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时的旦增伦珠
今年48岁的藏族社会学家旦增伦珠现在北京工作，拉萨人。回忆起19岁那年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的情形，他依旧历历在目。“到了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我还照了相。最主要是在中央民族大学看图书，书多极了。资料和跟老前辈能够方便沟通方面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们在西藏民族学院的资料积累差得多，更没有什么老先生可以请教。” 1983年，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旦增伦珠和同学一起从母校西藏民族学院前来北京实习。短短十几天时间，北京街头的精神气、天安门的雄伟壮观、丰富的学习资源，关于这座城市的太多太多让他无法忘怀。 两年后，从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的旦增伦珠，回到家乡拉萨，在西藏社会科学院从事西藏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珍贵的涉藏珍本、善本，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如吴丰培、恰白次旦平措、多杰才旦等。他经常借出差机会拜访这些老师，向他们请教问题。有一次，78岁的吴丰培先生带着他整理在文革时期藏起来的许多重要文献，让旦增伦珠难以忘怀。“老人家指着一面墙，他说你把这个给掀了。把那层掀了之后是一个夹层，一摞一摞的线装书全部是霉味。我年轻，把墙给扒了下来，把这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晾在他四合院的院子里面。我特别敬重和佩服这样的老先生，他们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工作，那就是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他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之后我们在西藏社科院出版了大量的清朝的涉及西藏的文献资料，实际上为中国藏学整个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1年旦增伦珠在西藏民族学院历史专业学习
前辈们毫无保留的教导和栽培让旦增伦珠深受鼓舞，他利用出差北京、上海、西安的各种机会，把各大图书馆有关西藏的书都翻了个遍。没过多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旦增伦珠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众位藏学前辈的推荐，被正式调入藏研中心工作。各种进修深造的机会接踵而来。2001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藏族社会学博士。“我想特别感谢很多前辈，他们有藏族、汉族、有其他民族。他们在我整个人生和从事学术研究中给我很多很多的提携。他们让我确立了一种信念，确立了一种目标然后从点滴做起。比如藏族前辈让我真正知道除了学校学习的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以外大量丰富的藏族文化的营养，都是在他们的言行中，跟他们的谈话中，他们的教导中我所了解的，这是我赶上的机会。” 今天的旦增伦珠已经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及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对于这些身份和荣誉，旦增伦珠更多地归结为自己赶上了国家整个的政策调整的大好的机会，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我1981年的时候上大学，刚好是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整个国家在重视西藏、关心西藏的发展，更加投入西藏的发展。所以我们是赶上了。整个五次西藏会议，中央不断地在政策上进一步关心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西藏的基础设施，关心西藏文化的发展。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就是在整个这样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我毕业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西藏工作一些时间之后，中国藏学中心成立，需要一些西藏的藏族青年来从事研究。”
2006年旦增伦珠（右）在西藏田野调查
作为地地道道的藏族孩子，长大后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言献策，他深感自豪。虽然现在定居在北京，他依旧每年必须回去西藏。因为，那是他的根。早在1988年，他就与同事们一起在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访问了3000多户居民。他做过著名的“雪”社区调查，并完成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还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国外高校担任访问学者，向国外社会介绍一个真实的家乡。 从第一次来北京算起，旦增伦珠已经与北京结缘20年了。他说，北京是个包容的大都市，给了他以前难以想象的宽阔平台，让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世界。现在，他已经非常适应北京的生活，他爱好西方古典音乐，也喜欢喝咖啡。不过，藏族的生活习俗对他来讲依旧不可或缺。“包括生活方式还有基本的对事情的很多认识和判断，实际上受很大的西藏、叫藏族的观念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说我们一年四季不可能离开藏族特色的餐饮，这是肯定的。西藏的牦牛肉要有，冬天我是肯定要喝酥油茶，糌粑早上要吃。”
旦增伦珠在西藏大学开设讲座
旦增伦珠对藏族习俗的尊崇突出地表现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说他会尽一切可能让自己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就来自西藏，就是来自拉萨的，我们在北京，孩子不能像我们从小一样了解拉萨，那么系统地生活在西藏，所以我就多给孩子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他上初一时，我让他自己坐青藏铁路去了拉萨，他自己一个人，锻炼一下。他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在麦田里帮农民去捡麦穗，干过很多这样的事。这样孩子能够心胸开阔一些，另外是了解他的祖辈们、爷爷奶奶们怎么过的日子，毕竟我们是农牧民家出生的孩子。” 旦增的母亲是四川甘孜人，50年代朝佛来到拉萨，父亲是还俗的僧人，父母都是文盲。旦增伦珠深信是父母给他的引导为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才使自己能够有准备地迎接每一个好机会。“我父母汉语就会说一个‘你好’，其他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特别重视教育。我母亲是出奇地关注教育，基本上藏族不像汉族对孩子的教育特别严，基本上藏族的孩子比较放松，传统基本上都是这样。我母亲就非常奇怪，她一直给我讲学习的重要性，没有知识给她带来的苦恼，一直让我们好好学习。现在我的普通话是那个时候学拼音给念出来的，经常要读拼音。我母亲从小就特别强调整个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过去，母亲孜孜不倦地教导旦增伦珠要学好汉语。现在，旦增和他同为藏族的妻子坚持在家里尽量讲藏语。每天一起看和西藏有关的电视节目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旦增说，他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西藏的变化，分享了时代的进步，又以一位藏族学者的身份参与到新时期西藏地区建设中来。“我自己总结自己，有点像走出去又回归。走出去毕竟因为国家整个政策的推动，制度层面的推动，建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来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作为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肩负使命，就是这代人你必须做这个事情。走出来了，眼界打开了，能够靠国家政策和整个的方方面面来推动藏族文化，推动西藏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做一点自己的小小的科研方面领域的贡献。”
1981年旦增伦珠在西藏民族学院历史专业学习
前辈们毫无保留的教导和栽培让旦增伦珠深受鼓舞，他利用出差北京、上海、西安的各种机会，把各大图书馆有关西藏的书都翻了个遍。没过多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旦增伦珠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以及众位藏学前辈的推荐，被正式调入藏研中心工作。各种进修深造的机会接踵而来。2001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藏族社会学博士。“我想特别感谢很多前辈，他们有藏族、汉族、有其他民族。他们在我整个人生和从事学术研究中给我很多很多的提携。他们让我确立了一种信念，确立了一种目标然后从点滴做起。比如藏族前辈让我真正知道除了学校学习的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以外大量丰富的藏族文化的营养，都是在他们的言行中，跟他们的谈话中，他们的教导中我所了解的，这是我赶上的机会。” 今天的旦增伦珠已经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及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对于这些身份和荣誉，旦增伦珠更多地归结为自己赶上了国家整个的政策调整的大好的机会，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我1981年的时候上大学，刚好是第一次西藏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整个国家在重视西藏、关心西藏的发展，更加投入西藏的发展。所以我们是赶上了。整个五次西藏会议，中央不断地在政策上进一步关心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关心西藏的基础设施，关心西藏文化的发展。西藏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就是在整个这样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我毕业后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在西藏工作一些时间之后，中国藏学中心成立，需要一些西藏的藏族青年来从事研究。”
过去，母亲孜孜不倦地教导旦增伦珠要学好汉语。现在，旦增和他同为藏族的妻子坚持在家里尽量讲藏语。每天一起看和西藏有关的电视节目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旦增说，他很庆幸自己见证了西藏的变化，分享了时代的进步，又以一位藏族学者的身份参与到新时期西藏地区建设中来。“我自己总结自己，有点像走出去又回归。走出去毕竟因为国家整个政策的推动，制度层面的推动，建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来推动文化的发展，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作为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之后出生的第二代人肩负使命，就是这代人你必须做这个事情。走出来了，眼界打开了，能够靠国家政策和整个的方方面面来推动藏族文化，推动西藏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做一点自己的小小的科研方面领域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