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房的每一架书柜都搜罗了一遍，卡彭铁尔的书不见了。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很久不读的书就这样消失了。又去书店寻卡彭铁尔，找到两本，一本短篇集《时间之战》，一本长篇《光明世纪》。读卡彭铁尔真是很遥远的记忆，还是上世纪80年代。这两本书要带在去古巴的路上读，还是忍不住要先翻翻。结果出发前两天，就把《时间之战》看完了。当年觉得很新奇的写法，今天看来，已然没有什么新鲜感。实验性、观念性太强的作品，时移世易，就会迅速枯萎。出行时，只带了《光明世纪》。老习惯，去一个国家，就读这个国家作家的书。去年6月间去智利和秘鲁，带着聂鲁达的诗和略萨的小说，这回到古巴，带着卡彭铁尔，都是重读。智利的大地，是聂鲁达那些诗歌生长的土地。在秘鲁首都利马，当地朋友带着我走街串巷，去看略萨在《城市与狗》中写到的那些街道。我在秘鲁天主教大学讲座的题目是《我们都是略萨笔下的阿尔贝托》。阿尔贝托是一个军校生，是《城市与狗》中的一个角色。他因为多愁善感而开始反思生活并尝试记录，所以有着“诗人”的绰号。
所以，去古巴当然带着卡彭铁尔。
他是拉美作家中最早用超现实笔法书写荒诞现实的先驱，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之一。
《光明世纪》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革命的，受法国大革命推动而产生的美洲革命。其写法在当时也是革命性的。有意思的是，卡彭铁尔用受法国影响的艺术手法写受法国革命影响的革命，从而引起一场影响更为广泛的文学革命。魔幻现实主义的发生，有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去古巴，再读一次这本书，应该是值得的。
上了国际航班，读这本书短短的两页不到的序篇。那是预示革命到来的句子：
今晚我看到断头机重新架设起来了。那是在船头上，断头机像一扇向辽阔天空敞开的大门。
输出革命的船载着象征暴力的断头机向美洲扬帆启航。
我在机舱里读着这样的句子：
船载着我们，朝着它的方向缓缓前进，宛如陷入了昏睡，不知有昨日和明日。时间停滞在北极星、大熊星座和南十字星座之间。
那是南半球的星空，我现在正是要去到那片天空下面。和船不一样，飞机是一个闭锁的空间。客舱灯光调暗，只有阅读灯还开着，照亮书上的这些字和词。瞌睡在弥漫，从一个人开始，感染到所有人，我也读不下去了。一觉醒来，已经在阿姆斯特丹。换乘飞机。又一觉醒来，距哈瓦那只有一个半小时航程了。飞机正在飞越美国佛罗里达半岛，飞越迈阿密。正是夕阳西下时分，稀薄的云层下面，陆地上，河流和湖沼都在闪闪发光。然后，飞机来到海上。宽阔的水面反倒变暗了。从高空望下去，海静止不动，像一块坑洼不平的巨大金属板，也像凝结的冰面。《光明世纪》里向拉美输送革命的船，一定航行过这片海面。我寻找船影。有船，是万吨级赭红色的集装箱货船，从万米高空望下去，也深陷在暗绿的有着微弱金属光芒的海面，一动不动，像是被冻住了一般，而加勒比海是不会上冻的。飞机下降，海越来越近。海面上一动不动的白色变成了层层波浪，一道道涌向岸边，拍击着平缓的海岸。从北方进入的飞机，几分钟就越过了狭长岛屿的腰部，在岛的南边降落。那就是哈瓦那。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生活过的人，一下飞机就有些先入为主，在寻找回忆中那些熟悉的印迹。海关的警察、检查行李的机场工作人员，程序很严密，办事的人都带着用漫不经心来体现的优越感。去酒店的路上，来往的小汽车们大多都过了报废年限。酒店没有漱口杯，洗浴设备有问题，浴缸底的塞子不在了，把盆浴转换成淋浴的那个小提手消失了踪迹。信用卡不好使，要用现金——美元或欧元，不是换成当地现金，换成外汇券。重读卡彭铁尔是回到过去。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中，也是回到曾经的过去。真是一次双重的回返。
和当地人交谈，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突出古巴历史的分期，那就是“革命前”和“革命后”。这个时间是1959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住在革命前的富人区，如今这里是一家挨一家的旅游酒店和一些国家的大使馆。距离古巴人民生活的城区有好几公里远。
在这里读关于革命的小说，还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
在我的经验里，雨果这样的大师除外，写革命的作家总是有些着急，有些心急火燎。这也许跟题材有关，革命常常迫不及待，操之过急。但这本三百四十多页的书，却有80页从容叙述革命前一个家庭的情形。哈瓦那，一个富有的家庭在失去母亲多年后，父亲也死了。留下兄弟两个，弟弟是个身体孱弱多病的少年，名叫埃斯特万，表姐索菲娅离开修道院来照顾他们。家族的生意由遗嘱执行人打理。后来出现了一名来自海地太子港的商人维克托，强行进入他们的生活。他向三姐弟揭发遗嘱执行人正在侵吞他们家族的财产。就这么一点事，如果急于叙事，或者说只将小说理解为单纯的讲故事的文体，3000字就足够了。但卡彭铁尔足足写了80多页。而且写得那么情感丰沛，语词绵密，富于想象。到作者只在小说中讲故事，读者也只在小说中寻找故事的时候，小说就死亡了。
小说文本确实应该有故事之外的很多东西。
这本小说写了80多页后，故事才真正开始。
遥远的法国爆发大革命的消息传来，哈瓦那这座城市也开始动荡。社会动荡使得富人们感到不安。谣言四起时，由于惧怕革命，维克托和埃斯特万一家逃往乡下的庄园，接着又逃出古巴，逃往海地。
同在加勒比地区的海地也爆发了黑人起义。革命有种种形式，被压迫人种的反抗也是革命的形式之一。在这场革命中，商人维克托的产业毁于愤怒之火。当一个人失去了财产，就不再惧怕革命了。维克托带着埃斯特万来到了大革命高潮的发源地法国，投身于革命。身体孱弱的埃斯特万主要靠阅读和传播革命的宣传品来挥洒激情。维克托却是真正的行动派，以至于法国革命政权委派他率领一支舰队离开法国到加勒比地区发动革命，也就是小说序篇里写到的船上载着断头机的那支船队。法国大革命的断头机要了国王和王后的命，也要了许多革命者自己的命。现在，断头机又登船前往美洲，在海外殖民地的岛屿上竖立起来，以镇压那里的抗拒革命的保皇派。维克托前往美洲的时候，除了断头机，还带着一台印刷机，“紧张地印刷宣传小册子”。对于民众来说，这两样东西都是非常刺激的。阅读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有前所未有的冒犯的快感——冒犯上帝，冒犯神圣教会，冒犯既定的社会秩序，冒犯以前都不敢用正眼去看的上等人。断头机提供更强烈的快感：惊恐，等待高升的刀片落下；超越惊恐，当鲜血四溅，一个人身首瞬间分离。“铡刀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落下。”鲁迅曾愤怒于中国人爱围观杀头。其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不必过于自责，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这样的围观。“两个人被处决完毕……但是人群没有散开。也许是当时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悲剧节目会这样短促，那鲜血还在舞台的木板缝中流淌。人们像泥塑木雕一般，许多人为了摆脱恐惧，突然跳起了舞。”这场血雨腥风的革命中，埃斯特万的工作则是把《人权宣言》等革命文件翻译成西班牙文。只有在这些文字里，革命才显得纯净、高尚、理想而富于激情。而在其复杂的实践中，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盲目而残酷。
尤其是当法国大革命失败，那些革命者（罗伯斯庇尔们）也被以革命的名义竖立起来的断头机铡掉了脑袋。此时，拉美殖民地的革命在维克托的领导下就成了另一种样子。他要的不再是革命，而是维持自己并不稳定的统治。铁面的革命者维克托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灰心失望，内心矛盾，唯利是图，甚至厚颜无耻。”
权力是革命者的宿命。
正由于此，埃斯特万离开了维克托，离开了变异了性质的革命，回到古巴，回到了哈瓦那，过回他革命前有钱有闲阶级的生活。我在哈瓦那的这几天时间里，也曾在那里走街串巷。我以为会在什么地方遇到古巴人自己的伟大作家。但遇到的都是美国作家海明威：海明威去过的酒吧、海明威住过的饭店、海明威驾着游艇出海钓鱼的海湾、海明威豪华的旧居，但没有卡彭铁尔。不像几个月前在秘鲁，在利马走街串巷，陪同的当地朋友会告诉你这就是略萨《城市与狗》中那些军校生们到过的某某街、某某巷。哈瓦那有很多殖民时期的老建筑，我想，其中的某一幢，或许就是卡彭铁尔笔下埃斯特万家的原型。但没有人提到这个。对一个外国游客来说，真正的古巴沉默着，明白显现的是收取外汇券的朗姆酒和雪茄烟。
哈瓦那港口两旁至今还耸立着西班牙殖民者建造的城堡与炮台。
我站在那钢蓝色的海边时就想，对革命心灰意懒的埃斯特万就是从这个港口归来。而他的表姐索菲娅却又离家出走，在这个港口登上了一条远航的船，去投奔那个变异了的革命者维克托。她参加革命的方式，就是献身于自己崇拜的革命者。在那个已从革命者堕落为独裁者的维克托的床上，“索菲娅惊喜地发现了她自己的性感世界”“整个身子因委身于人而欣喜若狂”。
这种狂欢也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她很快就发现，维克托并不是那些宣传激进革命思想的小册子中的那种革命者。于是，她离开了他，乘船前往欧洲。埃斯特万和索菲娅姐弟俩对维克托的失望正意味着革命的破产。
小说结束时，索菲娅和埃斯特万在马德里离群索居。这时，西班牙也发生了革命。索菲娅和埃斯特万走上街头，在流血冲突导致的大混乱中，从此消失不见。
古巴是革命之地。除了卡彭铁尔笔下的那次革命，1959年，古巴又一次革命成功。这次革命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革命建立的政权一直延续到今天。哈瓦那城里，四处都有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切·格瓦拉的画像，戴着贝雷帽，叼着雪茄烟。他是中国大城市部分青年人的偶像。格瓦拉献身在丛林游击战中，他的中国崇拜者大多沉迷在喧闹的酒吧里。一天晚上，我的西班牙文翻译、从墨西哥来的莉娅娜带我去了一个喧闹的酒吧，墙上陈列着前卫的摄影与绘画。人们在重金属摇滚中摇动身子，手中是一杯朗姆酒或薄荷酒“海明威喜欢的酒”。这样的场合里，很少古巴人，大多是我们这样的外国游客。在这里，又无数次看见切·格瓦拉，在光头或小辫男的背上，在穿着暴露的女青年的胸前或胳膊上。在这里，革命就是试图颠覆一切审美秩序的摇滚歌手声嘶力竭的呼喊。
走出这样的场所，那是一个另一番景象的世界。
在我到达哈瓦那的第二天，传来一个消息，古巴革命领导者的大儿子因患抑郁症自杀了。也许他也像卡彭铁尔笔下的埃斯特万，对“革命”感到厌倦了。
一周时间，白天，我在革命后的世界中游走；晚上，在房间卧读《光明世纪》。书里的革命是充满激情的，是富于献身精神的，闪烁理想主义的灿烂光芒，生命原始活力的光芒。革命后的社会景象却是如此苍白而荒凉。在卡彭铁尔笔下，革命的领导者承诺了很多东西，但在革命后，却一项都不能兑现。即便暂时兑现，又都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收回了。革命者堕落为当权者，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会被新的革命者所动摇。
现在，再有10分钟，就到了退房时间。
在这个房间，6天时间，我终于读完这本《光明世纪》。再见，卡彭铁尔！再见，古巴！
晚上7点，飞机升空。夜幕已经笼罩了这个岛国。贴着舷窗向下俯瞰。我得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如此灯光黯淡。睡不着，躺下来再读《光明世纪》中的一些段落：
两天过去了，每天都在谈论革命，索菲娅惊讶地发现她自己对此话题竟如此狂热。谈革命，想革命，在思想上深入革命之中，就会获得一点世界主人翁之感。
既然一望而知，这样那样的特权必须取消，那就取消它；既然此类压迫是可憎的，那就采取措施加以反对；既然判明此要人是无耻之徒，那就一致判处他死刑。一旦地基清扫完成，即着手建立“未来之城”。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革命，也描摹过不止一座“未来之城”的蓝图，只是那些理想之城尚未出现。每一个世纪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光明世纪，但那个光明世纪尚未出现。
原刊于《文艺报》2021年9月17日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坝藏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月光下的银匠》《蘑菇圈》，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大地的语言》等。曾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