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_藏人文化网

—— 葛然朗巴·平措汪杰生平年表

1940年前后与苏共和中共联系时的平措汪杰

1922年藏历10月25日正逢军阀在康巴藏区烧杀抢掠的年代出生于巴塘(前一年反抗汉官军阀的全民武装起义中，因起义领导人曾在他家集会)被焚家园的废墟上。父亲葛然阿西，母亲央金。平汪是长子，下有五个弟妹。平汪在故乡过完了不知忧虑的童年生活，并念完了不无忧虑的小学。1935年跟随舅父洛桑顿珠(与诺拉呼图克图、邦达多吉是一次争取民族自治而武装抗争后被迫逃离的领导人)辗转南京求学。为准备入学应考补习一年。1936年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该校是国民党中央所设的唯一培养蒙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学府，蒋介石亲自任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往安徽九华山、再迁湖南芷江。目睹了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的悲惨景象。全国掀起抗日热潮。为抗日救国，报考武汉航校已准，终因同去的学友洛桑达娃家中不允而作罢。将一路见闻写成《武汉之行》一文，投稿《芷江日报》发表，表达了一腔爱国热情。并领得平生第一笔稿费。接触到《新华日报》、《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进步书刊。接触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人。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崇拜邹韬奋。1938年学校再迁重庆。平汪阅读了各种进步书刊，特别是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书。当他读了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一书，第三国际纲领中有关民族自决权的规定、中共及其他国家兄弟党章程中相应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族自治自决政策的有关规定，还有看到和听闻的红军路过东藏康区时，朱总司令在甘孜帮助建立"博巴(藏人)政府"时制定的纲领等后，感悟到马列主义才是引导藏族人民获得自由幸福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这对平汪的思想影响是关键性的，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烈火。从而确定了平汪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生坐标。1939年平汪会同根曲扎西(学名吴振纲)、昂旺格桑、喜饶、马甲顿珠等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平汪任书记，根曲扎西任副书记(见贡唐仓·丹贝旺旭著《活佛的世界》一书第72页)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了革命活动。通过小组成员根曲扎西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联系。平汪他们以"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名义，分别给革命领袖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写了致敬信。平汪他们同苏联驻华使馆建立了联系。会见了大使潘友新和汉学家、外交家费德林。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与资助以进行革命活动。从此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团结更多革命青年，创建"各地藏民青年旅渝同学会"作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外围组织。当时参加者有20多人。平汪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革命歌曲译成藏语传唱。1940年年初，平措汪杰领导蒙藏学校学生闹学潮，抗议国民党当局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遭到校长蒋介石以校长身份训斥后，平汪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学校当局开除。由于根曲扎西返回故乡，他们与八路军办事处失去联系。通过邹韬奋先生的帮助，平汪他们终于同八路军办事处重新建立了联系。叶剑英同志出面，并代表周恩来，多次接见平汪和喜饶。平汪他们直接聆听了周恩来同志在巴蜀小学广场上激动人心的形势报告。平汪会见叶剑英同志，汇报了"藏族共运小组"的活动。叶剑英说："我们是终身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同志……"表示了对"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的赞同和支持。他们聆听了叶的指导。平汪他们想去延安，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了边区，未能成行；他们欲去苏联学习，终因苏德战争爆发作罢。平汪他们最后一次会见叶剑英时，叶剑英说："你们近期恐怕很难进入延安。还是回藏区开展革命工作。"每人资助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平汪他们根据时局发展和中共苏共同志的意见，就回了藏区。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平汪购买了马列及毛泽东著作等大量进步书刊，冒着极大风险陆续秘密运往康定、巴塘、德格、昌都、拉萨等藏区。从而把革命真理的种子撒向了雪域高原。由于平汪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而被学校开除的，西藏噶厦政府和班禅驻重庆办事处的官员对他十分同情，从而平汪萌发了说服和团结上层贵族与知识界，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当得知他要回藏时，噶厦官员便主动为他出具了一封给昌都总督的介绍信。这为他进入西藏政府管辖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方便。1942年平汪等在西康省首府康定团结一批藏族进步青年，组织起"星火社"，点燃了藏区革命的星星之火。参加的有昂旺、刀登、扎堆、曾却扎等人。"星火社"在康北德格的活动，被当地国民党军方发现，平汪与刀登便不得不星夜逃离德格，渡过金沙江进入西藏政府管辖地区--昌都。1943年昌都基巧(总督)宇妥·扎西顿珠在接受了平汪拜访后，发现这个青年思辨清晰、言之有据，便每日公务完毕邀他坐谈，平汪便每每侃侃而谈。他从内地谈到西藏，从国共分野谈到民族政策的差异，从中国的反侵略谈到世界大势演化，特别介绍了社会主义苏联各族人民平等、友好联盟的伟大成就。文温尔雅的宇妥听完他的各种重大见解后，颇能接纳。便问："你信不信佛?"平汪说："我的理想与佛宣示的美好境界是一致的"。宇妥认定平汪是个善良而视野宽阔的人，对平汪说："我本想任命你作代本(藏军团长)，但你不是贵族，就作代理代本吧!"平汪谢绝了宇妥的盛情说："我不久将前往拉萨。"行前宇妥说："你去见见各位噶伦(大臣)，把同我讲的说给他们听听。"并亲签了一张特许通行证，"你在昌都基巧的领地上将会永远受到欢迎。"自此，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莫逆之交。平汪和刀登有生第一次到达整个藏族的政治文化中心、雪域藏人心中的圣地拉萨。他们仰望着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心潮澎湃、感慨万端。这是公元七世纪以来，从赞普松赞干布起历代(吐蕃)王朝的古都，也是历代达赖喇嘛为首的僧俗贵族掌权达300多年的西藏噶厦政府的首府。是年冬，他们在拉萨牟如寺曲巴冈，决定将原有组织改建为"雪域藏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后被称为"西藏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改革"为当前活动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联系和团结一些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上层贵族青年知识界人士，在"真东公馆"组建起"博巴(藏族自称族名)民族统一解放同盟"。基本纲领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西藏内部实施民主改革。参加者有：平汪、真东·多觉旺秋、洛杰·洛桑朗吉、昂旺格桑、刀登、澎涛、益西曲批、阿多、车列尼玛、康南巴塘的曾却扎、康北德格的扎堆、青海西宁的喜饶、甘南拉卜楞的根曲扎西、滇西北的多吉等。他们向噶厦上书请愿，请愿书上写明上述主张。对他们的请愿，噶厦置若罔闻。同盟推选平汪和昂旺为代表，会见了西藏噶厦政府的索康噶伦(大臣)。阐述了世界大战的局势及发展趋势；介绍了苏联的成就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民族平等政策；分析了整个藏区的前途和整个藏族的命运。并提交了关于噶厦管辖地区立即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全面改革：减免"乌拉"差役、减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生活等，以及在东部康巴、安多等藏区开展旨在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民主革命、建立武装根据地等意见书。索康激动不已地倾听他们的慷慨陈词后表示：他本人理解和赞同，但须说服、开导其他保守的大臣。他们通过"康藏贸易公司"和其他经商骡帮，在藏族历史上第一次将马列等革命进步书刊运到拉萨。其中有莫斯科出版的《列宁选集》(汉文版)等。有些因路远等原因未运到拉萨的，经父亲帮助埋在他巴塘家中的菜园子里。平汪会同诗歌修养好的同仁，重译了《国际歌》，并陆续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以及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风之曲》、《假如明天带来了战争》等译成藏语。一批藏族青年唱着这些歌曲走上革命道路、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并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上，也浸染着他们和牺牲了的同志们的鲜血。1944年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时，平汪对莫斯科的想往再次热起来。平汪和昂旺到印度，秘密与印共取得了联系。平汪会见了印共噶伦堡负责人、著名医生觉底士同志，在加尔各答市会见了印共中央代表、该市负责人乔底巴苏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巴苏多次来过中国，与平汪见过面)，从此以后，与邻近的印共建立了联系。平汪通过印共协助，赴苏计划未成，便返回西藏。平汪和昂旺在印度噶伦堡期间，结识了《藏文镜报》主编、著名新闻工作者塔青先生，在藏族发展、进步、民主改革等现代化问题上，他们之间取得了共识，但在当时，平汪和昂旺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方面，未便告知塔青。平汪在加尔各答期间，印共同志怕平汪被英方发觉，故安排他隐居在中共在加城做地下工作的毕朔望同志家里。毕朔望同志后任新中国驻印大使馆参赞，后成为中国作家协会著名诗人。平汪和昂旺回到西藏后，在拉萨、昌都、巴塘等地活动。特别在巴塘知识青年中积极开展活动。1944-1948年期间，平汪他们与印共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委派图旺到印度作为与印共的联系人，期间，还会见过印共主席约希等同志。1945年抗战胜利后，平汪等来到云南藏区德钦，组建起"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准备创建金沙江以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平汪与昂旺分别去重庆，试图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等联系，以争取指导援助。但周等已经离渝迁至南京。1946年平汪等以"东藏人民自治同盟"为核心，准备在阿墩子建立基地，并把武器运往国统区前夕，领导人之一的恭布次仁(海正涛)被国民党暴徒杀害。平汪、昂旺、益西曲批等同志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作为起义的两个主要组织者，被国民党政府以"共党分子"正式下令四处张贴告示通缉。1947年平汪等经过丽江等地辗转来到昌都，见基巧宇妥·扎西顿珠时，他已知平汪被国民党通缉事。宇妥说："我跟你交往这么久，你原来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好人，相信不会危害我们的民族，眼下你很危险，是不是更改名姓，我安排你去偏僻的邻近东印度的察隅当个代理县长，暂避一时?"平汪直言相告他，我还必须经常在整个藏区走动，只想借点盘缠。宇妥便慷慨地借他50秤(每秤50两)藏银，平汪去了拉萨。1948-1949年平汪又辗转到拉萨，在洛桑吉村舅父的庇护、帮助下，以拉萨小学音乐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各种地下革命活动。除了与原来在拉萨的"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的同志一起活动外，还结识了绕西·彭措扎西(达赖喇嘛的姐夫)以及格西曲扎、雪康·士登尼玛、崇本阿珠等上层进步人士，从事民族民主活动。1949年7月平汪和刀登因涉嫌"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被噶厦政府驱逐出境。他被武装押送经亚东出藏。平汪对宣读噶厦政府驱逐令的两位僧俗官员正告说："拉萨是我们全体藏人的拉萨，不只是你们僧俗贵族的拉萨，你们今天可以强令我们离开，明天我们还会回来的……"。1949年9月平汪等绕道印度加尔格答到达云南昆明，冒着战火，与欧根为首的中共滇西北地下党取得联系。滇西北地下党组织听取了平汪关于他和他领导的"藏族共产主义运动小组"近十年的活动情况陈述后，告诉平汪：过去听说过有关你和你们组织的活动，并请你再次办理入党手续。承认他的党籍的同时，他领导下的其他藏族共产党员一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但党龄需待建国后请由中央决定。从此，平汪他们这些藏族共产党员，一律正式转入中共党员。平汪遵照上级指示，从滇西北解放区秘密回到国统区巴塘，组织"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即："巴塘地下党")，任工委书记，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与此同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简称："东藏民青")，平汪兼任总书记。是时，他们计划在滇西北和康南藏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解放区。后来解放军进军西南，势如破竹，刘文辉宣布起义，西康和平解放。平汪从内地购进和挖出原先埋在他家菜园子里的马列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创办了旨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文化之家"，团结、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藏族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为藏区的民主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几十万人口的西康和几万人口的巴塘后来担任了省级领导的有6人，地州级领导的近50人，县级领导的100多人，还有大量的一般干部。如杨岭多吉、扎西泽仁、江村罗布、洛桑茨村等，都是当时的党员或盟员。西康和平解放后，平汪率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青"的一批热血藏族青年到康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对外摆脱了民族压迫，对内在法权上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中国的民族关系在历史上产生了质的根本性变化。即由民族压迫时代进入了民族平等时代。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进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

1950年在重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等领导会见平措汪杰后，与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领导同志。前排左起：王维舟、平措汪杰、张国华

1951年西藏和谈时周总理举行的宴会上。右起：龙云、李维汉、周总理、平措汪杰、陈叔通、李济深、凯墨·索郎旺堆、阿沛·阿旺晋美

1950年初平汪以"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负责人的名义，向中央致电汇报情况。毛泽东访苏。朱德回电：要他到重庆，向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汇报工作。平汪从尚待解放的藏区秘密辗转抵达康定，受到刚成立的中共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和军分区司令员樊执中热情友好的接待，平汪在康定还会见了进军西藏的十八军先遣部队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等同志。苗、樊派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护送平汪到雅安，在雅安，受到西康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和军区司令刘忠等党政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举行了有数千干群参加的欢迎大会，后经西康省委书记廖志高安排，与刘忠同志一起经成都乘飞机前往重庆。在重庆，平汪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他提出了有关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具体建议，强调了尽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见解。刘、邓首长任命平汪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刘、邓首长电召担任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重任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并安排平汪与张国华会面，让他参加进军西藏的工作。平汪与张国华军长同机返回十八军驻地新津。十八军总部为他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军党委任命平汪为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后又任命他为民运部部长。随后，平汪带领数百名藏族青年参加解放西藏的工作和康区的建政工作。在康定，巴塘地下党及"东藏民青"首批参军和参加建政的近百名同志与进藏的解放军官兵举行藏汉同志会师大联欢，参加的军政领导有王其梅、李觉、徐淡庐、苗逢澍、樊执中等。藏族同志用藏语唱了《国际歌》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歌》，首次听到藏语《国际歌》的汉族同志激动得落泪。十八军部队从四川到达西康康定。决定分南北两路进军西藏。平汪率部先期到达巴塘，准备昌都战役。平汪动员了康南、康北几十万头牦牛，确保了部队的物资供应。1950年10月昌都解放。"中共昌都分工委"成立，十八军副政委、西藏工委委员王其梅任书记、西藏工委委员平汪任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政权性质)成立，王其梅任主任委员，平汪任副主任委员(阿沛与帕巴拉等同任副主任)。是年，平汪28岁。期间，平汪根据党的方针，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宣传《共同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说服上层，争取实现和平谈判，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3月昌都解放不久，西藏摄政王达扎辞职。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立即致电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接受和平谈判方针，并指派阿沛为首的代表团赴京谈判。中国驻印度大使复信达赖喇嘛：毛主席祝贺你的执政，中央政府欢迎你派代表赴京谈判。1951年3月29日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平汪陪同阿沛一行从昌都动身，4月22日到达北京。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及首都数百名少数民族群众前来北京站迎接。平汪向总理介绍了西藏代表，阿沛等向总理献了哈达。1951年5月2日和谈开始举行(一说：4月29日正式开始)。按周总理的指示，平汪和乐于泓为和谈列席人员。参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谈判的全过程。为了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并能准确及时与对方作出相应的解释，周总理再次亲自点将，让平汪列席会议始终，并特别担任和谈期间的政治翻译。从而，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常常是李维汉(中央首席代表)通过平汪传达给西藏代表，西藏方面的情况，也通过平汪反馈给中央。期间，平汪会上会下超负荷地工作，起到了"特殊作用"。谈判进入尾声。当李维汉提议讨论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条款时，噶厦代表(除阿沛外)高声质问："我们已经有噶厦政府，再搞军政委员会，不是在我们的脖子上又骑上个人吗?"谈判又陷入僵局。在反复争论中，平措汪杰对西藏噶厦代表团说："你们想一想，军政委员会的首脑将会是谁呢?还不是达赖喇嘛吗?"凯墨·索安旺堆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感到您确实是在为藏民族的利益尽力。"抵触情绪一经消除，事情就好商量了。平汪认为：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既对中央有利，更对西藏有利。因此，他在谈判中做了艰苦、细致的疏通、说服、解释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1951年5月23日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即《17条协议》)，朱德、李济深、陈云主持了签字仪式。和谈圆满结束。平汪自始至终以列席和政治翻译的身份参与谈判，他是西藏回到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大家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当晚，李维汉主持隆重的庆祝酒会。酒会上李维汉满怀深情地走到平汪面前，说："这第一杯酒，应该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立了大功!"这时，在和谈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噶厦代表凯墨·索安旺堆也举杯来到平汪身边说："我也认为这杯酒应该敬给你，你是这次谈判的功臣。""一年前，我们噶厦政府把你赶出了西藏，但你在这次和谈中，为藏汉和好尽了最大的努力，因此，完全消除了我们当初对您的疑虑，我们深表感谢。"以阿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一致高度赞赏平汪为和谈成功所做出的努力。酒会刚刚结束，平汪回到住地，因极度疲惫而虚脱晕倒了。1951年5月24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协议》签署。开宴前，在院子里，乐于泓(西藏工委办公厅主任)向毛泽东介绍了平措汪杰。毛泽东与平汪握手时说："你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可一直没见过面。年轻人，长得多健壮啊"(据说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曾向他提过西藏有两位较早从事共运的同志——平汪和昂旺格桑。因为他们在重庆与苏联驻华使馆多次联系，而斯大林听到过汇报。从那时毛泽东记住了平汪。因此，毛泽东十分器重平汪。)宴会开始了，中央把班禅和阿沛都安排在毛主席同一桌。平汪事后说："这是噶厦官员与十世班禅第一次晤面。" "毛泽东以他伟人的魅力，围绕西藏谈古论今，消弥了近代历史给达赖和班禅间遗留的芥蒂。""我第一次领略了时代巨人磅礴恢宏的胸襟和经天纬地的学识。"当与宴者们为《协议》的签订频频干杯后，平汪举杯转向毛泽东说："我代表解放前在藏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藏族同志，向您敬一杯酒，祝您健康长寿!"毛泽东致答说："谢谢，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平措汪杰在和谈期间出色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还专门委托童小鹏同志给他送来了一本《实践论》，封面上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平措汪杰同志毛泽东"。平汪至今珍藏着这本书。此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西藏地方最高层人士会面晤谈，平汪都以翻译或顾问的身份出席。和谈结束后，平汪陪同阿沛·阿旺晋美返回昌都。8月入藏部队开始向拉萨进军。王其梅任先遣部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平汪等任党委委员。9月9日先遣部队进入拉萨，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王其梅和平措汪杰。难怪平汪冠有并传闻海内外的"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的称号。10月26日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主力部队到拉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统一的中共西藏工委、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任副书记。在工委8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藏族委员，直到1958年。稳定西藏大局，粮食问题是首要问题。为购买粮食、供应部队和稳定粮价，西藏工委经与噶厦政府商议，成立拉萨粮行。索康噶伦任董事长、阿沛、平汪、朗顿(卸任的代理摄政王)任副董事长。在筹建西藏贸易公司，从国外采购所需物资，开展经济工作方面，平汪通过他的社会关系，协助有关机构与康藏各大商行建立了密切关系。

1951年西藏和平协议签定后，平措汪杰陪同西藏代表团回到重庆时，受到西南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与阿沛·阿旺晋美握手，二排正中为平措汪杰

1954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怀仁堂首次正式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时的合影。

1952年初为做好翻译出版工作，西藏工委决定成立了编审委员会，平汪任主任(成员有著名学者察珠活佛、江乐金。旺秋吉布、格西曲扎、列称普拉等)。为消除隔阂、增进团结、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宣传《17条协议》和各项政策，在编审委员会主持下，先在拉萨街头办墙报，后来油印藏文传单，再后来出版石印《新闻简介》和《藏文报》，这就是《西藏日报》的前身。为团结更多的人参与爱国统一战线，工委决定组织《西藏青年爱国联谊会》和《西藏妇女爱国联谊会》，在谭冠三将军领导下，平汪积极参与了两会的筹建工作。在中央的关怀下，在西藏工委和达赖喇嘛亲自领导下，建立了拉萨小学，并相应成立了董事会。张国华任董事长、平汪和察绒扎萨(卸任噶伦)任副董事长。达赖喇嘛副经师赤江任名誉校长。平汪主持董事会日常工作。平汪还参与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后来改为地方干部学校，即今天"西藏大学"的前身)的筹建工作。1953年平汪陪同以功德林为首的西藏佛教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并在内地参观访问后，(并非自身原因)留在了北京，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等。是年，平汪出席共青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也是团中央的第一位藏族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同志，他们在西南工作时就认识。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右一）会见全国人大代表平措汪杰（左二）和阿沛·阿旺晋美（左一）

1954年春季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佛的化身。三位至尊无圣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聚首一处，实在是异乎寻常的盛事。平措汪杰又一次在历史的重要时刻作为翻译置身在侧。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达赖和班禅的重要谈话，几乎都由平汪参与或担任翻译。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平汪当选为人民代表，光荣地出席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首届盛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央对《宪法》民族语文和外语翻译工作十分重视，并分别成立了(民语组和外语组)两个翻译组。汪锋出任民族语文组组长，赛福鼎、萨空了、平措汪杰任副组长。平汪兼任藏文组组长，主持《宪法》藏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调动了全国各地所有著名的藏族专家学者到北京，参加宪法翻译工作。在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平汪任西藏工委在京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张经武将军为书记(临时工委负责两位大师在内地期间政治上的有关事宜)。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后，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到全国各地视察访问。根据中央指示，刘格平和平汪、徐淡庐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陪同达赖喇嘛，一直到他们返藏。1955年为庆祝藏历木羊新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两位大师宴请中央领导的宴会上，毛泽东当面征求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意见，要平汪回西藏工作，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都欣然表示欢迎。达赖喇嘛、班禅大师进藏时，经平汪要求，中央允准他先进中央党校学习，学制两年。在党校，他有机会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哲学和有关民族问题的经典论述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孜孜以求，研读不息。1955年春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任主任、班禅大师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任副主任，阿沛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此重视非常，组成以陈毅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并指导工作。周恩来反复叮嘱陈毅：到西藏要尊重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尊重在藏工作的同志、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勤于请教。"陈毅问副团长汪锋："北京有没有熟悉西藏情况又懂民族政策的藏族同志?"汪锋说："有一位，平措汪杰同志。""你赶紧找统战部李维汉部长说说，请平措汪杰同志来给我们当顾问。"

1956年以陈毅元帅（中）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抵达拉萨时受到达赖喇嘛（左一）、班禅喇嘛（右一）的热烈欢迎，左二为平措汪杰

1956年平汪随代表团进藏。陈毅专门安排了一个大型报告会，请他给代表团讲西藏的历史、宗教以及礼节风俗。他还不时讨教于平汪。平汪深为他的谦虚精神所感动，便尽其所能，全力辅助陈毅的工作。是年，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藏。平汪任陈毅元帅的特别顾问，并参与陈毅和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其经师的重要谈话，同时担任翻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平措汪杰被任命为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与阿沛·阿旺晋美秘书长等一同主持筹委会日常工作。他还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并和阿沛一同担任拉萨粮行副董事长、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主任等职。此后的平汪是在拉萨最忙的人。平汪在藏期间，与阿沛随时交谈，关系密切，加之阿沛夫人是宇妥(平汪的莫逆之交)的侄女，平汪成了阿沛家的亲密朋友，直到1958年调出西藏。

1951-1958年期间，平汪因为工作关系(特别是西藏工委里他是唯一的藏族委员)，他与达赖喇嘛之间，便有了密切交往的机会，建立了诚挚的友谊。1956年是年，民族问题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论点，即"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一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一时成了识别和解决民族问题上是与非的标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论点，竟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关照"了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切人与事，成了民族领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紧箍咒"，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惨痛后果。到了80年代"拨乱反正"时才知道，这一造成严重恶果的"咒语"，最先出现在当时(1956年)的中央民委：关于解决青海循化撒拉族问题的报告中。这一恶劣影响至今犹在。1957年全国"反右"。史称的反右"产生了扩大化"。中央在青岛召开民族工作会议，毛主席、周总理与会。中央民委领导在会前反复动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对民族工作大胆提出批评建议，并一再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于是与会者纷纷提出在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当家，汉人作主"等各种批评意见和有益建议。在西藏小组，德格王子格桑旺堆提议把(金沙)江东的德格划给昌都。经平汪解释后，小组会上没有通过此建议。但因翻译和整理记录有误，在上报简报中说成"全组通过，平汪也同意了"。为此引起一场风波。周总理(在青岛)约平汪和阿沛汇报西藏工作时间及此事，经平汪说明，消除了误会。是年，中央民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作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1958年继反右运动遍及全国而起的是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浪潮。从而，十多万正直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党政干部，甚至还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和二、三十年代的老党员，戴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挨批、挨斗，惨遭迫害。显然，这一次"斗争"，又产生了"扩大化"。此时的平汪年富力强，政治上日趋成熟，正为他渴望的幸福繁荣的新西藏不辞劳苦、并为自己能在实现伟大理想的构建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分外兴奋之际，他遭受到无法理解的不公正的待遇。是年，在这场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平汪以所谓"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的莫须有罪名，在其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后，突然以"保护过关"为名留在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之职(所长包尔汉)。说是身处学术研究机构，实则专门接受审查。从此，被打入冷宫，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中央民委和西藏工委领导传达中央将平汪调离西藏决定时，称平汪的过错是：一，在青岛会议上同意了把德格划给昌都；二、进军西藏时托运的书中发现有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这两点既是平汪冤案的缘起，也是置他于死地的"把柄"。对于前者，平汪回答说："事实恰恰相反，已向周总理讲清楚了，也可问同组的阿沛和杨东生"，"再说又不是把德格划给外国!"对后者，平汪说："共产党员读革命导师的书难道错了吗?!"1956-1959年整个国家走向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时代，整个藏区在"民主改革"运动中，都先后打起来了。后来的结论是："平叛"产生了"扩大化"。1960年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央民委党组决定审查平汪历史，以需要隔离审查为由，向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报告。平汪因此被诬陷入狱。1960年平措汪杰以所谓"反革命嫌疑"罪，锒铛入狱。从此，失去自由，在秦城宽三步长七步的牢房里单身囚禁18年之久。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38岁生日来临之际，迎接他的竟是囹圄生涯。时值盛年的平汪，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正是大有作为的青春年华呀!最初的冤屈和义愤感，驱使他以激烈的形式表示抗议，以剖陈心迹，辨白诬辞。他很快冷静下来，意识到事实的澄清，沉冤昭雪尚待时日，在囚禁生涯中，不该消沉和无所事事。他知道，他不能帮助那些加害于自己的人，再加害自己。他把受尽种种(包括电波刺击大脑神经等)非法方式的野蛮"审讯"之苦的单身牢房，很快当作了一所研读哲学的特殊学校，用对经典著作精髓的理解和思辨填满自己思维。18年来，狱中凡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著作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他都读了几遍。《矛盾论》读了不下50遍；他还把列宁的《哲学笔记》同黑格尔的哲学著述对照着阅读。一部《资本论》，每次他都要研读半年以上。平汪在阅读思考中得到了无穷乐趣。继而对研读哲学的所得所获萌生了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强烈愿望。于是，他用让他写交待材料的纸笔，躲过狱卒的耳目，秘密开始了狱中的学术创作。1968年(约)平汪被严酷审讯9年后，当审讯员宣告他那莫须有的所谓罪名时，他蔑视地付之一笑，说："要杀要剐请便吧！"从此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往后9年的沉默，致使他发声器官退化，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1969年后狱方再也不要他写交待材料了。这与其说是好事，还不如说是坏事。因为，从此再无人向他"按时供应"笔墨纸张了。此时的滋味，仿佛比蒙冤入狱的当初还痛苦。一次，他洗囚服时，偶然发现水变蓝了，经沉淀可以当"墨水"写字，从铺下抽出稻草，稍事弄尖终能作"笔"，便后效法印度人用水冲洗的习惯而省出的手纸当稿纸，后来又用一段铁丝代替了稻草做的笔，使他又得以继续哲学著述。为说明和证明诸多哲学原理，使抽象变为具象、使想象变为直观，他从棉絮里抽棉花捻成线，摆在纸上，用嚼碎的米粒粘制成示意图表。哲学的研读著述和为此而进行的系列制造，使身陷囹圄的平汪没让如金的时光白白流逝。 18个寒暑过去了，当他走出秦城监狱时，已经写下几十万字的手稿和制作了大量示意图表。由于监狱期间除了前9年回答审讯，几乎没有同人说过话，这位以善操藏汉两语、遣词择句准确著称，参与谈判，并屡屡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与西藏政教领袖交谈充当翻译的人，居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日里话都说不利索。1978年4月平汪获得了自由。光阴荏苒，是时他年已56岁了。从秦城监狱直接送上火车，才告诉他被释放，要去四川。因此，凝结着他心血的几十万字的手稿和大量示意图表，只字未能带出，成了平汪的终生憾事。此时，平汪才知道，他的父亲和发妻分别在巴塘、北京已因受迫害致死。长子平康关押6年，以及他的诸多亲属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株连；他的案子还牵涉到一大批藏族干部和他创建领导的革命组织，他领导的中共"巴塘地下党"(即"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数十人被打伤打残，刀登等6人迫害致死，昂旺格桑被强制劳动改造16年，图登旺秋(图旺)弟弟在秦城监狱关押14年，还株连了数百名党员和盟员。这个案子成为藏族地区最大的、触目惊心的冤案。是解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惨烈的一例。平汪出狱后，被安排在四川自贡，每月发给原工资一半的生活费。此间宣布的结论依然是诬陷不实之词。他没有在结论上签字。他向有关部门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是共产党员，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坚决要求重新审理；第二，要求退还全部手稿和图表，要继续学术研究和哲学著述。平汪的冤案一直拖到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冯文彬等领导同志的过问和关注下，并经几番周折，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中央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论断。全国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曾因为上书中央著名的"七万言书"等被关押10年，刚刚获得自由的十世班禅大师，亲自来到还没有平反落实政策的平汪简陋住所看望平汪。大师热情友好的态度和无比亲切的关照，使平汪深受感动。他俩从此经常往来，密切联系，为民族的利益共命运、同患难。

1980年秋，平措汪杰得到平反昭雪后，首次回到家乡巴塘时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领导与西藏负责人合影。左起：伍精华、阿沛·阿旺晋美、李鹏、胡启立、班禅大师、平措汪杰、多吉才旦

1979-1989年是平汪与班禅大师建立了极其亲密、诚挚友谊的10年。正如有人所指责的那样："平汪事实上成了大师的'高级参谋'和'顾问'"。的确如此，班禅大师非常重视和赞同平汪就有关民族工作特别是西藏工作方面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大师还多次讲过： "平汪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藏族的理论家。"并说："我有许多'酒肉'朋友，但真正思想上的朋友是平汪。"邓小平接见班禅大师。他在对大师作出政治性结论的重要谈话中，特别提到平汪时说："平汪挨整的问题，那是全都搞错了!他在文革前就挨整了。早在50年代初，我们就认识……"并说："要把平汪安排在全国人大担任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人大民委的领导。"作为曾担任过西康、西藏等五省的西南党政军领导的邓小平，在解放初期多次讲话中，提到以平汪为首的一批藏族革命青年对藏区进步、发展的作用。公元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又展现了它的光彩。1980年胡耀邦、万里视察了西藏。中共中央公布了著名的关于西藏工作的《3l号文件》。其基本精神强调：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民族自治地方，实行自治民族真正的当家做主的民族自治权和自主权。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的所有方针政策、指示规定，凡是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但重要的要先请示或后报告……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要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并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文件从历史经验出发，规定了汉族老大哥与兄弟民族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强调要讲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不搞一刀切。赵紫阳总理在延边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央书记处讨论认为，苏联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中国也没有解决好。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还要大些，要相信少数民族，他们会用自己的脚走路......胡耀邦同志曾指着鼻子批评过我们党内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说他们：百依百顺，而不为自己民族的正当利益说话，他们不是真正的民族干部。他同时指出：某些汉族领导干部，只要少数民族干部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则往往认为有"民族情绪"，并以有没有所谓"民族情绪"，作为褒贬和升降少数民族干部的实际标准，从而导致了少数民族干部不敢说话的原因之一。胡耀邦的批评与当年列宁的批评何其相似啊?!列宁曾经批评苏共党内干部奥尔忠尼启则(格鲁吉亚人)时说过："那些接受了大俄罗斯主义的非俄罗斯族人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比俄罗斯人的大俄罗斯主义还更加厉害。"当然，我们党内并不缺乏这种"同志"，恐怕他们还不配称作列宁和毛泽东们所渴望培养的那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本民族干部……"。是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接见平汪时说："在整个少数民族干部中，你是受迫害时间最长、最典型的一个…"。1980年5月胡耀邦从西藏视察回来，立即在中南海中央书记处接见平汪时说："活着能见面，这就是伟大胜利。"平汪就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尤其是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坦诚地向党的总书记面述了自己长期思考的意见。之后，安排平汪到北京医院检查治疗。并指示有关部门，安排迁至高干居住的楼房居住。期间，平汪以4万字的《辩证法新探》提纲，讨教于同时住院的范若愚同志。范若愚又将稿子送中央党校诸教授、学者们传阅，并请提意见。另外，复印稿还分别送给北大哲学系主任黄楞森教授、人民大学哲学系庄福龄教授、中央党校研究员林利同志、国防大学李唯一教授、四川省委党校杨超教授等传阅，并征求意见。平汪195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范若愚同志当时为该校教师，曾经非常生动地给学员们讲授过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从那时起，平汪就认识他。"文革"期间，范若愚也入秦城冤狱七、八年，他们同住北京医院治疗期间，相互交谈各种问题，范若愚问到一些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时，平汪曾把近期送给中央有关领导阅参的他与旅外藏胞代表团的谈话纪要的复印件给范若愚同志看，范若愚同志赞同平汪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于是，他又送给住院治疗的宋任穷同志看，宋任穷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范若愚同志征求平汪的意见后，转载于中央党校的《理论增刊》上。胡耀邦刚从西藏回来，稔知藏族干部情况，他见到平汪后，建议他回西藏担任政府主要领导工作，并表示："过一两年，西藏党委主要领导，也可以由你们藏族同志担任。"平汪向胡耀邦再三表示，让他留在北京，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在秦城总结的辩证法理论体系，认为这对党、对社会更有益处。平汪参加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又一次与邓小平在人大会堂主席台上会面。邓小平握着他的手说："你吃大苦头了"。是时，在旁的胡耀邦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了吗？"平汪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50年刚刚解放的重庆，以后又有多次在工作上接触，而最后一次，是在1958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平汪这次见面时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邓小平竟立刻认出了他。随着平汪平反，平汪一案牵涉株连的一应组织、人等，平反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对他们和一应组织在解放前舍生忘死的革命活动，以及他们在解放后长期做出的贡献，均给予了公正评价。当然，平汪为此也煞费了苦心。平汪恢复名誉之后的岁月里，随之而来的也并非都是风平浪静的日子，他仍然遭遇了不少风风雨雨、说三道四，乃至拨弄是非、攻击诬告，真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1980年12月在修改《宪法》时，平汪就宪法有关民族方面的重要问题，依据中央精神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点和理论原则，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论点：列宁曾经非常正确地论证过："民族分离主义是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同样，民族联合和团结是民族平等政策的结果；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一条基本原则；民族关系问题上，理论上的混乱观点，必然导致实践上的错乱。他进一步阐述：民族平等是因，民族团结是果。只有把"民族平等"放在了"民族团结"的前面时，方能牢固地建立"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让实行自治的民族既当家、又做主。平汪提交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乌兰夫、班禅大师、范若愚、宋任穷、刘澜涛等，以及新疆的维、哈等民族的同志和其他有识之士都作了高度评价。特别是藏族干部中影响更大，许多人纷纷抄写、复印、翻译、录音，广为传播。但在北京，却引起某些人的嫉妒、不满，甚至肆意攻击、诬告。平汪关于《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和刊载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增刊》上的《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一时成为某些自居为"民族问题专家和发言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并由此导致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关民族问题原则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的争论。平汪对假借"中央领导"和"民族问题权威"的名义所作的万言"谈话"，据理用25000字的"申辩''进行了一场论战。对此，西藏的某些领导甚至还大搞层层传达、人人表态。这场论战，终以"按党章办事，可以保留个人意见"而不了了之。平措汪杰，曾为第一、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80年起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第八届人大民委顾问。他在人大做民族立法工作整整17年，他认为："凡在法律条款中规定了的，不一定都能兑现，但若要能兑现，则必先有所规定。"平汪关于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两者是前因后果关系的有关论述，终因得到彭真委员长等有关领导的赞同、采纳，明文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条款中，即："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汪后来不无感慨地说："他在人大17年民族立法工作中，若有所贡献的话，可堪告慰的就是这件事。"80年代初，在班禅大师款待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藏族代表委员与中央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盛大宴会上，平汪同范明将军阔别20年后相见。这位当年的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的副政委激动地拥抱平汪，并当众高高地举杯朗声道："平汪同志，我很对不起您，我过去整了您。当然，我自己后来也挨整了…"，平汪告诉他："我虽然吃了很大的苦，但听了你这句话，我就满意了。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向前看…"。据知，范明将军是整过平汪的人中，唯一认错的人。难哉乎!

1981年此时的平汪，身负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民委副主任的重任，虽忙于繁重的政务，但是，他把哲学著述依然看作终生的历史使命。他不时向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们讨教切磋，还把已写好的篇章，读给曾结下深厚情谊的班禅大师听。大师说： "…看来你研究得很深。这本书写好了，可以给藏族人民争光!"1986年平措汪杰与茨丹央珍结婚。他又有了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并得一学术研讨和著述的得力助手，令我们大家庆幸。集数十年哲学研究之大成的《辩证法新探》一书终于脱稿。为了排除那些无所谓的麻烦干扰，为此书的最后的技术处理和润色工作，造一方清静所在，时刻关心着这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我们藏族的理论家"写作的班禅大师，把平汪请进高级佛学院，让他潜心改稿。

1988年班禅大师（右三）与平措汪杰（右二）访问拉丁美洲13国时，在墨西哥受到议会的热烈欢迎。

在"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上。左起：胡绳（中国社科院院长）、平措汪杰、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989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回到日喀则举行班禅扎什南捷东陵历代遗体合葬的盛大开光典礼，西藏和其他所有各大藏区的代表人士云集扎什伦布寺，盛况空前，平汪也应邀前往。班禅大师在有胡锦涛等西藏和中央有关领导参加的盛大宴会上说："西藏解放40多年来，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是至尊至圣的大师，既是对西藏40年工作的最后一次中肯评价，也是对雪域藏人的最后一次诚挚告诫!这畅朗若江河、响亮若雷电的语音，还在十万雪山间回荡时，直言不讳、雷厉风行的大师，却离我们雷厉风行般远去了。天下的红面藏人悲痛欲绝--作为大师"真正思想上的朋友"的平汪悲痛欲绝--。1990年平汪的第一部哲学巨著《辩证法新探》在宋任穷、胡启立、阎明复以及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等同志的关怀、支持下，在西藏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关照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23章，约80万字。这是他始于秦城狱中的呕心沥血之作，书中充满辩证法思辨的新意。《辩证法新探》一书，首次创造性地总结了辩证法结构规律的逻辑公式和运动规律的周期定律及其示意图解，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各学科作了辨证的分析，探索了它们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1990年11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全国人大民委的协助下，于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主办了"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与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6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同仁友好200多人。他们对此书给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说此书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充满独到首创精神，并高度赞扬了平汪同志的崇高人格。会议还收到了学者、领导、友人，特别是全国各地藏族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贺文、贺诗等等，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平汪和此书出版的庆贺与大家同庆同喜的心情。

1991年以李铁映为团长的忠言代表团在拉萨参加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纪念大会。左起：李铁映、江村罗布、平措汪杰

1991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台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把平汪介绍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时，谈话中，平汪谈到要把他的《辩证法新探》送给江泽民同志。江泽民问："是藏文写的吗?"平汪告诉他"是汉文版"，江泽民表示一定会拜读。此书及其作者，同时得到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关注。1991年9月"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后，经国家民委领导同志同意，由民族出版社负责出版了这次座谈会的文集《思辨之花--平措汪杰及其<辩证法新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此书如实在记录了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专家、学者的发言，以及在座谈会前后有关同志发给平汪的部分贺信与贺电，还附录有《辩证法新探》一书的"作者的话"、"目录"、"总结''和"后记"，以及唐源昌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呕心沥血的辩证法专著--<辩证法新探>评介》的文章，降边嘉措同志发表在《中华儿女》上题为《平措汪杰和他的<辩证法新探>》的文章。这些都有助于读者了解与评价平汪和他的专著。从而对促进我国哲学理论界以及各学科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帮助各民族干部群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起到积极作用。对此，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作了热情报道。1992年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平汪与人大常委、中科院院士、上海天文学会会长叶叔华坐在一起。平汪把《月球存有液态》的手稿给了叶叔华，希望得到天文学家的指教。叶叔华览后对平汪说：这绝对不可能，月球上绝对不可能有液态。当时他们各持己见。平汪在18年囹圄中苦心孤诣，出狱后锲而不舍而就的《辩证法新探》引起国内外的足够关注。1993年平汪应俄罗斯科学院之邀，前往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讲学。平汪把《辩证法新探》的汉文版赠送给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所决定待俄罗斯经济恢复正常后，要译成俄文。1994年8月萌发于六七十年代身陷囹圄之际，成就于八十年代《辩证法新探》之中、完稿于1992年的20万字的《月球存有液态》，在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四川省民委的关照、支持下，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平汪的第二部哲学专著。任何星体，包括月球在内都有液态的结论，早在秦城时候，他已经从天文学的辩证理论上得出了结论，此点，《辩证法新探》一书在主体论述社会辩证法、次体论述自然辩证法时，在天文学章节中已经论述过，但自1969年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为了论证月球上存有液态水，以便开发利用月球，为此，又写了专著《月球存有液态》一书。也是他在此书中举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月球等行星中存有液态水的重大科学论断。此书在《编者按》中说：作者"通过辩证地分析，从哲学的角度论证并作出了任何星体包括月球在内，都存有液态的科学结论。""这是迄今几乎还未有过的并且饶有趣味的一本以抽象的哲学原理，分析具体天体的结构及其来龙去脉的运动规律的哲学论著。"又按：作者此书孕稿于20余年前，成稿于3年前，当我们编辑部已编辑加工完毕，正准备付印之时，从德国的图片报(1994．4．1)上看到了"月球有冰层"的报道，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这对本书作者严密的推理无疑是一个极为有力的证据，这再一次使我们看到了哲学的诱人魅力。1995年12月28日叶叔华先生致平汪的信中说："先生一直致力用辩证法研究天文学问题、著作甚多"，"您所提出的看法，都很有启发，但与我们习用的方法不同，我还要多多学习领悟，近年来天文探测的新发现，逐日有所增加，想必能为先生的理论，提供更多的验证。"1996年1月1996年1996年12月3日1996年12月6日与科学研究会"及"东方易学国际研究院"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扼要报告，并展示了《周易》阴阳"八卦四象"与《辩证法新探》原理"四型八态"对比研究的一系列示意图，得到了该会会长、该院理事长、院长等诸多权威性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肯定。平汪说：《周易》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几千年来对文化、宗教、社会及自然诸学百科产生过深远影响。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奇迹。平汪认为：否定《周易》是错误的，《周易》阴阳八卦的基本论点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它用圆周图形和阴阳符号阐述了两极的相互转化；但与现代辩证法成果等量奇观也是没有根据的，它揭示了对立的两极，但未能提出同一的两介(即：中介性)，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阐述"量质相对转折"和"质量相互转化"等规律。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1997年《易学与科学》1997年第一期发表了平措汪杰的论文《周易八卦与<辩证法新探>基本原理对比研究》(因篇幅所限，仅15000字及若干示意图解，日后将修改充实成书)。《周易》与《辩证法新探》的对比研究，是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创举。1997年元旦平汪把《周易》与《辩证法新探》对比研究的这一成果，作为向党中央的新年献礼，寄给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他的《辩证法新探》、《月球存有液态》和《自然辩证法新探》等著作，都曾先后送给江泽民、李鹏、乔石、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他们之中有的或当面、或复函、或电话、或托人，向平汪和他的研究成果，表示了问候和关注。平汪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治州投资指南》(约50万字)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主编的《中国民族法制论文集》，也将出版面世。随着平措汪杰的三大哲学论著相继问世，成为哲学史上的一个炬赫亮点，特点是他关于《月球存有液态》一书，所宣布的包括月球在内的所有星体都有水(分低温液态--水，高温液态--科学家所称的太阳黑子)的科学论断，随着宇航探测的不断验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97年著名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先生写给平汪的新年祝辞中说： "十分高兴您关于月球有液态的论述，最近又有新的观测论证，向您祝贺!"著名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原北京天文台台长王绶绾先生写给平汪的信中，肯定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并对其研究成果表示祝贺。平汪的研究成就，引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有的准备翻译出版他的著作，有的邀请他前去讲学，如著名的波兰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93年就已成行)和台湾辅仁大学等。平汪的哲学论著引起一些驻华使节的关注，诸如法国驻华大使毛磊、波兰大使兹·古拉尔赤克、瑞士大使舒尔文、公使周铎勉等先后致意问候、索要著作。国内外许多新闻媒体和诸种期刊对平汪本人的身世和他的研究成果，表示了极大关注，一时成了热门话题。诸如《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光明日报》、《人物》、《中华儿女》、《民族团结》、《民族画报》、《西藏日报》、《羊城晚报》、《青海日报》、《贡嘎山》、《人民西藏》、《甘孜州报》、《读者》、《诗刊》、美国的《远东经济导报》、《华盛顿西藏观察》等，均先后或报道，或发表述评、专访、论文和赞诗等，都对平汪和他的研究成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关注。如美国《远东经济导报》在一篇记者专访中无不惊叹地写道："平汪先生几十年前预言了五角大楼用10多年的太空探索和花费了7亿5千万美元才得以证实的事情：月球有水。"1997年5月21日美国宇航队宇航员史密斯·斯特夫从美国给平汪寄来一封热情友好的致敬信，强烈希望得到他的著作，特别是《月球存有液态》一书，并寄来了宇航员本人在太空的照片和肩章作为纪念。1997年11月1日叶叔华先生再次写信道："得知您关于月球上有水的断述，已得到美国宇航局宇航员的重视，十分为您高兴。最近几年来，关于火星、木星、土星以及它们的卫星的探测、发展十分蓬勃，必将有更多新的观测结果发表，将会对您的研究提供更多的验证机会。"1997年12月在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同志的关照、支持下，由藏族学者土登平措所译的《月球存有液态》藏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藏族学术界和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

1998年8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接见平措汪杰

1998年伊始平汪收到了美国航天局"第29届月球和行星科学会议"主席道格拉斯·布朗卡布发来的邀请信。此会议将于3月16日--20日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空间中心举行。邀请信说："亲爱的平措汪杰教授：作为第29届月球和行星科学会议的共同主席，我很荣幸地邀请您参加这次会议"，邀请信继续说"作为一位从中国来的客人，我们将欢迎您的到来，并想了解您有关月球上有水的有趣的理论"。"我们希望您将能够参加今年这个令人兴奋的充满信息的会议。"199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于北戴河亲切接见了平措汪杰夫妇。平汪向总书记敬献了哈达，并合影留念。陪同总书记接见的有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同志。总书记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与平汪交谈了近两个小时。总书记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平汪面呈的他的三部哲学专著和《<周易>八卦与<辩证法新探>对比研究》一文及其示意图，以及最近写的《我是怎样论证月球等行星上有液态水的》一文。总书记对平汪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赞赏。平汪对总书记和党中央给他的信任、关怀和支持表示了由衷的感谢，认为这是对他今后在国内外进行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极大鞭策和鼓舞。他表示将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鞠躬尽瘁，更好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平汪还向总书记面呈了他在1991年，就建议"加强民族工作领导"而写给中央的一封信的复印件。1998年10月平汪得到中央的关怀和允准，出国医治眼疾，并打算顺路访问波兰科学院。

美国宇航员史密斯·斯特夫寄给平措汪杰的12张彩色照片之一，上有留言："十分感谢您对太空的探索。我非常希望读到您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