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卓，唯一一级藏族女作家，文坛多面手。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她的小说无一不表现出藏文化的神奇魅力，而又迥异于汉族作家的创作。对于多才多艺的梅卓来说，绚烂辉煌的藏文化始终是她进入文学想象的栈桥。 母亲——文学的启蒙者

1976年， 12岁的梅卓由于身体不好，休学在家，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们都去上学了，没事可干的梅卓在妈妈的枕头底下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就这样遨游在小说的世界里。梅卓回忆,其实很多书当时都没读懂，但是在那种阅读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快乐，觉得文学还是非常吸引人的。梅卓认为，文学创作跟读书是息息相关的。母亲工作的单位有一个小图书室，经常借一些书回来，这样，梅卓就有机会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

在梅卓的成长过程中，很多老师给了非常大的帮助，不管是潜移默化的，还是直接的帮助，让她受益匪浅。她小学的班主任非常会讲故事，每到隆冬时节，外面飘着大雪，教室内的炉子烧得火红，梅卓和同学们围坐在炉子旁，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故事。“讲故事是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现在我也经常给女儿讲故事，有时会把我的创作内容讲给她听。”梅卓说。

点燃创作的激情

1982年，正在青海民族学院汉文系上大学的梅卓，成了一名文学青年，学校的文学园地，是她抒发情感的阵地，当时，她写的东西也没觉得那是文学作品，只是出于一种对文学的爱好。

1986年，大学毕业的梅卓一心想当老师，但却被分配到《青海湖》编辑部，阅读别人的作品，编别人的稿子，当时，几个非常好的同事，也是老师，给她指点迷津，“你编别人的稿子，首先自己也要会写才行，才有资格去编别人的稿子……”这一番话，对梅卓触动很大，从此，梅卓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从一开始梅卓便将自已的创作定位为弘扬优秀的藏族文化传统。

梅卓在城镇长大，学习的是汉语言，无论从生活还是思维，都相对疏离于藏民族几千年承袭的文化传统，因此深入生活便成了她长时间要做的事。通过二十多年的学习和游历，她越来越觉得要想建筑一座文学大厦，失去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她把文学创作的基础依靠在浑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上，汲取藏族文学传统和民间艺术的营养，努力把她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爱表达出来。

到编辑部的第二年，她的第一篇作品正式发表。她认为，写作虽然是一个个体劳动，但它与时代，与生存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写作要学习新的知识，去积累新的经验，去看别人成功的经验，去不断的积累，才有可能突破自己，实际上每写一部作品，就等于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困难，因为下一部作品你得有新的突破，要不然还不如不写。长篇小说《神授》，她已写了三年了，但一直没能写下去，主要原因是想探索新的叙事方式，原先写的几万字已经从电脑里删除，自己都不满意，怎么能拿给读者呢？

写作是永无止境的

梅卓这几年在写作上有很多困惑，长篇小说的写作停顿了好长时间，也试图以阅读大量当代优秀作品来作为自已创作的突破口，从技术上说可以借鉴和令她大开眼界的作品确实很多，但具有鲜明藏族文化传统的作品毕竟不多。在长期关注藏族民间文学过程中，她学到了很多，用三年时间准备的《神授》，想要表现的就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的神授艺人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13岁的藏族少年，他在神授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神奇的考验和经历，最终成长为成功的神授艺人。这是她试图写给孩子们的一本小说，表述既要简单，让孩子们读懂，又要涵盖藏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现在正在接受第一读者——10岁女儿的挑剔目光。

她在写作长篇小说前，实际上已经有几篇短篇小说的尝试。1992年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出版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虽然引起一些反响，但她也从中发现许多问题，实际上她驾驭长篇宏制的能力还是非常欠缺，就又从中短篇开始从头探索学习。至今她认为小说创作最难的还是短篇，长篇是做加法，短篇则是做减法，把一些犹疑不定的情节或句子减掉，还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大气的。选入《麝香之爱》中的作品时间跨度比较大，毫无疑问有多篇带着稚嫩的痕迹，但是作为一个写作阶段的总结，她觉得还是有勉强的理由把“她”整理成册，交给读者去评价。可以说，这部小说集记录了她从感性写作，渐渐进入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期间尝试了多种叙事方法，结构与语言的探索也见端倪，经过阅历的增加，心态的调整，关注点还是有所变化。所以，写作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不仅要保证时间和耐心，还要学习新的智慧和知识，这个过程永无止境。

梅卓的作品中反映女性的比较多，如她所说，世界上各种神话中，文艺之神总是女性，女性在文艺作品中占有的分量不容小觑，当代藏族知识女性是一直关注的对象，身处其中，欢乐与悲伤感同身受。这个时代对藏族女性来说是个挑战的时代，她们的变化更感性、更细腻，女性坚忍的品质可能是能够坚守美好理想的原因吧。在我的心目中，女性是美丽的，我描绘的各种各样的女性，既是对她们的欣赏，也是对自己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