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兼谈甘丹寺、哲蚌寺嘉绒“康参”
摘要：康参是提藏传佛教中由寺中同乡僧人和寺院共同参与，自然形式的一个个单独的地域性组织。但是，长期受学界冷落，几近无人涉足。由此，本文以1959年以前的嘉绒康参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地域性特点，为今后专题研究做一点基础性整理工作。
关键词：寺院；制度；嘉绒；康参；地域性
康参(khams—tshan)是西藏三大寺内部组织制度中除了措钦(tshogs—chen)、札仓(gary—tshang)之外的第三级基层组织，大的康参还设有米参(mi—tshan)。康参、米参是由寺中同乡僧人和寺院共同参与，自然演化的一个个单独的地域性组织，是寺院中极为精妙与高效的一个微观组织。它通过寺规与乡土观念的整合，管理着地方僧人的日常生活、学习、财务、交往和康参的修缮等事宜。它是出家人的家舍，是小沙弥的学经基地，也是老年僧侣的福利院。这一层面的组织为寺规的执行，良性的学经竞争氛围的形成，经论人才的储备以及格鲁派教区的拓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关于康参有许多内容值得探讨，比如入寺的程序、承担的杂役、学修的过程等等，但本文只对康参具有地域色彩的特点予以关注。笔者以嘉绒康参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僧源分布、各地方言、地方神的祭祀，以及“地方性”僧才的盛产四个方面来提炼嘉绒康参的乡土原色，为考察作为先决条件的地缘性与康参组织运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工作。
一、从僧源看嘉绒“康参”的地域性
“嘉绒”系古地名“夏尔嘉尔摩察瓦绒”(shar—rgayl—mo—tsha—ba—rong)之缩写。其中的“夏尔”意为处在卫藏的东方，由于居住在嘉尔摩墨尔多山脉一带而谓“嘉尔摩”，又因属藏区较炎热的地方而谓“察瓦”，再因此地系生产小麦、青稞、豌豆等的农区而谓“绒”。如果从物理分布上来看，那么，大自然在阿坝、甘孜两州境内的邛崃山脉与大渡河流域干流、支流所造化出的深山沟壑，则基本等同“嘉绒”这个地域概念所指范围。
格鲁派寺院最早的僧源划分的依据是第司·桑杰加措(1653—1705年)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然而，此书中基本没有嘉绒寺院的介绍和僧源的划定，应是当时此地苯教势力太盛所致。依据惯例，康参僧源的划分与山脉水系的自然分布，地方势力范围和教区的形成，以及和当地格鲁派寺院所采用的教程等因素相关，下文将从这些方面分别述之。
(一)色拉寺嘉绒康参的僧源
色拉寺的嘉绒康参位于色拉寺中部，密宗僧院和杰僧院的南面，是一座顶层矗立着四个布制胜幢的简陋院落(哲蚌寺和甘丹寺也都设有嘉绒康参)。关于嘉绒康参的来历，寺院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在色拉寺奠基之前，嘉绒人察柯·昂旺扎巴(宗喀巴大师弟子)曾经在此处闭关修行。他于土牛年(1409年)正月祈愿大法会后，遵循宗喀巴大师之命返回嘉绒地区弘传佛法。先后在苯教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修建了五大格鲁派寺院，众多小寺院，功勋卓著。所以，后人将其追认为色拉寺嘉绒康参的始祖。至于目前康参的正式设立者为谁，未见可以证实的资料。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色拉寺-麦札仓-嘉绒康参最主要的僧源来自嘉绒腹心地带梭磨河流域。梭磨河系大渡河东源，出自鹧鸪山西北。近现代，其流域为察柯四部领地。所谓“察柯”，实为缩写。在象雄文明和吐蕃文明的崛起时，嘉绒河谷的三峡谷之地即扎氏的领地。吐蕃赞普曾派遣大臣柯潘前来嘉绒担当守将。吐蕃公文中称他为“嘉尔摩察瓦绒柯潘”或“察瓦绒柯潘”，省文称作“察柯”，他被当地居民称作“察绒王”。[1](P231-232)近现代察柯四部即梭磨(地跨今马尔康、红原、理县、黑水等县地)、卓克基(今马尔康县境内)、松岗，(今马尔康县境内)、党坝(今马尔康县境内)四个土司的势力范围。
由于毗卢遮那(8世纪)和察柯·昂旺扎巴(15世纪)等高僧的功绩，该流域是嘉绒早期佛教最兴盛的地区，座落有不少格鲁派大寺。察柯·昂旺扎巴曾经在上、中、下茶堡都建立过格鲁派寺院，现在仅存大藏寺(系宗喀巴弟子察柯·昂旺扎巴在嘉绒地区所建的最后一座寺庙，建于1414年)及其属寺杂迪寺，其他规模较大的有马尔康寺(始建于1449年，原为苯教寺院。1885年，卓克基土司索朗邀请广法寺帮助攻击马尔康苯教势力。攻占后将马尔康寺改宗格鲁)、察柯寺(系宗喀巴弟子察柯·昂旺扎巴在卓克基土司南卡乓的支持下，于1414年建成)。这些寺院的教区都有大量的色拉寺僧源存在。
另，少量的僧源来自岷江上游的支流杂谷脑河流域，此河流同样发源于鹧鸪山，流经米亚罗、杂谷脑，至瓦寺汇入岷江。近现代，其流域为杂谷(地跨今理县、茂县、黑水等县)、瓦寺(其辖地包括今汶川县和都江堰部分)两个土司的势力范围。
该流域最为重要的格鲁寺院为大宝迪寺(宝殿寺)，建于1653年。据《杂谷脑喇嘛寺的经济组织》(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九、十合期，1942年5月)记载，“杂谷脑在改土归流之前，这里的喇嘛寺也是一个二级寺院，和广法寺(即雍忠拉登，作者注)一样直属于拉萨的三大寺，自改土归流后方降为三级寺院，改隶于靖化广法寺。不过到现在为止，喇嘛们(当地从拉萨学经归来者方称喇嘛，作者注)受戒还得到拉萨的色拉寺去。”[2](P398)据载，此地有僧差存在。另外，杂谷脑土司辖地下孟乡的强巴寺也是重要的僧源地。
瓦寺亦作瓦斯，为嘉绒语，通藏语索南木之索。土司辖地内先后出现了金波寺、三江寺以及哈畔殊寺三座格鲁派寺院。1595年，瓦寺土司借十二寨头内斗之机，征服并管辖草坡之地。于1628年建金波寺(可能指改宗格鲁，因传该寺为唐时所建)。清朝嘉庆年间的《汶志纪略》对该寺也有记载。[3](p536)1658年，十五世瓦寺土司所辖领地扩展至三江口，在嘉庆年问建三江寺。1658年瓦寺土司扩展至卧龙、耿达时，建哈吽殊寺于今卧龙镇。[3](p535)然而，由于地处杂居区，佛教式微，鲜有僧源入三大寺。
依照惯例，如果以上寺院拥有闻思院，那么基本会采纳色拉寺教程。即使没有设立闻思院，僧源赴西藏学经一般会去色拉寺嘉绒康参报到。
(二)甘丹寺嘉绒康参的僧源
甘丹寺嘉绒康参位于寺院的北部，目前只剩残垣断壁，未能修复。从地段而言，应该建立较晚，目前无从知晓初建者。
甘丹-绛孜扎仓-嘉绒康参“僧源主要来自嘉绒察柯、卓克基”。[4](p39)但是，这个说法过于笼统。据笔者调查，现代西藏的甘丹寺嘉绒僧源主要来自大渡河正源脚木足河及其上游的阿曲河流域。近现代，该地以脚木足河为界，分属卓克基、松岗土司统治。北边为卓克基土司管辖，南边为松岗土司管辖。所以说，具体的僧源地应该是来自卓克基、松岗土司的北部片区比较准确。
此流域规模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有草登寺(七部落)，位于草登乡代基村，建寺时间不详。1853年由卓克基土司派驻头人卡尔古江央扩建，1894年再次有头人卡尔古崔成嘉措与八世格尔底活佛洛桑臣烈扩建。寺庙内设密宗学院和显宗学院研习佛学经典，采用由班钦索朗扎巴撰写的教程，还设有藏医学院研习藏医经典及天文地理知识。[3](p392)与此同时，卓克基辖地内出现了两位甘丹寺的法台。格鲁派的影响力从草登、马尔康本地，波及至北部的麦洼、阿坝、金川、杂谷脑、壤塘，僧源也就源源不断地赶往甘丹寺求学。
整个察柯地区有八个格鲁派寺院，如果该寺院拥有闻思院，且采用甘丹寺教程，一般会去甘丹寺嘉绒康参报到。
(三)哲蚌寺嘉绒康参的僧源
哲蚌寺嘉绒康参位于寺院北部，著名的桑洛康参南面。隶属于洛赛林札仓，来自康区的康参都在这个札仓旗下。此外，拉姆孜寺的达多活佛在近代担任过后藏堪钦活佛的上师。堪钦活佛为方便上师行课，则从自己所属的藏巴康参的北面划出一片地，为上师修建官邸达多拉让(康定官邸)。所以，处于寺院边缘地带的嘉绒康参，在中心区也拥有了一块自己的小地盘。
康参的僧源主要来自来“曲钦”(今大金川河)、“赞曲”(今小金川河)流域，这两条河在“戎扎”(今丹巴县章古镇)汇合为银河“嘉尔木欧曲”(今大渡河)。
近现代，其流域为曲钦(今金川县境内)、赞拉(在今小金县境内)、鄂克什(在今小金县境内)、巴底(今丹巴、道孚县境内)、巴旺(今丹巴、炉霍县境内)、革什札(今丹巴县大桑地区和道孚、炉霍县境内部分地区)土司的势力范围。
曲钦、赞拉、鄂克什区域原先是苯教的中心所在，曲钦绕丹土司的首府是苯教的大圣地。金川战事之后，此地强推格鲁宗派，遂出现了一些大的格鲁派寺院。
曲钦“有讲解苯教法相的雍忠拉登寺，在乾隆的旨意下改宗格鲁，赐广法寺匾额，发放衣禅粮”。[5](p777)自此，清政府从西藏委派了十三代堪布，扶持其成为嘉绒地区的格鲁寺院中心。后来，噶夏政府又相继委派堪布至民国为止。现寺前的石碑上仍可见用藏汉满三文篆刻记载的关于在西藏三大寺设置嘉绒康参的情况。而且，嘉绒地区佛徒凡欲进西藏深造，至少理论上需要广法寺授予名号。无则入藏无果，有则归来方能优厚晋级。
赞拉地区在属灵战争的介入之下，也成为了格鲁教区新的拓展地。1786年鄂克什土司组织十八寨百姓修建的座一苯教寺庙。1798年鄂克什土司巴迫塔在原来的老寺庙旁重新修建了格鲁派寺庙，取名“甘丹强巴林”。之后两寺合并，继而发展成现在的达维寺。之后，在赞拉又相继建起了一批格鲁派寺院，结斯如木坡寺、八角寺、结斯麦寺、曲登寺、上宅垄寺(系曲登寺属寺)、甘登彭措林寺。
木坡寺：据说由色拉寺麦札仓的绕强巴·扎巴索巴于1792年修建。又一说为第一代别思满屯守1787年在木坡所建。该守备系杂谷脑头人达若阿贤，因其父阿若周塔与他都有战功，被封为别思满守备[5](p778)
八角寺：1775年，守备阿若周塔放弃了苯教信仰，将两河乡木城村的苯教寺院改宗格鲁派，取名“参格扎西曲林”，[5](p778)1850后该寺进人兴盛时期，有宗教人士五百多人，其中长住寺庙三百多人。
结斯麦寺：据传1853年，守备第七代在别思沟修建了结斯麦寺。曲登寺：坐落于墨多尔山支系，原系苯教。“1819年，在赞拉守备阿若嘎桑、明正嘉拉土司夫人、宅垄十八小头人、以及学成于哲蚌寺的卓囊(今丹巴中路乡一带，作者注)人氏格西洛藏桑杰的带动下，改宗格鲁派”。[6](p499)
甘登彭措林寺：位于墨尔多主峰的右侧，也系曲登寺属寺，是一个密教寺院，“由哲蚌寺洛赛林回归的四位格西维护着寺院”。[6](p499)战事失败之后，为了维系传统，这些寺院源源不断向哲蚌寺提供僧源。
一个例外就是，历史上属于赞拉的强钦寺。该寺坐落于卓囊(今丹巴县中路乡)地区。由于该寺位于赞曲南岸，墨尔多山脉支系山脚下黑然龙村，俗名为黑然龙寺，原系苯教，但是早在1652年已经改宗格鲁。
巴底土司境内的彭措林寺据传为察柯·昂旺扎巴所建，是个纯正的格鲁派讲修院。“显宗承洛赛林之体，密宗承下密院之体”。[6](p49.) “僧源主要去往哲蚌寺洛赛林札仓学修，先后出了十多位具名的格西回归护理本寺”。[6](P492)
巴旺土司境内的大乘松安林寺。1410年始建于扎科(今甘地桥头)，后搬迁于曲帕日寺院(位于今莫日村)，因洪灾又于1640年在日阔(今光都村)重建寺院。
革什札土司境内，有德庆伦珠林寺，此处还有宁玛教徒和苯教教徒。在哲蚌寺学成的格西比较多。此地还有布科寺，正式寺名为扎西仁青林，位于革什扎乡布科村，原称亚拉庙，建于1751年。
以上地区是主要僧源地。此外，少量的僧源来自大渡河支流“折曲”(今折多河)流域。此河流由折多山积雪融化成河，流经打箭炉，沿着瓦斯沟，到达冷月关，流入大渡河。该流域近代系嘉绒明正土司(跨今康定、泸定、道孚、雅江、九龙、丹巴县境)的势力范围。折多河流域的拉姆孜寺、安雀寺两座寺院与哲蚌寺颇有渊源。
拉姆孜寺：“拉姆”通“南无”，又名南无寺。公元867年，由宁玛派大德桑吉醒青始建于金刚亥母圣山(今跑马山，亥母之藏音为“帕母”，通“跑马”)之上，命名为拉姆孜，即神女顶。后由云登桑布(1097-?)到西藏阿底峡尊者的弟子惹娃处得到嘎当派全部传承，改宗嘎当派。1639年，该寺被蒙军烧毁，后由强秋伦珠于1646年在与跑马山相望的“珠岗”(即龙背)上重建该寺，由现今南无寺主持大吉活佛的第一世阿旺降央，改宗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赐名“甘丹卓番林”，并派四名布达拉宫朗杰札仓僧人传授格鲁念诵仪轨等，并将该寺定为布达拉宫朗杰札仓之属寺。[7](p45)
安雀寺：坐落在康定古城中，折多河畔，据传此处原系藏商诺布桑布投宿的萨噶锅庄(白家锅庄)头人的家庙。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嘉措路经康定，驻扎此庙。两年后，派五位特使扩建此庙。由于从选址到落成，同“五世”、“五位使者”、“五位施主”“二十五号竣工”等诸多“五”结缘，故命寺名为“安雀”(藏语中“五”音即“安”)。寺院仪轨和寺规参照哲蚌寺属寺乃琼寺。[7]
这两座格鲁派寺院虽然处于嘉绒边缘地带，在严格意义上，实为木雅地区，却为哲蚌寺嘉绒康参输送了大量的僧源。
此外，穆坪(今雅安地区的宝兴县和邛崃县境部分)土司境内有寺院曲科绕杰林(永寿寺)。该寺是17世纪在穆坪土司坚参雍忠赤列的支持下建立的，属格鲁派。位于地龙神岗(今硗碛乡)。僧源主要来自硗碛本地。民改前，有三子送一子出家，五子送二子出家之惯例。出家后优秀者送至哲蚌寺嘉绒康参深造，费用由寺院及家庭共担。[8]
鱼通(在今康定县鱼通地区)地区为苯教教区，未有格鲁寺院。天全或沈边(跨今天全、泸定县境)、冷边(在今泸定县与雅安地区的天全县境内，其原辖地还涉及今石棉县境)土司境内未见格鲁派寺院与僧源情况记载。
依照惯例，以上寺院如果有闻思院，那么基本会采纳由班钦索朗扎巴撰写的哲蚌寺洛赛林札仓的教程。即使没有设立闻思院，僧源赴西藏学经一般会去哲蚌寺嘉绒康参报到。
二、从日常语言看嘉绒“康参”的地域性
一般来讲，为了学经的方便，寺院鼓励使用一种普通话，“禁止”僧人们使用地方话。据赞拉·阿旺措成老师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哲蚌寺广大僧众所讲的话是有别于拉萨土话的，吸收了各地方言特点的一种南腔北调的语言。这是由于寺院公共领地不能使用地方话的寺规所致。而在康参内部，由于是准公共领地，默许使用地方话。三大寺的嘉绒康参基本就是一个以察柯方言区为中心的地域性组织建构。寺院对在康参中使用地方话的“默许”，既是对作为信息和文化载体的古老语言的认可，又能消除僧源间的陌生感，增强心理认同。
依据阿旺老师的分类，嘉绒话主要是以马尔康、曲钦、赞拉为代表的一个方言区(即当地人所谓察柯话)，使用人群最多。同时，该方言还包括嘉绒西部的巴底话、巴旺话，再往西就是革什扎话、道孚话。这些方言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和当时吐蕃戍边驻军来自于吐蕃境内不同部族有关，按军事建制分别驻扎嘉绒各地导致了相近地区方言差异较大的结果。向柏霖则认为嘉绒地区至少有七种不同的方言。其中光是马尔康就有五种方言(察柯话、茶堡话、草登话、日部话、木尔宗话)。其中，马尔康的卓克基、松岗、梭磨、党坝、脚木足使用的是察柯话。理县杂谷脑使用的也类似察柯话。
色拉寺嘉绒康参在承认察柯话的同时还承认了其他适用范围更小的的地方话。在嘉绒康参名下，拥有两处院落的产权，被指做东、南两公房。这两个房间被分别规定为接纳大藏寺(今马尔康县境内)僧源的公房和接纳松岗(今马尔康县境内)僧源的公房。大藏寺僧人所操的是茶堡话，而松岗僧人所操的是察柯话。[9]（p109）茶堡话与察柯话之间不能直接沟通，无碍交流需要一定的适应期。
据色拉寺罕东康参阿旺达扎大师介绍，以前色拉寺有很多米参，但是米参的壮大有时会与康参的发展之间出现竞争关系，所以，色拉寺将众多的米参都改成了公房；另据色拉寺嘉绒康参马尔康籍僧人阿旺坚参介绍，东南两公房以前应是“阿底”米参与“布多”米参，但是，“阿底”、“布多”到底在嘉绒话当中所指为何，目前无人能解。
哲蚌寺嘉绒僧源所使用方言基本就是曲钦、赞拉、巴底、巴旺话，康参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察柯话为基准的小语境。
甘丹寺嘉绒康参，由于僧源来自嘉绒上部地区，草登话比较普及，而且草登僧源来自牧区的居多，基本同时可以使用安多话。与其他康参的地方话相比，由于嘉绒话系古藏语的遗存，又地处边地沟壑，几次大的语言变革未能将其纳入，故与现代藏语之间的沟通存在障碍。这种保留状态使得在三大寺院中唯有嘉绒籍的僧人方能发出藏人最为原始古朴的音节，解读最为远古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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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1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西藏社会救助制度研究(1900—1959)”(10SZYZJ19)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硕士点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旦增遵珠(1973一)，男(藏族)，博士，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公共政策。
原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22卷第144期），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