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佛教传入西藏以后，通过与本土宗教的斗争与融合，以及与吐蕃统治阶层的政治融合，逐渐在民众信仰、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藏传佛教教义对吐蕃以后西藏基础法律体系的形成，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藏传佛教；法律制度；政教合一
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苯教作为原生宗教受到统治阶层和社会上层的推崇。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取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在后续历代藏王的扶持下，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教义也通过不同执政教派融会于早期的法律体系，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并促成政教合一制度下社会秩序的建立。
一、藏传佛教的创立和发展
1.佛教传入西藏
在西藏《青史》等早期的史学著作中，已有关于拉脱脱日年赞取得佛教经典的相关记载，至松赞干布时期，吞弥桑布扎受委派前往印度求学，返回后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创制藏文，自此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并广为人知。
随着吐蕃统治阶层对佛教文化的重视以及对传统苯教的抑制，传统贵族势力筹划了一些列崇苯反佛的活动，但在藏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历次宗教斗争中取得进一步发展。为进一步融入社会、适应统治阶层需要，藏传佛教还融合了传统苯教仪轨，取得部分苯教徒的认可。
2.佛教对吐蕃时期统治阶层的影响
松赞干布时期，小昭寺、大昭寺陆续落成，从境外引入、翻译的佛经增多，助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扶持佛教发展也是统治阶级对抗传统贵族势力的重要砝码。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在雅砻河谷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具有印度、唐朝和西藏特色的佛教寺院——桑耶寺，寺院建成后，七位传统贵族子弟在此剃度修行，他们后来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赤松德赞通过创制法律、盟约的方式，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推崇藏传佛教，《佛教大法》中规定“一切众生听从王者命令，一切王臣均当顶礼出家僧侣，尊崇供奉”，同时命令群臣发誓不得诋毁三宝。继而下令由每三户平民供养一名修行僧人，成为寺院属民。
佛教寺院自此演变成了一个脱离基本劳动、拥有“属民”的经济实体，寺院的统治者已成社会管理功能的一部分。
3.佛教教义对民众行为规范的影响
佛教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严密而有组织的戒律体系，用以规范僧人和信教群众的日常行为。藏传佛教传播过程中，杀生短寿报、偷盗财乏匮、邪淫多抱怨、妄言失正信、饮酒乱心智等因果教条，也成为教化普通民众的通用准则，传统苯教认为万物有灵、敬畏自然的观念，在佛教教义中也得到较好的传承。
经历前弘期、后弘期之后，藏传佛教教义已内化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为后世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佛教教义对西藏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佛教引入西藏之初，其多元教义就被统治阶层加以运用。西藏史学经典《贤者喜宴》中记载了松赞干布制定法律的目的，即收服离散的帮族势力、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维系对属民的统治。在此过程中，藏传佛教为藏王制定法律提供了直接依据，普遍的做法是在佛教教义基础之上，添加护卫佛教发展、维系统治阶级利益的条款。
1.吐蕃王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借助佛教相对完整的教义、戒律体系，自从松赞干布开始，佛教思想就被直接引入各类法典，吐蕃时期主要形成有《以万当十万之法》《十万金顶具鹿法》《王朝准则法》《扼要决断法》《权威判决法》等法典。其中，《王朝准则法》中，关于不杀生、禁止邪淫、禁止谎言、饮酒节制等条文，明显传袭了佛教的戒律规定。“在家道德规范十六条”中则明确要求民众敬信三宝、知恩报恩。
经过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祖德赞三代藏王传承式推行，佛教影响逐步深化，信教群众和僧侣迅速增加，佛教教义成为调节民众社会关系的重要准绳，佛教《十善法典》则成为吐蕃诸多法律的渊源。
2.帕木竹巴时期的法律制度
帕木竹巴政权兴起于14世纪中叶，基于帕竹噶举宗教力量，以及核心领导人绛曲坚赞的统治才能，实现了卫藏地区的统一管理。帕木竹巴政权降服了周边的宗教派系和万户，后废万户而设宗，并在元中央政府认可下，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法律制度，以实现统一领导和势力传承。
帕木竹巴时期，绛曲坚赞在前代立法的基础上，完善制定了《大司徒降曲坚赞十五条法律》和《玉龙鸣宣十五法典》。关于杀人罪、偷盗罪、邪淫罪、妄语罪、恶语罪等描述，多借助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从事法典所禁止的作为。对于萨迦时期的法典，绛曲坚赞则作出一定的批判，他认为杀人偿命的法律规定过于残忍，故依据佛教教化思想改为赔偿命价的处罚。十五条法律里面“狡狂洗心律”，则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宗教教义对诉讼双方的精神束缚和主张，面神发誓成为一种案件审理方式。
3.藏巴汗时期的法律制度
札巴坚赞对传统传袭制度的破坏，为帕木竹巴逐渐走向衰败埋下了隐患。随着仁蚌巴家族势力的兴起，藏传佛教格鲁派力量的逐步强大，权力角逐之下，帕木竹巴最终被仁蚌巴家族所取代，随后又在辛夏巴家族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藏巴汗政权。
公元17世纪，噶玛丹迥旺布执掌政权，在他的主持下形成了《十六法》，这可以被理解为建立在前代法律体系基础上的综合性法典，内容囊括军事管理、行政规范、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其中有保护性规范，禁止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和扰乱社会秩序。也有程序性规范，旨在维护案件审理秩序，弄清是非，以便准确裁决。同时还有责罚性规范，对案件的处置手段以及对受害人的赔偿方式形成具体规定。但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其立法目的依然是最大限度地剥夺广大农奴的权利，保护三大领主阶层的利益。
三、藏传佛教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关系
1.萨迦时期宗教势力的政治色彩
政教合一制度的雏形始于萨迦时期，萨迦派的宗教影响力，得到元中央政府的器重，并逐步成为元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抓手。
早在11世纪中期，蒙古汗王阔端曾以“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师”为由，援引“往昔佛陀可为利益诸有情而施舍自身肉体”为例，引导“最精通教法的”的萨迦班智达前往蒙古等地宏传佛教。凉州会盟以后，萨迦班智达以藏传佛教首领的身份向广大藏族同胞发出《致蕃人书》，并在阔端授权下派出了萨迦金字使者，与西藏各阶层商谈归顺元中央事宜推进青藏地区统一。萨迦派与阔端建立稳定供施、依附关系以后，藏传佛教噶举派、止贡派也受到元朝其他王子的赏识，宗教势力的综合运用，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实施奠定基础。
2.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统治思想
13世纪下半段开始，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协助中央政府统治、实现自身全面治理的形式开始萌芽和发展，经历了快速的权力更迭，最终在17世纪中叶进入格鲁派主政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即政教合一的至盛阶段。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其统治时期，颁布实施了《十三法典》《噶伦办事章程》等社会法规，同时也推出了《哲蚌寺寺规》等佛教法规，共同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强调了僧官、俗官在社会治理中的互补和支持关系，也使社会法律更具神圣性。
清朝政府设立驻藏大臣以后，制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以强化西藏治理，政教合一制度从中央政府层面得到确立，达赖喇嘛在“政教合一”体制中的领袖地位被认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则进一步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改革了西藏的宿官制度，并再次明确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治理关系和社会地位。
佛教传入西藏已历经上千年的历史，其在政治统治、民众教化、权力更迭、社会规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藏传佛教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加强此方面内容的研究，对于研究西藏历史、法制史等有着重要意义，对于当代西藏地方法规、单行条例等的研究出台也必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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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时代人物》 2021年第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