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1年结束，面对着一年来的诗歌我想到了四个关键词：生长点、开放性、历史化以及总体性。这一年，《特区文学·诗》《白鲸》《四川诗人》以及微信版的《真悬》创刊。这一年，“深度意象派”的代表诗人罗伯特·勃莱、波兰伟大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以及白航、未央、叶廷芳、管管、傅天琳、胡续冬去世……
新时代诗歌：文化空间与生长点
诗歌的多元社会文化空间、体量庞大的诗歌创作人口和产量以及活动化、大众化、电子化、交互性的多元传播渠道成为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是新媒介的参与使得“刊+网+微信公号+诗人自媒体+短视频”的立体传播生态链已然成型。2021年，《诗刊》社与快手短视频平台合作推出“快来读诗，一起读《诗刊》”的诗歌朗诵活动，除了诗人之外很多行业的诗歌爱好者参与其中，已推出2500多个视频，播放量超过1.5亿。
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在整体性的时代大势面前，“新时代”已然成为评价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化装置，比如《诗刊》的重点栏目“新时代诗歌”、主题诗歌重点出版工程“新时代诗库”、长效活动“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以及编选的《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这不仅是时代的认知原则，也是美学的批评原则。新时代背景下诗歌写作美学及其生产和传播形态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诗人的写作身份越来越呈现出非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特征，诗歌介入时代以及大众参与诗歌的程度不断加强。
当代中华诗词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强化诗歌与现实表达的互动关系，日常化经验和时代新变的景观以及新鲜的语言方式、修辞技巧给传统诗歌创作带来活力。《我们的战疫——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诗词选》的出版整体展示了当下诗词创作对时代的抒写以及诗人的担当精神。中华诗词学会推出《“十四五”时期中华诗词发展规划》，涉及新时代背景下中华诗词发展的“九大工程”，即诗词精品创作工程、诗词评论与研究工程、诗教质量提升工程、诗词人才队伍建设工程、诗词出版与传播工程、诗词组织建设工程、诗词工作联动工程、学会领导成员和会员学习提高工程、诗词网站联动共享工程。
刘年在自然面前充当了漫游者和行吟诗人的角色，而龚学敏则在诗集《濒临》中以“遥远的目光”的方式重新对话世界主义和后工业背景下的生态、自然、物种以及历史问题。《濒临》整本诗集涉及到的近80首诗作都是在“濒临意识”和“生命文化”统摄下建构起来的主题性文本。龚学敏关注于一个个“动物”的命运分析，但不是急于建立单一的“生态伦理诗学”，而是通过生命文化、精神谱系和“词典”的方式提供了现象学还原以及剖示化的深度描写。当“濒临”意识一次次在文本中猝然降临的时候，诗人还得一次次借助强大而分裂的心象、主题意识、精神元素、文化原型以及个体主体性的幻象来完成一次次的缝合、弥补和重构的过程。
近年来的军旅诗歌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写作潮流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而更多是以碎片和个体的方式进行，但丁戎耕的二十四行体诗集《山河边关记》是一个重要收获。这些“新边塞诗”印证了诗歌的“记忆”功能以及一个诗人在独龙江哨卡、边关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履历。丁戎耕的这些“记诗”基本都是围绕着云南滇西北独龙江边关哨卡的空间展开的，是精神视野的一次次聚拢也是一次次辐射。
赵目珍以24位当代活跃的“批评家诗人”为切入点，为理解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而有效的视角。从代际更替来说，“70后”和“80后”已经算是老一代了。吕煊、芦苇岸主编的《70后代表诗选》收入30多位诗人以及4篇“70后”诗歌研究专论。陈丙杰则撰写了“80后”诗歌的批评专著《内心的火焰：中国80后诗歌研究》。以“90后”、Z世代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写作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青年诗人已然成为新的增长点。
2021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时代主题成为写作热潮。高鹏程的《蔚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杨克的《以模具制造簇新的世界》以及龙小龙《以追光者的名义》关注新工业、新科技所激发出来的新鲜写作经验，刘笑伟《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以及李木马诗集《高铁，高铁……》以铁路和交通为切入点凸显了新时代的速度景观，龚学敏的《大江》、王自亮的《长江传》以及冉冉的《大江去》聚焦于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休戚与共的血缘关系以及未来图景。其中王单单结合了“抗疫”“扶贫”双重视域的主题诗集《花鹿坪手记》受到业界广泛认可。新冠肺炎疫情成了显豁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当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整个世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被“隔离”“封闭”“居家观察”有了更深的感受之后，以吉狄马加、叶延滨、梁平、雷平阳、张执浩、陈先发等为代表的诗人并没有做旁观者或草率的处理“现实”者，而是在同类题材的写作中维护了语言、修辞、意志和思想难度的自觉。总体来看，“抗疫诗歌”在个人与疫情、诗学和社会学的深度对话中重新激活了及物能力以及现实精神。这是诗人和生活在现实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化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精神共时体。
少数民族诗歌和新工业写作
很多少数民族诗歌无论是在精神型构、情绪基调、母题意识还是在语言方式、修辞策略、抒写特征以及想象空间上强调了对宗教、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和地方性知识的敬畏态度和探询精神。少数民族诗人非常关注环境、生态和故乡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它们不单是空间维度的而是对应了历史、民族、文化、时间和心理体系。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少数民族诗歌展现出新的诗学气象、思想景深和精神流变，凸显了诗歌写作的时代感和总体性趋向。“诗”和“歌”在他们这里是合二为一的，比如倮伍拉且、鲁若迪基、阿卓务林、萨仁图娅、娜仁琪琪格、吴颖丽、郑刚、额·宝鲁德、宝音塔米尔、马英、帕米尔·阿斯勒别克、托尔坤·莎依特、努尔托乎托·杜巴纳勒、克里木·铁木尔、祖拉·拜先纳里等人的创作。沙冒智化的《掉在碗里的月亮说》和张远伦的《和长江聊天》展现了年轻一代少数民族诗人新貌，既有持守中的民族精神和现代性视野下的文化乡愁，又在写作技艺、语言以及思想深度方面呈现出开放的特质。沙冒智化十多年坚持用藏语和汉语写作，从母语到汉语的转换、对话甚至融合、龃龉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尤其对于诗歌来说语言要素甚至是第一位的。如果从语言的边界、构成以及使用技巧来说，沙冒智化的一部分诗仍然逸出了我们惯常理解和接触的汉语，带有阅读时的阻塞感以及藏语转化时的陌生感。张远伦的“长江抒写”则体现了精神测绘和诗歌认知学。
在新工业、新兴行业和新科技的加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的产业工人，而工人的社会境遇和工业诗歌的丰富性和崭新经验以及精神质素亟须从评论、出版和传播的各个层面予以观照和总结。《先锋：百年工人诗歌》收录了1918年以来的100多位诗人的代表诗篇。回溯百年历史，工人诗歌在斗争的火焰中诞生、淬炼，在建设的大潮中启航、扬帆，他们通过火热或深沉的诗行诉说着历史，讴歌着一代又一代令人感佩的工业英雄以及时代楷模。围绕着新时代的工人诗歌，我们会经由工人、工厂、机器、生产线、工业园区、城市、郊区、城乡接合部、农村、交通网络、电子屏幕等看到新工业和全球制造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后工业时代产业工人心理的嬗变。
开放性、历史化：译介与选本
诗歌的开放性体现在诗歌的跨语际、跨区域、跨文化的译介、交流和传播以及不同标准的诗歌选本的推出。
2021年的诗歌译介仍保持了高速的发展态势。目前的诗歌译介和研究大体分为国外的输入式译介以及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中国传统诗学典籍、古代经典诗人以及中国新诗在海外的译介，中国的少数民族诗歌在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2021年，代表性的译介主要有《新译外国诗人二十家》《新九叶·译诗集》《龟岛：斯奈德诗集》《大火·拒绝天堂：吉尔伯特诗集》《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华莱士·史蒂文斯诗全集》《我们季候的诗歌——史蒂文斯诗文集》等等。中国诗歌对外传播主要有大流士·托马斯·莱比奥达《永不熄灭的火焰——吉狄马加诗歌评传》（张振辉译）、波兰文版的《中国当代诗歌选集》，西班牙文版的《中国当代女诗人》和《山水无尽——来自长江的诗》。40位中国当代诗人作品《塔：中国当代诗歌选集》译成西班牙语在哥伦比亚出版。
当代诗歌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在诸多的诗丛、选本和年鉴中得以充分体现。“凤凰诗库”“标准诗丛”“中国好诗”“雅众诗丛”“磨铁读诗会”“常青藤诗丛”陆续推出了多多、芒克、杨炼、王小妮、海子、骆一禾、张枣、吉狄马加、西川、韩东、于坚、欧阳江河、王家新、吕德安、宋琳、杨黎、翟永明、李亚伟、徐敬亚等数十位代表性诗人“四十年”或“三十年”的自选集。这些总结性的诗人自选集都在整体性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写作的个人风格和总体面貌，也对我们总体性认识四十年间的诗歌提供了重要切口。从“四十年”或“三十年”的历史维度出发，面对整体性的文本以及相应的阅读和评判，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当代”眼光，还要具备“历史”眼光，也就是需要将其放置在历史谱系和动态性的话语体系中考察其特性和功能以及影响力，尤其需要考察他们与前代诗人、后代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是否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小传统”。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又绝对不可预测的标准，这个就是“未来性”，亦即一代人中到底有谁最终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囿而抵达未来时空和未来读者，这才是写作的有效性和活力。
我们期待的并不是一个时代出现了多少写作者，一个代际或世代出现了多少诗人，而是要看到底生产出了多少具有绝对重要性和区别度的标志性诗人和文本。这些诗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极诗人”“总体性诗人”或“诗人中的诗人”。于坚的“便条集”“棕皮手记”、臧棣的“丛书”“协会”“入门”“简史”“诗歌植物学”、雷平阳的“记”“云南”系列、陈先发的“九章”和“枯”诗学以及胡弦、沈苇、谷禾等人的“运河”系列组诗印证了每一个有抱负和终极冲动的写作个体都在为一本“终极诗学词典”增补充属于自己的词条，为成为“总体性诗人”的最终目标而努力。
结 语
2021年岁末，诗人向以鲜出版了近44万字的杜甫评传《盛世的侧影》。当以终极意义和历史性、共时性和未来性来衡量当代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杜甫”或“李白”在哪里？也许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同时代人当中，也许这一切未为可知。
原刊于《文艺报》2022年3月2日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博士后，供职于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