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纪录片《天河》众主创，几位导演说得眉飞色舞，却让记者听得心有余悸，频频送出惊诧的眼神。听了他们滔滔不绝的讲述，任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绝对是个不惜力的摄制组，而此次纪录片的拍摄也堪称是搏命之旅。
一进杰玛央宗
杰玛央宗冰川，目前公认的雅鲁藏布江主源头，《天河》拍摄时占有重要分量的部分。早在几年前，这部纪录片立项时，总导演亓克君就率队多次来到这里做前期采风。可也正如亓克君所言，无论前期的调研和采风多扎实，也挡不住突发状况，更何况这里是平均海拔约5600米的高原。 导演郝跃骏带领的拍摄小分队先后三次去杰玛央宗拍摄，除最后一次比较顺利外，前两次都是惊心动魄的。“我拍了30年片子，哪一次都没这一次煎熬啊！”回想当初三进杰玛央宗，郝跃骏难掩声音中的无奈。 要去杰玛央宗，就必须在距离冰川几公里外的一处海拔5200米的夏季牧场安营扎寨。牧民建议摄制组用摩托车运设备，可以保证当天回来。 一进杰玛央宗，因为沟通不畅，牧民理解错了，带着郝跃骏等人先去了一座寺庙而非冰川。若只是徒步走平地，走错了也就罢了，但他们是趟过了冰河才到达这里。郝跃骏说，河道下面要不就是很厚的砂石层，要不就是打滑的石头，遇到水稍深点的地方摩托车根本走不了只能脱鞋推着车过河。雅鲁藏布江上游河段的一大特色就是辫状河道，简单说就是有很多河道、分支和交汇。“最初不了解，后来趟了五条冰河才到目的地，竟然还走错了。多走了两三个小时，又得趟着冰河原路返回。”此后，他们需要再趟过一条更大的冰河，河水湍急，必须手挽手一起走U型线，才能不被冲走。郝跃骏并不准备把当初的艰辛加以赘述，但照片上冻得红肿的小腿、痛苦的面部表情却说明了一切。“冰水刺骨是小事，脚下的石头又冷又滑，滑下去是更多尖石，苦不堪言。”郝跃骏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皱眉头。 好不容易在接近中午时到达了冰川下面，大家开始正式拍摄。原计划郝跃骏带大摄像机在冰川下的冰湖出水处拍摄，摄像师范成武带小机器与向导从冰舌处进入冰川拍摄。郝跃骏再三叮嘱他，不论拍得怎样，下午4点前必须出来，保持通讯畅通。谁知几个小时过去了，范成武和向导却并没出来，手机在那里没有信号，对讲机也联系不上。眼看过了16点，太阳快下山了，牧民说再不走，恐怕会冻死在这里。郝跃骏几近崩溃：“谁也不准走！等小范！” 随后，他拿着对讲机大喊：“小范！小范！回答！”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天色变青，乌云翻滚，他接近绝望。突然，乌云缝隙中射出最后一缕阳光，冰舌处突然出现两个人影。“是小范！那衣服我认识！”也顾不上高原反应了，郝跃骏冲过去抱住已经失联5个小时的范成武。 后来范成武告诉大家，他知道机会难得，所以在冰川下做延时拍摄，花费了太长时间，对讲机又没电了，途中更是遭遇落石，肩膀被砸伤，险些落入冰湖，能活着出来太不易。“那天夜里12点才回到牧场，此后，我反复告诉组里的年轻人，只要能保障生命安全，什么东西都不重要！”郝跃骏说道。
再进杰玛央宗
总导演亓克君在《天河》正式开拍前，就来过杰玛央宗三次。而在郝跃骏一行人拍摄完毕后，在航拍上有着丰富经验的他又带着航拍组来到这里拍摄。亓克君的运气没有郝跃骏好，他们到来时是九十月份，牧民已经转场，夏季牧场里空无一人，没有摩托车和牦牛帮忙背设备。汽车也只能开到一定的距离，所以要想到冰川下拍摄，必须靠摄制组成员全程徒步。“单程走了8个小时，拍摄一两个小时之后，再走8个小时回来，每个人身上背着各种器材，包括航拍用的无人机。人数有限，背设备就背不了补给，所以也不能宿营在那里，必须回住地。”亓克君说。 8个小时的高原负重徒步，是难以想像的艰难，年轻人咬牙撑了下来，58岁的亓克君走到那里就发现，膝盖已经肿起来。航拍顺利完成后，亓克君的膝盖几乎弯不了了，接下来8个小时徒步回去成了大问题。“我要是不走，这群年轻人谁也不会走，所以肯定不能害了他们，挪也得挪回去！”亓克君忍着巨大的疼痛跟着队伍往回走。实在走不动了，两个队员拖着他两条胳膊，一个队员推着他腰帮他，走十步休息一下。幸好当地的司机帮忙把车子又往近处开了开，亓克君和队员就这么十步十步地挪了出来。 他还记着，去年的中秋节就是在那段拍摄的日子里度过的。他说：“我们回到营地，每个人浑身疼得不行，看着又大又圆的月亮，有个人用对讲机说了一句：今儿八月十五。然后再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只是看着月亮。” 采访剧组当天，亓克君请来4个导演和记者畅聊了大约8个小时，而每每记者问起他的故事，他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但记者辗转得知，因为高原反应和工作的劳累，亓克君眼底严重出血，经诊断视网膜病变三级，接近失明，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一只眼睛矫正视力0.6，一只眼睛却仍只有0.2。“医生早就不让我看电脑、看手机了，可这么大一个项目等着我呢，《天河》是我的创意、我提出的项目，总不能甩手不管吧？这是关于尊严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我可以拍着胸脯说，这片子里所有的航拍都是经过我策划的并亲自带队指挥，从杰玛央宗到林芝，拍纪录片就得这么实实在在去拍。”亓克君说得铿锵。
二进杰玛央宗
郝跃骏一行人第二次进杰玛央宗拍摄是跟踪拍摄一位冰川科学家才东博士往冰川缝中放置标杆的过程。吸取第一次的经验，他们开了两辆越野车。跟着既有经验又熟悉路况的才东博士，众人在石头堆中一点点向冰川驶去。然而由于航拍师贪恋景色，摄制组与才东博士走散。 为了追上才东博士，郝跃骏和他的团队拼了命地往前赶。在海拔5300米的地方，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加上冲刺般的急行军，已经大大超出了拍摄团队的体力极限。问题接踵而来。录音师莫洪坤一阵头晕，在冰湖边一脚踩滑，掉入了冰冷的冰湖中。当人们把他拉上来时，他已半身湿透，冷得说不出话来。 另一边摄像付乙留30岁上下，看上去是全队身体素质较好的一个，但此时他也感到不对劲了。“脑袋像要炸开一样的疼，呼吸的时候感觉肺里有小泡沫呼噜呼噜的声音，咳嗽，还咳了一口带血丝的痰。我以为就是一般的高原反应，没多想。”付乙留回忆，当时是他上高原的第五天，按理说，他不应该直奔杰玛央宗，更不应剧烈运动。郝跃骏说，当他看见小付吐出来的粉红色泡沫时，他心里咯噔一下，“别再得了肺水肿！” 摄制组立刻下撤到海拔4600米的帕羊镇，组里所有的氧气都拿给小付，“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压缩空气，根本不是纯氧气。”郝跃骏不敢耽误，继续带摄制组连夜赶到阿里地区医院，医生皱着眉头说：确实是肺水肿，可以暂时做应急处理，但如果明早不下撤，付乙留的肺水肿就会变成脑水肿，后果是失忆。“我当时已经不疼不痒了，还有点憋也不觉得怎样，来这么一趟不容易。”付乙留只求郝跃骏别让自己下撤。“我管他乐不乐意，命最重要，半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医生才是权威的，我只信他！”郝跃骏和总导演亓克君立刻通电话，联系车辆和机票的事情，终于在第二天把小付送到了成都。“一下高原啥毛病都没了，我拎着行李大步流星地走，去医院一看也没什么事了。”付乙留现在说起来还是一脸的惋惜。
挺进大峡谷
和亓克君、郝跃骏比，金青昱是组里的年轻编导，却也是中坚力量。他所率领的摄制组就完成了徒步穿越密林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拍摄。 2014年11月，摄制组从排龙门巴出发，一直要走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那个顶点位置，途中要花费两天的时间，在森林里露营一晚。除了摄制组成员，他们还请了11个当地门巴族的背夫帮忙背设备一起走。好走的路不多，一半以上的路都是陡峭的岩壁、滑坡路段、石子路等，“当地人像飞檐走壁一样，我们却只能双手双脚爬着过去。”金青昱说。路过峭壁时，身下就是湍急的雅鲁藏布江，背夫开玩笑说，一定小心一点，如果掉下去就只能去印度捞人了。 途中有几次，队员们在原始密林里迷路了。最悬的一次，金青昱背着摄像机越走越累，渐渐掉在了队尾。眼看着离前面的队员越来越远，他想着闷头赶上去。茂密的森林里，看似只有脚下的一条路，再无任何岔路，谁知道他走着走着前面没路了，且只剩他一人，再看手中的对讲机，俨然没电罢工了。“挺绝望，一不留神还被火麻丛扎了一脑袋。火麻的刺留在皮肤里，像被电了一样的疼，拔不出来就一直疼。”金青昱顶着一脑袋火麻刺等了一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回来寻他的人。原来在一处不显眼的地方，路分成了两边，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进峡谷用了两天，出峡谷一样要两天。记得往回走的时候，大家身上新伤旧痛越来越多。金青昱的两个膝盖全磕了，两只脚也全都崴了，走起路来左右别着劲。 “这可是徒步进出峡谷啊！我们一个队员在峡谷里完成拍摄后坐石头上惆怅，我问怎么了，他说我怕咱们不能活着出去。”金青昱笑着说，“所以啊，能平安出来就万幸了，磕磕碰碰还算事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