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籍概况

《塞米经》（又译《塞弥经》），是苯教祖师敦巴·幸饶弥沃（简称“敦巴幸饶”）传记“广、中、略”三部体系中的“中部”典籍，与广部《无垢庄严经》、略部《集经》互为补充、一脉相承，共同构成敦巴·幸饶弥沃传记体系的完整框架，系统承载了苯教祖师敦巴幸饶的生平事迹与教义思想。该典籍整体分为上下两册，共十八章，总篇幅达一千二百余页，文辞古奥、内容厚重，是研究藏族起源、发展历史，以及敦巴幸饶生平事迹的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目前，已知的《塞米经》藏本流传广泛、版本繁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德国柏林图书馆藏本、西藏大学藏本（尼尔波木斯唐发掘）、炉霍吉绒寺藏本等。在众多藏本中，炉霍吉绒寺藏本因其版本独特、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成为极具学术价值与文物价值的孤本典籍，其部分内容已正式录入四川省古籍保护系统，被纳入地方珍贵古籍重点保护范畴，受到古籍保护领域与藏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炉霍吉绒寺藏本细节

炉霍吉绒寺位于甘孜州炉霍县雅德乡，系苯教寺庙，属革什扎家庙，由革什·雍仲益西始建于1733年。该寺所藏《塞米经》为镇寺之宝，分上下两册，属涉藏地区古代典型的长条版刻手抄本，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其具体特征如下，细节彰显了涉藏地区古代抄经工艺的精湛水准。

（一）材质与书写

该藏本以涉藏地区特有的草纸为载体，并经过染黑处理。这种草纸采用高原特有植物纤维制成，质地坚韧、吸墨性强，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不易破损褪色。涉藏地区传统草纸多由狼毒草等高原特有植物制成，自带防虫蛀特性，是涉藏地区古籍得以长期留存的重要基础之一。

书写颜料选用天然海螺汁磨制而成，色泽莹润、持久不褪，与涉藏地区部分珍贵典籍采用珍珠、珊瑚等贵重物品研磨成汁书写的工艺一脉相承，是涉藏地区珍贵典籍特有的书写材质。字迹为工整规范的藏文楷体，笔画舒展、结构匀称，无潦草之感，既体现了抄写者深厚的书写功底，也彰显了对祖师与典籍的崇敬之心。与该寺藏经阁所藏其他手抄经卷的书写材质、工艺风格高度统一，形成了鲜明的寺院抄经特色。

图1 炉霍吉绒寺《塞米经》藏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尺寸规格

该典籍严格遵循元明时期藏文长条典籍的典型规制。经实际测量，长50.2厘米、宽11.2厘米，整体呈标准长条形，契合涉藏地区传统典籍“便于翻阅、易于收藏、利于供奉”的使用需求。其尺寸既区别于中原古籍的方正形制，也有别于涉藏地区后期的小型抄本，与清代武威市博物馆藏的藏文大藏经“长50-60厘米、宽16-22厘米”的长条形制相近，是研究元明时期涉藏地区典籍形制规范的重要实物样本，直观反映了当时涉藏地区书籍制作的标准化水平。

图2 炉霍吉绒寺《塞米经》藏本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三）篇幅体量

全书总篇幅达1200页，其中上册650页、下册556页，篇幅分配合理，与十八章的内容架构精准对应。每页均采用固定的7行排版格式，行间距均匀、字迹排列整齐，无错行、漏行现象，排版极为规整。相较于目前已知的其他《塞米经》藏本，该藏本篇幅更为完整，未出现缺页、残页、涂改痕迹，内容也更为详实，补充了部分其他版本缺失的细节部分，是目前最完整的《塞米经》藏本之一。

（四）现存状态

该藏本为世间孤本（绝版），目前尚未正式出版，无任何复刻版本，独一无二、价值连城，与海内孤本类珍贵古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文物地位。其现完整收藏于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雅德乡吉绒寺的藏经阁，由寺院安排专人妥善保管，定期开展防潮、防虫、防破损维护工作，延续了涉藏地区古籍“专人守护、定期养护”的传统。

该藏本是吉绒寺自建寺以来留存的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据相关文献与寺院传承口述记载，该典籍由当地革什扎家族先祖亲手抄写。文革时期，因社会动荡，典籍流入民间，历经辗转得以保存。改革开放以后，在当地文物普查人员与寺院僧人的共同努力下，典籍重新回归吉绒寺，得以妥善珍藏，延续了其传承脉络。

三、典籍内容核心

炉霍吉绒寺藏本《塞米经》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敦巴·幸饶弥沃自诞生至圆寂期间的全部生平事迹与弘法历程，脉络清晰、内容详实，无任何内容缺失。以下从核心篇章与典籍属性两大方面加以呈现，全面展示苯教祖师幸饶弥沃的修行轨迹与教义精髓。

（一）核心篇章内容

典籍核心篇章包括诞生篇、弘法篇、娶妃篇、生子篇和降魔篇等。各篇章相互衔接、逻辑连贯，详细记载了敦巴·幸饶弥沃的世系渊源、成长历程、婚姻子嗣等生平细节，其中不乏对其幼年学习、青年悟道、晚年弘法的细致描述，填补了部分苯教史料中关于敦巴·幸饶弥沃生平记载的空白。

同时，典籍重点收录了敦巴·幸饶弥沃传法布道、降伏恶魔、占卜历算、培养弟子等核心弘法事迹即苯教“因四乘”中的恰幸乘法门，包含占卜、历算、禳灾和医学等内容。这与典籍中记载的祖师占卜历算事迹相契合，也谢布赤西、朵乌布桑等与藏医文化的传承脉络有着一定关联。

其中明确记载，为降伏恰巴魔王、平息青藏高原部落之间的连年战祸，敦巴·幸饶弥沃亲自前往工布、年波与达波等地，以教义教化民众、以慈悲化解矛盾，一边传教布道、弘扬苯教核心思想，一边降伏作恶多端的恶魔，最终实现了高原部落的和平共处。此外，典籍还记载了祖师前往黄河上游（今甘肃瓜州）地区，积极弘扬历算与占卜文化，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历程。这些记载充分体现了敦巴·幸饶弥沃的修行初心与博大胸怀，也印证了青藏高原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

（二）典籍属性

从典籍属性来看，《塞米经》隶属于苯教“四门一库”体系中的《三世如来起源经》范畴，是苯教经典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苯教的核心教义、祭祀仪轨与文化内涵。作为未经后人篡改、完整保留原始风貌的孤本典籍，它不仅是研究苯教教义、仪轨演变的珍贵原始资料，更是研究青藏高原古代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献，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认可。

当前，相关译注、校勘与学术研究工作已逐步开展。正如藏文古籍整理领域所倡导的“让收藏在寺院中的珍贵古文献转化为供学界研究的公共文化资源”，该藏本为苯教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与“雪域文库”等古籍整理项目的理念高度契合。

四、历史传承脉络

炉霍吉绒寺藏本《塞米经》传承历史悠久，跨越千年，传承脉络清晰可考，历经翻译、传承、隐匿、整理、抄写五个关键阶段，在战乱与动荡中得以完好留存，是藏文典籍传承史上的珍贵案例。具体传承过程如下：

从《塞米经》文本内容研判，该书应为敦巴·幸饶弥沃（本教创始人）的自传作品，真实记录其生平事迹与教法思想，是研究本教起源与早期传承的核心文献之一。

据《塞米经》文本后跋记载，敦巴·幸饶弥沃有十三位核心弟子，分别为敦巴·幸饶弥沃朵乌布桑、谢乌赤西、矩阵珍玛、隆珍萨瓦、玉吉·切乌穹、阿夏桑瓦、沃周唐波、弥乔丹周、玛罗祖普、玉罗达向、仓巴祖普、贡茶·楚布琼、工擦王丹。

该书传承脉络清晰可循：首先由弟子弥乔丹周传承于六位译师，分别是达斯·译师穆匝扎海（又名雍仲洛萨）、印度·译师拉达阿卓、象雄·译师格禾勒巴亚、汉地·译师李丁芒波、昌域·译师塞妥杰江；随后，这六位译师又将其传承于四位译师，即象雄译师·东炯图钦、德苯译师·江擦玛邛、木雅译师·杰匝喀乌、吐蕃译师·夏日乌勤，推动文献在多区域、多族群间传播。

8世纪中叶，吐蕃地区苯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塞米经》因战乱被妥善埋藏于桑耶尸林墙角处，得以保存。10世纪初，仲杰·尊巴塞米将其掘藏，使这部珍贵文献重见天日并传承于后世。 [1]

此外，噶敦·慈诚坚参在12世纪初汇编的《伏藏目录》中，对《塞米经》的流传有补充记载：该书于8世纪中叶由吐蕃译师白若杂纳（毗卢遮那）从象雄语译为吐蕃语，呈交吐蕃国王赤松德赞。9世纪中叶，朗达玛遇刺后，其两位王子为争夺王位爆发内斗，《塞米经》一度无人管理，后辗转落入朗达玛的古幸（赞普的护身法师）章阿华尔吉云丹手中。章阿华尔吉云丹又将其依次传承于章阿仁钦华尔、章阿朵拉，章阿朵拉为保护文献，邀请仲杰·尊巴塞米将其埋藏，十年后由仲杰·尊巴塞米掘藏，恢复传承。[2]

约10世纪初，仲杰尊巴（又称仲杰尊巴塞米）得知典籍深埋于桑耶寺经堂墙壁之下的消息后，将其取出，参照古籍修复的基本理念，对破损页面进行修复，对零散篇章进行汇编整理，还原了典籍的完整面貌。这种“修复破损、汇编零散”的做法，与后世古籍修复“修旧如旧、还原原貌”的核心精神一脉相承。之后，仲杰尊巴将其传于玛尔瓦达拉，使中断已久的《塞米经》得以重见天日。仲杰尊巴也因此被后世公认为《塞米经》最重要的传承者与汇编者，其功绩被载入苯教相关史料。这一时期，恰逢桑耶寺在藏传佛教后弘期阶段逐渐复兴，也为《塞米经》的重新流传提供了有利环境。

明末清初，炉霍县雅德乡革什扎家族的先祖，以章阿家族传承的《塞米经》吐蕃文译本为底本，耗时数年亲自抄写，形成了如今留存的炉霍吉绒寺藏本。该藏本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吉绒寺建寺以来僧人精心抄写、悉心珍藏的珍贵文化瑰宝，也是目前唯一留存的完整手抄孤本，承载着吉绒寺的守护使命与苯教文化的历史传承。

五、《塞米经》中的岩堪部落及相关考证

《塞米经》中记载了三十三个部族的名称，涵盖神族（天族）、年族（山人族）、龙族（水族）、罗刹族（食人族）、夜叉族、萨达族（地人族）、穆氏族、恰氏族、古氏族、参族、赞族（岩石人）、朵族（石人族）等，岩堪部落亦包含其中，是青藏高原早期族群分布的重要文献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十三个部族均有各自的宗教形态，且均以“苯教”为名，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宗教格局——神族有“神苯”、龙族有“龙苯”、年族有“年苯”，这三十种苯教形态，共同构成了青藏高原早期本土宗教的主体，彰显了当时“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特征。

《塞米经》中记载的这些古部族名称、宗教称谓，并非孤证，在敦煌藏文苯教写卷P.T.1285、噶塘蚌巴奇塔本文献[3] 、佛教相关文献[4] ，以及其他本教经典[5]中，均有相同或相似的记载，印证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考古资料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历史图景：40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青藏高原时，该区域已存在日月星辰等自然崇拜，同时盛行土葬、火葬等丧葬习俗，以及生殖器崇拜等原始信仰形式， [6]与《塞米经》中记载的早期苯教多元崇拜特征相契合，可与古籍文献形成间接互证，为研究青藏高原早期文明与宗教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双重依据。

吉绒寺藏本的残缺部分

六、典籍价值

炉霍吉绒寺藏本《塞米经》作为世间孤本，历经千年沧桑依然保存完好，兼具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是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物价值

该藏本的手写工艺、海螺汁书写材质、长条典籍形制，集中反映了17世纪前后涉藏地区书籍的制作技艺与文化特色，是研究涉藏地区古代书籍制作工艺、书写技艺、颜料制作技术的鲜活样本。其采用的黑色草纸、海螺汁颜料均为藏地特有，体现了藏族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工整的藏文楷体书写，展现了当时抄经技艺的精湛水平。

古籍的生命力在于留存。正如《碛砂藏》等珍贵古籍历经数百年风雨、在后人精心修复与守护下得以延续文脉的历程所示，历经数百年留存的孤本本身就是珍贵文物。该藏本承载着涉藏地区古代手工业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印记，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与研究价值，在涉藏地区孤本典籍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学术价值

作为目前尚未正式出版的绝版藏本，该典籍完整保留了《塞米经》的原始风貌，未经后人篡改、增补。相较于其他版本，其内容更为详实、细节更为丰富，补充了大量关于苯教祖师敦巴·幸饶弥沃生平记载的空白，为研究祖师传记、苯教起源与发展历史、象雄文化与吐蕃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

同时，其翻译、抄写、传承的过程，也为研究藏族古代译经、抄经、典籍传承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藏文古籍版本繁多、源流复杂，手写体中常包含特殊符号，该藏本清晰的传承脉络与规整的书写格式，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相较于文物价值，其学术价值在苯教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特色鲜明且地位突出。

（三）文化价值

作为炉霍地区苯教文化的核心载体，该藏本承载着涉藏地区与象雄文化的传承脉络，记录了苯教的教义思想与仪轨规范，是苯教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媒介。同时，典籍中记载的敦巴·幸饶弥沃在青藏高原及黄河上游地区弘法、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事迹，对于研究青藏高原古代民族交往、文化融合、地域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与其他珍贵藏地古籍一样，该藏本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战乱中零散留存、历经沧桑仍保存完好的特性，更凸显了其珍贵性。正如古籍修复所秉持的“修旧如旧”理念，守护典籍就是守护文脉。该藏本对于保护藏地文化、传承民族遗产、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与一代代藏文古籍工作者“以匠心护文脉”的坚守精神相呼应。

参考文献：

[1]伟色金巴主编：《库门经典汇编》第26卷，第62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

[2]赤索丹主编：《本教历史文献汇编》第5卷，320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年。

[3]巴桑旺堆主编：《当许噶塘蚌巴奇塔本古苯教文书汇编》，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07年。

[4]巴俄·祖拉陈瓦（1504-1566）：《智者喜宴》，【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

[5]三位游方僧掘藏于（956年）：《集经》，现存苯教《库门经典汇编》第25卷，2015年，甘肃文化出版社。

[6]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出版。

作者简介：

泽绒洛吾堪布，男，藏族，1970年生，大专学历，苯教历史文化研究员，现任四川省佛教协会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委员、甘孜州佛协副秘书长、甘孜州古籍普查州级专家、甘孜州康巴文化研究院特邀专家、炉霍县古籍普查员、易日寺堪布。著作有《古藏文历史文献研究》《青藏高原的人与自然》《本土传奇》《易日村史》《旺达村史》《吉绒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