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觉迟和身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
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深山草原中，有位名叫江觉迟的汉族女子。5年前，31岁的她离开家乡安徽桐城，来到这里建起孤儿学校。
联系上觉迟，是在她看完重病返藏区的途中。她答应我，将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编者
“你能不能留下来，教这些孩子”
2010年9月，我回到学校。孩子们因为我带回的过冬物资兴奋不已，我则因为重新呼吸到高原上的清新空气，浑身自在。
麦麦草原孤儿学校，是一座由废弃已久的土坯碉楼改造而成的三层建筑。这里是我和27个孩子的家。碉楼的底楼方方正正、宽宽敞敞，摆上用旧木板钉成的课桌椅，便是课堂；楼上，被布置成我和孩子们休息的“卧室”。
学校只有两个班：7岁以下的孩子在教室右边看图认字；7岁以上的孩子则在教室左边，按小学一年级教材上课。这些孩子大多从出生起就没接触过太多人，基本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藏语懂得不多，更没有汉语基础。现在，孩子们能说藏语、汉语，有的还能说几句英语。
我一直在想，我来到这里，和这些孩子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
2005年，酷爱旅行的我遭遇山体塌方，被堵在藏区。一位好心的藏民将我收留到家中，邻居们也常邀我到家中吃饭。他们还想办法将我送到山底下的一间客栈，以便我能在路修好后及时回家。在这家客栈，我认识了一位喇嘛。喇嘛说，草原和深山里，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洪水、泥石流、雪崩，每次灾害过后，总有些孩子成了孤儿，无家可归。“你能不能留下来，教这些孩子？”他看着我。我想起旅途中见到的那些人，淳朴善良，却与外界文明隔绝。我的心一下就热了。
回到家，我将这件事告诉家人和朋友，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只有做过教师的父亲说：“要做就不要放弃，好好做下去。”
于是，我辞去在安庆石化的工作出发了。火车、汽车、拖拉机、摩托车，一路上，我不停换乘交通工具，山道陡得不能行车时，只得改骑当地牧民的马。两天后，陡峭的山崖连马都无法穿越了，就下马徒步。又是大半天的翻山越岭，才终于到达目的地——甘孜的一座寺庙，这里有个孤儿收留所。
我用了几个月来适应草原上的生活。因为每天吃糌粑，我的体内干燥缺油，开始便秘，甚至肛门出血。我慌极了，想起妈妈说过，她曾用猪油治便秘，便照方抓药，将牛油从风干的牛排上一撮撮抠下来熬化，捏着鼻孔灌下去，润滑肠道。
睡觉也是件头痛的事。因为睡在草地上，一下雨便潮乎乎的。加上牧民的帐篷大多是牛毛织物，外面一下大雨，里面必是细雨濛濛，我只能将伞撑在头顶，才能入眠。
最折磨人的是洗澡。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个大帐篷里，想洗洗身上实在太难。我忍着、拖着，拖到身体快发臭了，一狠心，跑到小河里用雪融化成的水洗澡，可洗完就发烧，还差点因此患上肺水肿。
我实在支持不住，想回家了。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动身那天，我背着行李刚钻出帐篷，竟发现外面站满了牧民。他们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只是面向我唱起歌——一首我非常喜欢、但一直学不会的藏语歌……我的脚步，再没迈出去。
“你是个能干的姑娘，叫人放心”
我刚来时，收留所里只有四五个孤儿，我开始到更远的牧场、山区寻找孤儿和穷苦的孩子来读书。每天，我的面前似乎总有爬不完的山。雨季中的大山，危机四伏。天气极不稳定，前一秒还艳阳高照，后一秒雷雨冰雹便砸得“嘣嘣”作响。
一次，我上高山草场寻找一个孩子，突然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后脑勺痛得厉害，像有把锋利的钢锯有节奏地锯着脑壳。我拼命用双手敲打后脑勺，恨不得将发痛的骨头敲下来才好。我怀疑自己要死了！用颤抖的手写下姐姐的手机号码、家里的电话号码，然后将纸条揣在兜里，心想，万一我真死了，别人可以通过它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家人。
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草场上有个哑巴，老婆患病去世后，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很穷。可当我翻过好多座大山来到他家，他却好像认定孩子会被我带走卖掉一样，冲我直嚷嚷，谁解释都不行。“过几天，他（哑巴）会来我家借牛翻耕，我再劝劝他吧。”给我带路的哑巴家的邻居安慰我。我眼前一亮：“那我来给他犁地吧。”好心的邻居将我带到家中，教我如何赶牛犁地。
几天后，我和邻居赶着牛来到哑巴家，我什么招呼也不打，直接犁起地来。哑巴吃惊得合不拢嘴，又叫又笑。过了一会儿，他心疼地跑过来，“呀呀”地示意我去喝口茶。邻居在一旁解释：“他说你是个能干的姑娘。能叫人放心。”哑巴最终让我带走了他的小儿子。
与牧民的沟通就是这样，如果他从你身上嗅不出半点自己人的味道，沟通就变得异常困难；但只要他能信任你，什么都好说。很快，我学会了念拗口的经文、用藏语唱他们喜爱的歌、大口大口地喝酥油茶、在工作中穿藏袍……
“你就是我阿加，不是老师”
孩子们在孤儿学校里的学习、生活都是免费的。学校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一些有爱心的人对寺庙的捐赠。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还得时常面临断粮的威胁。但我和孩子们很快乐。
这些孩子当中，最能折腾、最能唱歌的是一个11岁的男孩。他不肯上学，老在草原上到处溜达。我做了很多工作，他最终进了学校，却不愿喊我老师，只叫我阿姐。而阿姐，又被他叫成“阿加”。每次“阿加阿加”地在课堂上叫着，惹得好多孩子窃笑，我让他改叫老师：“课堂上应该统一称呼，才显得规范、严肃，你说是不是？”他却套用我的话：“我们在心里，就应该知道好与不好，这样才算是有心、真诚，你说是不是？你做了我阿加的事，你就是我阿加，不是老师。”
我这才想起，我曾带他到县城里买了一身新衣服。想给他换上时，这孩子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脱衣服。我拉过他说：“脱吧，我就是你阿姐，是自家人，你在阿姐面前还要害羞吗？”
还有个孩子，14岁了，说话非常大胆，各种能说、不能说的玩笑，都敢说出口。每次，只要有年轻些的男人上学校办事，不管人家是什么情况，他都会跑上去：“你做我们老师的朋友吧。”惹得办事的人很尴尬。我挺生他的气，批评他，他也不吱声，只是闷闷不乐。后来我才知道，之前有一次，我在碉楼外咳得厉害，他问我怎么了。我随口说，心口痛，哪天要回家去了。没想到他就这样记在心上，一心想让我在草原上安个家。
我的咳嗽越来越严重，贫血也愈发厉害了。一天，我正上着课，突然发现有3个孩子不见了。到处找也不见人影。我着急得没了力气。晚上9点多，他们才拎着包东西灰头土脸地回来。“这是什么？你们跑哪儿去了？”我的语气非常不好，孩子们显得委屈极了。原来，他们听人说，有一种树根也许能治好我的贫血，便跑到山里找树根去了。我伏在门框上流泪，又心疼又难过：“你们跑那么远进山，要是遇上野兽怎么办？要是迷了路怎么办？这些东西就算能把我的病治好，要是你们出了事，我治好了还能做什么？”
我的心，被孩子们牵着
2007年入夏，草原进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一天，我的心口突然痛得厉害，彻夜不眠，眼睛睁得圆圆的，望着屋顶，想家。
一天这样，两天这样，第三天我急了，匆忙收拾行李往家赶，还在路上，手机便响了……我冲进家门扑向父亲遗体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还是回来迟了！
我守在父亲身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听着母亲在隔壁房间整夜地哭，我想，是不是再不能离开，再不能让母亲孤单？但我的心，似乎被孩子们牵着，我的血液已经和他们融为一体，已经无法放弃。最终，我还是回到了孩子们身边。
也是从这一年起，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进医院看，医生也说不清。左边肚子痛；头晕、耳鸣；身上的肉发痛；贫血；免疫功能特差，老感冒；眼睛也痛；老是心慌气短，呼吸急促；厌食很严重。医生说，我不能再待在高原。我想咬咬牙挺过去，但真有些力不从心了。我已不能再整年待在高原上，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平原治病。每次离开，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回来，总是一个人望着荒芜的天地泪流满面。
我有点恨自己的身体。初上草原时，牧民都说，希望我能成为真正的“酥油女孩”，吃酥油、会骑马。如今，藏民的一切生活方式我几乎都学会了，身体却不行了。我现在的一大愿望就是找到另一个愿意为藏区的孩子们点亮酥油灯的人，他愿意照顾和教育那些孤儿，比我更有爱心，比我更坚强，比我的身体更好。我还想找到更多孩子，毕竟藏区那么大，我们的学校只是其中一个点。别的草原、山区，还有需要帮扶的孩子，我想把他们找出来。我更希望有人能和我一起，把爱心扩展到更多的地方，帮助更多需要帮扶的人群，不仅是孤儿，还有孤寡老人、生病的妇女等。
这几个晚上，我一边流泪一边整理着自己这些年来的日记，写啊写，一直写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