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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世藏王拉脱托日年赞时期（2世纪—公元629年上限），在雅龙腹地的雍布拉康宫城(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初，号称西藏第一座宫殿，是吐蕃第一任王侯聂赤赞普居住的宫殿，位于山南乃东县东南约5公里处的雍布拉康，坐落在一个名叫扎西次日的小山上。笔者曾于二十年前拜谒此圣地)获《宝箧》经、《六字真言》、《法教轨则》等，始为佛教在藏地之滥觞。藏王松赞干布(公元229--650)主政时期，宗教大臣吞米萨布札在帕旺卡(帕邦卡位于拉萨北郊。松赞干布主持建造，吞米桑布扎在此创制藏文并留下了由其亲书的六字真言，此地还有祜主三尊的自显像、松赞干布等人的修行洞。吐蕃末期，达磨赞普（郎达玛）灭佛时焚烧了帕邦卡。11世纪末复兴。清代以来，达赖喇嘛的历辈转世都得到此礼佛、受戒，获得格西学位后也要来此举行庆贺仪式；帕邦卡的堪布则例由噶厦委任) 制定藏文之后即译出观世音等21部显宗著作，这表明佛教在藏地发轫之始。藏王赤松德赞 (公元742--797) 时期，在桑耶寺（藏地第一座佛教寺院）邀请堪坎西瓦措（印度大乘佛教显宗正统）剃度七觉士（最早出家的藏人），分别解脱戒教义遂大兴；邀请莲花生大师为二十五位君臣讲解显密教义；噶、焦、相三位大译师译介大量佛教典籍及其注疏，发扬光大宝贵的佛教教义，此为藏王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兴旺之始。等到被民间描述为头上长牛角、黑舌头的朗达玛（公元863--公元902年）弑杀身为藏王弟弟的赤热巴坚（公元815--838）称王之后，藏地律藏教义(得戒、持戒的经典及其注疏)衰败700年有余，此前称为前弘期。之后桑耶杂布查那益希坚参父子执政时期（公元842年上限），卫藏十人到朵麦（今青海一带）的丹斗（今丹斗寺，位于青海省化隆县治巴燕镇南31.5公里处金源乡境内），归依喇勤贡巴饶赛(当地高僧)受分别解脱戒之格隆戒（授受比丘253戒）回卫藏弘扬佛法，把没落式微几为灰烬的佛法火种又传播光大开来，之后称佛教后弘期。丹斗寺自七觉士出家迄今，藏地中规中矩的格隆、格册（受沙弥33戒者）承袭释迦衣钵者，都无一不是上身穿各式布块缝制的黄色僧服、法衣，下身穿禅裙，统称“三法衣”。“三法衣”的颜色除红、黄、绛紫色、朱红外，其它颜色如白色、蓝色、绿色、杂色都一概不入“三法衣”，这一点在《律藏》里有严格的规定。未出家的的诚信佛法者有两类：持格念（居士）六戒和六戒中任持一戒的在家人。单就数量而言，前者是少数，而从后者的意义看，藏人大众都是六戒中任持一戒的在家人——藏人无论男女，自问世开口说话，无一不口诵归依、六字真言、卓玛，此为明证。小儿六字诵读六字真言无师自通，藏人判明是非争执时，人人都会赌咒发誓说“佛法三宝”、“大般若十二”等。更有“藏地是观音佛教化之地”、“藏地人人佛珠缠腕”的说法。持格念戒的在家人分两类：一类是密乘宁玛的在家持戒者。另一类是非密乘宁玛的在家的格念。以安多藏区为例，从事农业、商业等营生养家，长辫缠头的装束，衣着红色或绛紫色、口诵莲花生密咒者即是。这些密乘居士诵《莲花遗教》、《心想事成》、《无诟忏悔》，同样诵读《卓玛》和六字真言(“嗡（ōng）嘛（mā）呢（nī）叭（bēi）咪（mēi）吽（hòng），观世音密咒，分别化渡尘世六道之苦)。卫地拉萨桑耶寺附近的贡嘎县的土登多杰林和山南扎囊县的敏珠林（17世纪中叶建成），以及康区的嘎托寺（12世纪建成。在四川甘孜州白玉县境内）和佐钦寺（17世纪建成。四川德格县境内），果洛的白玉寺（为四川白玉的属寺）为主的一些密乘宁玛寺院悉数均为弃家、在寺院严格持戒、三法衣不离身的僧人。陋见者见到持分别解脱戒的密乘宁玛僧人觉得奇怪，那只是少见多怪，需要拓宽自己的见闻。另外，在家的密乘修习者也有下身穿僧裙，上身披白披单的习俗，被称为白衣长辫人。按理说，上述这些问题于藏人是常识自不待言，但相对于别的民族因为认识欠缺，以娶妻与否作为甄别新旧密乘的标识岂不可笑！（新密乘自11世纪佛经翻译大家仁青桑布所译密乘《续》部始）倘若从逻辑定义萨迦教派的五大前祖——白衣三贤、白衣二贤。需知“白衣”者居家持戒，而著绛红色僧衣者为弃家持戒人。新旧密乘的区别在娶妻与否的说法也纯属无稽之谈。同理，持戒的比丘、沙弥的僧人近色在《律藏》中被称为“佛家盗贼”。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能持戒而还俗的人，虽然没有了分别解脱戒的戒条约束，但因没有舍弃佛、法、僧三宝，仍然可以视他为佛教徒。因此之故，依据仓央加措不守沙弥戒律，穿白衣唱情歌的行为而认为他不是佛教徒的说法同样是妄言。这一点从《仓央加措秘史》记载其前半生与晚期判若两人的行为上了然无惑。 现在切入正题。我不同意把在藏地和蒙古盛行的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Lama）”源于古印度语的“ge ri”。“ ge ri”字面意思是“轻”的反义词“重”。藏译时引申为知识厚重，直译为上师——“喇嘛”。“la”是“上面”、“头顶以上”的意思，“ma”为藏语语法中主人词的词根，把有知识者尊称为“La ma”，相对于门生，把在家或出家的特别有知识的人统称为喇嘛。久而久之，藏地和蒙古的活佛也被称为“喇嘛”。这已是尊称或者客气的说辞而已，不见得都拥有厚重的知识（“喇嘛”一词的指涉在现实中的名与实往往不符）。知识需老师和自身的努力才能得到，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从地底下冒出来。汉人把藏蒙僧人装束的人统称为喇嘛可能出于客气的尊称，从而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知识厚重者”。以此类推，把藏蒙佛教称为“喇嘛教”其错误显而易见。简而言之，如果把穿僧服的“扎巴——zha ba（藏语意为僧人）称为“喇嘛”，那么何不把藏蒙佛教称为“扎巴教”！倘若此言成立，那么，可不可以也把在家的密乘修持者称为扎巴教？倘若成立，那么可不可以把流传在汉地的佛教称为“和尚教”？如此妄言，岂不贻笑大方！把凡是头戴五明佛冠，马缨飘飘的僧人通称为“喇嘛”，其名与实相去甚远。因此之故，外国人以为“喇嘛”们在佛教里加进去了许多成分，把佛教教义改造成了一个别的什么宗教，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误解！另外，把藏蒙佛教称为“喇嘛教”源于满清文献，这其实是当时一些根本不懂佛教教义的人的恣意妄为，以讹传讹铸成历史错误。那么怎样称谓藏蒙佛教才合理呢？我以为：正如把汉地佛教称为“佛教”恰如其分一样，也应该相应地把藏蒙佛教以“佛教”传译。如果考虑地理因素，可译为“西藏佛教”。梵语中把佛陀称为“Buddha” （可参阅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元月一版《季羡林谈佛》P.13），与“Buddha”相对应的是“佛”。“教”乃是教义与宗教之谓，如此称谓合情合理！另外，顺便说一句与主题无关的话：“西藏佛教”的称谓虽然无可非议，但只把“西藏”局限于西藏自治区的狭隘认识于情理有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