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出土了较多早于吐蕃时代的铜器,表明西藏西部是西藏早期铜器的主要流布区域之一.出土早期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从公元前两千纪一直到公元3世纪,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并且显示出与周边的藏东、南亚和新疆地区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已有的分析数据表明至迟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后,西藏西部地区铜器的合金和制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锡青铜和淬火处理技术.西藏西部可能存在本土早期冶金生产,拉萨河谷、新疆和南亚地区都是可能的冶金技术来源方向。

关键词：西藏西部；早期铜器；文化交流；技术传播

西藏西部即阿里高原地区，据文献中记载曾是象雄（羊同）国地望之所在[1]。随着近年来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陆续在该地区发现了一批吐蕃以前的墓葬，出土了较为丰富的早期遗物，其中包括不少铜器，表明西藏西部的物质文化在7 世纪以前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并且与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互动和贸易往来，是“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2]（P168-177）[3]（P103-121）。金属冶炼被认为是文明三要素之一，铜器的出现和使用与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考古资料表明拉萨的曲贡在距今 4000 年前后就已出现了青铜镞[4]（P142），其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与周邻的甘青、新疆等地区相比并不晚太多，但冶金术在西藏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5]。本文拟在对西藏西部出土早期铜器材料和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初步探讨早期铜器的合金和制作技术等相关问题，从而进一步讨论以铜器制品和冶金技术为载体的跨地区的物质和文化交流过程。

一、西藏西部发现的早期铜器

所谓西藏早期铜器，一般指童恩正先生划定的“早期金属时代”，即公元前一千纪至6 世纪[6]时期的铜器，大致上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但实际上也包括了个别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铜器[5]。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最早开始对西藏早期铜器进行收集和研究[7]（P6-8），他于 1935 年左右在西藏西部考察时零散发现了一些小件铜器，并大致讨论了其用途和年代[8]，但由于缺乏出土信息，难以深入。20世纪50 年代以后，随着科学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开展，西藏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早期铜器，数量不算太多，但分布范围较广，在西藏中部的拉萨市曲贡遗址[4]（P142）（P208），山南市浪卡子查加沟古墓[9]，藏东的昌都市热底垄石棺墓[5]和贡觉县石棺墓[10][11]，藏北地区石棺葬[5][12]均有出土，各地出土早期铜器的年代也不尽相同。西部阿里地区象泉河流域是近年来西藏考古发掘的主要工作区域之一，考古人员在此接连发现了几处史前墓地，墓中出土了较多早期铜器，具体情况如下：

格布赛鲁墓地位于札达县东嘎乡，1999 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调查时在地表采集到铜环1件，可能为手镯；铜泡1件。调查者依据采集到的陶片推定格布赛鲁古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距今2500-2000 年左右[13]。2017-019 年，考古人员对格布赛鲁墓地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古墓葬。据夏格旺堆先生介绍，格布赛鲁墓地可分为两期，碳十四测年分析显示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50年，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178 年，铜器在一期和二期墓葬中均有出土，数量较多。其中一期墓葬出土有铜铃、铜泡、铜针等，二期墓葬出土有铜手镯、铜器残件等[14]。

皮央·东嘎遗址位于札达县城以北约30 公里处，在其中的格林塘和萨松塘早期墓葬发现有青铜器。出土铜器十余件，大多出自格林塘地点，发现青铜短剑1柄，铜片状器1件，铜扣饰8件，铜泡饰1件，铜条状器若干。萨松塘地点出土铜剑残件1件，铜环饰2 件。在丁东居址F4 西墙外的台阶上还发现一件青铜残片，器形不明。研究者根据墓葬和居址出土的陶器以及碳十四测年结果，推测二者的年代相去不远，房址和墓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聚落遗存，其年代相当于秦汉时期，出土的铜器也应属于这一时期[15]（P226-228，P241）。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2012年度发掘出土铜器11件，主要为容器，包括铜盆1件，铜钵1件，铜壶1件，铜釜1件，铜杯1件，铜碗2件，铜碗沿1件，铜勺1件，圆形饰1件，管状器1件，碳十四测年显示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公元2世纪至3世纪前半叶，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时期[16]。2013 至2014年度在属于前吐蕃时期遗存的墓葬中又出土了铜勺柄1 件，以及铜皮木碗1 件，鎏金铜耳环1 对，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2000-1800年[17]。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出土铜器21 件（组）。包括带柄铜镜1 件，铜盆1 件，铜珠1 组共277件，可能是衣物上的装饰品。铜串饰2组，由不同类型的铜珠串成。铜饰片两组共67 件，可能为纽扣。铜铃4 件，铜发饰1 件，铜镯5 件，铜纽扣1件，铜节约3 件。曲踏墓地I 区的年代与故如甲木墓地相当，为距今2000-1800年；II 区的年代较早，为距今2250-2150年左右[17]。

从以上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藏西部尤其是象泉河流域，是西藏早期铜器的主要流布区域之一。出土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从公元前两千纪一直到公元3世纪。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之前，铜器的使用一直很少，只有格布赛鲁早期墓葬出土铜器，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这是迄今在西藏西部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仅略晚于拉萨曲贡的青铜镞，表明西藏西部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比中部地区晚太多。其他大部分铜器的年代较晚，集中在战国至魏晋时期，说明这一时期是铜器大量被使用的时期。

二、早期铜器的特点

（一）铜器的种类和用途

铜器的总体数量并不多，器形都比较简单，以小件器物为主。但在类别上较为丰富，包括各类装饰品（包括人体装饰和服饰装饰）、容器、工具、武器、马饰，以及铜镜、纽扣等杂器。其中以装饰品数量最多，尤其是铜泡饰较为流行，在格布赛鲁、皮央·东嘎和曲踏墓地均有发现，分为单泡和双泡两种，应为缝制在纺织品上的饰件。容器也有一定的数量，但只在故如甲木墓地有较多发现，绝大多数为素面，有的在器表饰有简单的弦纹，不少器物表面有烟熏痕迹，器内有茶叶残留[18]，表明是煮茶或饮茶之用，相似的铜盆在曲踏墓地也有发现。工具、武器、马饰和杂器的数量较少。

与西藏其他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情况类似，阿里地区发现的这些早期铜器基本都具有实用性，多为武器、工具和装饰品，还有少量容器和铜镜等生活用具，宗教色彩并不浓厚，与杜齐所搜集的年代较晚的护身符、宗教信物、氏族徽记等器物有很大不同[5]。绝大多数器物都出土于墓葬，应是作为陪葬品被埋入地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丧葬观念。不同遗址出土铜器有相似之处，表明了该地区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较为接近。

（二）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已有多位学者讨论过西藏西部出土早期铜器与周边地区的联系。霍巍指出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青铜短剑剑柄的装饰手法独特，在北方草原地带早期铁器时代的青铜文化中较为多见，在西南的云南、四川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有形制与之更为接近的青铜短剑发现[15]。吕红亮则进一步指出格林塘青铜剑与四川盐源出土同类器几乎相差无几，这柄青铜短剑应是由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山地远程交换而来，其传入路线很可能自横断山区进入藏东后西进。他还指出格布赛鲁、皮央格林塘墓地等采集或出土的铜泡饰，自青铜时代开始以至早期铁器时代，在新疆、藏东川西、云南等地的墓葬中均有同类器发现；皮央萨松塘和格布赛鲁所出铜环也是藏东以及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中的常见之物[19]。仝涛等学者指出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铜盆、铜钵等金属容器，与之相似者也见于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16]，反映出西藏西部与南亚地区的紧密联系。曲踏墓地发现的欧亚草原风格的带柄铜镜，铜铃项饰等都显示出与新疆的密切联系，类似的铜饰片、铜铃项饰和带柄铜镜在邻近的拉达克列城也有发现，说明象泉河上游地区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沟通是通过拉达克列城来实现的；铜盆、铜镜等与尼泊尔地区所出器物形态一致[17]。

以上研究表明，西藏西部早期铜器与周边藏东、四川和云南、新疆以及南亚地区存在广泛联系，但究竟是铜器制品的流通，还是技术的传播，抑或是文化因素的渗透，依据目前的材料还难以厘清。

三、西藏西部早期铜器技术

（一）故如甲木墓地铜器技术

迄今已报道的西藏西部早期铜器的分析数据很少，只有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铜器进行了成分和金相分析[16]。由于原报告中只发表了检测结果而未作深入分析，本文拟在发表数据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讨论。分析报告显示6 件铜器的合金材质包括红铜和锡青铜两种，其中M1 出土的盆、壶和M44出土的两件残块属于红铜，并含有微量的砷、铅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均在1%以下，说明应是人工冶炼的红铜，而不是自然铜。M1 采集的钵和碗属于锡青铜，且锡的含量都在20%以上，明显高于一般铜容器的锡含量。红铜和锡青铜都是人类在早期阶段常用的金属材质，尤其是锡青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合金，锡的加入可以大幅度降低熔点，并提高硬度，其合金性能比红铜优良得多，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都有过大规模应用。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铜钵和铜碗，锡的含量很高，明显是人为有意加入，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锡青铜合金技术。红铜和锡青铜共存，可能是锡资源短缺造成的，也可能与不同的产地来源有关。

从发表的器物照片来看，这些容器的器壁都比较薄，金相分析也显示出4件可辨识器形的容器均为锻打成型，这与中原地区同时代容器以铸造成型为主的技术传统有显著不同。钵和碗在锻打后还经历了淬火处理。含锡量高于20%的青铜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脆性，经淬火处理后，抗拉强度有极大增加，延伸率也有一定的增加。金相分析结果与这两件器物的合金成分相对应，说明当时工匠已认识到高锡青铜的脆性，并掌握了相应的加工处理方法。

对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铜器的分析表明，公元2世纪至3世纪左右，西藏西部地区铜器的合金和制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也具有一些局限性。西藏西部冶金技术的出现应远远早于这一时期，遗憾的是目前还未见其他遗址出土铜器的分析结果。由于迄今尚未在阿里地区发现确切的冶金遗迹和遗物，这些早期铜器是否为本地所产尚不能完全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故如甲木墓地M2 墓坑东侧扰洞的填土中发现了细小的铜渣，有可能是本土冶金生产活动相关遗物，其具体性质仍有待进一步的检测分析。

（二）西藏早期本土冶金生产

目前在西藏境内发现的早期本土冶金生产的证据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拉萨河谷地区。拉萨曲贡遗址早期地层出土的铜镞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发掘者认为曲贡铜镞的形态较为原始，具有明显的本地文化因素，当是本地铸造，而不是舶来品，使用青铜来生产消耗性的箭镞，说明铜料的来源已较为充足，并且青铜冶铸生产也有了一定的规模[4]（P228）。经分析该铜镞锡的平均含量为12.51%，属锡青铜材质，范铸成型，使用的铜锡原料应是冶炼所得，而不是自然铜[20]（P251）。曲贡铜镞锡的配比合理，具有优良的合金性能，并且使用了较为先进的铸造技术，说明此时铜器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则本地冶金生产出现的时间应更早。曲贡晚期石室墓出土的铁柄铜镜，年代被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21]。镜体为高锡青铜材质，铸造成型，铁柄中含微量的碳，应是用人工冶炼铁锻打而成，镜背纹饰为手工凿刻而成，镜体和柄部由铆钉固定连接[22]（P252-254），显示出较高的工艺技术水平。不过这件铜镜的形制和纹饰均十分特殊，很可能不是本地冶金业的产品。

更直接的冶金生产证据来自拉萨市郊堆龙德庆县嘎冲村遗址发现的炼渣和陶质鼓风管等冶炼遗物，研究者依据同出的石器和陶片与拉萨河谷的曲贡、邦嘎、昌果沟等遗址出土同类器相同，认为这些冶炼遗物的年代在距今3000年左右。对其中一件炼渣的扫描电镜分析显示，炼渣内包含未反应的黄铜矿，推测该炼渣为冰铜渣，原料为硫化矿，冶炼过程中采用了“硫化矿——冰铜——铜”的冶炼工艺[23]（P1-10）。黄铜矿属于低品位的硫化矿，冶炼工艺过程复杂，需要先冶炼成中间产物冰铜再还原成铜，因而这种技术出现的时间一般比较晚，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在内地出现的年代不早于西周时期[24]。嘎冲村发现的这些炼渣，提示我们西藏中部地区在距今3000年就可能出现了较先进的冰铜冶炼技术，则高原冶金术的出现必然要更早。但是由于分析的样品系采集，而且只分析了1 件，特别是在炼渣内没有发现能代表冶炼产物的金属颗粒，其在冶金史上所代表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商榷。

曲贡遗址出土的铜镞和嘎冲村发现的铜炼渣说明西藏中部的拉萨河谷是西藏最早出现本土冶金生产的地区之一。在藏文史籍中也有对早期金属矿藏开采和冶炼活动的记载，据《贤者喜宴》记载，玛桑九族统治时期（原始社会时期）西藏已有金属器出现；《红史》《拉达克王统记》《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新红史》中均有关于止贡赞普、布代贡杰赞普在位时烧木成炭，用木炭冶炼铜矿石的记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200 年[25]（P162-163）。作为西藏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藏中部对西部地区的冶金生产很可能产生过影响，但是由于目前分析的数据太少，两地早期冶金生产之间的具体联系尚不明晰。

四、西藏西部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

考古研究表明，西藏西部与周边地区在早期金属时代就已存在紧密的联系，其中也应包括冶金技术的传播。

在西藏周边存在多个早期冶金中心。首先是西藏东部的甘青地区，这是我国出土早期铜器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区域，在马家窑、马厂、齐家、四坝、卡约等早期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早期青铜器，材质包括红铜、锡青铜、砷铜、锡铅青铜等，工艺上既有锻造、也有铸造，尤其是马家窑东乡林家遗址发现的青铜刀，是我国境内最早的锡青铜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26]。西藏北部的新疆，也是早期铜器集中出土的地区之一，在罗布泊小河墓地、哈密天山北路等遗址均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铜器，对这些早期铜器的分析表明锡青铜已普遍使用，并且使用了铸造、锻造、退火和冷加工等多种工艺[27][28]。相比于新疆地区，霍巍先生更倾向于认为西藏早期铜器与甘青地区的联系更为紧密[29]（P226），西藏中部拉萨河谷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西藏西部与甘青地区距离较远，受到的更可能是来自西藏中部地区的间接影响。而新疆地区与西藏西部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除铜器外，西藏西部发现的丝绸、木器、四足木棺、玻璃珠等遗物与新疆地区出土物类似[16][30][31]（P264-274）[32][33]（P146-156），表明新疆对西藏西部产生过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西藏西部早期冶金问题，新疆地区是不可忽视的。

另外还必须考虑南亚北部地区。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是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早期铜器，在莫恒佐达罗遗址各地层出土铜器中锡青铜已占到了六分之一，其年代为公元前 2500 至 2000 年[34]（P30）。除了青铜器，西藏西部发现的黄金面具、方形箱式木棺以及一些铜容器和玻璃珠，在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发现有类似者[16][31]（P264-274），说明西藏西部与南亚北部存在密切的交流。李映福先生也注意到嘎冲村采集到的陶质鼓风管与中原地区鼓风管有明显的区别，而与印度中部奈康德遗址出土鼓风管类似，提出西藏高原早期冶金技术可能受到南亚地区印度冶金技术的影响[23]（P1-10）。

五、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是西藏早期铜器的主要流布区域之一，集中出土于象泉河流域的早期墓葬之中。铜器的年代跨度较大，从公元前两千纪一直到3 世纪，数量不多但种类较为丰富，器形较简单，以小件器物为主，包括各类装饰品、容器、工具、武器、马饰，以及铜镜、纽扣等，均为实用器。一些铜器包含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显示出西藏西部与周边的藏东、南亚和新疆地区存在密切的联系。对故如甲木墓地出土铜器的分析表明，至迟在2世纪至3世纪左右，西藏西部地区铜器的合金和制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锡青铜和淬火处理技术。西藏西部很可能存在本土早期冶金生产，西藏中部的拉萨河谷、新疆和南亚北部地区都是可能的冶金技术来源方向。

霍巍先生曾根据有限的信息对西藏早期冶金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的推测，认为西藏早期铜器和周边地区一样，曾经历过一个使用天然红铜，再进步到冶炼青铜，尤其是锡青铜的发展历程[29]（P224-226）。目前只发现了冶炼红铜和锡青铜，关于西藏冶金术的起源和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较大的缺环，西藏不同区域之间铜器生产和流通的情况还很模糊。诚如霍巍先生所说，要证明西藏高原确实存在早期冶金生产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35]。西藏西部出土早期铜器对研究西藏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至关重要，是未来应重点关注的区域。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科技考古的深度介入，西藏早期冶金问题必将愈发清晰。（作者简介：长孙樱子，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马凤娇，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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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