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三个酷爱摄影的年轻人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相遇，他们是28岁的法国人布勒松，23岁的匈牙利人罗伯特·卡帕，25岁的波兰人大卫·西默。他们刚刚参加完巴黎新闻社的招聘考试，都落榜了。三个人边喝边聊，谈起各自的摄影志向，并相约以后要办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报道精神的图片社。那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马格南图片通讯社，“生产”了大量伟大的照片，被称为那个年代经营最成功的摄影图片合作社。然而，布勒松们也许并不知道就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在中国青藏高原的拉萨城里，也有三个志同道合的西藏青年冲破重重宗教迷雾，犁开雪域摄影的初女地，开创了西藏摄影的新纪元。他们是当时才二三十出头的德穆·丹增嘉措、擦绒·东堆朗杰和车仁·晋美松赞旺布。他们的名声没有布勒松们响亮，但他们用手中的相机忠实记录了西藏的一段历史。

德穆·丹增嘉措

德穆·丹增嘉措是他们中间的先行者，他是拉萨丹杰林寺第九世德穆活佛，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儿，是西藏有资格出任摄政的四大呼图克图之一。那是1912年秋季的一天，一个到拉萨游历的欧洲人提出要给年仅13岁的德穆活佛拍一张肖像。大概是胶片感光速度太慢，殿内光线也不好，欧洲人架好机器后，要求侍从喇嘛用绳子把德穆活佛捆绑在太师椅上，以防他在照相的时候手脚晃动。在当时的西藏社会，对活佛只有顶礼膜拜，谁个敢把他捆绑起来，个个都吓呆了。欧洲人怎么解释也白搭。管家认为他有意亵渎尊神，是大逆不道，当场一顿臭骂，把欧洲人赶出了寺庙。后来德穆活佛很遗憾自已没能留下一张童年时期的小照。但从那以后却埋下了对摄影的兴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个尼泊尔人带着相机到拉萨开设了照相馆，由于市民怕被摄去魂魄，价格又极其昂贵，都不敢去拍照，生意十分冷清。这个在尼泊尔也算从事新潮职业的摄影师，在圣城拉萨却栽了跟头，郁郁寡欢，竟落下一场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得到德穆活佛无私的关照和慰籍。临死前，他把一套英国产的Caybin(卡尔宾)相机作为酬劳送给了德穆活佛。

思想新潮的德穆活佛于是开始了兴致盎然的摄影创作。他在拉萨、后藏及自己的家乡工布等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自设暗房洗印和扩放设备，堪称高原上的第一代本土摄影师。他用手中的Caybin、Leica(莱卡)、蔡斯康等国外高档相机留下了大量的图片。随意、即兴的拍摄使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包罗万象。据他的儿子、著名藏族摄影家德穆·旺久多吉介绍，以前他的作品数量很多、内容庞杂，可惜“文化大革命”当中流失很多，如今只剩下300多张。

其实，当时的西藏还非常封闭和保守。偶尔有人提起国外的科学见闻，也往往被视为“森布”(鬼怪)作法。摄影更被规作“邪术”，认为它会勾走人的魂魄，给人带来灾难。据说有一次德穆活佛在拉萨准备偷偷拍摄一场大型的宗教节日，他的举动被维持会场秩序的铁棒喇嘛发现，被追得满街乱跑。摄影这门艺术最初传到高原的时候像瘟神一样被诅咒和招人厌恶。

可以说，勇敢的德穆·丹增嘉措是千百年来雪域高原的第一位本土摄影师。此后，西藏的很多权贵大户纷纷仿效德穆活佛，从国外购买相机，用于消遣和娱乐，贵族间互相串门拍照，一时形成风气。当然，这其中也有把摄影当作事儿，认真经营和操作的，例如擦绒·东堆朗杰等。

擦绒·东堆朗杰

早在1924年9月，擦绒·达桑占堆有一次印度之行，一些拉萨的老人认为擦绒可能就在那一次为自己的儿子置办了成套的摄影器材。当人们知道擦绒手中积累着大量的摄影资料时，已经是20世纪30年代。根据当时担任擦绒秘书的甘典先生回忆，1935年，擦绒家就有很多他们自己拍摄的拉萨有名的寺庙、城堡、宫殿、佛堂以及西藏的康区、后藏、工布、门巴、阿里等地区藏族的服装、牧民的穿着佩戴、牧区的牦牛、各教派僧侣的服装和使用的各式各样法器的照片。

不久后的1937年，因堆龙沟洪水暴涨，冲垮桥梁，交通阻碍。西藏地方政府任命擦绒·达桑占堆和另一位官员为架设“赤桑桥”的总管，任命喇恰车仁·晋美松赞旺布为设计师，协助总管工作。架桥石料和民工由堆龙德庆宗筹办，石匠、木匠由拉萨出，所需木材在附近的各卡砍伐，钢筋和水泥从印度购进。上述诸项，擦绒派他的秘书代为办理。两位总管每隔几天去工地视察，处理一些重要事务。当桥基升高到一米左右时，擦绒总管便搬到桥头林卡住下，每天到工地具体指挥。

赤桑桥竣工后，恭请热振摄政王亲临主持落成典礼，并奖励了工程总管，接见了架桥民工……就在那次工程期间，擦绒·达桑占堆带着照相机，安排自己的儿子东堆朗杰和姻亲车仁·晋美松赞旺布拍摄赤桑桥从开工、搬运材料、挖掘、下料、架设到完工、开通的整个过程，给西藏桥梁建造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些珍贵的历史图片现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此外，擦绒父子还记录了拉萨方方面面的很多情况。例如拉萨音乐行会——囊玛吉度活动的情况。擦绒本家与五世热振活佛交往的情况等。

20世纪20年代，西藏进口了两部奥斯汀小卧车，一部为达赖喇嘛专用，另一部为土登贡培专用，擦绒父子也用镜头留下了两部卧车的“倩影”。

现在，流回国内的擦绒作品逐渐多起来，擦绒·东堆朗杰的作品多署名“D.N.Tsarong”。60多年后再欣赏这些图片，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历史感，更是给后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室里，我们看到一张身佩相机的藏族青年在北京摄下的留影，照片中的青年人穿着一件传统的夏季长袍藏装，脖子上挂着一台120相机，倚着汉白玉栏杆，微笑着面对镜头。他就是车仁·晋美松赞旺布(以下简称车仁)，是西藏早期的著名摄影师。

车仁·晋美松赞旺布

身为锡金王室后代的车仁·晋美松赞旺布从小留学国外。1932年春天从印度学成归国，在1933年四面怙主节期间被任命为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历任军官、喇恰、扎萨等职。

在留学印度期间，车仁喜欢上了摄影，并开始了有意识的摄影创作。他拍摄了印度的建筑、风光、人物，拍摄了噶伦堡藏族社区的生活和人际交往等。从印度回到拉萨，他的拍摄范围扩大了。他拍摄了车仁本家在拉萨兴建宅第的情况，从划线、下挖、打地基、起楼、盖顶以及这期间所办的各项仪式全部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记录。

从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历史档案处保留的很多摄影作品均出自他手中。作品有20世纪初期留学印度的藏族少年的合影，日喀则基宗、白居寺、江孜宗山、甘丹寺建筑等；班禅活佛、达赖喇嘛参加佛事、政务活动的图片；印度、内地、西藏的风光、山水、人物、建筑；藏族的婚礼、服饰、民俗和贵族的起居生活等。拍摄了拉萨西郊赤桑桥建造过程以及涉及噶厦、官员、贵族、活佛、军事、体育、农业、牧业、商业、动物、植物等的相关内容，还有车仁自己及家人在江孜、拉萨、北京、印度、锡金等地参观旅游的留影。

根据曾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担任公职的夏扎·甘登班觉回忆，最初车仁只是把摄影作为个人爱好来发展的。后来，由于摄影技术越来越精，求他照相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引起噶厦政府的重视。有人说他是达赖宫里的专职摄影师，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当时，达赖宫内备有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但是会用的人并不多。每当达赖喇嘛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务活动时，宫里就会派人通知车仁先生，请他代为拍摄，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后期的车仁甚至领导着一个小型摄制组，配备有专职助手，经常为西藏地方政府及达赖喇嘛的有关活提供摄影服务，并参与了中央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初期有关活动的摄影工作。因此，说他是藏族第一位电影摄影师并不为过。

在繁忙的公务和拍摄之余，车仁先生陶醉于建筑和园艺艺术，留下了不少颇具匠心的建筑杰作，堪称一个多面手，当然，他的摄影作品更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从1959年开始收集这些照片，到目前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图片资料。特别是最近几年，他们专门腾出时间，组织专家，并邀请夏扎·甘登班觉等健在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摄影师的部分亲属对其中的一些图片进行辨认、考证，对这些特殊的馆藏品分类整理、登记，有望在几年后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为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找到理想的归宿。

应该讲，作为西藏摄影界的先驱，他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了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由于摄影的直观性和纪实性，从某种角度讲，他们留下的真实图片具有文字和口述历史无法取代的优势，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因此，人们不应该漠视他们曾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