显示，也是指端坐在山顶的那座障城，其犹如一只逝去千年但依然雄视沟壑与远山的苍鹰标本。考古发掘明确无误地告知：这是汉代的一座“障城”。也就是说，“赵北长城”修建并投入使用二百多年后，汉军依然用这道“边墙”防御匈奴，这可谓“赵国苦心筑墙，汉军用来御敌！”我随后又驱车，赶至距离这座障城东南方向直线距离3公里左右一处叫后坝的山梁上，那里也有一座汉代“障城”。对那时驻守在这里的汉军而言，“赵北长城”依然是防御匈奴的坚固工事，这两座“障城”，就是他们的两只眼睛，雄踞高处且警惕地巡视着对方的动静。如今，虽然岁月已让它们蒙尘紧闭，但它们闪动过令进犯的匈奴军队不安的寒光。
最初修建“边墙”，就是为了明晰边界。然而，国家的欲望和人的欲望是一样的，“边”也就成了一道游移的风景！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边”自然会向外推进，“边墙”自然也就同样在移动中彰显国家的实力与底气。
赵雍在颁发“胡服令”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07年，力气很大且喜欢角斗的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说在洛阳周王室的太庙比赛举龙文赤鼎，前者因折断膝盖骨而死。秦武王没有儿子，赵雍随即派人到燕国，将在燕国做人质的秦惠文王的儿子嬴稷迎接回秦，嬴稷就是后来的秦昭襄王。赵武灵王或许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秦昭襄王下令修建先秦长城，甚至，“赵北长城”还和后来的秦长城有某种间接的关联。
赵国吹奏起的“边墙雄歌”终因其衰落而哑声，那道蜿蜒在阴山的“边墙”，逐渐失去了抵御敌人的功能。赵雍去世二十三年后，“边墙”外的游牧者变成了匈奴，后者侵犯的对象成了秦。或许是受了赵国修建“边墙”的启发，秦昭襄王下令在北方边境修建一条新“边墙”，这就是至今仍部分保留的“战国秦长城”。
嬴政统一六国后，面对匈奴的屡屡进攻，也沿习赵武灵王和秦昭襄王的做法，下令构筑属于秦国的“边墙”，这就是著名的“秦长城”。“秦长城”是国力的雄厚与个人雄心合拍的体现，它的投入使用距“战国秦长城”建成已经五十八年，距离“赵国北长城”建成八十一年，其位置相当于将“赵国北长城”向北推进了70多公里！和“赵国北长城”的主要依靠土夯为主不同，“秦长城”的型材主要是石片，城墙高度也多在4米左右，最高处达4.5米，顶宽2.8米；在城墙内侧，每隔千米有一座烽火台，段内共有烽火台4座，完善了长城的基本建型与军事功能。这不简单是建筑型材的变化，也是“国家院墙”随着国家实力增强的推进。
我曾几次进入阴山，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曾如闪电划过天幕的“边墙”，那是先民抵御外敌时无奈但明智的选择，也是北方大地上长城的最早被命名者。
唐荣尧，男，1970年出生于甘肃省靖远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神秘的西夏》《青海之书》《大河远上》等三十部人文专著、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