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扎西措是在阿坝州的马尔康，其开朗的性格，幽默风趣的语言让人记住她——一位“九朽一罢”，执著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为之付出的若尔盖女作家。正如她自己用阿来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写作是一种宗教感的庄重，后来不再是个人情绪。是人生格局，生活的大局面，用书来充实丰富社会，来矫正世界，提升生命，构架生命”。
认真翻阅扎西措刚出版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长征路上的扶贫人》，让我联想到了甘孜州达真先生写的纪实文学《幸福歌声传四方：雪域讲给世界的脱贫故事》，一个共同点，都是讲述四川涉藏地区的扶贫故事，以不同的视觉展示了精准扶贫这一波澜壮阔的宏伟历史，在一曲曲扶危济困、感天动地的时代壮歌里，娓娓道来的是青藏高原脱贫攻坚战中守望相助的情和事，还有当地天翻地覆地变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该作品给我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现实主义提炼的艺术再现
几年前，我曾经在《光明日报》读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一文，他讲：“新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自1840年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时代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而文学是否已经感应到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是否有迎接和表现新时代的自信和准备？作家能否敏锐反映中华民族正经历着的伟大发展进程和中国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我们的艺术方法能否准确而有力地呈现这个热气腾腾、充满生机的新时代，表达出人们的情感与思考？我们的理论家能否对新时代进行深度把握，并以新的理论创造回应这一新时代？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理论能否在历史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以不负时代的创造为世界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新艺术、新文化、新文明？可以说，新时代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理论家都将面对这样的拷问。”扎西错《长征路上的扶贫人》不就是藏族作家很好的回应。
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丰富的生活积累，让漫长而艰巨的扶贫工作以文学特有的形式，抽丝剥茧般探骊得珠，艺术表现上的不落窠臼，变得具有生活的情趣。比如：故事以农博局下派驻村干部“我”（林美娇）的婚姻危机为导入，她冀望予远离伤心的大城市，投身于精准扶贫的洪流，以涅槃重生的心态，重塑新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普通通人的心理，不舍家庭与投身扶贫的矛盾；丈夫背叛和女儿关爱的纠结；还有悲愤与希望的交织……以“我”一个面对婚姻为危机及需走出困境，不是逃避，而是以工作解脱痛苦的坚持，“对于感情的背叛，我没有在同事面前流过一滴眼泪，没有在亲人面前诉过一声委屈。我知道，打落的门牙要往肚里咽，割伤的肉要慢慢修复好在，我不是个藕断丝连的小女子，知道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道理。”正如四川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马平对该书的肯定一样：“这是一条青稞在前的道路。一个身心俱疲的女人，如何在“长征”路上安放焦灼的灵魂，如何在扶贫路上实现奋斗的价值？作家扎西措从脱贫攻坚一线捧来的故事，给了读者一个荡气回肠的答案……”
其次，该书将工作与生活的琐事紧紧联系在一起，让读者直接进入乡村模式。乡村与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不是两点一线，单位和家庭。乡村即是工作是所在地，也是生活的所在地，生活就是工作。我、蓝红梅、丹巴主任、林副局长等走村入户，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呼吸、同命运。比如，对三个孩子的未婚妈妈大学生华丹措的接触、同住、了解，成为朋友后的揭秘：“我和华丹措的“睡话”打开了闸门。关于她的“秘密”正在一点点揭开。说到最后，还是孩子和她独身的问题。我以为接下来的话题中会出现又一个负心汉，可答案却出人意料。华丹措告诉我，两个孩子都不是她生的。一个是收养的，一个是朋友的……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指着隔壁房间不相信地摇头。”在以后的进一步与华丹措的接触中，“我”焦躁的灵魂，被华丹措无私的爱，一点点融化，小我的烦恼真正成为大爱。
还有对村妇女主任曼措的欣赏、敬佩透露于字里行间，当村级合作社牦牛养殖项目需要养殖人员时，原本就不高的工资，大家担心没人承担的时候曼措说话了：“曼措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水，她没有看大家复杂的表情，继续说:‘可我是一名党员，是一名妇女干部。如果我只打自己的小算盘，又怎么顾得上集体经济的大效益?脱贫攻坚能不能渗透到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党员干部要树立个榜样因此，我想说的是，两万块钱的工资多了，我请村干部减去一万。这不是我想唱高调，而是为俄洛村一千多村民的嘱托，我会竭尽全力管好八十头牦牛，争取两年后给村里上交一堆活蹦乱跳的小牛犊。’会上沉静了好一会儿才响起热烈的掌声。蓝红梅书记的脸上飞上激动的红晕，她几步跨过来握住曼措的手喊了声:‘大姐！’”
这种朴实画面当定格在一件一件落实扶贫项目的时候，就是一中精神境界，不仅展现的是精准贫困户渴望共同致富的强烈愿望，还有村级组织最基层干部的素质，这种艺术地提炼，让这个伟大的时代工程更显其共产党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烘托了民族团结的氛围。
二、现实主义与乡土文艺的重叠构想
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要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作家对现实地变化只局限于肤浅潦草的了解，或者即使不缺乏生活积累，但在艺术提炼方面办法少，能力不足，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水平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提升，《长征路上的扶贫人》这方面可谓出彩。现实主义与乡土文艺浑然一体，区别了工作总结般的鼓噪乏味。因为在写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时，往往会有大量的现实工作情节需要布局、描写，很容易变成工作叙述。而该书以浓郁乡土情结结合扶贫工作的展开，很巧妙的避开了冗长的情节铺垫，比如讲到食物：“晚饭食物是就地取材的山珍，光是小麦面皮包的馅就有三种：蕨菜、松菌和野葱。还有荞面烤饼、酥油馍馍，陶罐里熬了松茸汤，铜壶里煮了藏茶。一个小尼还给我上了一盅野玫瑰花茶，喝一口唇舌生香，吞进肚里脾胃生津。如此考究的茶饭也只有这些活成神仙的女子才能烹制。一茶一果，一花一木都与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息息相关”。比如吃糌粑：“我在餐桌上竟发现了糌粑的另一种吃法！糌粑烤香菇！糌粑和香菇的结合是现代餐饮业的一次冲刺。这道菜的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口感酥脆生香，用以佐料的酥油吃在嘴里像嚼着豆沙，舌尖上长久留着一缕回香。”另外还有华丹措所讲娘家包子饮食，勾起读者久久的回味，如同包子就在眼前，并且在美味佳肴中能够感受到脱贫工作一路走来的艰辛不易。
现实生活中的情景本身就是一种纯真艺术，通过乡村地劳动生产就能够展示出来，比如买牛的场景，特别是抓牛环节：“我们看到了更为壮观的场面。扎西大叔和供秋大叔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长长的牛皮绳，然后隔着数丈远猛然向圈内的牦牛抛去！随着呼呼呼的风声，三根皮绳套住了三头牦牛，而另一根竟是村支书抛出去的！紧随牛皮绳发出的还有一声响亮的口哨！如此来回几次，六头牦牛被牢牢地套在了男人们的皮绳下。洛泽无不惊诧地瞪大了眼，他的老伴在旁不停地发出‘啧啧啧’的赞叹。”这种力与美是文学艺术的点睛环节，能够诱人拓展思维空间，想象草原牧民与大自然的博弈和征服严酷自然环境的勇敢。
最难忘的还是对春耕活动地描写，通过活动把精准扶贫的工作自然而然带出，通过文字直观地参与一场非同寻常的春耕仪式，围绕春耕而透视全景，以点带面，概略全面，一目了然知晓当地风情与活动目的。“六组耕牛一黑一白配对有序，弯弯的牛角上挂上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为首的是扎西大叔，他的脚下放着木犁，塔式毡帽和牛皮藏靴使他显得神采奕奕。姑娘们已经牵着各自的耕牛，年轻媳妇们肩挎褡裢站在犁地人背后……八点整，白玛部长宣布春耕开始！由村支书带队的六名青年在祭祀台上点燃了高高的柏树枝，随着一束巨大青烟升起，坡上坡下的男人们放开嗓子唱起了雄壮的祈福词。洁白的龙达从男人们手中抛向天空，纷纷扬扬地落向朝阳初升的大地。站在最前面的扎西大叔打起木犁，对着耕牛吆喝了一声，牵牛姑娘便迈开了脚步，跟在后面的开犁人也跟了上去……太阳从东边慢慢升起，山冈和树林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下。很多老人拄着拐杖，站在村委会前面的坡地上，目送着春耕队伍走向他们曾经耕耘过的大地。”整段场景的穿插描述，在活动中即交代的扶贫工作进度，旅游扶贫项目的开启，还有人们思想意识的总体变化，包括“我”的改变。
鉴于篇幅有限，很多精彩描写不能够一一列举，该书作者本身就以第一人称更具体地写了身边的事情，尝试以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避免浮泛地进行事项罗列，采取精准扶贫这根主线为纽带，以矛盾为引导，从反映农村基层群众和干部的生存状态切入，所有元素经过作者一番深入思考和组织，显得那么自然，那么灵动，透着对乡土的热爱，从住、吃、行、穿、习俗、风貌、身边人、身边事等等都刻画的非常到位，疏密有致的展现了一幅幅当代农村牧区生产、生活的生动画卷，丝毫没有牵强和嫁接感，让现实主义与乡土文艺成为一道丰盛的文化艺术盛宴。
三、现实主义与理想追求的愿景
《长征路上的扶贫人》这一书名，本身就提要式地说明了现实主义与理想追求的愿景。书中通过时空交换，罗列了红军长征期间留下的《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元帅桥》等可歌可泣的故事，把理想追求的愿景从“我”渴望再塑，到脱贫攻坚战让这里再次焕发生机的努力，由“小我”到“大我”地升华，让这谱写时代主旋律的“三贴近”变成亮点。书中的蓝红梅、夺吉局长，龙处长、小龚、曼措、村支书等等都是理想追求者的符号，这些符号托起了伟大时代地变革，成就了脱贫的千年梦想。正如文中的一段对话描写：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说上一代人的使命是创造了世界，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那么下一代人，你们呢?”我们看着索郎措明亮的眼睛问道。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完善世界。”
那么这里就回归到理想主义的愿景，该命题在该作品中以“三贴近”的形式得以完美体现，该书以“我”的所见所闻所做，前面已经例举过，很好的贴近了实际这个核心，虽然是以文学形式出现，但该书充分认识到了青藏高原脱贫攻坚的超常艰巨性和讲好涉藏脱地区贫故事的特殊重要性。特别是贴近生活的事实，仿佛就发生在读者身边，就在眼前，就在昨天氤氲未散去的时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这对让世界读懂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减贫学，打破西方主导的贫困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这就是贴近群众的最直接响应。高尔基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然和思维过程。”书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对于出现在农牧区的现实问题没有回避，比如信仰问题，精准对象地争议问题，劳动分配矛盾问题等都作了深浅不同地描述，显得非常真实，贴近了群众。比如：“索朗旺秀说：我是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五年前贷款买了大车。这几年来可以说基本没有挣到钱。一趟长途跑下来，除开本钱、补胎、加油、罚款等开支，老板给的运费还贷款利息都不够。国家的脱贫攻坚搞下来，村里统计贫困户时又没有把我们‘有车有房’的纳入扶贫范畴。有些人家即使家里有辆破车或好不容培养出来个国家干部都被视为生活富裕的人，享受不到任何优惠政策，谁也不知道我们承受的压力。现在，省级对口援建单位为我们争取项目，要在俄洛村搞牦牛养殖，这是多好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养。可我的车怎么办?总不能把几十万的车当废品处理了吧?全家人为了还贷款，打工的打工，挖药材的挖药材，连我的老父亲都上县里给单位当门卫了。”这就是基层的矛盾的最真实写照。文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我悄悄抽回了伸进口袋的手。夺吉局长黝黑的皮肤和村民们盘腿坐在地上的淡定让我羞愧不已。别人能抗击寒冷我为什么就不能?再说开会也就那么两三个小时，两年的时间我必须习惯高原的紫外线和刺骨的风霜雨雪。再说，龙处长也是省城下来的汉族干部，可他对高原狂暴的风沙毫不畏惧。相反，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的风似乎让他更加精神抖擞了。”如此真实的工作组与农牧民接触的真实场景描写，这种贴近群众的真实性，让意犹未尽的《长征路上的扶贫人》故事更具有回味性，也让这本小说具有了文学与艺术的生命力。
高尔基认为：“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意识形态——情感、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的表现。”该书所追求的愿景确实如此，作者以“三贴近”的原则，在现实中让理想的愿景得以展现。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四个多月的写作让我跟故事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在接近曙光的暗夜，与主人公一起笑一起乐。我没有刻意讲故事，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渴望用文字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渴望用文学的形式诠释一个时代命定的政治课题。”
范河川，中国文艺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会员、评论家协会会员，甘孜州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评论代表作有《格绒追美创作与藏族传统文化反思透析》《叩开香格里拉精神之门——大型歌舞剧<亚丁·三怙主>文化解读》等。
扎西措，女，藏族，笔名阿兰，四川阿坝州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0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学员。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及文学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静悄悄的雪》、散文游记《风姿绰约若尔盖》、长篇小说《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现供职于阿坝州若尔盖民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