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日噶是目前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当代藏语文学译者，同时也是电影领域的探索者。他曾先后参与三部影片的制作，并担任康宇琪导演的纪录片A Little Wisdom ༼བྱིས་པའི་སྐྱིད་སྡུག༽ 的制作人。
作为山美君的好友，日噶今天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他关于藏地题材电影的一些见解。
画家孙蓉芳为日噶绘制的肖像（图片版权归画家所有）
首先必须坦白，我从不阅读影评。这篇文章也不是对于电影《冈仁波齐》的评论，我更无意贬损作为本片导演的张扬。只是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这部电影和它所引发的讨论促使我分享自己参与电影制作的经历和想法。
我是一名正在攻读西藏历史和文学的学生，从2015年起我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涉藏影片的制作。因此我的立场自然地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基于我自身对于现有理论尚不成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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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观看《冈仁波齐》是2015年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当时正值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有天晚上我怀着期待走进了影院观看这部影片，却失望而归。这部电影在西方收获了一些赞扬，有评论家称赞导演选用素人演员，电影本身耐心的叙事节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广角取景也被许多人所称道。但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并不突出，不久后回归学业的我便全然忘记了这回事。
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势下，我们正面临着图像的泛滥。当我们传播厚重围裙背后虔诚的朝圣者在雪地中勇往直前的图像时，我们正在消费和再生产关于藏地和藏人特定的描绘。
如今的西藏已然变成“信念”，“信仰”，“纯净之地”的象征。而这样的描绘实际上是将主体从其自身日常的情境中移除，使他们变成了盛放外界观众和其所处的历史时空中存在的焦虑、恐惧、欲望和想象的容器。
我并无意质疑藏人对信仰的赤诚之心，也无意否定藏地的壮丽景观。只是影片的叙事——符号和意味之间的那一层关系，虽然看起来平实自然，却植根于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关联体系。除去对导演身份的考量，不受约束的影像表达可能会危及，甚至消灭外界认知者和主体间发展互动关系的正常过程。
对于这些看似良善的图像日益增长的传播和消费，让我们逐渐相信那些兜售给我们的神话，从而徒增困惑。随着藏传佛教在国内和西方前所未有的兴盛，藏地和藏人都成为了资产阶级想象的客体——即映射他们自己所憧憬事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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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的抽象化表达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而且这一历史与西方殖民主义和人类学、民族志的诞生相辅相成。其后，电影和大众媒体又成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在当代的语境中，尤其对于独立的电影制作而言，关于西藏的描绘一直深陷在对现状不满的资产阶级生出的渴求与想象中。
在这一部分的文章中，我将阐述电影《冈仁波齐》是如何被漫长历史中的特定描绘所摧残，而我们对于认知自身主体性的抗拒又是如何使我们在诸多创造性领域——包括当代艺术、电影和文学中捉襟见肘。
我将着眼《冈仁波切》的核心内容，但无意在此一一指出它叙事中的缺失。这部电影构建在一个极为简单的公路叙事之上：朝圣者心中的信念和信仰帮助他们克服了去往拉萨的路途中自然环境的种种艰险，旅途中的死亡与新生命的降生更是完成了一个格外陈词滥调的关于“轮回”的叙述。
虽然距离我观看这部电影已经过去了两年，但故事的细节与我的论点并无太大关联。在电影里，朝圣这一行为——表现在转山，磕长头，及种种其他仪式上，实际上已经从日常鲜活的情境中位移，来用于填补当代中国的某种缺失。关于仪式及其实践的图像，从而成为了可以被娱乐性地围观的事物，而不再被视为一个族群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
更进一步说，对于“虔诚”图像的消费，实际上填补着这个社会日益缺失的，甚至被剥夺的东西。我并不是研究电影的学者，但是我将张扬1999年的作品《洗澡》视作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做的一次冥想。在《洗澡》中，普通人的生活在商业化所构建的新型空间中得到转换。澡堂象征着一种熟知，一种永恒，一种集体。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有数部影片讲述这种根源及传统的错位。而“澡堂”已垮，西藏正沦为这些艺术家们的“香格里拉”。
电影中天葬的场景让我回想起来到西藏的西方早期人类学家为了他们所谓“文明化”的使命，极力寻求记录异域、“蛮荒”的事物。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现如今对于藏传佛教的描绘可能更多是出于一种欣赏，而我认为，他们与那些民族志先行者们所共享的其实正是对于普世意义的强调，却省略掉了产生这些文化的特定社会条件，并且将外界的观者塑造成了主体。西藏变成了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存在——一副治疗我们现代社会世俗问题的灵丹妙药。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颇具预言性地写道：这世上存在的所有事物终将归为一张照片（everything in the world exists to end up in a photography）。图像正逐渐与经验划等号，而经验又逐渐被视作与知识和能力等同。因此，将影像描绘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非常成问题的。张扬的电影模糊了纪录片和剧情片的边界，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是作为电影人必须至少尝试去寻求表现这个主体与认可其在影像叙述史上的争议和复杂性之间的平衡。而我们，身处被动旁观者的角色中，则正成为商品化自身文化的共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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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不认为只有藏人才能拍摄关于西藏的影片。相反，我很高兴如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导演在拍摄制作关于西藏的电影。我更无意暗示我们已经沦为关于自身描绘的囚徒。随着越来越多的藏人开始学习和制作电影，我相信我们正处于西藏电影领域发展的关键时期。出于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的崇敬之情，我才在此与各位分享了我的一些想法。
如今主流语境中的电影人有一类似乎在反刍早已令人厌倦的关于西藏的刻板描绘，而另一类则退避至对于自己故乡的民族志式的纪录中。不消说后者的确是一种值得认可的努力，但是我想要鼓励年轻电影人们更多地去突破边界进行思考——我们不应永远停留在“学习电影，回到故乡，拍摄关于当地寺院的作品”这样的局限里。
似乎现如今藏地新电影的“宣言”由书写藏语剧本，启用素人演员和藏人技术团队所构成。但是，究竟什么是“藏地电影”呢？
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电影会在无意中强调我们一直以来寻求逃避的叙述方式。本土（故乡）总是与“古老”，“纯净”和“未被玷污”这样的表述联系起来。而许多人却没有意识到“本土”和“过去”实际上建构于它们自身内部，同时被自身所建构。面对许多僵化的思维模式，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把被理所当然视为“常规”的东西问题化，复杂化，甚至肢解。
其实我并不想在电影中寻找真理或者现实。我认为那样的电影实际上背叛了艺术家应有的清高。我自己对于电影的理解一定会被他人认为是激进而发散的，但我仍然希望能看见更多的藏人导演在风格，主题，甚至声音上做出不同的尝试，以期有一天我们能够庆祝更多在独特题材之外获得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