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5月8日是万玛才旦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他53岁，意外离世。
过去一个月里，我们拜访了万玛才旦生前挚友、搭档以及他的亲人。他们回溯与万玛导演共同走过的电影之路，谈及与他相识的数十年和失去他的这一年，也透露了面对未来的决心与踌躇。
这些交织的声音揭示了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一个独特的章节——正是万玛才旦的才华、抱负，使他成为难得的“被东西方同频共振接受的中国藏族导演”，又因为他富有感召力的人格，催生了“藏地新浪潮”，使其在世界电影史中占有一方小小天地。
万玛才旦拍出了中国影史上第一部藏族导演拍的纯藏语电影，“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故事”，随着创作的延伸，他不断进行着现代与古代、城市与乡村的思辨，其中饱含着一种文化对自身的叩问，以及与另一种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回响。在他的身后，一批藏地导演崭露头角，他们的创作风格各异，但都强调贴地，以祛除符号和奇观。
我们因此而怀念他。同时，我们也怀念一位好人，一位宽阔无私、慈爱平等、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的人，一位背负历史、讲述民族的人。
正如他的小说集的名字那样，故事只讲了一半，曾经无限的可能戛然而止。但也如作家李敬泽在万玛遗作小说集《松木的清香》发布会上所说，艺术家的离去，绝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这样的离去常常就是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一、未尽之事
万玛才旦非常忙碌。
他是导演、作家、译者、大学教授、电影监制、电影节评委、青年电影扶持计划导师、专栏作者，等等。于创作，他不断想要讲述故事，或是影片或是小说；于电影产业，他对年轻人几乎有求必应；于家乡藏区，他尽己所能搭建桥梁。
2018年他凭借《撞死了一只羊》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第二年又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的提名。此后，他日渐忙碌得像个陀螺，但仍旧事事应允。比如他一般不拒绝任何帮忙看看剧本的请求，哪怕有些读起来毫无愉悦感，甚至浪费时间，但他一定看完，一定和对方聊聊，“所以就花去很多的时间精力”。
有一次他甚至还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羊皮袄厂商，大谈请他出任代言人。电话越打越长，万玛才旦说不出拒绝，直到身边工作人员夺过手机，朝对方说，“不要再给万玛老师打电话了，让他休息一下吧”，才挂断。
留给万玛才旦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总在晚上写作，那是创作中最快乐最自由的阶段。
“我劝他别写小说了。我都要被电影累趴了，他怎么还能两头抓呢。”他的朋友松太加叹了口气道，“但喜欢这个事儿，没办法，他就是喜欢写小说，喜欢拍电影。”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青海湖旁的笔会上认识，背着阳光聊天，辨识出彼此对文学与电影的热爱。
“他比大众认知层面的更沉默。他待在屋里，就好像屋里没人。”松太加说，是做导演，把万玛才旦逼成了社交达人。
拍摄《雪豹》时，纪录片导演卡先加获得机会跟拍万玛才旦。剧组在海拔五千多米、没有信号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冬格措纳湖边待了40天，卡先加每天5点半起床到处去爬山，看晨曦泛红。在阳光穿过群山映照草原的画卷里，他常常看到“一个缓慢行走的身影在叠峦起伏的草原间，时隐时现”。那是万玛才旦、在沉默地独自散步。
2024年4月3日，万玛才旦导演遗作《雪豹》公映。意外发生时，《雪豹》的制作大概已经完成了90%，最终呈现算得上如他所想。
万玛才旦正处于创作的丰年。他的影像风格日臻完善，身边的制作班底成熟稳定，更重要的是，他通过《雪豹》摸到了制作更恢弘影像的钥匙。
尽管他算得上最受世界瞩目的中国导演之一，但在电影市场的架构中，在投资-回报的衡量体系中，他只能找到有限投资。“于是我只能拍小规模的影片，像《气球》《塔洛》，整个时间、空间的跨度都是比较集中的，从电影的层面实现起来成本较低。”
但在他的小说中，魔幻的、神话的、夸张的元素时有出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学期，万玛才旦写过一个题为《吐蕃秘史》的史诗剧本。他后来向许多人说过这个故事，关于佛教复兴运动，关于藏区的历史、宗教和神话传说。那其中，赞普朗达玛的秘密是，他头上长角，为他梳发者难逃一死。接着万玛也说，神话与史诗，“只能是想象中的电影，是一个愿望。”
但《雪豹》或许是实现愿望的第一步。这部讲述现实困境与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故事，使用了高工业水准的CG技术，K2 VFX工作室以技术入股，成为万玛才旦的新搭档。日本电影杂志《银幕》称赞其最好地见证了万玛才旦深植于藏族文化又兼有世界性影像视野的叙事天赋。
无论从能够获取的资金、技术，还是作为创作者本身的创作能力，《雪豹》都在显示万玛才旦影像世界更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指向格萨尔王或者古格王朝那样的叙事史诗——他曾在看《魔戒》时有相似的感触，也指向那部他反复提及的、筹备了十年的电影《永恒的一天》。在《永恒的一天》里，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中年、老年，经历四季的变化，喻示着“整个藏地百年历史的浓缩”。这种穿越四季的效果，万玛才旦期待以特效技术来完成。
《雪豹》是在为万玛后面的片子做铺垫吧，许多人都这样说。
万玛才旦导演在 《雪豹》 片场指导演员预演 图/受访者提供
二、身份
在万玛才旦之前，仅有一部普通话配音的电影《松赞干布》是由藏族导演普布次仁执导的。而其他的藏地电影，始终带有他者视角之下的奇观色彩，被宏大叙事遮蔽了真正的民族性。
2002年万玛才旦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之前，在家乡青海省贵德县做过小学老师。那里地处高原，信息闭塞。为了离开那里，他考取西北民族大学本科，当上公务员。但他志不在此，又辞职考了研究生。
1995年，万玛才旦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人事局工作 图/受访者提供
等到有机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学习，万玛才旦已经33岁。他被阿巴斯的电影所启发，决心进入藏族文化、生活内部拍电影，从个体窥视文化命运。
一年后，松太加跟随他前往北京学电影，拍电影。再过一年，松太加喊上了大学刚毕业的表弟德格才让来学电影录音。而万玛才旦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继续学习。
日后被人反复提起的三剑客就这样在学校背后的黄亭子小区租了一间房，一张桌一台电视，三个人没日没夜地在屋内看电影做笔记。两张钢丝床睡三个人，松太加和德格才让挤在一起。天热时，德格才让就在楼道里打地铺。
三剑客年龄不同，性格迥异。“以前有个演员举例子，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辆车上，车底装一个定时炸弹的话，第一个发现的肯定是松太加，跑得特别快。然后发现的是万玛，慢慢地挪一下，说，不会有事吧。德格压根儿不知道这是定时炸弹，还要举起来在那转半天，这是啥东西啊？”松太加笑起来。
时隔20年，他们还会有些得意地说起自己的淘碟成就：锡兰是松太加发现的，他买了好多锡兰的碟送给大家；佐杜洛夫斯基的cult三部曲（亵渎三部曲）则是德格才让淘来的，他的偏好从好莱坞转向了帕索里尼。
而记忆里的万玛才旦，是最用功的那个人，睡得最少，喝可乐最多。早上8点上课，12点回宿舍，继续看电影、看相关的书。
万玛才旦总叹气。叹气的意思是不满意、有焦虑，又无法疏解。那时候万玛才旦、松太加都已经结婚，有孩子，年纪大，压力也大。既然辞职离家，那两三年内一定要做出个片子。
唯一的解压方式是唱歌。往返学校的路上，万玛才旦都自顾自地唱歌，声音轻柔。
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导演谢飞早早就发现了万玛的才能，认为万玛的剧本是把“非常小的事”，讲得“非常有意思”，谢飞认为，真正的藏族电影需要懂藏语的藏族人来拍。后来，万玛才旦的创作不断印证了他的这一判断。
入学第二年，万玛才旦拍出短片《静静的嘛呢石》。文学系教师杜庆春认为其有空间做成长片，他为万玛才旦找到了投资方。
当时，中国电影开始推行产业化改革，民营公司能够独立拍片，不再需要与制片厂合作挂厂标。一位名叫李安的民营影视公司制片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机遇：“我立即想到这是一部很好的外宣电影，因为最关键的元素找到了——在涉藏题材的电影中，导演的藏族身份非常重要。”
身份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创作者是否能真正了解、理解族群的历史文化，但“身份有时是限制”。万玛才旦曾说：“更多的时候，我更希望我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去介入我所要面对的题材。”
2015年，松太加 （左） 、德格才让 （中） 和万玛才旦 图/受访者提供
三、快乐的三剑客
2004年，万玛才旦完成了他的首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松太加任美术，德格才让任录音助理/作曲。
《静静的嘛呢石》扭转了外界对雪域高原的奇观印象，讲述了一个新年从寺庙回家的小喇嘛，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淡然、质朴的镜头记录了小喇嘛面对电视机、录像厅的好奇、抗拒和犹豫，最终他带着《西游记》的光碟回到寺庙
在导演阐释中万玛才旦如此剖白：“片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我的故乡，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揭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世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蛮荒之地的感觉。这些人常常信誓旦旦地标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反而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的故乡的面貌，看不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的故事。”
次年，《静静的嘛呢石》参加金鸡百花电影节。那是中国电影诞生的第100年，中国影史上有了第一部藏族导演拍的纯藏语电影，一个独特的章节。万玛才旦对藏地文化肌理和族群命运的深邃体察，化为文字、影像中的藏地生活全景图，传统与现代在其中纠缠、碰撞甚至和解。
《静静的嘛呢石》获得了当年金鸡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提名等等。电影在中央民族大学放映完那天，万玛喝大了，德格也喝大了，只能由酒量稳健的松太加来收拾残局，把他们一个个拖到出租车里送回家。
万玛才旦、松太加、德格才让一起完成了三部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 （2009）和《老狗》（2011）。《嘛呢石》是初试，《智美更登》气韵流畅，《老狗》则是最快乐的时光。
《静静的嘛呢石》 2005
《寻找智美更登》 2009
《老狗》 2011
他们依旧没钱。设备都是向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借来的，拍摄时完全采用自然光，于是每天出工都是朝九晚七，中午还带午休，避开太阳直射。
他们依旧是自由的。剧组花不了什么钱，也就不需要扛着制片的压力日日推进。万玛才旦把自己关在屋内，松太加给他送饭，写完一稿讨论一稿。有意见可以争论，拍摄时松太加把摄像机搬过来，万玛才旦挂着脸再搬过去，两人就这样一来一回，周围的工作人员看着都怕。
“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搞创作，觉得电影像命一样重要。”松太加说。
拍摄地在松太加和德格才让的老家，主场优势显现，每天晚上都有老乡热情款待，挨家挨户跟排了号似的邀请导演吃饭。“吃得太好了！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德格才让说，“然后就是天天跟老狗玩，欢天喜地的。”那本是当地最凶的老狗，却能被剧组的每个人拉着跑。
尽管《老狗》是个悲伤的故事：老人不想把老狗卖给无良狗贩子，把它吊死了。当面对逐渐模糊的故乡，当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个人选择以激烈的方式坚守尊严。
那也是三剑客最后一次合作。结束后，德格才让仍在万玛才旦的剧组，松太加去做自己的电影了——他的剧本《太阳总在左边》被制片人看中，万玛才旦给他做了艺术指导。此后，松太加接连导演了三部作品，都表现不俗。
万玛才旦的第四部作品《五彩神箭》（2014）获得了宽裕的投资，又在拍第五部作品《塔洛》（2015）时遇到了与自己相互成就的摄影师吕松野，首次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和台湾金马奖。
《塔洛》 2015
拍摄《老狗》时，万玛才旦的提神饮料从可乐变为红牛。他也去老乡家喝酒，还经常吃止痛片。杀青没多久，他打电话给松太加，说完蛋了，查出糖尿病了。松太加那时笑说，怪不得总头疼。
从此，万玛才旦戒酒戒可乐戒红牛。
十多年过去，2022年，在松太加母亲的葬礼上，万玛才旦与松太加坐在客厅里聊了半个小时，大多是关于各自的身体状况。万玛才旦说自己在照常吃药，松太加说自己最近戒了酒。听到这个万玛才旦像是抱怨一样，跟他说：戒什么酒啊，你看看我，不喝酒，不抽烟，还是变成这个样子。“他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在里面。
那是他们近五年来为数不多的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四、气象
万玛才旦以《老狗》收束了自己的“故乡三部曲”，贯穿信仰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他说表现剧烈冲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而且那种表达是已经到了非常惨烈的地步，今后应该也不会太涉及。” 此后，他的创作更加风格化，叙事也更为复杂，在写实之上，逐渐呈现出寓言的意味。
《塔洛》以下山的牧羊人无法办理身份证一事喻示个体现代化的失败和身份的失落；《撞死了一只羊》探讨了藏族传统中的复仇与施舍；《气球》则找到了一位藏族女性在宗教传统、父权社会和社会变迁之间的挣扎；《雪豹》着眼于天与地、人与自然，充满灵性和慈悲。
《雪豹》 2024
电影学者王小鲁曾如此总结：万玛才旦身上发生了现代与古代、城市与乡村的思辨。模棱两可是现代人的特征，他失去了前现代的确定感。虽然后来他开始质疑固有的文化体系，但早期的思想结构一定沉积于潜意识的“深湖”，会于深层发挥作用。而且，对旧有文化的反思并非一定是对其加以彻底否定，也可能在一种去伪存真的过程里，在一个新的层级上，重获信念的稳定性。
如今我们从《静静的嘛呢石》追溯万玛才旦的影像世界，会感到看似偶然、平实的道路，实则深思熟虑，且有备而来。或者说他也成了一种隐喻，暗示着一种文化对自身的叩问，以及与另一种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回响。
另一个细小的回响是，阿巴斯是第一位认证了万玛才旦才华的电影大师。在2005年的釜山电影节，阿巴斯认为万玛才旦身处罗伯特·布列松和小津安二郎的传统之中。前者冷漠地撕开了宗教、信仰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脆弱，后者温柔关照了人在传统和现代裂缝中的挣扎。
踌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仅是藏地，更是百年来的东方文化。
2020年，《气球》公映。这部影片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等六十多个全球的电影节展映，拿下11个奖项，收获了“迄今为止集大成之作”“大师气象渐成”等高度评价。
他会成电影大师的。谢飞早就说过，“他非常勤奋，风格、个性越来越鲜明，坚持拍下去，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师无可怀疑。”
从第二部作品《寻找智美更登》起，万玛才旦的团队也初见雏形，至第五部长片《塔洛》基本成型。这其中许多人，都是在他的剧组里成长起来的。
松太加之后，德格才让也在2020年完成了自己的长片《他与罗耶戴尔》。还有《塔洛》的副导演拉华加、达杰丁增，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长片或剧本。拉华加的首作《旺扎的雨靴》由万玛才旦制片，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获得最佳导演。
还有卡先加、扎西青朋、塔龙，以及非藏族的导演张大磊、高鸣、郭家良等等，都得到过万玛才旦的帮助。在扶持年轻影人的活动中，比如青葱计划、FIRST青年电影展等，他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嘉宾。
他感念自己从贵德县到北京的不易，因此给予了年轻人毫无保留的真诚。
约从2009年开始， “藏地新浪潮”的说法初现。这一并非自觉的松散创作现象，可以囊括松太加、拉华加、李加雅德、旦巴才让、西德尼玛、卡先加、阿岗·雅尔基、久美成列等一大批藏地导演，他们的创作风格各异，但都强调贴地，以祛除符号和奇观。万玛才旦被视为旗手。
“一个群体出现，你在其中，某些孤独我觉得是被修复掉的。”他说。
鲜为人知的是，万玛才旦已经筹划了几部非藏地题材的汉语电影，他想试一试。其中一部改编自吴君的小说《十七英里》，讲述一对曾经帮助过大老板的夫妇，如今与对方不仅隔着财富的距离,更隔着心理的距离，指向不同社会阶层的区隔与断裂。他为此勘过景，计划2023年10月份开拍。
艺术家陈丹青对《气球》中那个在山丘一端消失又升起的气球印象深刻，他说这成功的运镜仿佛是万玛找到了他电影的新维度，“这维度预示他未来的电影可能企及的高度，但他死了。”
《气球》 2020
五、最后一天
2023年5月1日，结束北京电影节评审工作隔日，万玛才旦没有回到杭州。2021年，万玛才旦出任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此后的半数时间，他都在象山校区的青瓦原木间教书，在茶室里写作，然后沿着河道散步。
他飞往拉萨，先是参加了一场艺术活动，然后去拉萨浪卡子县参与电影拍摄。5月7日白天，演员才丁扎西在宾馆里见过他。万玛走了两层楼梯就喘，但他对才丁扎西说，没事，不用担心。下午5时，万玛发出一条朋友圈：“祝贺年轻的电影人。”配图是格杰白玛导演的《礼物》海报。
5月8日凌晨3时许，万玛突感胸闷，被同事先后送往浪卡子县医院、拉萨人民医院。天亮了，医生说救不回来了。
这是久美成列不曾想象到的场景，但他想父亲一定去了很好的地方。许多人都这样说，因为万玛才旦这辈子做了太多好事。
生死、轮回、无常、慈悲，这些观念构筑了藏族文化，也贯穿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在他的首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中，放羊的多杰大叔劝解父子俩：“财富如草尖的露珠，生命如风中的残烛，这就是无常啊，你看我今天好好的，也许明天就不在了。”
2018年，金巴 （左）、万玛才旦 （中） 、更登彭措 （右） 和才多在威尼斯 图/受访者提供
“我心里面觉得他解脱了，他太累了，终于放下了。”久美说。他后来在书信《再见，阿爸》里问父亲：为什么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为什么在可以歇一歇的时候还要为那么多人的生活奔波忙碌。他心中有了一些答案，但又感觉这些答案什么都说不明白。
久美不能哭。藏族文化里，在逝者面前落泪会被耻笑。他必须坚强，好好地让父亲的灵魂离开，“儿子要承担最后的责任。”
多位与久美相识之人称，这一年从未见过久美落泪。最爱哭鼻子的是年轻的演员才丁扎西，每次哭都觉得抱歉，“我觉得自己不该在久美面前哭，他肯定比我们每个人都难受。”
也有例外。久美偶尔在独处时落泪，“最多就是一两滴眼泪”，他强调。采访前一天，他刷到一个国外的短视频，是孩子们哭着拥抱退伍归来的父亲，“没办法，有时候就会情不自禁掉眼泪。”
父亲去世后的几天里，久美接待了百余位悼唁者，多数都是他的长辈 。
在万玛面前，松太加和德格才让都没掉泪。松太加最痛苦的时候，是从西宁前往拉萨时。他感到自己正在越来越接近万玛，正在接近一个永远见不到的人。德格才让则是抹干眼泪走进屋内。
万玛好像睡着了，就像20年前他们租住在北京电影学院背后的黄亭子小区时那样。有时候松太加不在，德格才让醒来看到万玛静静地睡在对面的床铺，就和此时一样。
六、送别
5月10日天明前，一百多人陪着万玛去往大昭寺，那儿会有僧人诵经49天。他们穿过八廓街，转经道又复归宁静。松太加止步于此，在街上独自待了很久。“很多人一哄而散就没有了，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八廓街，空的，我心里也是空的。我写了很多关于我们的文字，但不会公开。有一天我死了，要是被人找到了，那就找到吧。”他说。
他写得最多的仍然是三剑客时期的故事。他们再也没有过那样窘迫的时候，房租都要问人借，也再也没有过那样朝夕相处的快乐，能躺在床上聊电影，从黑夜到天明。
松太加视万玛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写好的剧本先发给对方看，直言不讳自己的观点。在他们都没有工作室的时候，就约在两人住处的中点，找个地铁口旁的咖啡馆看影片的粗剪。他第一次给万玛才旦放《太阳总在左边》，满怀期待却得到万玛才旦一声叹气。就这样吧，万玛对松太加说，电影不是这么拍的，太概念化了。后来，有回他们在北京的地铁里聊到《永恒的一天》，松太加说自己不喜欢，万玛才旦就微笑着听他说完。
2022年7月，《雪豹》杀青。万玛才旦给松太加发消息，说要回西宁，两人见面坐一下。松太加说，你现在屁股后面跟的人太多了，你不要喊那些人，就我们两个独自待着，喝个茶。万玛答，没问题。
这样约了两次，都未能如愿。松太加讨厌人多，说那样他就无法与万玛坦诚交流，也难以进入私人的情感。现在想来，当时的坚持成了遗憾，“有很多想说的话还没说上。”
万玛走后第八天，久美从贵德回到剧组。在白居寺拍摄前，他先去佛殿里为父亲点了酥油灯。一位叔叔说为久美难过，为人子者，他没有办法在父亲身边陪伴49天。久美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但他想，父亲一定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话越来越少。他说人成熟了，就会比以前更沉默寡言。
26岁的久美成列要完成父亲未尽之事，维护父亲在家族的地位不倒，要照顾父亲关心的人们。
“每一次完成父亲遗愿的时候，心里面会有很多力量升起来。”他感到自己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更周全的人：接手管理父亲的嘛呢石影业，与电影制作的全流程——从出品方到宣发——打交道。他还要反复与贵德的亲人们沟通，解释自己的决定，说服他们。
图/中信大方
“从去年到现在，我觉得我做到了。”久美说。这一年的很多时刻，他感到自己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一步步来吧。”
聊起嘛呢石影业的未来，他说如果能扩大规模，他第一个要招的就是才丁扎西：“我觉得他很有能力，真可以好好发展下。”
2020年，万玛才旦委托久美成列跟拍才丁扎西与另一个人磕长头去拉萨。才丁扎西虔诚能吃苦，磕吐了也不说话。磕了四个月，万玛才旦在大昭寺门口拿着哈达等待他们。
“我家条件不太好，第一次发现有人对我父母和我这么好，迎接我们，跟我们聊天。”才丁扎西说。
不久后，万玛资助了才丁去学唐卡。再然后，他喊才丁来了《雪豹》剧组出演喇嘛，他知道才丁有个出家的心愿。
久美告诉才丁，阿爸在世时说很想培养你，你是真的要努力，不能让我们失望。他们聊起过才丁的演员梦，久美问想不想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才丁说想，但学费太贵了。
“以前很多人帮过我，但是他们都会说，你后面要怎么样报答我。但万玛老师是第一个从没有提‘我帮过你’这样的话，一次都没有，第二个就是久美。”才丁说。
“钱你不用担心，我们大家都可以帮你，”久美对他说。
七、更大的世界
前路未知，但才丁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万玛才旦离世后，与他合作多年的制片人王磊提醒我们，演员在银幕上直面观众，他们的机遇、空间与藏地电影绑定得更为紧密。
金巴、索朗旺姆、更登彭措、才丁扎西、杨秀措等藏族演员，都是在万玛才旦那里收获了自己最重要的银幕形象。他们都提到，只要与万玛合作过一次，就会再接到万玛的电话，“每一个他都惦记着。”
在成都的咖啡馆，我们见到了更登彭措。他先到，等待时翻阅起随身携带的中英双语《三怪客泛舟记》。成为演员之前，他是理塘一所小学的英语老师，21岁时偶然被发现而出演电影。
出演前，导演为了说服他，说自己拍过刘德华、郭富城，也担任过徐克的摄影指导。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让更登彭措哑然失声，“不了解电影是怎么一回事儿”。当完男主角的六年里，他没再拍过剧情长片。
但他戏约不断。朋友劝他，还是得去专业地学一下表演。更登彭措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中国最好的学习表演的学校是什么？结果显示：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他买了张机票，去北影演员进修班考试。
那时他留着长头发，皮肤比现在黑得多，觉得自己在一众漂亮脸蛋里像个“野人”。面试官出了一道即兴表演题：你在公交车上捡到了一只钱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更登彭措没多想，演了一段要迟到的人为了还钱包追回主人且不收报酬的段落。
演罢，老师都笑，“但我们很感动，因为这个代表着你们内心非常纯洁。”
更登彭措考上了进修班，来到北京。为此他掏出了全部积蓄，又借了一笔钱。班上22个学生，他是唯一的藏族人。
更登彭措 图/受访者提供
在北影附近的一间小咖啡馆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寻找智美更登》：一群人走到这里走到那里，讲几句话，像部纪录片。他四下寻找，看到万玛才旦在书架边翻书，“那时候头发特别浓密，特别黑。”更登彭措回忆，“但现在想起他的样子，胡子是白的，头发也是白的。”
两年前他重看《寻找智美更登》，突然明白，电影中那场无疾而终的寻找，“表达着一种正在流失的文化、人性，是很多我们不应该丢失或者忘记的东西。”
2017年，更登彭措出演《撞死了一只羊》中的杀手。还没开机他就穿上戏服背上锅碗瓢盆在可可西里无人区里走，一直走到几乎看不见摄制组，再走回来。有一天他跑去问万玛，这样跟角色够不够像。万玛说，手好像还有点不太像。杀手孤身在外15年，应该是更粗糙、褶皱的手。更登彭措就把手浸到冰水里，再拿出来风干，浸入、风干，如此反复直到它皲裂。
“那时候觉得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更登彭措说，“哪怕骨肉都坏掉了，但内心还是在跳。”
《撞死了一只羊》 2018
2018年，《撞死了一只羊》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剧本奖。颁奖那天晚上更登彭措坐在万玛才旦右边，万玛上台领完奖杯，回来，把奖杯递给更登彭措，说，看看。“奖杯特别沉，上面有万玛才旦的名字，我看得很清楚。然后我看老师，他就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几天，更登彭措听到大家都在讨论电影，讨论藏族电影，带着惊喜和期待。更登彭措才对自己在做的事有了一种感知，他们正在走向更大的世界。
2023年底，万玛才旦凭借《雪豹》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久美成列上台领奖，更登彭措再次拿到奖杯，看到万玛才旦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和在威尼斯时一样。他很难过。
八、离乡
与多数藏族演员一样，更登彭措没有签经纪公司。一方面他们觉得经纪公司会形成限制，而另一方面，没有经纪公司则意味着在影视工业体系中得不到保障，大到片酬，小到现场的住宿环境，他们不好意思开口谈，就隐藏一些风险。
杨秀措则早早建立了“杨秀措工作室”。她参加过“花儿朵朵”的选秀，然后去中国戏曲学院学了导演，又在北京寻到了搭档。她融入了影视工业体系，每年都能接到不少戏约，还在湖南卫视出品的《日光之城》中饰演了女主角。
但这样的发展道路在藏族演员中太罕见。于藏族演员，语言就是一重最明显的阻碍。即使是普通话颇为流利的索朗旺姆，在汉族剧组拍戏时，还是觉得吃不消。她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过三年，也是万玛电影中唯一获过奖的演员。2019年，索朗旺姆凭借《气球》中那个半觉醒半怀疑的女性角色获得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2023年，在《金关·旅检一科》剧组，索朗旺姆每天早上9时准时出发，化妆，拍摄。中午最多有半个小时吃饭，然后拍到晚上十一二点。尽管她只有四五天的戏，却深感自己实在跟不上节奏。“整个就是给我敲了警钟，就是一定要回去好好练普通话，好好学习，一定要跟着进步。”
她在西藏话剧团工作，也因此获得了去上戏藏族话剧表演班学习的机会。但是在话剧团，每次外出拍戏都要请假。拍《气球》时她批到了假，《雪豹》时没批到，没能参演。
索朗旺姆 图/受访者提供
她知道万玛才旦的剧组是特别的：大家一起收工，一起收拾器材，搬上车，然后一起回驻地。《气球》的剧组成员都住在贵德县的客栈里，常在收工后待在藏餐厅，或抱着平板电脑看电影，或盘踞一角读书。
相比内地，拉萨是信息末端。如果有戏，往往等剧组都已经到了当地准备开拍，当地的演员才知道这回事。索朗旺姆有过北漂做演员的念头，尽管她已有两个孩子。但经过新冠疫情三年，她深感有个单位就是有份保障，漂泊的念头偃旗息鼓。
对藏族人来说，北漂的代价或许更昂贵。“钱也是个问题，很容易觉得到北京没法生活。”久美成列说。在他看来，藏族电影从业者对离开舒适圈，或多或少有些畏难，但若不离开，“怎么能接触到其他想法、接触到好的条件和机会呢？”
2014年，金巴离开甘南藏族自治州，去北京学表演。他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车子，父母搬到他弟弟家中。后来，他哥哥欠的债务，也压到了他头上。
索朗旺姆与金巴合作过多次，金巴出演了《雪豹》。电影上映后，她在手机上刷到金巴的照片、视频，有些羡慕，说金巴状态特别好，比以前更年轻，更有活力，更自信。
这就是出去的好处，她想。
九、金巴的故事
很少有演员能像金巴一样，凭借出演一部又一部藏族文艺片走出来。
2023年10月，久美成列的首作《一个和四个》上映，金巴饰演夹在盗猎分子和森林公安之间的护林员。摄影师杜可风发表观后感说，“张国荣以后我最爱的演员是金巴。”
与生人勿近的外表完全相反，金巴大多数时候内向、安静。他在牧区度过童年，喜欢写诗，在高二时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长大后在玛曲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又在一个企业单位上班，然后辞职去了北京。
“金巴是一个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话的人。”久美说。要跨过某道坎，才能进到他内心。而只有喝醉了，他才会把那些话说出来。
不过金巴平时不怎么喝酒，一喝必须喝大，性格使然，就像接了戏，就必须用掉浑身的劲。他在片场很少坐下，看他不坐，其他演员也不好意思坐，他只好跑得远远的。
金巴 图/受访者提供
2017年，万玛才旦监制、拉华加导演的《旺扎的雨靴》开拍。久美成列在剧组第一次见到金巴。久美是场记，也是纪录片《他们在高原拍电影》的导演。他那时刚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不久，带着猎奇心和试图解决自身困惑的动机，问了大家很多关于为什么拍电影的问题。
32岁的金巴对着镜头阐释他的看法：藏地电影的一切还是新生的，需要真诚的从业者。他希望自己在其中是有用的。
纪录片中还引用了金巴的一首诗：我曾向一个人承诺过我会努力成为一名专业演员/我曾经立志就算退出电影这条路自己的人生也必须是坦坦荡荡的/我也曾夸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藏族电影/我是如此的愚蠢以至于你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我。
他讨厌迎合别人，喜欢有纯粹之气的人。因此他读次仁罗布的《杀手》和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就特别喜欢，“一个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特别渺小特别无助。”得知它们将改编成一部电影时，金巴想，要是自己能去演就好了。
万玛才旦确实找到了他。电影开场金巴戴着一副墨镜，一个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开了15分钟卡车。
那是金巴第一次在万玛的电影中担任男主角。后来他们一起拍了《气球》《雪豹》《陌生人》。在片中，金巴多数时候看上去蛮横又粗犷，但同时又有着迟疑、忧伤、温暖这些细腻心情，每一部都展现人的不同侧面。这在其他递过来的剧本里很少见，他们只想要他演个“狠”角色，金巴拒绝了。
万玛才旦给了金巴足够的空间和机会，这不仅是指现场表演上，也是指作为演员的宽广度。每次有新戏，万玛只问他时间如何，每次金巴都答有时间，即使他不知人物不知故事。
“我运气真好。”金巴说，“跟他拍电影是我最享受的。说白了他是我最好的搭档、最好的朋友。他走了之后我觉得特别孤独。”
2023年5月8日凌晨，是金巴将万玛才旦抱上前往拉萨的救护车，他看着停止呼吸的万玛，感到很舍不得，握了握万玛的手，以作告别。“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触碰。”他说，“大家说的多么牛逼的文学家、翻译、导演，这跟我没关系。我失去了这样重要的一个朋友。”
在过去一年里，才丁知道金巴哭过一次。2023年底，《雪豹》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奖。颁奖那晚，酒会结束，金巴又买了两大袋啤酒回酒店。喝完他嚎啕大哭，给别人打电话，说的却是对万玛才旦说的话，“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为什么你把这么多任务交给我们？为什么你不帮我们一起做呢？”
德格才让和更登彭措都说，对很多人而言，万玛离开后，“内心真正可以依靠的人没有了。”
那之后，金巴更加寡言。一次他拍一场喝酒的戏，真的喝了10瓶750毫升的拉萨啤酒。拍完，他紧紧抱住久美成列说，加油，有什么我们都在的，加油。说完转身就走了。
再然后，金巴停工了。他说想缓一缓：“万玛没了，我状态不太对。”
十、更远更远的地方
真实的世界逐渐在久美成列面前展开：接下来怎么走，和谁一起走？
这一年来，他和金巴、拉旦等人深聊多次，以前总是点到为止，现在都说透了。他说父亲不在了，咱们这些人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不要太耍个性。
金巴逐渐复工了，他再次从玛曲县搬来北京，还签约了经纪公司。在热闹的地方住了一阵，又挪到清静的地方，早上起床到附近的河边散步，一边走一边听台词，间或大声朗读小说，练习普通话，很努力地练习。
他生性自由，但今年跟久美说：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做。他们共同出现在《雪豹》的大量路演和纪念万玛才旦的活动中，辗转十几个城市，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责任，是久美口中作为儿子必须做的事情。
2023年久美还去西宁找了拉旦。拉旦来自贵南县，毗邻贵德县。大学毕业后，因为拍摄了一部返乡青年自杀的片子，被村里人认为不祥而诋毁。他离开贵南后，做过万玛才旦的助理、DIT（数字影像工程师，负责汇总片场数据并进行备份）。
拉旦也开始写剧本，风格与万玛才旦颇为相似：写得快，文学性强。他说那是因为给万玛的剧本做汉藏翻译时，学到了很多。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许多次争执、长谈中，久美和他们慢慢达成共识，就像万玛才旦当年找到自己的搭档那样。
吕松野，这位万玛才旦后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久美成列口中真正关心他的人。有时他对久美的忠告和建议，会让久美想到父亲：如果我父亲在，他也会这么说。
“我记得刚考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和您去见了一位前辈。他对我说有些事情别人能帮到你，但有些事情只能是孤身一人，那些要翻过去的坎没有人能替你。我当时看到您表情严肃，没有说什么。”他在《再见，阿爸》中写道。
“久美的沉着冷静真是让我吃惊，和他父亲很像。”松太加说。
万玛才旦 （右） 和儿子久美成列 图/受访者提供
一次路演，才丁扎西坐在久美成列旁边，看到久美沉思不语的侧脸，也忽然觉得他很像他父亲。
久美讲过，一些人跟他说，你父亲不在了，没有人扛藏地电影的旗帜了，“我没有说我要扛旗，我只是觉得不用这么小瞧我们藏族搞电影的人。”
送完父亲最后一程的那天，久美对父亲说：“以后的路，会有很多人和我并肩同行。我会像第一次跟您上山煨桑一样，累了就看看远处宽广的河流，从山脚下密密麻麻的房舍里分辨出家的位置，再边走边笑着爬上山顶。在那里，我们将高声呼喊您的名字，伴随着无数的风马旗飘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图片
（感谢所有对本文给予帮助的受访者，尤以制片人王磊为甚；感谢中影集团协调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