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对于赛仓活佛世系和德尔隆寺历史的一些论述，存在着某些误解。因此，在我们对赛仓活佛系统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进行评价之前，先将这些传统的错误说法指出来，并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求教于学界。

首先，是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在一世嘉木样大师圆寂后就其转世的态度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在一世嘉木样大师阿旺宗哲圆寂后，根据大师的遗嘱，决定了嘉木样大师不再转世，因而反对寻找转世灵童，因此与嘉木样大师的另一高足德哇仓活佛罗藏顿珠产生了矛盾，后者是主张一世嘉木样转世并寻找转世灵童的代表人物。由于赛仓活佛阿旺扎西时任拉卜楞寺法台，始终掌握着权力，因而德哇仓活佛罗藏顿珠一派的意见被搁置，致使嘉木样大师的转世问题得不到解决，被拖延了20余年，直到一世赛仓活佛圆寂，德哇仓·罗藏顿珠继任拉卜楞寺法台为止。因此传统观点一直认为，由于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在嘉木样大师的转世问题上持否定意见，因而造成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延误了20余年，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知道，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作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大弟子和得力助手，追随嘉木样大师从西藏返回安多藏区，曾参与了拉卜楞寺的择址和创建，并在建寺之初，继寺主一世嘉木样大师之后，出任拉卜楞寺的第二任法台，他担任法台职务长达32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拉卜楞寺。在一世嘉木样大师圆寂以前，以赛仓·阿旺扎西为首的众弟子曾祈请嘉木样大师转生来世，但未得到明确答复。一世赛仓活佛晚年时也曾提到，当时嘉木样大师并未同意转世。在嘉木样大师圆寂之后，赛仓·阿旺扎西继续担任拉卜楞寺的法台，并主持为一世嘉木样大师修建灵塔。赛仓·阿旺扎西认为嘉木样大师不愿再转世，因此决定不再寻找转世灵童，这与嘉木样大师的另一高足德哇仓·罗藏顿珠活佛（即一世德哇仓活佛，他与赛仓·阿旺扎西为一世嘉木样的两大高足，他们一起追随嘉木样大师来到安多藏区）意见相左，后者坚决主张要寻找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后来，在一世嘉木样大师众多弟子的请求下，拉卜楞寺乃改变原来的决定，为嘉木样大师寻找转世灵童。此时，赛仓·阿旺扎西担任拉卜楞寺的法台，他也表示同意。在寻找嘉木样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德哇仓活佛罗藏顿珠等人在青海境内找到了一位叫“郭喇”的少年（其名意为“郭莽扎仓的喇嘛”，即后来的二世嘉木样·晋美旺波），认为他是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而拉卜楞寺法台赛仓·阿旺扎西经过卜算，则认为第二代河南蒙旗亲王丹津旺舒克之子嘎登三珠卜是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这样，在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由于转世灵童有两个候选人，又分别是由嘉木样大师的两大高足认定的，因此转世灵童真伪难辩，使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问题拖延了很久。这以后，拉卜楞寺的根本施主河南蒙旗亲王家族开始插手嘉木样大师的转世事宜，使这个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当时，第一代河南蒙旗亲王察罕丹津已故，其亲王爵位由其兄墨尔根诺颜之孙丹津旺舒克继承（察罕丹津之子早逝），是为第二代河南蒙旗亲王。由于丹津旺舒克是过继继承亲王爵位的，因此他与第一代亲王察罕丹津的王妃南佳卓玛存在着利害冲突，两人的矛盾不断加深，这在认定一世嘉木样大师转世灵童问题上突出的反映了出来。由于丹津旺舒克之子嘎登三珠卜被认定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他理所当然地全力支持这种主张，这对巩固其亲王地位和扩大影响有极大帮助，因此他极力反对将郭喇立为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而王妃南佳卓玛在察罕丹津亲王去世后，权力有所下降，这时她担心丹津旺舒克之子成为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后，其权势会进一步扩大，进而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竭力支持德哇仓·罗藏顿珠活佛选定的转世灵童郭喇。由于亲王府的两派势力插手了嘉木样大师的转世，使此事进一步复杂化，干扰了正常的转世程序，使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问题远远超出了由拉卜楞寺主持的范围，也超出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的范围，演变成为亲王府内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之争在拉卜楞寺内的扩大和延续，严重干扰了转世的顺利进行，同时也使拉卜楞寺内的主要负责人赛仓·阿旺扎西和德哇仓·罗藏顿珠等人为难，事态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他们各自寻找真身转世灵童的初衷，使他们在嘉木样转世灵童问题上原本存在的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完全消失，双方的对峙进一步加强，使寻找转世灵童的正常活动陷于停顿。直至1738年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圆寂以后，德哇仓·罗藏顿珠担任了法台，这时丹津旺舒克在拉卜楞寺的权势有所下降，德哇仓活佛罗藏顿珠和王妃南佳卓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力排众议，于1738年认定郭喇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转世灵童，并于1743年迎至拉卜楞寺坐床，从而结束了在一世嘉木样大师转世问题长达20余年的纷争。因此，传统看法认为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一直坚持不让嘉木样转世是不符合史实的，单纯地把嘉木样转世的争论看成是赛仓·阿旺扎西和德哇仓·罗藏顿珠之间的斗争更是片面的认识。赛仓·阿旺扎西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过变化，先是遵照一世嘉木样大师的遗嘱主张其不再转世；继而尊重拉卜楞寺大多数僧人的意见，与德哇仓·罗藏顿珠一起主持寻找嘉木样转世灵童；后来在认定具体的转世灵童时，他与德哇仓活佛又有不同看法。在此之前，赛仓活佛和德哇仓活佛一样，他们的主张都是从宗教事业出发，从寻找真身转世灵童出发；及至亲王府的两派参与了嘉木样的转世后，此事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并超出了赛仓·阿旺扎西的管辖范围。

其次，需要澄清的是，赛仓·阿旺扎西与德哇仓·罗藏顿珠的关系问题。他们二人在就嘉木样大师是否转世以及认定具体的转世灵童的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二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到相互对立乃至互为仇人的地步。赛仓·阿旺扎西和德哇仓·罗藏顿珠同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两大弟子，从西藏求学时期起，他们就互相了解，后来一起追随一世嘉木样大师回到安多藏区，建立了拉卜楞寺，从赛仓·阿旺扎西担任拉卜楞寺的法台起，德哇仓·罗藏顿珠就一直担任拉卜楞寺的襄佐，在拉卜楞寺的初创阶段，他们共同为拉卜楞寺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在一世嘉木样大师圆寂后不久，1723年，青海方面爆发了蒙古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叛乱，并迅速波及到甘清地区的各个藏传佛教寺院。在决定拉卜楞寺命运的是非选择面前，赛仓·阿旺扎西和德哇仓·罗藏顿珠二人以大局为重，携起手来，稳定寺院秩序，按照一世嘉木样大师生前的一贯主张，努力使寺院僧众保持镇静，使拉卜楞寺始终未介入这场反清叛乱。同时，他们两人紧密团结合作，使寺院避免了游兵散勇的劫掠。叛乱被平定后，拉卜楞寺在叛乱过程中的立场和表现受到了清中央王朝的赞许和扶持，其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其六大寺院之中，拉卜楞寺是建立最晚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寺院之一）。可以说，能做出这种抉择，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赛仓·阿旺扎西和德哇仓·罗藏顿珠二人团结与合作的结果。在赛仓·阿旺扎西圆寂以后，又是德哇仓·罗藏顿珠活佛主持认定了赛仓活佛的转世灵童，并排除干扰，为赛仓·阿旺绛央扎西顺利进入拉卜楞寺坐床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以上便是赛仓·阿旺扎西与德哇仓·罗藏顿珠之间关系的真相。

第三，是关于赛仓活佛系统离开拉卜楞寺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在一世嘉木样大师阿旺宗哲圆寂（1721年）之后，就嘉木样大师是否转世的问题与拉卜楞寺发生争执，赛仓活佛乃于1726年离开拉卜楞寺，到德尔隆地方单独建寺，以后自成系统。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并时见于一些藏文文献。事实上，德尔隆寺最早是一世嘉木样大师委派当地的高僧年波嘎居（系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弟子）兴建的，时在拉卜楞寺初建后不久。在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49岁时（1726年），应德尔隆地方僧俗群众的邀请（因为一世嘉木样大师在世时曾经有过让其护持该地寺院的授记），前往德尔隆寺，对该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并为寺院订立清规。大约从这一年起，赛仓活佛系统就成为德尔隆寺的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世赛仓活佛在此时离开了拉卜楞寺。我们从一世赛仓活佛的传记可以知道，赛仓·阿旺扎西作为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大弟子和得力助手，一直是拉卜楞寺内的重要人物。他继寺主一世嘉木样大师之后，出任拉卜楞寺的第二任法台。一世赛仓活佛担任拉卜楞寺法台长达32年之久，其间经历了一世嘉木样大师的圆寂（1721年）、罗卜藏丹津的反清叛乱（1723年）、河南蒙旗亲王察罕丹津的去世（1735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赛仓·阿旺扎西在1726年前后成为德尔隆寺的寺主，但他一直驻锡于拉卜楞寺，主持该寺的政教事务，直至1738年他圆寂于拉卜楞寺。他的灵塔座落在拉卜楞寺大经堂的灵塔大殿内，位于一世嘉木样大师的灵塔之侧。此后，二世赛仓·阿旺绛央扎西于1746年被当时拉卜楞寺的法台一世德哇仓活佛罗藏顿珠所认定，同年秋入拉卜楞寺坐床。二世赛仓·阿旺绛央扎西曾于1760年底至1762年任拉卜楞寺的法台。其后，由于他在法台任上厉行改革，严格教规僧纪，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同时，当时拉卜楞寺内为争权夺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二世赛仓活佛为避免不和，乃于1762年辞去法台职务，离开拉卜楞寺，被其信徒和僧众迎入德尔隆寺，以后逐渐疏远了于拉卜楞寺的关系。所以，赛仓活佛系统离开拉卜楞寺是在二世赛仓活佛时期，即大约1762年，而并非一世赛仓活佛时期即1726年。赛仓活佛系统由于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与拉卜楞寺就嘉木样转世问题发生争执而离开拉卜楞寺的说法更与史实不符。

第四，是二世赛仓活佛阿旺绛央扎西出任隆务寺法台的时间问题。传统的说法是，二世赛仓活佛阿旺绛央扎西于1763年出任隆务寺法台。从上述叙述可知，二世赛仓活佛于1762年辞去拉卜楞寺的法台职务，前往德尔隆寺。后又于1763年应其兄青海同仁叶什姜寺的寺主二世叶什姜活佛阿旺根登达娃札巴的邀请，前往该地讲经。1765年，他应隆务寺僧众的迎请，来到隆务寺，并在该寺正式建立昂欠，成为隆务寺的活佛之一。随后，赛仓·阿旺绛央扎西又到各地传法。直到1771年二世赛仓活佛33岁时，才应隆务寺的邀请，出任该寺的法台。因此，二世赛仓·阿旺绛央扎西于1763年出任隆务寺法台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第五，是关于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绕杰是否去过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中传教的问题。现在的著作普遍认为，三世赛仓活佛曾前往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中传教，并以他东行归来时带回大批俄罗斯产品为证。我们在前文中已根据档案材料叙述了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绕杰一行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被俄罗斯边防部队阻挡在俄蒙边境的经过。由于赛仓活佛被阻挡于俄罗斯边境，西伯利亚地区布里雅特蒙古的王公和大批信教群众乃越过俄蒙边境，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域，听赛仓活佛传教说法，增强了他们信仰佛教的信心和抵御东正教侵扰的精神力量，并向赛仓活佛奉献了大批礼品，其中包括许多俄罗斯出产的珍贵物品（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绕杰回到安多藏区后，把这些俄罗斯产品赠送给了各地官员和僧俗群众。因此，青海同仁、循化和甘肃甘南藏区的许多藏文典籍中，都有关于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绕杰前往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中传教并带回大量俄罗斯产品的记载）。可以说，三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绕杰前往西伯利亚的布里雅特蒙古人中传教的实际目的已经达到，但是他确实未曾进入过俄罗斯境内，这是应当予以澄清的。

以上我们就赛仓活佛世系和德尔隆寺历史的有关传统错误说法进行了讨论和匡正。在叙述赛仓活佛世系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了班禅大师对历辈赛仓活佛关心和照顾的情况。远在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赴西藏求学之时，当时的班禅大师为五世洛桑益西，曾于1709年应拉藏汗之请来到拉萨，为拉藏汗所立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益希嘉措授沙弥戒。当时一世赛仓·阿旺扎西正在拉萨求学，且他的师尊一世嘉木样大师与拉藏汗有较深厚的友谊，因此一世赛仓·阿旺扎西可能拜见过五世班禅洛桑益西，惜于资料缺载，难以确切说明。三世赛仓·罗桑扎西绕杰曾于1842年前往西藏求学。在当年9月初，他在拉萨拜见了七世班禅大师丹白尼玛。当时七世班禅应驻藏大臣和噶厦政府的邀请，来拉萨为新认定的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主持坐床仪式和授戒。1936年，九世班禅大师洛桑却吉尼玛来甘南拉卜楞寺巡礼。并于6月28日，应邀来到德尔隆寺诵经传法，视察了德尔隆寺在遭受战火洗劫后的修复情况（该寺在1919年被军阀马麟的军队焚毁，后在五世赛仓·罗桑扎西赤列嘉措的主持下，于1936年前后陆续修复），直至7月3日才返回拉卜楞寺。当时，五世赛仓活佛罗桑扎西赤列嘉措刚圆寂，德尔隆寺僧众祈请九世班禅卜算认定五世赛仓活佛的转世灵童。九世班禅大师乃在德尔隆寺内留下一个密匣，嘱一年后打开，在匣中留有折简，其上详细写有转世灵童的出生地、村庄及父母姓名，并为转世灵童起名为洛桑华丹却吉多杰。正是由于班禅大师主持了六世赛仓活佛的认定，在其坐床之时，才有拉卜楞寺派代表前来致敬的情况发生。解放后，又经过十世班禅大师罗桑确吉坚赞的调解，使德尔隆寺于拉卜楞寺之间恢复了友好往来。九世班禅大师和十世班禅大师为增进民族团结和藏传佛教内部人士的和解所做的努力和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怀念。

300多年来，德尔隆寺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作为一座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它一直以弘扬佛教和崇尚学问为宗旨，吸引着众多的信徒和求学的僧人，在广大藏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保持着声誉和影响。历辈赛仓活佛为了传播佛教或求学，足迹遍及广大藏区，并远历蒙古各地以及内地广大地区。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和职业宗教家，历辈赛仓活佛为佛教的传播和弘扬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社会活动家和不同民族地区间友好往来的使者，他们的积极活动，为加强藏区内部的经济文化联系，促进蒙藏民族之间和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加强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用宗教力量激励边疆各族人民团结抵御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略，作出了贡献。同时，赛仓活佛系统中学者辈出，历世赛仓活佛都以治学严谨和学识渊博而著名，他们为弘扬藏族文化建立了历史功绩。

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对拉卜楞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两百多年来，这一历史功绩很少被人提及，甚至被有意遮盖，以至于湮没。今天，随着一世赛仓活佛传记的整理和出版，使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来公正地评价一世赛仓活佛对拉卜楞寺地巨大贡献，从而确立其在拉卜楞寺的历史地位成为可能。

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早年游学于卫藏地区各大著名寺院。1708年32岁时，追随嘉木样大师返回安多藏区。此后，他协助嘉木样大师创建拉卜楞寺，担任寺院的第一任法台，直至圆寂，前后30余年。一世赛仓活佛对拉卜楞寺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协助嘉木样大师创建拉卜楞大寺。居史料记载，拉卜楞大寺现在的寺址，是由一世赛仓活佛首先倡议，然后由嘉木样大师确定的。一世赛仓活佛协助嘉木样大师，多方募捐，在和硕特蒙古察罕丹津家族（即后来的河南蒙族亲王家族）的大力支持下，创建了拉卜楞大寺。第二，主持拉卜楞寺务32年，是拉卜楞寺历史上的第一任法台，也是该寺历史上任职最久的法台。拉卜楞寺创立后，一世赛仓活佛被委任为第一任法台。由于寺主一世嘉木样大师经常外出讲经说法，或去其它大寺云游讲学，因此一世赛仓活佛成为当时拉卜楞寺政教事务的实际主持者。他担任寺院法台长达32年，直至圆寂为止，这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三，在寺院初创时期，苦心经营，为寺院各项事业走上正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寺院初创阶段，百业待兴，寺院财物缺乏，僧众缺衣少食，一世赛仓活佛正是在这种最艰苦的创业环境中主持拉卜楞寺的日常事务的。面对种种困难，他积极协助寺主嘉木样活佛，竭尽全力使寺院维持正常的供需，并使诵经等宗教活动走上正轨。为了不使僧众的学习和生活受物资缺乏之累，一世赛仓活佛多次外出化缘，募集财物。在一段时期内，寺公所设置在他的寓所内，以便于随时办公。正是因为一世赛仓活佛在寺院创业的艰苦阶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才使拉卜楞大寺有后来的繁荣和稳定，其创业伟绩功不可没。第四，创建寺规，订立学经制度，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使寺院的宗教活动逐步走上正轨。在拉卜楞寺创建之初，一世赛仓活佛亲任寺院的扎仓格贵，亲自给僧众上课，主持讲闻辩论，创制了一整套的僧人学经制度。一世赛仓活佛还是著述甚厚的大学者，著有《集类论教程》、《中观教藏宣讲录》、《集类论破立嘉言》等，其中《集类论教程》是后来安多藏区各大寺院的初级学习教材，受到高度重视。一世赛仓活佛尊奉嘉木样大师的嘱托，为拉卜楞寺订立了寺规，为使寺院的宗教事业走上正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在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的叛乱事件中，一世赛仓活佛与一世德哇仓活佛紧密配合，稳定寺院，制止内乱，抵御外扰，使寺院未卷入叛乱，从而使拉卜楞大寺在寺院历史上的第一个危机关头顺利度过难关。在罗卜藏丹津之乱中，甘清藏区有很多寺院介入，反叛清廷。平叛后，这些寺院成为清廷打击的对象，很多寺院在战火中被焚毁，僧侣被遣散，从此一蹶不振。而拉卜楞寺则由于在赛仓活佛的主持下未介入叛乱，因而赢得了清中央朝廷的信任，以后寺院得到了大发展，遂有今天的宏大规模。可以说，在决定拉卜楞寺生死存亡的关头，以一世赛仓活佛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起了决定性作用，挽救了寺院僧众和属民的生命财产，也决定了寺院以后的前途。在动荡的年代，一世赛仓活佛以主持拉卜楞大寺的便利条件，应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稳定了寺院，此举对保全和发展拉卜楞大寺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稳定藏区局势、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也有特殊贡献，其功绩将永载史册。但由于赛仓活佛系统于二世赛仓活佛阿旺绛央扎西时期移驻德尔隆寺，与拉卜楞寺的联系减少，赛仓活佛系统在拉卜楞寺的历史遂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加上有关当事人有意回避，因此后世的人们难以看清这段历史。我们在翻译和整理一世赛仓活佛阿旺扎西的传记时，感到有必要对一世赛仓活佛的业绩及其在拉卜楞寺的历史地位作出客观的评价，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世人能真实的了解当时的历史，因此写下上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