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藏风涛的涌起，人们开始关注汉藏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这也许又是“坏事变好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经常这样开导面对挫折的民众。

对于生长在兰州煦园的我们，提起藏族和藏族宗教、文化，第一个想起的当然是喜饶嘉措——按照我们家的习惯，从父母亲到每个孩子，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师”。在我们家里，“大师”这个称呼是专属喜饶大师的，我们从来不把另外哪个人称之为“大师”。

在我的记忆中，与喜饶大师的形象同时浮现的还有几个人，那就是一直随从他的格西、他的翻译杨质夫和后来的成觉（成木天）。与格西的忠诚质朴、成觉的灵活周到比起来，杨质夫身上透露出一个学者的智慧。他中上身材，讲带有一点四川味道的青海话——我想他的口音可能与他在康藏生活多年有关，也可能受到他妻子冯云仙的影响。杨质夫属于“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孩子的人物，我们觉得他是和蔼可亲的。

近日看到中央电视台介绍藏文电脑程序研发进展，颇多赞誉之词。实际上杨质夫先生就是推进藏语文现代化的先行者。在追溯航藏文化沟通和藏语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杨质夫先生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学者。好在青海名人介绍材料中收录有杨质夫的事迹，我深为历史并未将他完全遗忘而感到欣慰。

下面就是从网上下载的杨质夫传略，可惜没有作者的名字。从有关材料推断，这篇文章应该是出自专门研究青海汉藏文化的杰出学者赵宗福先生之手（是否准确，有俟识者教正）。

杨质夫先生是现代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民族语言学家，但是一生坎坷，生前寂寞，身后冷落，至今还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甚至于很少有人提及他。据说一些官员还坚决反对发表有关他的文章，因为没有文件说过给他“平反”。笔者曾走访老者，查阅档案，得其大概，故撰此传略，一求正于知者，二图存其事迹。

杨质夫先生，本名杨文，字质夫，以字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老幼庄。父亲是一位医生。兄杨焕，字子文，继承父业，后步入宦途，曾担任过青海省教育厅秘书、循化县县长等职。一九四八年后仍为医生，一九八零年底病逝。杨质夫是老二，有弟弟两人，但他在家族中排老五。

杨质夫早年在家乡读小学，约在一九二四年考入西宁蒙番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刻苦勤奋，国语、藏文等课程均获优秀成绩，屡次受到校长、近代西北文化名人朱绣先生的赞赏。一九二五年，经朱绣介绍参加了西宁藏文研究社，继续深造藏文。西宁藏文研究社是由西宁道尹黎丹先生发起主办的一个学术团体，其宗旨是学习研究藏文，沟通藏汉文化，促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和睦。当时黎丹正在主持编纂《藏汉大辞典》，杨质夫不久便参加了此项工作，并逐渐成为黎丹最得力的助手。由于黎丹、朱绣等人的赏识和提携，杨质夫从蒙番师范学校毕业后既留校任教，后来还在西宁道属垦务总局担任科员。但是在此期间，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协助黎丹编纂《藏汉大辞典》。这部大辞典是国内外第一部大型汉藏双语工具书，是按照藏文正字学的排列顺序编排的，每条词目下面都有汉文释义和藏汉文例句。内容十分广泛，举凡史地、文哲、医药、语言、历算、艺术、经济、宗教、政治以及古藏文、自然生物等等方面的词汇，均一一收入和详解。大辞典于一九二八年前后编纂完成，卷秩浩繁，份量颇重。

一九二九年，在黎丹的介绍下，杨质夫带着大辞典去南京寻求出版门道。他先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因为这个学院是一个专门研究佛学的机构，曾整理、翻译过大量佛学方面的著作，所译印度人所著《英藏辞典》曾被西宁藏文研究社参考过，补充丰富了《藏汉大辞典》。黎丹与该院学者颇熟，遂推荐杨质夫前去接洽出版事宜。但是支那内学院不具备印制如此大规模的辞典的条件，甚至当时国内也还没有一套藏文铜模，所以马上出版大辞典是没有希望的。于是杨质夫只好一边留在支那内学院学习佛经，一边从大辞典中摘出一些常用词汇，仿照《英藏辞典》的体例，另外编辑了一部《藏汉小辞典》，以作应急之用，但还是没有能够出版。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是黎丹的表弟，黎丹又通过他介绍杨质夫到蒙藏委员会兼职，作翻译工作。在此期间，杨质夫还被聘请到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政治学校）的西康班教授藏文。

一九三零年元月，马麒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任用黎丹为省政府秘书长。黎丹准备把西宁藏文研究社扩大为青海藏文研究社，并准备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黎丹见《藏汉大辞典》出版无望，而藏文研究社急需得力人手，便请杨质夫返回西宁，协助操持藏文研究社事务，并推荐为省政府秘书。不久，杨质夫又出任省立蒙藏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三一年春天，藏文研究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布青海藏文研究社成立，并下设三个部：研究部、教务部、评议部。杨质夫被推选为教务部主任。

研究社的主要活动是开展藏文教学，培训会员，出版有关教学的藏文典籍和本社的研究成果。杨质夫为藏文教学呕心沥血，用力极勤。他以隍庙街的重庆寺（今西宁市解放路小学旧址）为教学地点，每天下午组织上课，教学内容有藏文文法、名著选读、会话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自编了不少教材，并用钟灵印字机印刷了这些教材以及《藏文文法大疏》、《萨迦格言》等书籍。他每天要为会员上两个多小时的课，有时甚至连续上四、五个小时。这些都是业余工作，没有分文报酬，但他热情很高。同时他还在蒙藏师范学校里加强了藏文教学，聘请教师，增加课时，强化训练。通过多种渠道培养了一大批藏文人材。

为了配合教学和满足社会需求，杨质夫请来德扎寺学者智化达等人对《藏汉小辞典》进行了审定，并积极筹措资金，于一九三三年石印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汉藏双语辞典，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因而受到文化界的广泛好评和欢迎。抗日战争期间，北平菩提学会在北京曾加以翻印。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少见到这部辞典了，但是许多藏学家、藏文爱好者在手头都有传抄本珍存，直到八十年代还有被学人们相互传抄的事。日本、台湾等地都翻印过此书。当时，杨质夫还和同行们一起将藏文《翻译名义集》编成汉藏和璧的《分解名义大集》，作为工具书石印出版，同样得到了社会的一致佳评。

《藏汉大辞典》是杨质夫等人多年编纂的巨著，所以在当时不仅保存得很好，而且时常补充新材料、新词语，不断充实内容，不断完善体例。

比如一九三三年，藏文研究社从支那内学院得到了一份《瑜珈师地论》的法数表，杨质夫等人决定将这些法数表及例句的藏汉原文纳入大辞典中，于是在他的率领下，十余名社员进行了三个月的紧张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补定工作。后来，这部大辞典分装成两个精致的木箱子，杨质夫不论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最后甚至带进了劳改监狱，死后竟不知下落，成为藏汉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

一九三四年，黎丹组织西藏巡礼团进藏，杨质夫被选为团员。这年六月，他们从西宁出发，九月到达拉萨。到藏后，杨质夫与黎丹拜喜饶嘉措大师为师，在哲蚌寺果莽扎仓潜心深造藏文佛经，由于成绩突出，受到大师的格外赏识。一九三六年夏天，喜饶嘉措被国民政府聘请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化讲座，杨质夫与黎丹陪同大师经印度赴南京，次年抵达，受到国民党要员们的接待。之后，喜饶嘉措在各大学讲学和在社会上进行政治活动，杨质夫担任翻译。

一九三七年夏天，杨质夫随喜饶嘉措回到青海，并将《藏汉大辞典》稿子带回西宁。不久，日寇轰炸南京，青海会馆被夷为平地，大辞典躲过了这场劫难。

当时“青海王”马步芳见杨质夫是喜饶嘉措的得意高足，学问渊博，在政界也有一定的名望，企图加以利诱拉拢，使之为己用，遂任命杨质夫为共和县县长。可是杨质夫对此并不热心，坚决拒绝了。后来马步芳又任命他为青海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结果上任刚一天就辞职不干了。他的这一系列行为，使很多卖身投靠者深感不安，同时也招致当权者的嫉恨。因此他不久便回了南京。

杨质夫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同喜饶嘉措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以后，由于他高超的藏文水平、渊博的学识，逐渐在边疆史地学术界活跃起来，与著名学者顾颉刚、吴文藻、卫聚贤、李安宅、黄文弼、任乃强、黄奋生等时相过往，并参加了著名的学术团体——中国边疆学会。此时他以青藏边疆文化为中心，写作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同时以其精美的藏汉文水平在翻译界也有影响，为国民党要人朱家骅、陈立夫、戴传贤等人所器重，先后被任用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总干事、编译委员、藏文组长、蒙藏委员会专员、军事委员会上校谘议等职。他的主要工作是翻译抗日宣传品以及国民政府文件等，还审定小学藏文课本等。他曾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义》译为藏文，由组织部大量印行，在藏族文化界颇有影响。

正当抗日战争日益严峻之时，英国等分裂我西藏的步伐也在日趋加紧。一九四二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西藏地方政府公然成立“外交局”，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一些对付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派喜饶嘉措返藏，并内定其为西藏省党部筹备会主任委员，杨质夫为书记长，杨妻冯云仙等为委员。一九四三年底，杨质夫等一行十余人经西宁到达青海西南角的玉树。次年二月到达黑河，被藏军扼拦。经多次交涉，藏方只许喜饶嘉措一人入藏，不准其余人员同往，在交涉中，杨质夫还被藏军无理殴打致伤。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杨质夫一行只好返回到玉树，转西康回到重庆，向国民政府汇报始末。

杨质夫始终想在沟通汉藏文化方面干一番事业。就在这次入藏途中，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他和妻子冯云仙（西康藏族）顺便在牧区设了一些藏族小学和医院。这在当时的确没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倡导文明建设并付诸行动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回到重庆后，杨质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编译科长，仍然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根据杨质夫个人不愿在中央从事行政工作而想回家乡兴办文化教育的意愿，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委任他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校长。他回到青海后，大力提倡文化建设，竭力沟通汉藏文化。在学校中招收青海、甘肃等地各族学生，设置藏文等实用课程，为培养边疆人材废寝忘食，不遗余力。至今犹被家乡人传说着他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兰州大学设置边疆语文学系，简称“边语系”，专门培养学习和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人材。校长辛树帜（五十年代曾任西北农学院院长）认为只有杨质夫才能把这个新系建设好。于是两次致函，诚恳聘请杨质夫为边语系教授兼系主任。杨质夫考虑到边语系是培养边疆实用人才的更佳场所，也是实现自己多年愿望的地方，所以高兴地应聘了。之后，他虽然还兼任西宁师范学校校长一职，但主要精力在兰州大学。在他任系主任期间，积极招收青海、内蒙、四川等地的学生，同时从这些地区聘请一些德好学高的地方人士授课，他本人也亲自讲授藏文课。为西部边疆地区培养了大量实用型人材。

解放军进入青海时，杨质夫在西宁。当时的军管会文教处考虑到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声望，指示他仍然担任西宁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杨质夫以“反革命罪”被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逮捕。翌年六月底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相传本来要立即执行死刑，因为喜饶嘉措大师出面力保，才改判缓期执行。一九五二年，青海新生印刷厂成立，杨质夫被送到那里劳动改造。在劳改期间，他还为国家、为藏文化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一九五一年初，十四世达赖喇嘛（青海省平安县人）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年五月，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时汉文水平高的人非常多，藏文水平高的也不乏其人，但是汉藏文都很好的学者在国内却并不多见。据说在此情况下，身为囚徒的杨质夫被政府用飞机送到北京，参加翻译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尽管当时他往返时都还戴着手铐，但他竭尽心血，译定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当然笔者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事实的文字记载。）

一九五零年三月开始，尖扎昂拉地区藏族千户项谦在青马残余军官和土匪的煽动下，拥兵自恃，发动叛乱。政府为了感召项谦，平息动乱，于一九五零年九月到一九五二年四月的两年间先后派人十七次劝说感化项谦。其中时任青海省副主席的喜饶嘉措两次前往昂拉规劝，杨质夫即被喜饶大师从狱中提出带去作翻译，为安定社会秩序，平定地方叛乱出了力。

在印刷厂劳动改造期间，杨质夫不但认真校订藏文版面，而且自编教材帮助别人学习藏文，使他们在工作上更加熟练能干。尤其可贵的是，由于杨质夫学者气质不变，做事极其认真，竟能大胆地指出译稿上的错误，提出正确的译法。例如校对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的讲话的藏文译稿时，他发现“我们与反动派相比时”一句如果按藏文字面的意思，也可理解为“我们与反动派竞赛时”。他的意见马上被当事者采纳。又如《牧区政训》十一期中有一句“国营贸易机构应让出若干地点给私商”，原稿译成了相反的意思，杨质夫指出后被改正。还有如“小学以下程度的有若干人而其中有文盲若干人”，被译成“小学程度的有若干人，而文盲有若干人”； “选了十几个共产党员作先锋队”，被译成“选了十几个先锋队挑成共产党员”等等，都被杨质夫提出后修改了过来。

当时新生印刷厂建成不久，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再加上本来就没有藏文字模，刻制十分困难。杨质夫针对此种现象，首先提出了创制藏文铜模的设想，之后又与技术人员切磋研究，根据藏文实际，吸收汉、英文字模优点，精心设计出了一套正楷体字模方案，由上海华丰厂加工成三号正楷体铜模。接着又陆续补铸了一至七号的各体字模，形成了藏文铅字系统，大大促进了藏文印刷事业的发展。之后，西藏、甘肃、四川、北京等地藏文印刷厂都采用了杨质夫创造的这一套字模。因为业绩突出，在一九五二年春天，杨质夫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第二年五月，在青海省劳改局总结大会上，又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

为了提高藏文排字效率，杨质夫经过日夜努力，反复研究，于一九五三年又提出了“藏文加点法”，立即得到印刷厂领导批准。经过一年多的试用后，于一九五五年正式全面运行，结果效率提高一倍，效果极为明显。据当时印刷厂的计算，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这一年时间，采用“藏文加点法”后就为国家增加产值多达一万二千四百多元。这作为劳改犯的成绩，数字上肯定还是比较保守的。不久， “藏文加点法”即被青海、北京、四川、甘肃、西藏等地印刷厂普遍推广采用，杨质夫为藏文印刷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新生印刷厂管教科写出材料上报上级部门，请求给杨质夫再减刑五年。根据杨质夫的贡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审批道： “可减刑十年，不同意五年。”于是在这年七月宣布：给杨质夫再次减刑十年。可以想见，在当时“阶级斗争”极其残酷无情，冤屈者何止万千人的情况下，杨质夫作为“历史反革命”犯人，被一再减刑，一非当局的宽容大度，二非他的人情关系，而是他的贡献实在很大，非凡的业绩使他获得了人们由衷的钦佩和同情，从而也使他从死刑犯变成了只有十年徒刑的一般劳改者。这在当时那种环境里是非常少见的。

一九六零年二月，杨质夫刑满释放，仍然按排在新生印刷厂工作。这时候共产浮夸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人民生活也进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况。杨质夫以一个刚刚释放的劳改犯身份，其生活条件也是苦不堪言。当时其妻冯云仙还关押在四川，而岳母和子女在西宁，无人抚养，还有冯云仙义子瞿守一（时在狱中）侄女的一个儿子也寄放在他家。杨质夫在狱中时，一家人毫无经济来源，靠捡破烂、做杂工维持生计。杨质夫刑满就业后，为了家中三口人的生命，常常把自己微少的口粮存下来送回家去，自己则饿着肚子干活。这样天长日久，他浑身浮肿，体质越来越差。有时走着走着就晕眩不已，只好扶墙歇息。

一九六一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寒风挟裹着残枝败叶狂吹不休。杨质夫终于在饥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直到次日上午，人们因不见他而强行打开门后，才发现早已尸寒骨冷。有人还清晰地记得，装满《藏汉大辞典》稿子的两个木箱子当时就在床边，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一代英才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终年仅五十五岁。

杨质夫先生作为翻译家、学者，其译著数量极多。除了上文提到的《藏汉大辞典》、《藏汉小辞典》外，在政权易鼎之前，还发表过不少论著，其中如《塔尔寺概况》，是我国第一部准确、系统地评介藏传佛教名刹塔尔寺文化的汉文著作，曾在报刊上连载过部分章节，也有油印本行于世；《西藏世族考》对西藏数百家贵族世家作了细致的考察；《西藏甘丹赤巴列传》对西藏名寺甘丹寺的历代赤巴作了考证评述。这些著作迄今堪称学术精品。在五十年代，他在特殊环境中除翻译了大量文件、宪法以及宣传品外，还翻译了许多藏文著作，仅民族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就不下三十多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都没有署名罢了。他还翻译了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天岭卜筮”之部。但是他的这些译著或者没有出版，或者出版了而没有署名，更没有人敢给他写点文章说句公道话。这也难怪，从政治上讲，他是罪名最严重的“反革命”劳改犯，谁敢引火烧身？从学术上说，一些人感到正好有机会把他这些没有署名的成果窃为己有，哪还能摊开真相？再说虽有档案，但是“学者们”还有很多现成的成果可抄可发表，谁有闲功夫为一个早已死去的人费劲（因为在有关部门查阅档案是非常复杂而困难重重的）呢？岁月沧桑，沙海埋金，所以一般人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位很有成就的翻译家和学者。但是在现代文化史上，杨质夫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极有成就的学人，而且是一位真正的“无名英雄”。

原作者附记：此文在大量走访知情人和查阅档案的基础上写成，但未能及时发表，且被多人以编修方志为名借阅手稿，甚至被复印，故已被抄袭入多种书刊中。

这是我所看到的有关杨质夫先生生平最为详尽的材料。但其中有几处可加以补充，一是杨质夫夫人冯云仙，她是原籍西康的著名记者和研究汉藏文化的学者，后从政，1949年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文革后期（1975年12月）的“特赦”中释放出狱。当时的新闻报道曾提到特赦人员到北京参观，住民族饭店。其中就有“国民党国大代表、监察院监察委员冯云仙（女）”，那时杨质夫已离世多年。冯云仙的晚境如何，有待知情人记述；另一件事是杨质夫到兰州大学任教，是大哥水天同提名推荐。时任兰大校长的辛树帜和文学院院长的水天同，都是由外地到兰州，并不了解杨质夫的情况。大哥水天同是听父亲介绍后，决定聘请杨质夫到兰州大学边疆语文系任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