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2024年7月20至21日，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汉藏佛教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藏佛学视域中的萨迦人物、教法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博士生，会同西藏萨迦祖寺高级佛学院、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更庆寺佛学院、新龙县法源闭关中心、德格县宗萨嘎谷菩提林禅修院、理塘县明珠佛学院、雅江县生根寺、新龙县格桑寺、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康宁寺的高僧大德以及来自京内外各学术机构和佛教团体的学者共计四十余人齐聚一堂，共同听取并讨论了二十位报告人的学术汇报。这些报告围绕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人物、文献、教法与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学术研究方法，展示了萨迦派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教法传承，报告内容精彩纷呈，引起了与会学者、高僧的热烈讨论，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由学界和教界共同参与并达成有效交流的学术会议。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曲几扎波（阿字活佛）主持，作为本次会议的发起人，他向与会学者和会务人员表示了欢迎与感谢，并对接下来两日的学术研讨作出展望。本次学术界与宗教界进行的思想碰撞与深度对话，是推动相关研究发展、使宗教内部的对话成为显学的重要契机，而会上呈现的研究成果与独到的见解，将有利于学者们进一步打破思维局限、开拓视野，探索学术前沿更多的可能性，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注入活力。

会议伊始，内蒙古赤峰市康宁寺住持堪布多杰进行开幕致辞，讨论了汉藏佛教与汉藏民族交融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并对康宁寺与清华大学汉藏佛教研究中心几年来的合作成果进行了总结。

内蒙古赤峰市康宁寺住持堪布多杰

汉藏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主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随着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藏佛教在中华大地发展千余年，形成并延续了金字塔般的完整文本与修习形态，结合学术界的智慧与修行者的体悟对其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宗教中国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堪布多杰指出，萨迦派在汉藏佛教与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等为代表的萨迦派高僧，用生命与血汗铺就交流之路，打破汉藏佛教之间的偏见。凉州会盟、帝师制度的建立等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武威四大寺、全国七百多座寺院以及运行七百余年的沿途驿站等，亦勾勒出弘法的历程，标志着文明交融的重要成果。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学术界与宗教界共同聚焦精神文明，对汉藏佛教的历史发展与成果进行研究，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康宁寺与清华大学汉藏佛教研究团队的合作，迄今已有五年。五年间，康宁寺对《大乘要道密集》以及各类萨迦派法本的整理、翻译、出版与研究工作给予了大量的学术帮助与经济支持，相关成果在学界与教界都获得了良好反响与认可。另外，康宁寺也长期承办读书研讨会，并对研究团队的多次汉藏佛教实地考察与调研提供了支持。堪布多杰表示，希望通过康宁寺与清华大学汉藏佛教研究中心的长期合作，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更多机会、营造更好的氛围，推动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最后，堪布多杰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18日考察青海宏觉寺时的讲话，呼吁学术界与宗教界通过深入的交流与研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贡献力量，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

接下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进行了致辞。他首先对堪布多杰、贡却巴等对清华大学汉藏佛教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对与会学者与高僧大德表示欢迎。沈教授表示，本次会议是研究中心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萨迦派专题学术研讨会，旨在将学术界与宗教界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汉藏佛学视域中的萨迦人物、教法与历史，通过不同立场、方法与视野的合作沟通，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这在人文学术史上，尤其是清华大学的人文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沈教授指出，佛学是一门仍在不断发展的学问，而以往的研究通常是文本化的，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仍然存续的“活”的传统。同时，宗教以外的研究者在解读文本时，也会面临不够“究竟”的困境，从而需要在教界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文本。另一方面，宗教界目前对于现代学术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了解与偏见。因此，需要将学术界与宗教界的研究联合起来，本次会议将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以后中心能够继续发扬这种模式的优点，取得更多优秀的成果。

最后，沈教授也对汉藏佛教研究的前景作出展望。在过去，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壁垒，缺少真正的理解与沟通，而当今的研究者需要打破这些人为制造的界限。沈教授指出，参与本次会议的学者大多数是藏传佛教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将研究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去，打通汉藏佛教的壁垒，运用全球佛教史观，将佛教视作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藏传佛教在佛教历史发展中的位置。

在二位的开幕致辞后，会议即进入正式的学术研讨环节，共听取、点评、讨论了二十份不同主题的研究报告。

学术研讨会 · 第一场

西藏萨迦祖寺高级佛学院云登贡布堪布

第一位报告人为西藏萨迦祖寺高级佛学院云登贡布堪布，他的报告题目为《论萨迦班智达与大小五明之学》。在报告中，他首先介绍了“明” （梵文：veda，藏文：rig gnas）的范畴，即包含一切真实，可统摄一切“藏学”的内容。关于“明”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大小五明（十明）”这一文化系统则是由萨迦班智达独创的。接下来，他分别介绍了大五明（内明、工巧明、医明、声明和因明）与小五明（修辞明、词藻明、戏曲明、声律明和算明）的具体内容、分类方法、相关经典、修习次第以及重要性，并举例说明了萨迦传承的独特性，如“六部大论”与十八论等。他指出，萨迦班智达创制的大小五明系统并非简单地整合印度的知识观点，而是基于自身的学识与思想进行批判与筛选，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对于“大师”和“经典”的盲从，可以说，萨迦班智达对藏学进行了改革，而萨迦派的弟子也继承了他的坚定与“傲骨”（即批判精神）。最后，云登贡布堪布解释了“班智达”这一名称的内涵与要求，并介绍了历史上与当代著名的班智达及其贡献。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侯浩然研究员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侯浩然的报告题为《出家与苦行：说汉藏佛教头陀叙事》，他首先结合不同的佛教经典，对“头陀”（梵文：dhūta，藏文：sbyangs pa）一词的含义进行了解读，进而对“十二头陀功德” （梵文：dvādaśa-dhūtaguṇa，藏文：sbyangs pa’i yon tan bcu gnyis）进行了介绍。他指出“十二头陀功德”在后弘期的传播与迦湿弥罗班智达释迦室利（Śākyaśrībhadra，1127-1225）在藏地的传法和授戒活动有密切关联。随后，通过对直贡噶举派教法史和传记文献的梳理与挖掘，他指出直贡梯寺修习十二头陀功德在十三世纪初达到高潮，并揭示了这一潮流的历史背景：直贡噶举派与释迦室利弟子威月（Vibhūticandra）之间的冲突、交流和互动。在释迦室利离开西藏之后，直贡噶举派僧人于13-17世纪从其西藏弟子绛秋贝创立的曲隆巴僧团（Chos lung tshogs pa）历任堪布受戒，于三百余年间受持“一坐食”（梵文：ekāsanika，藏文：gdan gcig pa）头陀行。以上主要是对头陀功德在西藏历史实践层面的研究。接下来，他又从文献视角探讨了藏传佛教头陀事的传播，梳理了藏文文献中关于头陀行的文本，追溯了它们的源头、翻译和传播历程，尝试构建头陀行在前弘期传播的历史，并分析印度和汉传佛教对西藏头陀实践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讲师杨杰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讲师杨杰的报告题为《暖热相续:〈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拙火定〉及相关文本再探》，他首先回顾了《大乘要道密集》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二、三卷，并解决了第四卷部分文本的问题。随后，他对其中所收《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的内容结构进行了介绍，进而对《拙火定》的内容进行了科判划分与详细梳理，指出当中的“三种拙火定门”能够找到完全对应的藏文文本，而“风息归心三种师要剂门”“拙火十二种病”也有部分藏文文本可与之契合。接下来，通过对读玛尔巴（Mar pa，1012—1097）文集中的相关内容，他指出对比藏文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文编译者使用的术语，并把握其补充解释或缺漏之处，从而增进对汉文本的内容与结构的认识。最后，结合“欲乐定”和部分“大手印”文本，他指出这些藏文文本存在多层嵌套的“总—分”结构，对于这一性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大乘要道密集》的结构编排，进而理解这些文本在现实语境中的运用以及仪轨方便的流动性。

沈卫荣教授对三份报告进行集中点评

随后沈卫荣教授对三份报告做了集中点评，首先对云登贡布堪布的报告表示赞叹，认为从报告所涉及的主题和所包含的信息来看，应该将其放在一个专题讲座中去展开，然后就“大小五明”分类系统的形成，“新、旧译密咒”划分标准向报告人提出了疑问。对于杨杰博士的报告，沈卫荣教授则提出了“萨迦派中与六法相关的修法同噶举传承的六法到底是什么关系”的疑问，并且指出《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大手印”修法等，具有一些独特施设，这是否与噶举传承并不一致？

云登贡布堪布进行回应

对于以上提问，云登贡布堪布首先回应道，在萨迦班智达之前，当然有对诸“明”的分类与探讨，但萨迦班智达的贡献不仅在于著作了《乐论》等十分重要的“大小五明”论典，更重要的是如同孔子之于“六艺”，萨班对“大小五明”做了系统的整理和传述，把西藏以往散布的文化知识转变为有序传承。对于后一个问题，云登贡布堪布则举“普巴金刚”修法为例，说明“新、旧译密咒”的修法本身即存在许多争论。对此杨杰博士亦补充道，“新、旧译密咒”的划分标准多种多样，如以时间划分，“后弘期”之前为“旧译密咒”，之后为“新译密咒”，或以大译师仁钦桑波为划分界限；又比如《汉藏史集》中以密法来源地划分，谓邬金等地所传为旧，金刚座所传为新；或以持明所传为旧，空行母所传为新（如胜乐、喜金刚等传承均与空行母有关），但这些分判标准均存在争议和局限性，而较为可靠的标准应该是按传承来划分，即莲花生上师、无垢友等所传为“旧译密咒”。对于沈卫荣教授提出的问题，杨杰博士亦做了回应，他认为《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涉及的“六法”和“大手印”修法，其中一些是密教修法中比较普遍的施设，但也的确有一些是比较独特的，如在单独的“欲乐定”中即含摄“四手印”等，目前亦未见于任何其它藏文文本。

学术研讨会 · 第二场

内蒙古赤峰市康宁寺贡噶旦增堪布

第二场研讨会的第一位报告人是内蒙古赤峰市康宁寺贡噶旦增堪布，他报告的题目为《论道果法的主要传规》。首先，他介绍了“喜金刚法脉”，即在“道果法”传入藏地之前，印度公认的无上瑜伽部甚深要门有九种，由印度著名的成就者建立，一般称之为“九道”，其中五类属于喜金刚法类，“道果法”便是其中之一。随后，他介绍了“道果法”的两种传规：解释传规与口诀传规。解释传规对“喜金刚三续”的解释较为详细，有关实修之道的讲说则较简略；而口诀传规以实修口诀为主，文本的解释部分较为简略，其主要表现为：《道果根本金刚句》及其解释在贡噶宁波（Kun dga’ snying po，1092—1158）之前没有立于文字。按照《道果源流》的记载，“道果法”由卓弥译师传入藏地后，渐次形成了十八种或二十种之多的传规，报告结合诸多上师传记、教法史、本续注释等文献材料，梳理了“道果法”传入藏地的大致情形，以及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译师。最后，报告人介绍了自达钦·洛卓坚赞（bDag chen blo gros rgyal mtshan，1444—1495）起正式出现的所谓“弟子释”和“大众释”两种传规，并解释二者内涵在于所传法的深浅，根据的是讲说对象的根器和机缘，而非人数多寡，并介绍称两种传承至今未曾中断。

沈卫荣教授进行评议

沈卫荣教授为贡噶旦增堪布的报告做出了评议。他首先谈到印度所传的“九道”，其中四部在元代或明代已有汉译本。其次，他补充推荐了“道果法”传规的前人研究，包括美国学者戴维森（Ronald M. Davidson）所著的《西藏的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乘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德国学者索比希（Jan-Ulrich Sobisch）对《喜金刚本续》的传承与“道果法”传规所做的极为详细的研究，以及斯特恩斯（Cyrus Stearns）的作品《明亮人生：藏地早期道果上师的生平》（Luminous Liv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in Tibet）。

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法源闭关中心达娃多吉堪布

来自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法源闭关中心达娃多吉堪布的报告的题目是《道果法历史略谈》，首先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位五明学者，作为一名长期的闭关修行者，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在报告中，他首先阐述了“道果法”的源流：十明基于密续，密续基于无上续，无上续中的父续、母续又基于无二续，并形成了口诀派和解释派两种传规。传统上，“道果法”被称为“道果珍宝教言”（gsung ngag rin po che），而不是“密咒”（gsang sngags），因为它是与窍诀紧密相关的。接着，报告人从毗瓦巴尊者（Birwa pa，Virūpa）的传奇生平谈起，介绍了道果法远传、近传、极近传的传承。从那波巴（Nag po pa）、扎麻如巴（Ḍa ma ru pa）、嘎雅达拉（Ga ya dha ra），卓弥译师（’Brog mi lo tsā ba），一直到贡噶宁波，属于远传的传承。此后，贡噶宁波又在实修和禅定的净相中亲见毗瓦巴尊者，获得近传传承。扎巴坚赞则在修行的净相中见到了贡噶宁波，获得了近传承。最后，报告人总结道，今天是词义诠释法的“道果法”分享，希望未来有修行上的分享。

贡噶旦增堪布进行评议

评议人贡噶旦增堪布表示，从达瓦多吉堪布的报告中可以体会到，他不仅仅是在讨论词义，对艰涩难懂的“金刚句”及贡噶宁波所造的诸注释也了如指掌，这说明他是一位真正在心中持有“道果法”内容的，纯熟的修行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安海燕副教授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安海燕副教授的报告题为《〈大乘要道密集〉所见道果文本之类型与定位》，在过去多年工作的基础上对文本的类型及其在“道果法”中的定位做了进一步探究。她重新梳理了《大乘要道密集》中29篇与“道果法”直接相关的文本，介绍了其文本类型，补充了缺失的标题，与《道果黄卷》中所能对应的文本做了同定，确定了藏文本的归属。首先，她介绍了“道果法”中“道”的安立：道果的“道”可以分为世间道及出世间道，其中又有诸多分类方式，例如，因、作用、见地、广中略、深中浅等等。其次，有关“道”的引导，从贡噶宁波时期就已经提出，“道”的引导有四大主干，而通过任何一大主干都能获取一个完整的引导“道”的方法：以“金刚句”次第引导、以六要引导、以十一要引导、以上中下三机引导。随后，她根据“道果法”的体系为《大乘要道密集》第一卷的《道果延晖集》、第二卷的《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上）》与《密哩斡巴上師道果卷（下）》、第三卷《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与《解释道果逐难记》、第四卷《呪轨杂集（上）》做了解读，并在“道果法”的整体修法里定位每一篇文本，即它们在“金刚句”以及在整个道果修法的程序中的位置。

德格县宗萨嘎谷菩提林禅修院土登彭措堪布进行评议

评议人土登彭措对安海燕副教授有关《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极为赞赏，他认为将来有意研究《大乘要道密集》的学者，通过这些前人研究可以得到很直接的指导。沈卫荣教授评价道，我们对《大乘要道密集》的研究一直有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问：它到底是以什么样的逻辑进行编排的，是否有序？很多学者包括沈教授本人均尝试过解决这个问题，但都不够究竟。而安海燕副教授与贡噶旦增堪布的合作研究，推进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体现出从宗教传统内部出发看待问题，以及同宗教人士进行合作研究的重要性。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更庆寺佛学院昂翁洛绒扎西堪布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更庆寺佛学院昂翁洛绒扎西堪布的报告题目为《轮涅共有七宝法》。首先，他结合现实事例，指出在讲说佛法时，面对不同的对象应采取不同的解释策略。同时，他认为我们不能将佛教哲学和实践完全视为“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因为每一位修行者在践行修法与教言时，都结合了自身的条件、以其自身为实验对象，正如每一面鼓敲出的鼓声都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也只是暂时性的。进入报告的主体部分，他首先总论“轮涅无别”，即基于明空不二的见地，指出这种见地建立在中观思想上，目的在于消除二元对立。随后，他讲到上师依据功德可划分为四种，分别对应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和第四灌顶，而认定上师并对其生起殊胜的信心，对于实修“轮涅无别见”至关重要。接下来，他列举了十一种特殊法门，说明这些内容只有依靠上师教诫才能了悟。最后，他正式开示轮涅共有（或称有寂共有）的七道：三现分道、三续道、四量道、六教诫道、四耳传道、五缘起道以及守护堕方便智慧二边，并铺陈各道以说明“七者各为基、道、果，任一便足”，如“三现分”不净现分为基、觉受现分为道、清净现分为果等。

在评议环节，安海燕副教授首先对报告人流利准确的普通话表示钦佩，指出“七道”与自己的研究也有一定联系，并对报告所讲道果法“任一便足”“一通百通”表示认可。

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明珠佛学院洛绒登巴堪布

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明珠佛学院洛绒登巴堪布的报告题目为《论〈广说基见地轮涅无二与阿赖耶基续〉》。一般“道果法”的修习过程为：先学习“前行三现”，然后于上师尊前接受灌顶，之后学习见地的内容。本报告主要围绕正行（通常为接受灌顶）展开。他指出，正行有上根器之道和下根器之道两种，均出现在《喜金刚根本续》之中，“渐”根器的指认方法与“顿”根器的指认方法以金刚藏菩萨和佛陀（金刚总持）对话的形式呈现，两种根器的理论与修行并不能互相驳斥，故而他分别从“渐”和“顿”的角度讲说阿赖耶基续（kun gzhi rgyu rgyud，亦称“含藏因续”）。首先，他解释了“阿赖耶基续”的含义：因未证悟故而轮回，将这客尘所染之物假名为“阿赖耶识”，依于其而观修“明空双运”则能体认“俱生之智”。随后，他分别讲说了道俱生三法（lam lhan skyes pa’i chos gsum）与果俱生三法（’bras bu lhan skyes kyi chos gsum）。“道俱生三法”即明道为生起次第，空道为圆满次第，双运道为智慧；在圆满次第中又有身圆满为明，语圆满为空，意圆满为双运等种种施设。而对于“果俱生三法”则讲说“明”为化身，“空”为法身，“双运”则为报身等施设，最终在果上建立任运（lhun grub）与转依（gnas gyur）不相违的“轮涅无别见”。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曲几扎波（阿字活佛）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曲几扎波（阿字活佛）的报告《道果止观双运的抉择要理》探讨了萨迦派道果法中“止观双运”的概念及其实践方法，通过对“止”与“观”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如何通过寂止与胜观的双运来获证定慧一体的“胜义菩提之果”。他首先引用汉藏文佛典界定了“止”与“观”的内涵，举例说明其观修方法，尤其详细阐述了《道果前行三现分妙庄严论》中的实修方法，并探讨了“胜义菩提心（don dam pa’i byang chub kyi sems）”的抉择要点。而后，他简述了依止观双运，破除二障，证悟“轮涅无别见”的要点。最后，他讨论了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不同见地，并廓清了一般学者对萨迦派见地的误解，指出“离四边”并非萨迦派的最终见地，其最高见地“离边大中观”是真实超越一切名言量，超越一切言说和思惟的。

杨杰博士进行评议

杨杰博士作为评议人点评了报告，首先肯定了其所研究论题的重要性以及报告的准确性，特别是认同其最后对“离边大中观”的阐述，并举喻说明“离四边”并非取一个“中点”，而是在于超越名言思择的维度。同时，他也对文章所出现的错误做了纠正，并认为文章还需进一步学术化。沈卫荣教授则提醒报告人应有研究的问题意识，应对学术史做充分的梳理。他指出，报告人作为教界和学界的共同代表，应充分利用两边的资源，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教界与学界交流的桥梁。

学术研讨会 · 第三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光典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光典做了题为《弥撒亚、穆罕穆德与太上老君：蒙元及后蒙元时代萨迦派对外道的认识》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首先介绍了元代的主要宗教，即和尚（佛教）、先生（道教）、也里可温（景教）、答失蛮（伊斯兰教）等。随后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回顾，概述了元代以前藏文文献中所记载的i shi myi shi ha（即“耶稣弥赛亚”；īsamasīha）、er ga ’o（也里可温，也作er ka）以及穆罕穆德（sBrang rtsi’i blo gros）、麦加（ma kha）等同景教、伊斯兰教相关的词汇。他特别列举了《时轮续》中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词汇，并就此提出疑问：当时的西藏人是否能够通过这些根据梵文意译的藏文词汇，对应相关的伊斯兰教人名和地名？而这种难对应性，或许能够说明在元代之前，西藏与伊斯兰教没有直接的接触。进入元代以后，情况则为之一变。特别是从八思巴写给蒙古诸王子的“教言”中可以看出，其与当时的道教、景教、伊斯兰教都有直接的接触，而相关的一些名词还被八思巴以后的著作沿用。到了十七世纪，萨迦派阿米夏（A mes zhabs ngag dbang kun dga’ bsod nams，1597—1660）则对这些宗教有了更具体的认知，如记载了也里可温“将饼和葡萄汁想成肉和血来供施”这样的细节，说明元代以来萨迦派对“外道”的认识得到了扩展。

在评议环节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鹏浩认为，该报告的主题比较宏大，一方面时间跨度较长，另一方面则涉及元代各宗教交往、交流的盛况，所用方法则是考证相关词汇的来源、变迁，而其中又体现了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景观。同时，他还补充了一条史料信息，即门兰多杰（Tshal pa smon lam rdo rje，1284—1347）的传记中提到，在1320年，当时的皇后从一位“也里可温”那里购买了房子送给蔡巴。其后，云登贡布堪布也发表了评论，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非常有趣。他指出，报告中提及的很多经典自己也读过多次，但并未以这样的视角去研究、解释这些词汇，这种跨文化、跨宗教的研究方法值得学习。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鹏浩

随后，孙鹏浩副教授做了题为《从打煎炉到南京：一部藏文游记中的明代汉藏交通》的报告，介绍了一部内容丰富的藏文游记——《曼隆上师游记》（Man lung gu ru’i lam yig，或称《香巴拉游记》）。该游记混杂了当时有关已知世界的最新知识、口头传说和文献传统，体现了元以后的西藏对外界的最新认知，堪称藏文文献中的一朵奇葩。报告首先介绍了该游记的三个版本，即由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研究员夏吾卡先提供的两个手写行书文本，以及约翰·纽曼（John Newman）教授所提供的Wylie转写本。随后，他基于游记的内容，如提到了大乘法王（1349—1425）、引用了仁达瓦（Red mda’ ba，1348—1412）等，推测其成文应在明代；从其记述重点，推测其可能是康巴人，归属于萨迦派，因而认为该文本极有可能为托名曼隆上师而作。随后，报告着重介绍了该游记中的“东方”部分，即作者从打煎炉（dar rtse mdo），经鱼通（mgo thom）、成都、峨眉山、嘉定（rgyags ting）等地，一路沿长江东行到达南京的见闻记载。其中涉及的并不局限于佛教名物，还包括自然光景、风土人情、物产经济等等，为今天的读者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古代社会，以及一个“高原来客”对长江沿岸人文、自然风光的深刻印象。

评议人贡噶旦增堪布指出了文本翻译中值得商榷之处。随后，云登贡布堪布也做了简要点评，认为从部分字词来看，推断游记作者为“康区”人是比较可靠的，但同时也提醒报告人谨慎处理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夸张之处，如从一地到另一地所用的时间，其可行性应当具体斟酌。此外，他也提到，这一文本应当亦可帮助考证现今西藏等地所存部分文物的年代与来源。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博士后沈丽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博士后沈丽的报告题为《10—14世纪汉藏地区所见〈尊胜佛母曼陀罗〉的文本溯源、圣像制作与民族交流》，报告将仪轨文本研究与图像艺术分析结合起来，讨论了指导圣像制作的仪轨文本与艺术成像之间的关联，并检视了多民族交往、流动的背景下，各种仪轨和信仰在汉藏两地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她首先概述了10世纪以前《佛顶尊胜陀罗尼》在汉藏佛教中的翻译与传播情况，以及尊胜佛母信仰的由来和传承体系。随后，她介绍了“尊胜佛母曼荼罗”七尊、九尊、十四尊等不同形制以及依托的密续文本，并分别展示了这几种曼荼罗的实物图像。她特别分析了12—13世纪西夏时期的“尊胜佛母曼荼罗”图像、“尊胜佛母”唐卡等，揭示了其中包含的不同时期和语言的传规，指出文本与圣像之间复杂的关系：虽然密续文本能够规范和指导圣像的制作，但圣像的底稿却往往交织融合着不同文本。最后，她结合具体的图像元素，说明了在10—14世纪广泛的民族交往与佛教交流的背景下，独具特色的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乃至明、清时代的佛教文本及图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姚霜进行评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姚霜对报告做了评议，指出“尊胜佛母”信仰和修法在汉藏佛教中均比较常见，在宗教实践中具有净障积资、祛灾延寿等功能。同时，她也强调了图像研究与文本结合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图像研究或可还原密教传播与传承的脉络。此外，她还提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王荣飞目前在进行的研究，指出部分西夏时期“尊胜佛母”图像、修法依据的或许并非藏文文本，而是西夏本土的西夏文文本。其后，云登贡布堪布补充提示道，在同一宗派、传规当中，不同的修法或会对应不同的图像，这种情况在报告涉及的内容中，则可能体现为尊胜佛母顶严化佛的不同。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格格其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格格其报告的题目为《蒙古文译〈喜金刚现证六支〉中的梵文词探析——兼谈明代蒙古文佛典的断代问题》。首先，她介绍了蒙古文译佛典的研究概况，并认为文献的缺失为研究元、明二代（特别是自14世纪直到1578年“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的蒙古佛教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而自己的研究或能填补部分空白。随后，她对这部现收藏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自藏文译成蒙古文的《吉祥喜金刚现证六支》的情况做了简要介绍，指出该文本不仅在文字书写特征上保留着元代蒙古文的特征，而且文中152个梵文借词以及70个长短不一的咒语的音写情况十分复杂、并不规范，此外还包含了回鹘文的梵文借词。故而，她推测该文本形成于阿礼噶礼字创制（1578年）之前。接下来，报告还对该文本的著者与译者做了考证和分析：著者为萨迦派僧人喇嘛丹巴索南坚参（bSod nams rgyal mtshan，1312-1375），译者则为hor isdon šesrab rinčin（蒙古上师摄思喇不连真）；而一篇14世纪回鹘文道果文献的跋文中，恰好亦记载了一位叫šesrab rinčen的上师。若两人为同一人，则《吉祥喜金刚现证六支》蒙译本的成书时间亦应为14世纪。此外，元、明二朝藏传佛教于宫廷的传播具有某种延续性，现存汉译藏密文本中有许多文本与喜金刚相关，那么在同一时期，将喜金刚法本译为蒙古文也是有可能的。

沈卫荣教授进行评议

沈卫荣教授在评议中肯定了其多语种、跨学科之比较研究的有效性，并再次强调了蒙古文佛典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对元代蒙古佛教的研究，应尽早突破围绕《彰所知论》等有限典籍进行研究的传统范式，鼓励报告人进一步深化现有研究，这些相关研究将会是藏学、蒙古学、回鹘学等学科的一个重要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多吉措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多吉措姆报告的题目为《萨迦阿米〈宝鬘注疏〉初探》，主要介绍了萨迦派僧人阿米夏于1657年为八思巴所著书信《致王子只必帖木儿之教诫·宝鬘》所作注疏的成书背景、内容特点以及研究价值。她首先介绍了文本的概况、八思巴致蒙古王室成员的书信以及相关的政治、宗教背景。随后梳理了作者阿米夏的生平，认为从个人经历、家世背景及教派传承等方面来看，阿米夏同八思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阿米夏之所以选择对这样一封书信做详细注疏，不仅是出于对八思巴的敬仰以及对宗教传承发展的考虑，还包含了其对当时藏传佛教教派势力斗争和蒙藏政教势力交融、联合的关切，以及对萨迦派现状的担忧。随后她从文本体裁、写作模式、思想内容等方面说明了该文本在藏文文献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随后云登贡布堪布与沈卫荣教授均对报告做了点评和补充。云登贡布堪布介绍了“教诫”类著作在佛教传统中的由来和重要性，并且认为从比较阅读的角度来看，八思巴所写“教诫”更多引用藏族本土著述和故事，因而以之做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是有必要的。同时，除了历史信息以外，还应该进一步挖掘文本的思想、文化价值。沈卫荣教授亦认为，同类书信、“教诫”值得做系统且深入的研究，比如其是否影响到元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政策，其在历史上是否有确切的影响等。

学术研讨会 · 第四场

中国藏语高级佛学院拓然巴，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格桑寺降拥丹比加参

中国藏语高级佛学院拓然巴，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格桑寺降拥丹比加参（拥拥）的报告题目为《开显〈量理宝藏论〉特相之镜》。作为萨迦班智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量理宝藏论》（Tshad ma rigs gter）在西藏因明学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他首先从萨迦班智达的生平入手，梳理了萨迦班智达从出生到圆寂的经历，并着重讲述了其传法、著书和培养弟子等方面的贡献，指出其作品少而精的特点。接下来，他对《量理宝藏论》的价值进行了解说，指出萨迦班智达并非全然复述印度论师以及噶当派所传承的因明思想，而是在创作中融入了自身的见解，并对前代学者们的解释做了批判，从而对因明学进行了创新，真正将“因明新派”的学说做了透彻的分析。最后，结合自身学习和修行的经验，他指出，除了“道果法”，对萨迦派显宗学说进行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正确的学习和研究不仅能够获得学术上的成果，对于自身和他人的生活同样大有助益。

昂翁洛绒扎西堪布进行评议

昂翁洛绒扎西堪布对该报告进行了评议，并再次强调了《量理宝藏论》的重要性。因为因明学是理解藏传佛教著述、传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在用汉语讲说因明之时，却有许多障碍，这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许多藏文术语并没有现成的汉文词汇与之对应，并且汉、藏佛教两个传统之间存在论证逻辑上的差异。而《量理宝藏论》不仅是藏传佛教因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诸多独特的论点也是我们打开藏传佛教因明学宝库的一把钥匙。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石美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石美的报告题为《〈苦乐为道要门〉研究》，通过文本对勘，她确定了与《苦乐为道要门》最接近的藏文本，即俄钦·衮却坚赞（Ngor chen dkun mchog rgyal mtshan，1388-1469/1470）所著之《苦乐道用之修心》（sKyid sdug lam ’khyer gyi blo sbyong bzhugs）。随后，结合相关文本，她梳理了这一修法的师承次第，并结合陀美桑波（rGyal sras thogs med bzang po，1295-1369）和仁达瓦（Red mda’ ba gzhon nu blo gros，1348-1412）所著的《苦乐道用要门》（sKyid sdug lam ’khyer gyi man ngag），详细分析了其实修与观修的内容等。她指出，这一要门的基本成型在于陀美桑波，其结合观世音本尊修法、“直指三身要门”修法等内容，将传统显乘苦乐为道用等修心法门在显密圆融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体现了藏传佛教在实修理趣上的新发展。最后，她补充了一些文本材料，尝试寻找这种创新的思想源头，而这一工作仍有待于对更多文本的进一步研究。

昂翁洛绒扎西堪布进行评议

昂翁洛绒扎西堪布对该报告亦做了点评，他戏称《苦乐为道要门》为“消除内耗法门”，并认为感同身受是消除人与人之间隔阂最重要的前提，因此他很高兴能够看到这样一篇法本跨越古今，将不同时代的声音连接起来。杨杰博士指出了论文中的一些翻译漏误，并表示报告人所提到的攘迥多吉所著的《直指三身教诫》（sKu gsum ngo sprod）对此研究而言十分重要，但提示此“攘迥多吉”并非三世噶玛巴，而是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谢光典博士亦提到该教法十分重要，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有数位噶玛巴将该教法传与蒙古大汗或元代皇帝。随后，与会学者们对该文本的归属，即其为显还是密，是行部、事部还是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做了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姚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姚霜的报告题为《〈菩提心戒仪〉文本初探》，她首先梳理了《菩提心戒仪》的文本结构，指出这是一部非常明确的萨迦派传承文本，其内容是发菩提心的仪轨。她对文中所载的传承者“公葛朋上师”的身份进行了探究，推测其为萨迦派上师贡嘎本（Thang po che ba kun dga’ ’bum，1331-1402）。接下来，她梳理了《萨迦全集》中有关发菩提心戒仪的文本，并着重讨论了《中观派发心仪轨》（dBu ma lugs kyi sems bskyed kyi cho ga）这一作品的文本性质与核心观点。随后，通过汉藏文本对勘，基于《中观派发心仪轨》对于藏传佛教发心仪轨的详细论述与创见，她讨论了汉文“菩提心戒仪”这一名称的内涵，并尝试构拟其对应的藏文词。通过对藏传佛教中观、唯识二派发菩提心仪轨传规的梳理，她进一步探讨了西夏与汉传佛教中的发菩提心、发心仪轨、菩萨戒等相关内容的文本与传承体系，并指出《大乘要道密集》所收录的《菩提心戒仪》展现出不共的萨迦教派特色。

云登贡布堪布对报告做了评议，首先指出报告中所提到的中观与唯识的传规在萨迦派内部均传承不断，但仪轨上的归属不能代表见地，萨迦班智达在《三律仪判别》等文本中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肃清其时混杂的授戒体系。此外，他亦提示报告人注意现在汉传佛教中所行的“三坛大戒”，认为将其与藏地唯识传规做比较研究会是十分有趣的。土登彭措堪布亦认为对《菩提心戒仪》的研究十分有价值，因为这是“道果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在讲授“三现分”之后即会授菩萨戒，而《大乘要道密集》包含这一内容，更能说明，当时可能完整翻译了“道果法”的全部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扎西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扎西报告的题目为《〈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汉藏对勘及研究》，报告介绍了元代译师沙啰巴所译药师仪轨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以及沙啰巴的翻译策略和技巧。首先，他从元代汉文文献出发，分析了其中与药师佛信仰和仪轨相关的内容，并结合藏文文献，特别是噶当派僧人扎巴尊珠（Ze’u ’dul ’dzin grags pa brtson ’grus, 1253—1316）的传记，对《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的成书背景做了讨论，并简要介绍了该文本现存版本等情况。随后，结合科判，他分析了该文本的结构，并举例说明了沙啰巴编译该文本时所采取的世俗化、汉藏显密圆融的策略。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该文本形成的宗教文化背景，以及文本归属的宗教实践传统，他梳理了13—14世纪藏传佛教中的药师信仰及仪轨的发展，并将之与唐宋以来汉传佛教中的药师仪轨做了简要对比，指出了其中的相似性，并认为沙啰巴两部药师仪轨的译入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当沙啰巴依照藏传佛教的传统，编译出这部文本之时，汉藏佛教两种传统自然地交汇，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药师佛信仰以及文化。随后，他还通过文献对比、图像举隅的方式，说明了该文本在药师佛仪轨、图像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评议人云登贡布堪布对报告内容给予了好评，并从自身阅读经历出发，补充了报告中提到的藏地论师对“药师经轨（sman bla’i mdo chog）”归属及宗教实践的讨论，他指出，从汉藏佛教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药师佛经典、信仰与仪轨等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色让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色让准报告的题目为《利美之典范——觉囊更噶卓确及其〈甚深百部导引〉》，主要介绍了《甚深百部导引》（Zab khrid brgya dang brgyad kyi yi ge）的内容、相关文本，其在藏传佛教各派别中的传承历史与脉络等。首先，她交代了研究的缘起，随后结合传记简要介绍了贡噶卓确的生平及相关的前人研究，并概述了藏传佛教传统中的“百法”类文献的传承与分布。接下来，她简要介绍了《甚深百部导引》的内容，并列举了如《百部导引传承祈愿名录》（Khrid brgya’i brgyud ’debs brjod bde brgyud pa’i mtshan sdom）、《极深百部导引共通前行》（Yang zab khrid brgya’i thun mong ba’i sngon ’gro）等与之相关的文本，以及各派高僧传记、闻法录中与《甚深百部导引》相关的记载。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精细分析，她梳理了《甚深百部导引》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传授方式和传承脉络，并指出，从内容上看，该文本结集了印度和藏地的显密重要法门，能够充分体现贡噶卓确对教法传承的注重以及其“利美（ris me，即不分派）”的思想；而在相关教法的传承脉络方面，亦能看出这一文本跨教派、跨地域传播的包容性，以及对各教派间交往、交流的促进作用。

石美博士作为评议人，肯定了报告人广阔的学术视域，认为报告人跳脱出觉囊派单一的传承，将文本放入“利美运动”的大背景进行研究，是十分巧妙而精致的。云登贡布补充道，贡噶卓确在萨迦派传承中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深入研究，并且认为《甚深百部导引》中各显密教法的次序，有可能是根据其自身的修行经验排布的，提示报告人可以从这个角度再做具体分析。杨杰博士则就“利美运动”做了进一步讨论，他认为现在学界研究的对象当中，称得上“利美先驱”的论师事实上很多，而在“宗派”意识构建之前，藏传佛教的教法传承主要讲究“传规”而非派别，因此这些论师融汇诸系密法的思想是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利美运动”有关，是需要再做仔细讨论的。

德格县宗萨嘎谷菩提林禅修院蒋扬卓玛

最后一场的报告人为日本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文学博士，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宗萨嘎谷菩提林禅修院的蒋扬卓玛，她的报告题目为《日本藏学界对萨迦教法的研究》，她在报告中分享了她收集到的资料，并结合这些资料分析了索南嘉措与立川武藏的“合作模式”。首先，她概述了同萨迦派相关的日文研究成果，并指出其中索南嘉措（俄尔寺第74任堪布，1933—1988）和立川武藏（1942—）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而后，她介绍了两人的生平履历以及主要学术研究成果，认为两位学者的互动合作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特别是文本的对勘、翻译和分析，需要教界与学界的通力合作。

沈卫荣教授亦从自身的工作经历出发，补充了对日本藏学界和藏学研究的看法，认为他们对一些藏文文本的翻译、注释是十分精细的，值得参考。同时，他亦认可了报告人的观点，认为这种教界与学界的合作模式确实值得借鉴与发展，特别是在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的当今世界，教界与学界应该有效地利用资源，进一步强化与深化合作，共同推进藏学研究的基础材料整理、研究工具更新以及学术视野的拓展等，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沈卫荣教授进行会议总结

随后沈卫荣教授对会议做了简要总结，认为此次会议将会是教界与学界交流沟通的典范与先例，代表着教界与学界消弭误会与顾虑、进行有效沟通与合作的时机已然成熟，希望以后能够以更多的形式促成长期合作。同时，这种合作同样是“利美”的，不会局限于一宗一派，而是以宗派圆融的思想开展研究。沈卫荣教授着重强调了“准确解读文本”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指出以往研究和教学的经历说明，同教界大德的合作对于文本解读有极大助益，希望今后能通过更多的专题会议、主题报告以及合作翻译等形式，继续加深合作。最后，沈卫荣教授结合近段时间在欧洲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见闻，提出“世界藏学研究的未来要靠中国的年轻学者”的认识，并再次给予在场的年轻学者们鼓励与期望。

圆桌讨论及闭幕式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也纷纷表达了在此次会议中不同层面的丰厚收获。云登贡布堪布首先赞叹了从会议报告中接收到的丰富信息，以及学术研究提供的独特视角，他认为教界与学界关心的问题事实上是基本重合的，只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视角略有不同。此次会议这样友好交流、合作的氛围，令他想到佛教初传西藏时的桑耶寺，正是当时印、藏、汉等地的论师协同合作，才令藏传佛教得以萌芽和发展。他还提到，在这样热烈的学术氛围的感染下，自己也产生别样的动力，去突破传统修习的方式、学习现代学术的方法和理论，他特别强调，应该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以及英语、日语等工作语言，还应学习拉丁转写等学术规范。最后他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提供的平台，亦表达了今后继续交流合作的意愿。

圆桌讨论

侯浩然博士亦表示此次交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特别是研究者往往从文献的角度出发，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宗教实践的具体情形，他认为研究者应该更多地考虑现实需求，合理阐发教义，从而令藏传佛教进一步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他认为应结合传统模式与现代学术理路，在充分发展、利用现代工具的同时，不应忽略传统的交流方式。最后，他表示这样的合作模式应得到发展，应争取在更多的院校、研究机构中探索和开发更有效的合作方式。

圆桌讨论

杨杰博士则从语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对宗教文献进行概念分疏、逻辑梳理时不应忽略其内在理趣，也不应忽略传统对自身的表达。对文献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具体语境有所了解，在语文学研究中至关重要，而教界无疑能对此提供巨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传统方式的研究和学习，亦应与文本批判等学术手段相结合，特别是培养和运用历史意识。

对此，贡噶旦增堪布亦有深切体会。他认为传统学习中所获取的信息和知识如同“念珠”，而历史的意识和学术的方法，正如同中间那根串绳，只有以此串绳将松散的信息编辑、整理起来，才能形成信息的有效表达和传播。

正如姚霜博士所言，我们如同新时代的“译师（lo tsa ba）”，只不过我们不仅要将梵文、藏文翻译成汉文、英文等文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宗教的语言翻译成学术的语言，将传统的语言翻译成现代的语言！

圆桌讨论

此次会议的精彩报告和热烈讨论，说明了教界与学界之间进行交流的热切度和有效性。会场上云登贡布、贡噶旦增、土登彭措等堪布，不仅熟练掌握藏、汉双语，精通文献与宗教义理，也从宗教传统、实践等角度为报告人们提供了精准的点评、丰富的学术信息以及恳切的建议。这不仅体现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现代化的进展与成效，也充分说明了学界与教界进行有效沟通，对藏传佛教研究、藏学研究，对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进一步推动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十分重要。此外，亦有诸多高僧大德从宗教实践传统和个人修行经验等角度，提供了“内部视角”，其报告虽不同于传统学术论文，但亦能激发思想之火花，为学术研究者提供别样的信息和视角。正如昂翁洛绒扎西堪布幽默的比喻：“你有盐，我有茶”，将学界和教界的资源与优势整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藏学研究，更好地整理、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