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时期，文化传承除代际口传外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利用文字与书写符号撰写文本。这样虽然相对杜绝了口传的易变异特性，但在特殊境遇下仍落其咎。尤其是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由于地理位移、政治意识、写作者自身的民族中心观念等原因，亦充满想像的世界秩序，致使今人利用这批资料需要重新构拟当时的场景。其实，这里的“志”可以理解为“记载”，但亦有一层“描摹”之意。故1839年法人达盖尔发明摄影术肇始，尤其到19世纪后期，西方殖民地一片“太平”，专业人员、旅行探险家、传教士等在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土著村落和人体照片。即便当初摄影者并没有带着人类学的初衷，但因极强的“描摹”性，这批照片业已被人类学领域利用。从这层角度，这亦是描述性民族志摄影(Ethnographic Photography)的先河。

摄影术发明者达盖尔

虽然在人类学界长期有关于撰述“是否真实”的争论，但自20世纪后半叶起，民族志写作权威模式已开始向阐释学(Hermeneutic)意义层面悄悄转换。没有人再说他们观察的东西是“客观的”、“真实的”，因为你写作的同时毫无疑义携有自己的主观意向，事实就像权威的学者对古籍加以点评，电视台请人对某部电影、戏剧“说三道四”。尽管这样，我们承认研究者虽携有主观意识，但仍在客观描述，所以，我们认为他们“逼近真实”。推延开，这一批靠眼睛“实录”的民族志摄影作品是真实的吗？从人类心智来说，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相比文字而言，图像更让人相信，因为它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要理解影像画面，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照片本身；观看者对照片主题的解释；另外还要考虑对摄影师意向的反观甚至是揣摩。固此，尽管照片也作为第一手资料或人类学文献使用，但它绝不是现实本身的复制，而只是一种需要批判理解和阐释的艺术作品。

其实自摄影术发明肇始，在以个体或人群为拍摄目标的摄影行为中，摄影师与被摄者一直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这在针对非西方土著族群的描述性民族志摄影里尤显突出。摄影师以殖民地政府咨客、民族学(人类学)家、探险者身份出现；而镜头中的本土居民则是被管理者和研究、观察的对象。摄影师们认为自己一方天然地代表着文明、科学等西方表征；而对立面的土著则相对是一些非西方、野蛮、愚昧的异文化符号。翻阅早期西方摄影师对环太平洋、非洲等地土著居民的影像记录，不难发现这一类自我的想像通过镜头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画面上不论是测量土著人的体质特征，还是记录当地的仪式过程，人物大多眼神呆滞，肢体僵硬，甚至表达出对相机的惊恐。画面上被摄者眼睛明显盯着镜头，这也让人看出其中摄影师指向性的暗示和摆布。这样的照片是“真实”的吗？外来者和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被拍摄人群的欢迎，这时，摄影师是一个典型的“入侵者”。他过多倾向于安排和摆布，而没有采取与拍摄人群互动交流。一旦本土居民获悉了摄影师手中相机的“魔法”，他们会逃避甚至抗拒。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土著拒绝被拍摄是因为他们相信摄影会导致灵魂丢失，而其实，这恰恰是弱势群体面对拍摄行为这一“侵入”事实而产生的一种调适性抵抗心理。

这一不平等的事实让面对镜头的本土居民一直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中国开埠以来，西方学者、探险家镜头里的中国影像亦拷贝了这一类画面。无论是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镜头下的昆明众生，还是约瑟夫•洛克拍下的纳西及藏人影像，都不乏眼神呆滞，动作僵硬者，摆布和安排显而易见。画面上的人物通常是定格和静止的，被记录的瞬间并没有表现出当地人真实的生活。有意思的是，这样的画面甚至进一步转达给外人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在西人针对中国的文字描写里时有表述)——然而在事实上，真实的市民社会却有其轻松、活跃的一面。具体说，作为驻昆明的领事官员，方苏雅有更多的机会安排、摆布拍摄人物。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老昆明照片里的前清武官、街头各业人等在方氏的镜头下都停住了。而约瑟夫•洛克的川滇游历，毫无例外也需要仰仗当地土司、官员的照拂与安排。在一个阶层分化明显的社会，以与上层同谋的方式介入无疑会有很多方便，但毫无疑义减弱了摄影师与被摄者的个体互动，牺牲了画面的真实和影像素质。这样显而易见的桎梏恰恰是具备专业素养的洛克博士不愿意看到的。

著名学者约瑟夫•洛克

这类影像记录中，真正的土著失语，甚至隐身，因为记录过程是一种单维指向而非双向互动的拍摄行为，但这却是民族志摄影中一个极其常见的通病。事实上，当我接触了庄学本的摄影作品后长久地惊异了——庄氏镜头下的画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外。这位通过偷艺(庄氏1930年至1934年在南京当职员时恰与照相材料公司为邻，就借此机会学习摄影)而掌握摄影技术的年轻人一直怀着对异文化热忱的好奇。事实上，当时年轻的庄学本首先也想到与时人相同的形式，他一直愿意借助官方行为来实现其进藏拍摄的愿望，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数度未果。1934年，庄学本自备旅资，与当时国民政府因达赖喇嘛去世而组织的赴藏致祭专使公署同行赴藏。但到四川成都后被借口身份不明不允进藏，庄氏只好另择青海果洛藏区调查摄影。1935年，庄氏参加国民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公署，并任摄影师，但因班禅在青海圆寂和抗战爆发，庄氏亦只能在川康一带逗留10个月而未能进藏。1942年绕道印度赴藏，又因印度政府不肯签发护照而未能实现宿愿。正因为这些原因，庄氏最终采取了个体介入的方式。这带来了很大的艰苦和曲折，但却有助于庄氏无条件融入当地民众生活，并要求他积极地与被拍摄群体交流互动。

摄影大师庄学本

当我翻阅前一世纪30年代的《良友》、《中华》等画报以及庄学本著作《羌戎考察记》，我不得不为庄氏当时拍摄的画面而长久感动，这批针对青海、四川等地藏、羌等少数民族的民族志摄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影像一扫以往民族志摄影的呆板与漠然，人物生动，笑容满面，画面充满动感。据庄学本儿子庄文骏讲述，庄与当地人相处非常融洽，很多路段都得到了当地人自愿护送。据说，庄学本当时在四川凉山昭觉县城街上给当地人放留声机听(并没有人觉出自己的灵魂有什么异样)；在阿坝还买了一顶白帐篷与藏民混住在一起。而这恰恰是洛克、方苏雅们无法做到的。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至于方苏雅这样的外交官，自然就更有权利和理由仅仅用相机保持与被摄对象的联系，他可以严格的与被摄者保持距离，几乎不需要更多接触。

庄学本用自己的镜头与被摄者交流，并陈述着他自己“看到”的影像。在他拍摄的人物影像中，被摄者重新开口讲话。透过他当年摄下的影像，我们可以想像他在上世纪30年代如何用笨重的120相机娴熟地抢拍：他拍下洒醉后讲浑话的男子；穿着破烂衣服发出爽朗笑声的藏族女孩……他拍下流动着的仪式，强悍的彝族抢婚……画面上，人物自然地活动着；而一些标准的人像上，被摄者的眼神与庄学本在不断交流。这样的民族志摄影如此之逼近真实，并在最大限度上恢复了原先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图片主体、摄影师和观者自身三个方面的完整把握，进行一系列分析和诠释；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批影像比其他图片更能方便地获取当时的“真实”。

对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今天的一些摄影师已经跳出了“采风”的庸俗模式，然而却又忙碌地制造着一些切片——一些视觉、观感上的切片。我见过海内外一些摄影师这样的一些作品：画面用模特和当地居民的反差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摄影师把这样的影像提供给主流社会，让人们用画面欣赏边缘、弱势群体提供一种展示上的虚假真实。这是用与观察者自身极大的差异造成视觉上的冲突(有时是人造的——民族服装、模特夸张的造型、发式等等)来解决图像上的刺点现象。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这样解释刺点：“正是这个东西像箭簇一样从景物中发射出来。它搅乱你已知的那个层面，它是照片中的一个刺，一个斑点，一个中断，一个洞，是掷出去的一个骰子。它使观看者意外地受到刺激。”这样的刺点简单而又便于制作，它用一种虚假的画面提供着廉价地刺激和欣赏。如果说过去让被摄者处于失语状态有被动的囿因，那么今天的画面却完完全全是一种人为制作。它主动迫使画面上部分人物陷入“失语”状态，但整体的社会传媒又没有给失语者提供反驳和表达自身话语的地方。所以，这仍然是一种典型的“术”，摄影师、模特、相机联合表演了一场对本土居民的“入侵仪式”。

我们无意要求摄影师都具备人类学的素养，但至少在进入拍摄地区(尤其是与自己熟知的文化迥异的其他族群地区)前可以阅读文献，努力了解当地风俗文化，或至少对接受拍摄社区保持敏锐的调研与认识。其实，从庄学本的摄影过程也可以看出，庄的初衷并没有带着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准备，然而庄的摄影行为则带有了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成分，至少他的影像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志摄影。 人类学相信应摈弃任何形态的族群中心主义，采纳文化相对理念。具体是推崇对一个族群生活方式价值的相对的态度，例如相信任何族群的成员在信仰上的真诚性，而不是用自己或主流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这不仅是人类学者应取的研究原则，而且也是地球上每一个人应学习的生活态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照片主体是对人类沟通过程的理解与关注。这样，影像就可以在课堂扮演教育角色，也可以在博物馆长期存留影响后人的判断和文化接力，这是它的传承性，而我们则可以通过它表现的现实场景切面来比较不同人群和文化。被摄者是无言的，但影像却有强烈的表达，它可以为弱势群体说话，也可以展示某些族群“丑陋”的一面，彻底体现摄影者想像的中心和边缘。当然，这一切取决于摄影人镜头的选择与指向——是有意识发现差异切片甚至特意制造刺点，还是让影像在最大限度上表达并且力图还原本土居民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而在这方面，可以说庄学本是我们的先驱和真正的老师。

作者萧亮中

萧亮中（1972-2005），云南迪庆人，英年早逝的人类学家。1972年12月5日，他出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这个多民族聚居的连接汉藏两地的美丽村落，后来成为他硕士毕业论文和书稿《车轴》的田野调查基地。同时，为着捍卫这个村落以及金沙江流域这片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他开始了四处奔走，几赴金沙江，用他的热情和坚韧来影响社会公众，最终使得虎跳峡流域的保护工作在2004年通过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呼吁行动和媒体报道，跃入公众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