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3岁，生于1937年元月。我从小受到了比较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的藏文、天文历算造诣很深，这对我以后从事西藏的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幸的是，父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 从8岁开始，我去读私塾，接受旧式传统教育，14岁那年拜克珠活佛为师，学藏文文法。16岁的时候，我又到门孜康（藏医院）学正字法，后来读天文历算，学藏医，曾读到《四部医典》。那时候学习很用功，“学校”的要求也比较严，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共有60多人，进行集体考试，如果能把书背完，就给全体学生供酥油茶。1955年，我到西藏军区办的干部学校工作。 1956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当招待员，接待过陈毅副总理，后到团工委秘书处，参加了西藏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内地参观，然后就留在北京中央团校学习。 从1958年开始，我在陕西咸阳西藏团校任教。1958年在西藏公学任教、编教材，直到1963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对西藏的教育有了较多的了解。 1963年，我从内地回到西藏，在档案局工作，接触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文革”的动荡时期，不论是工作岗位的调换，还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积累资料，研究西藏历史。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研究工作也更加稳定和顺利。1978年，我担任了西藏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室主任，着重研究格萨尔说唱艺术和德格印经院，以后又担任了西藏大学宣传部长并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开始参与编写《西藏自治区概况》一书。这本书在1981年12月出版，这为今后的研究和创作积累了经验。1985年，我用藏文写作的《西藏历史明镜》一书正式出版，先后被六七所大学选作正式教材。 1985年，我被调任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副局长，1986年又任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在这段时间里，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爱国人士，我利用这个好条件，积累素材，思考问题，先后编写了《西藏历史大事年表》（1987年出版，重版5次）、《“热达事件”及其性质》（1991年出版），翻译了《唐诗三百首》（把汉文译成藏文）。1990年，我编写了《西藏通史》（汉文）近代部分，本书获中国国家图书奖。 长期的文教工作经历，使我在西藏社会科学界有一些知名度。1992年，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深知自己缺乏领导管理经验，一边学习一边展开工作，这一时期的创作较少。 从1997年开始，我对苯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苯教是藏族的本土宗教，也称苯波教，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在古象雄王子辛饶米保时期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和具体的仪轨。在纪元前后，苯教东传到吐蕃中部的主要地区，开始了在吐蕃长达2000年的历史。 佛教传入西藏后，苯教接连受到迫害和挤压，影响力逐渐减弱，就连对苯教的研究，也遭到轻视或排挤。我认为，学术上不应有教派之见，我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苯教徒，而是一名学者。研究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不研究苯教是不行的。 从现有的资料看，苯教在西藏大约有4500多年的历史，研究苯教，也就是研究西藏的历史。长期以来受“佛苯之争”的影响，佛教昌盛，苯教受到压制，讲苯教的人只有少数佛教高僧，苯教留传下来的东西也很少。我注意到，国内特别是西藏对苯教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实际上作为本土宗教，苯教产生于西藏的上古时代，反映了那个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一些记录也很实在。研究苯教，可以更好地研究扑朔迷离的西藏早期历史，对揭开象雄、古格之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些苯教经典在记述早期历史时说，苯教的创始人是敦巴辛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也对苯教产生了影响。当时产生影响的还有一位大学者叫“李当芒布”，据传说这个人就是孔子，是当时九大学者之一，这种说法目前还无法证实，但在苯教典籍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早期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接触和来往的记述，这对研究藏汉交往史有着重要意义。我们通常都认为，藏汉族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是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的，而根据苯教经典的记载，藏汉交往史至少要提前1000多年。 1998年，我和助手才旦加布在西藏有苯教寺庙的大部分地区跑了一圈，经过调查发现，现在的苯教寺庙大约有92座，其中昌都有54座，以丁青县最多，那曲有28座，日喀则6座，林芝2座，阿里和拉萨各有1座。据统计，西藏现有苯教僧人3291人，活佛93人，信教群众约13万多人。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录象资料，准备对全区的苯教寺庙、苯教历史源流和发展作进一步仔细研究，编写《苯教寺庙志》和《苯教发展史》等书籍。 这一年的7月，国际藏学会第八届会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我应邀出席并提交了《“苯”字的含义》的论文。我还代表中国担任了国际藏学会常务理事。 1999年8月开始，我精心写作了苯教研究的文章，到日本参加国际苯教研讨会，并和世界各国的苯教研究者探讨交流。 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和评价，我荣幸地被授予“国家级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还被聘任为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研究员，国内外称我是藏学家，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实绩离藏学家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屈指算来，我已累计创作了约80多万字的藏汉文著述，这对我个人来说是值得自豪的。作为西藏的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一直是努力工作的，我也真诚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情，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为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资料：雪之子 来源：藏人文化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