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上最容易留下清晰的足迹，这足迹就是生活的哲理诗。"高山景行，私所仰慕"，为此抒写哲理的人，是更让人感佩和敬重的。这个人叫王洲塔，我国藏学界一颗闪亮的星，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于藏族文化名胜之地夏河拉卜楞。
他曾先后就读于西北民族学院少语系和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研究生班，在著名藏学家东嘎o洛桑赤列、王尧、王甫仁、毛尔盖o桑木丹教授的悉心指导下，系统研习了佛教哲学、藏学史，敦煌古藏文，西藏在史档案，印度佛教史，藏族史，藏传佛教各派源流及其教义的重要课程，并跟季羡林先生学过古梵文。洲塔为人谦逊厚道，品行耿直，学风严谨，加之他幼承家学，从小就在藏文件的腹地耳濡目染的熏陶，根底坚实。面对浩如烟海的藏学典籍，他有时激动得难以自禁，他宵衣旰食，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
他本来可以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二十年前就已担任碌曲县委副书记，尔后调任夏河县常务副县长。在当"县太爷"的时候，人们就叫他"三苦干部"（条件艰苦，工作辛苦，生活清苦）熟人们背地里都干脆叫他"和尚"，因为他清淡寡欲，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善应酬，亦无其它嗜好。笔者和他是老朋友，相识相知三十年，无话不谈，曾以玩笑的口吻打趣过他："莫非这'和尚'的雅号中还另有隐情不成？"洲塔也不无自嘲地笑着说："什么'隐情'？无非是我个人'三子三少'吧，酒杯子端得少，门子跑得少，位子想得少。酒杯子一端，头脑昏昏，难读书，难明理；走东家，串西家，钟情于社会网络关系，脑子里不清不爽，整天嫌位子不高，尽谋算着加官晋爵的好事儿，心潮难平能读进去书。搞学问，就要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他如是说也如是做。他在读书写作的时候，常把自己倒锁在家里，一张藏式的四方小炕桌，他盘腿拥被坐在炕上，一连十几个小时，围在炕桌边，一叶孤灯，半沓子黄卷，这种坐禅打定的功夫，怕是与真"和尚"也毫无差别。
他头脑清醒，方法独特，努力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点，能使整个民族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有个质的转变，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才能促使这个民族强劲奋起。由此可见，洲塔对自己前途做出的抉择不仅是对藏学研究的个人偏爱，更是表达了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体现了热爱自己民族的真切情怀。这就是处在当前历史时代，他对实践自己人生价值的根本取向。
在藏学研究领域，确切地说，是在藏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他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像一部大功率的机器，不顾疲倦地高速运转，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挥汗劳作。有播种就有收获，有付出就有回报，多播种多收获，大付出大回报。斗转星移，历时十载，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已取得令同行瞩目的丰硕成果，陆续发表《藏族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大乘般若思想研究》、《试论布达拉宫的建筑艺术》、《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等藏汉两文30余篇学术论文；承担完成"七o五"以来的８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连续出版独自和合作完成《藏族文学史》、《中国藏族部落》、《藏传佛教德尔隆寺与历辈赛仓活佛》、《藏文写作概论》、《藏族公文写作论稿》、《华瑞藏族史略》、《吐蕃法律流变研究》、《论拉卜楞寺的创建及其六大学院的形成》、《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藏族部落制社会研究》、《藏传佛教在多康地区的传播历史及其各宗派教义研究》、《藏蒙民族关系史研究》、《藏族哲学思想文化论集》等藏汉两文专著14部；主编出版了藏文佛学古籍10部。
洋洋论著，煌煌杰作，累计已近千万字数，赢得藏学界普遍的好评和赞誉，又使多少人深表感慨和信服。凭借广博的学识，他的研究内容涉及地方民族史、地方宗教史、民族关系史、佛教哲学以及藏族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法律等多个方面。
他的《藏族文学史》、《藏文写作概论》、《藏族传统公文写作论稿》、《藏传佛教在多康地区的传播历史及其各宗派教义研究》等已被选定为高等民族院校的教材，并有多项成果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系列大展优秀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甘肃省第六次社会科学"兴陇奖"三等奖、美国柯尔比国家科学文化中心千禧优秀科学论文奖、中国科协（庐山）改革开放二十年高级研讨会优秀论文奖，其中部分成果已经译为外文发行世界。
鉴于他的学术贡献，2000年，经两次成果评审，由英国皇家联盟科学院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旋由中、美、英、德、法五国在香港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为他颁发了金制《世界名人证书》。他的传略已被收入《中国藏学研究专家名录集》、《中国艺术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学者辞典》、《世界名人录（中国卷）》、《中国社会科学专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名典》、《中国当代藏族名人辞典》等大型辞书当中。正因为成就卓越，他连续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成为藏学研究同龄人中的学术带头人。目前，他担任着甘肃省藏学所所长和藏汉两文《安多研究》期刊的主编，除此，还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藏学研究会理事、四川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甘肃省民族学宗教学学会副会长、甘肃省藏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东嘎o洛桑赤烈先生对其弟子洲塔给予很高评价，说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一是"应该归结于他对民族的执著的深沉的爱；二是勤奋精进、事业至上的敬业精神给予了他巨大的力量；三是多层次、多学科的涉猎学习为他奠定了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激动地讲道"我为藏民族的新一代人才而光荣！我为藏学研究的后继有人而欢呼！"
单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藏学是其后期加入的新兴学科成员，它涵盖了藏族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国际上开展藏学研究已有百十年之久，出版了很多著述，掀起一股藏学热。客观地讲，国外学者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动机各不相同，他们多数人缺乏对中国及藏区的全面了解，所论肤浅，以偏概全，更有甚者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问题，或用西方文化的视角观察事物，是在西方世界哗众取宠，图名套利。我国的藏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人承前启后的不懈努力，发展势头良好，培养了一批批科研队伍，孕育了一项项科研成果，显示了我们应有的实力。但从总体上看，我们尚未完全赶超国际水平。近些年来，藏学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业务人员流失，理论素质下滑，成果水准降低，前景不容乐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以考察、深造、留学的名义加入出国的热浪，以期追寻各自的目标，这种社会现象也对中国藏学界造成无形的负面影响。
洲塔以其对中国藏学以及藏族人民的历史责任感，胸怀远大抱负，树立为之奋斗的志向。他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理智地确定市场经济环境下自己的事业坐标。
他认定，从事藏学研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甘于寂寞，要有献身精神；他认为，我们是藏学的故乡，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远去国外留学或考察；他相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奋起直追，我们必将作为于国际藏学领域，夺取藏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他以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毫无反悔地倾力于研究事业，近似以苦行僧的方式坚韧不拔地实践他的远大抱负，追求他的既定目标。他说，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不仅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和理论功底，而且还要了解藏区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变迁，要做广泛的实地调查；不仅要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个别剖析，而且还要具备相近学科的理论修养，要从整体上认识藏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做好这几个环节，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能上升层次，研究成果就能提高水准。所以，别人向着舒适的地方流动，向着大城市、东南沿海流动，远去大洋彼岸的发达国家深造，而我们这个学科决定了我们必须安神定心，置身于藏民族生息繁衍的青藏高原腹地，要跑西部高寒贫困的山谷旷野。
早在碌曲、夏河两县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时，他就经常下乡走村，深入基层百姓，身临生产一线，耳闻目睹，搜集材料，对于领导工作和专业研究收到一举两得的效益。来到研究所，他更是注重社会调查，把考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在装备简单、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带领全所科研人员考察了除阿里地区以外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全部藏区，到达四省一区十州的１０８个县市，累计行程３万多公里，称得上是国际国内藏学界前所未有的藏区考察"万里长征"。难以忘怀的考察活动，使大家切身体会到了洲塔所讲从事藏学研究"要有献身精神"的真正含义，因为考察是获取书本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的唯一途径，而在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条件落后的藏区考察，需要胆识、需要勇气，经得起吃苦耐劳的严峻考验，要有抗御多种气候变化的身体适应能力，要有对付惊险事故的承受能力。在生活上，考虑到路途艰难的因素，洲塔都是凌晨５点钟出发，一般直至午夜时分到达下一目的地，所以常常两三天吃不到一顿热乎饭菜，只以糌粑和方便面填充肚皮，以罐带的凉茶消解干渴，所以请来的司机连连叫苦，却也敬佩地戏称洲塔带领的是"糌粑研究所"。旅行结束时，大家都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一个个显得黑干憔悴。在旅途上，每天平均颠簸14个小时，甚至有时长达20个小时才能行驶100多公里，不仅如此，还曾在林芝通往波米的途中，遇到泥石流的前后夹击，接着又在洪水中油箱挂石而熄火不能动弹（被部队汽车救助）；多次在危险路段发生可怕的机械事故而险遭车毁人亡的厄运（如：在唐古拉山口钢板断折，险些与公路施工的挖掘机相撞；在川藏交界一座4000多米山顶上下坡时传动轴前端脱落而险遇"前滚翻"）；路面下雨湿滑而只距一尺而险些掉入雅鲁藏布江峡谷；在巴颜喀拉山，弥天大雪，天地一色，能见度仅有１０多米，无法辨别路迹，迫使冒险进发；多少次陷入泥潭而使大家感叹在自然界面前自己的苍白无力；有人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因缺氧而昏迷过去；多处遇到当地不明身份的人的阻拦敲诈或恶意刁难……一次次身出冷汗，一次次脱险庆幸。如果把这些经历加以记录整理，即可写出一部回味无穷的藏区考察历险记。通过艰辛的实际考察，直观地了解藏区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山川江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服饰、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的综合情形，留给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收集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1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其中包括200多部珍贵的手抄孤本文献），拍摄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并且通过考察磨练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意志品质，激发了大家热爱这片神圣土地的真挚感情，增加了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推动藏区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可谓不虚此行，收获甚丰。这些身临其境的考察经历及其来之不易的文献资料对于洲塔和全所的研究工作发挥了并且仍将发挥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课题研究方面，洲塔继承了他的导师东嘎教授的传承思想和理论方法，结合运用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严肃地反思历史，客观地观察社会，由表及里，由点到面，从理论到实践，深入分析，科学总结，论据有力，论证严密，立论独特，结论新颖，在着重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在力求探讨现实问题，做到理论与实际兼容、历史与现实并重，旨在正确认识过去，辨明利弊，理性取舍，进而服务于现在，裨益于将来。基于他对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透彻感悟，为了藏民族现在的发展和将来的繁荣，他不畏艰难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两个领域，一是对藏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他的代表作之一《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全方位、立体式地评介了甘肃藏族的族源、部落的形成演变、历史沿革、分布区域、生存环境、建置状况、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法律规范、牧业经济、军事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并且切中实际地锁定了甘肃藏区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继而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甘肃藏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思考，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解放思想，树立商品意识，变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经济为科学化、商品化的现代畜牧业经济；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发展以寺院为依托的地区民族经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专业性商品市场，防止地区优势资源外流；增加资金投入，改善交通状况；重视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的合理使用。他的另一代表作《佛学原理研究》系统评介了佛教在印度、西藏的传播历史及在藏区的寺院教育，综述了藏传佛教寺院必修的"五部大论"，即《释量论》的思辨哲学、《般若论》的中心义理、《中观论》的空性思想、《俱舍论》的宇宙学说和《律宗论》的教规僧戒，从哲学角度归结出了《释量论》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关于认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关于树立正确的认识论问题，《般若论》关于道德观问题、关于人生观问题，《中观论》关于辩证法和相对论的问题，《俱舍论》关于宇宙的本体论问题和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并且诠释了"五部大论"在理论方面的相互联系和修习方面的循序关系。他指出，藏传佛教哲学是藏传佛教的根本思想，显宗"五部大论"则是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藏传佛教宣扬的"为道说教"和倡导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性格习俗、行为方式等等，长期积淀成为整个藏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
今天，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挑战面前，洲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思辨，坚定地守望着他所毕生挚爱的藏学领域，他凝眸雪山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执著那么深情又那么厚重。(来源:兰州晨报)
洲塔以其对中国藏学以及藏族人民的历史责任感，胸怀远大抱负，树立为之奋斗的志向。他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理智地确定市场经济环境下自己的事业坐标。
他认定，从事藏学研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甘于寂寞，要有献身精神；他认为，我们是藏学的故乡，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远去国外留学或考察；他相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奋起直追，我们必将作为于国际藏学领域，夺取藏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他以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毫无反悔地倾力于研究事业，近似以苦行僧的方式坚韧不拔地实践他的远大抱负，追求他的既定目标。他说，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不仅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和理论功底，而且还要了解藏区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变迁，要做广泛的实地调查；不仅要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个别剖析，而且还要具备相近学科的理论修养，要从整体上认识藏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做好这几个环节，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能上升层次，研究成果就能提高水准。所以，别人向着舒适的地方流动，向着大城市、东南沿海流动，远去大洋彼岸的发达国家深造，而我们这个学科决定了我们必须安神定心，置身于藏民族生息繁衍的青藏高原腹地，要跑西部高寒贫困的山谷旷野。
早在碌曲、夏河两县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时，他就经常下乡走村，深入基层百姓，身临生产一线，耳闻目睹，搜集材料，对于领导工作和专业研究收到一举两得的效益。来到研究所，他更是注重社会调查，把考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在装备简单、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带领全所科研人员考察了除阿里地区以外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全部藏区，到达四省一区十州的１０８个县市，累计行程３万多公里，称得上是国际国内藏学界前所未有的藏区考察"万里长征"。难以忘怀的考察活动，使大家切身体会到了洲塔所讲从事藏学研究"要有献身精神"的真正含义，因为考察是获取书本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的唯一途径，而在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条件落后的藏区考察，需要胆识、需要勇气，经得起吃苦耐劳的严峻考验，要有抗御多种气候变化的身体适应能力，要有对付惊险事故的承受能力。在生活上，考虑到路途艰难的因素，洲塔都是凌晨５点钟出发，一般直至午夜时分到达下一目的地，所以常常两三天吃不到一顿热乎饭菜，只以糌粑和方便面填充肚皮，以罐带的凉茶消解干渴，所以请来的司机连连叫苦，却也敬佩地戏称洲塔带领的是"糌粑研究所"。旅行结束时，大家都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一个个显得黑干憔悴。在旅途上，每天平均颠簸14个小时，甚至有时长达20个小时才能行驶100多公里，不仅如此，还曾在林芝通往波米的途中，遇到泥石流的前后夹击，接着又在洪水中油箱挂石而熄火不能动弹（被部队汽车救助）；多次在危险路段发生可怕的机械事故而险遭车毁人亡的厄运（如：在唐古拉山口钢板断折，险些与公路施工的挖掘机相撞；在川藏交界一座4000多米山顶上下坡时传动轴前端脱落而险遇"前滚翻"）；路面下雨湿滑而只距一尺而险些掉入雅鲁藏布江峡谷；在巴颜喀拉山，弥天大雪，天地一色，能见度仅有１０多米，无法辨别路迹，迫使冒险进发；多少次陷入泥潭而使大家感叹在自然界面前自己的苍白无力；有人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因缺氧而昏迷过去；多处遇到当地不明身份的人的阻拦敲诈或恶意刁难……一次次身出冷汗，一次次脱险庆幸。如果把这些经历加以记录整理，即可写出一部回味无穷的藏区考察历险记。通过艰辛的实际考察，直观地了解藏区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山川江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服饰、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的综合情形，留给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收集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1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其中包括200多部珍贵的手抄孤本文献），拍摄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并且通过考察磨练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意志品质，激发了大家热爱这片神圣土地的真挚感情，增加了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推动藏区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可谓不虚此行，收获甚丰。这些身临其境的考察经历及其来之不易的文献资料对于洲塔和全所的研究工作发挥了并且仍将发挥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课题研究方面，洲塔继承了他的导师东嘎教授的传承思想和理论方法，结合运用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严肃地反思历史，客观地观察社会，由表及里，由点到面，从理论到实践，深入分析，科学总结，论据有力，论证严密，立论独特，结论新颖，在着重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在力求探讨现实问题，做到理论与实际兼容、历史与现实并重，旨在正确认识过去，辨明利弊，理性取舍，进而服务于现在，裨益于将来。基于他对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透彻感悟，为了藏民族现在的发展和将来的繁荣，他不畏艰难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两个领域，一是对藏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他的代表作之一《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全方位、立体式地评介了甘肃藏族的族源、部落的形成演变、历史沿革、分布区域、生存环境、建置状况、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法律规范、牧业经济、军事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并且切中实际地锁定了甘肃藏区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继而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甘肃藏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思考，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解放思想，树立商品意识，变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经济为科学化、商品化的现代畜牧业经济；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发展以寺院为依托的地区民族经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专业性商品市场，防止地区优势资源外流；增加资金投入，改善交通状况；重视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的合理使用。他的另一代表作《佛学原理研究》系统评介了佛教在印度、西藏的传播历史及在藏区的寺院教育，综述了藏传佛教寺院必修的"五部大论"，即《释量论》的思辨哲学、《般若论》的中心义理、《中观论》的空性思想、《俱舍论》的宇宙学说和《律宗论》的教规僧戒，从哲学角度归结出了《释量论》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关于认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关于树立正确的认识论问题，《般若论》关于道德观问题、关于人生观问题，《中观论》关于辩证法和相对论的问题，《俱舍论》关于宇宙的本体论问题和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并且诠释了"五部大论"在理论方面的相互联系和修习方面的循序关系。他指出，藏传佛教哲学是藏传佛教的根本思想，显宗"五部大论"则是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藏传佛教宣扬的"为道说教"和倡导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性格习俗、行为方式等等，长期积淀成为整个藏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
今天，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挑战面前，洲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思辨，坚定地守望着他所毕生挚爱的藏学领域，他凝眸雪山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执著那么深情又那么厚重。(来源:兰州晨报)
洲塔以其对中国藏学以及藏族人民的历史责任感，胸怀远大抱负，树立为之奋斗的志向。他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理智地确定市场经济环境下自己的事业坐标。
他认定，从事藏学研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甘于寂寞，要有献身精神；他认为，我们是藏学的故乡，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远去国外留学或考察；他相信，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奋起直追，我们必将作为于国际藏学领域，夺取藏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他以这样的历史责任感毫无反悔地倾力于研究事业，近似以苦行僧的方式坚韧不拔地实践他的远大抱负，追求他的既定目标。他说，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不仅要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和理论功底，而且还要了解藏区的社会实际和历史变迁，要做广泛的实地调查；不仅要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还要对具体问题进行个别剖析，而且还要具备相近学科的理论修养，要从整体上认识藏民族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做好这几个环节，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能上升层次，研究成果就能提高水准。所以，别人向着舒适的地方流动，向着大城市、东南沿海流动，远去大洋彼岸的发达国家深造，而我们这个学科决定了我们必须安神定心，置身于藏民族生息繁衍的青藏高原腹地，要跑西部高寒贫困的山谷旷野。
早在碌曲、夏河两县担任党政领导职务时，他就经常下乡走村，深入基层百姓，身临生产一线，耳闻目睹，搜集材料，对于领导工作和专业研究收到一举两得的效益。来到研究所，他更是注重社会调查，把考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在装备简单、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带领全所科研人员考察了除阿里地区以外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全部藏区，到达四省一区十州的１０８个县市，累计行程３万多公里，称得上是国际国内藏学界前所未有的藏区考察"万里长征"。难以忘怀的考察活动，使大家切身体会到了洲塔所讲从事藏学研究"要有献身精神"的真正含义，因为考察是获取书本上没有的第一手资料的唯一途径，而在自然环境恶劣和交通条件落后的藏区考察，需要胆识、需要勇气，经得起吃苦耐劳的严峻考验，要有抗御多种气候变化的身体适应能力，要有对付惊险事故的承受能力。在生活上，考虑到路途艰难的因素，洲塔都是凌晨５点钟出发，一般直至午夜时分到达下一目的地，所以常常两三天吃不到一顿热乎饭菜，只以糌粑和方便面填充肚皮，以罐带的凉茶消解干渴，所以请来的司机连连叫苦，却也敬佩地戏称洲塔带领的是"糌粑研究所"。旅行结束时，大家都不同程度的体重减轻，一个个显得黑干憔悴。在旅途上，每天平均颠簸14个小时，甚至有时长达20个小时才能行驶100多公里，不仅如此，还曾在林芝通往波米的途中，遇到泥石流的前后夹击，接着又在洪水中油箱挂石而熄火不能动弹（被部队汽车救助）；多次在危险路段发生可怕的机械事故而险遭车毁人亡的厄运（如：在唐古拉山口钢板断折，险些与公路施工的挖掘机相撞；在川藏交界一座4000多米山顶上下坡时传动轴前端脱落而险遇"前滚翻"）；路面下雨湿滑而只距一尺而险些掉入雅鲁藏布江峡谷；在巴颜喀拉山，弥天大雪，天地一色，能见度仅有１０多米，无法辨别路迹，迫使冒险进发；多少次陷入泥潭而使大家感叹在自然界面前自己的苍白无力；有人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因缺氧而昏迷过去；多处遇到当地不明身份的人的阻拦敲诈或恶意刁难……一次次身出冷汗，一次次脱险庆幸。如果把这些经历加以记录整理，即可写出一部回味无穷的藏区考察历险记。通过艰辛的实际考察，直观地了解藏区各地的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山川江河、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服饰、思想观念、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的综合情形，留给每个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收集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10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其中包括200多部珍贵的手抄孤本文献），拍摄了大量富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和图片资料，并且通过考察磨练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意志品质，激发了大家热爱这片神圣土地的真挚感情，增加了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推动藏区社会进步的责任意识，可谓不虚此行，收获甚丰。这些身临其境的考察经历及其来之不易的文献资料对于洲塔和全所的研究工作发挥了并且仍将发挥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课题研究方面，洲塔继承了他的导师东嘎教授的传承思想和理论方法，结合运用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严肃地反思历史，客观地观察社会，由表及里，由点到面，从理论到实践，深入分析，科学总结，论据有力，论证严密，立论独特，结论新颖，在着重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在力求探讨现实问题，做到理论与实际兼容、历史与现实并重，旨在正确认识过去，辨明利弊，理性取舍，进而服务于现在，裨益于将来。基于他对藏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透彻感悟，为了藏民族现在的发展和将来的繁荣，他不畏艰难地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两个领域，一是对藏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一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他的代表作之一《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全方位、立体式地评介了甘肃藏族的族源、部落的形成演变、历史沿革、分布区域、生存环境、建置状况、社会形态、宗教信仰、法律规范、牧业经济、军事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并且切中实际地锁定了甘肃藏区牧业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继而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甘肃藏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思考，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解放思想，树立商品意识，变自给自足的传统畜牧业经济为科学化、商品化的现代畜牧业经济；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经济；发展以寺院为依托的地区民族经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专业性商品市场，防止地区优势资源外流；增加资金投入，改善交通状况；重视人才培养，重视人才的合理使用。他的另一代表作《佛学原理研究》系统评介了佛教在印度、西藏的传播历史及在藏区的寺院教育，综述了藏传佛教寺院必修的"五部大论"，即《释量论》的思辨哲学、《般若论》的中心义理、《中观论》的空性思想、《俱舍论》的宇宙学说和《律宗论》的教规僧戒，从哲学角度归结出了《释量论》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关于认识的发展变化问题、关于树立正确的认识论问题，《般若论》关于道德观问题、关于人生观问题，《中观论》关于辩证法和相对论的问题，《俱舍论》关于宇宙的本体论问题和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并且诠释了"五部大论"在理论方面的相互联系和修习方面的循序关系。他指出，藏传佛教哲学是藏传佛教的根本思想，显宗"五部大论"则是藏传佛教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藏传佛教宣扬的"为道说教"和倡导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族人民的思维定式、价值取向、性格习俗、行为方式等等，长期积淀成为整个藏民族的一种精神支柱。
今天，在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挑战面前，洲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思辨，坚定地守望着他所毕生挚爱的藏学领域，他凝眸雪山的目光,依然是那么执著那么深情又那么厚重。(来源:兰州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