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徐琴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藏作家中，色波和扎西达娃一起是较早开始借鉴域外文学经验，进行新小说实验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重视故事情节的营造，而是以清漠冷静的文字把世俗真实的西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其作品中，没有凡世的喧嚣和温情暖意，也并不关注大的历史的风云动荡，更没有神秘的魔幻，而是重在从精神层次上对个体孤独处境的描写，对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沟通的刻画。蕴藏在其文本之下的是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人之生存本相的哲理探讨，特别是对普通人生存困境的挖掘和展现，使他的作品具有普世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意蕴。
1975年色波在内地上完大学即被分配到十分偏远且交通极为不便的墨脱行医，在这里，他开始了小说创作，1979年《海螺号响了》写成，1982年发表在《西藏文艺》第2期上，小说描写门巴族地区新形势下崭新的变化，指出农民只有靠勤劳致富才能带来美好的生活。接着在《西藏文艺》1982年第3期上色波又发表了一篇门巴族题材的短篇小说《乌姬勇巴》，继续歌颂了党的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美好生活。这些早期作品在题材和意旨上，可以说是对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手法的继承。然而色波并不满意自己的早期创作，认为那仅是试笔而已。在调到拉萨后，正值西方各种文艺思潮传到中国之际，色波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作家的创作，对西方现代派技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说：“外国现当代作家那种不断挑战人类极限创造力的写作冒险，是我最终决定改行写小说的重要因素。”1因为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强烈爱好， 1983年色波弃医从文，先后在《拉萨河》、《西藏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1989年调入西藏作协任副秘书长，色波积极地实践自己的创作主张，他的小说显现出独特的魅力。
在小说创作方面，除过早期的三篇小说之外，色波还有发表在《西藏文艺》《西藏文学》上的《传向远方》《竹笛·啜泣和梦》《幻鸣》《永不止息的河》《在这里上船》《昨天晚上下雨》《八月是个好季节》《星期三的故事》，以及发表于《收获》上的《圆形日子》等小说。从《传向远方》开始，色波就开始踏上了艺术探求之路。他不断地在结构、语言、叙事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而正因为这样的探索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些作品在刚开始发表时引起很大的争议，评论界对其相对有限的评论声音也褒贬不一。
当透过岁月的雾霭，重新去回顾那段西藏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时，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色波在西藏文坛上的独特意义所在。色波的小说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在内容上他并不迎合读者对雪域西藏神奇浪漫的期望，也没有盛极一时的魔幻意味，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精神思考，执著地对个体生存困境进行探讨；在艺术上，他不断地创新图变，将现实生存困境与西藏宗教意蕴相联系，创造了独特的圆形叙事。深谙这一时期西藏文坛状况的评论者张军先生曾指出：“如果说扎西达娃有一些马尔克斯式，那么色波则更为博尔赫斯化。他不太理会读者，他的小说更像是他对一些抽象概念的思索的艺术化产物……他的个性远比扎西达娃浓郁，这倒并不是说他的个性特征一定比扎西达娃强烈。但他肯定比扎西达娃更难为人理解。”2他的创作从细微的感受出发，与灵魂对话，挖掘个体的生存困境，进行着出离西藏的思考。
首先色波的作品对西藏现代生活的真实状态进行了描写，注重精神状态的刻划，揭示了深层次的人类孤独感。他将这种孤独感抽象的形之于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与现实世界的疏离和浓厚的孤独意识。而这种孤独感是与色波的出身和经历分不开的，马丽华在《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中写道：“色波的出身和经历与众不同。他小时浪迹天涯，就有无根感；父母各自再成家，又有无家感；后来他自己又离婚又再婚（这其间有多少人间烦恼）；尚未怎样成年，发配般地去了与世隔绝的喜马拉雅南麓全中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先是当医生，把人的五脏六腑看个清楚，后来当作家，又把人的心理分析得透彻，还有什么比这糟糕的，只差看破红尘，索性出家了。”3色波的这种经历，使得他对现实世界采取回避与疏离的态度，在作品中他更多展现的是普世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对此，张军在1989年就有类似的表述：“同是藏族作家，他不像扎西达娃那样怀着强烈的理解渴望去熟悉自己的民族，他只是利用这个民族的生活现象来进行他的超越西藏的沉思。”4这样一种对个体生存困境和孤独处境的描写无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普遍的精神命题相契合，就如波德莱尔、里尔克、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也均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了浓厚的孤独意识和对个体生存的荒谬之感。色波曾说自己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多一些，“我还从国外小说中读到了许多人类的共同经验和情感，这跟我们的教育中动辄强调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异完全不同。这至少意味着，我一方面可以对我感受到的西藏产生信赖，另一方面，利用西藏的特殊材料写出来的小说也可以不只是‘西藏的’。”5色波渴望用心灵来与读者拥抱，他要展现的是世俗西藏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里的人们和其它地方的人们一样有着生之孤独和无奈。在《传向远方》中，嘎嘎大叔的女儿离家出走，他十分思念女儿，几乎每天都到山口榕树下呼唤远方的女儿，但乡亲们却对此都表现出麻木，人与人之间彼此疏离，没有人关心他的处境，嘎嘎只有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耕种之中，无望和孤独伴随着他，直到他醉酒失足跌入雅鲁藏布江之前的最后一声呼唤才引起了人们对他存在的关注。人与人之间是隔膜的，个体永恒的孤独是常态。《幻鸣》讲门巴青年亚仁从印度回来找寻父亲，经历许多艰难，最终一切都是幻灭。孤独的亚仁要寻找亲人来慰藉自己的灵魂，可面对的事实是父亲早已去世，而可悲的是他还要在这令人伤悲的环境继续生存下去。《竹笛、啜泣和梦》则营造出更为阴冷悲怆的情调，老人的四个伙伴都死了，只留下孤独无助的自己和一只竹笛，只能吹着这不成调的曲子生活在怀念之中，然而我们却不无悲凉的看到孤独的老人所怀念的不过是四只动物，浓厚的孤独无助撞击着读者的心灵。在《圆形日子》里，女儿不知自己的生父是谁，但母亲却经常去探望一个活佛，敏锐的女儿感受到不解和痛苦。她想买一件健美服，但却因为母亲去探望活佛耽搁了时间，喜欢的衣服卖光了，女儿十分灰心。虽然母亲最终替女儿买到衣服，然而伤心的女儿已经走很远了，母女两人均因为不能得到彼此回应而陷于伤心和孤独之中。在色波的作品中，人与人之间是不能相通的，个体的孤独是永恒的，漠然和无助是人之常态。母女心灵是不能沟通的，嘎嘎大叔对女儿的呼唤是无望的，亚仁对父亲的追索和老人对温暖的追寻都是没有结果的，个体之间是相互背离的，呼唤和找寻带来的只是痛彻心扉的无底绝望，所以更真切地传达了生之孤独与无奈。色波在现世中也宁愿远离尘世与喧嚣，他的作品更是显得孤冷凄清，在退回到心灵的冥想中，色波在他的作品中去展现了人类深层次的孤独感。
作为一名藏族作家，虽然色波并不刻意地去展现藏域特色，然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积淀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藏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潜在地成为色波小说创作的底色。信仰藏传佛教的民众相信，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人在他的肉体死后，灵魂会转化为其他的生命形式，生死轮回，生生不息。对生命轮回观念的认识也潜在地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形态来表现，比如捻佛珠、转经、转山转水转佛塔等。色波深刻地领悟了藏族人宗教信仰和生活仪式中的这种圆形意蕴，创造性地将其熔铸在他的作品之中，他冷静地审视现实，以从佛教轮回观中顿悟到的对现实人生的看法来表达他对于生命存在、命运遭际的思考和感悟，并将其展现在艺术形式上。
在《幻鸣》中亚仁回乡寻找父亲，他很疑惑为什么母亲会离开父亲跟叔叔私奔。但是，他所有的寻找，不过是发现了悲剧的轮回，自己的悲剧和父亲的悲剧不过是同出一辙，而所有的一切却无法改变。在《在这里上船》中，作者更鲜明地呈现了他对圆形意蕴的思考，他是通过重复性的话语来凸显的，几个青年人过河去游玩，早晨下船时船夫对他们说：“回来时你们在这里上船”。晚上回来下船时，船夫又对他们说：“明天你们在这里上船”。明天将会是今天的继续重复，今天是昨天的重复，人就生活在这个循环之中，不断地重复，不断地画着圆圈，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身在西藏，对藏民族精神信仰的了解和思索使得色波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循环往复的圆形世界。
不仅在人物命运、作品意蕴上，色波执著地表现着圆形意识，而且在叙事结构上，色波的小说也有意呈现着一种圆形循环模式。在《在这里上船》中“回来时你们在这里上船”与“明天你们在这里上船”是一种首尾对应的结构模式。《圆形日子》中的开头女儿呼唤妈妈和结尾妈妈呼唤女儿也是一种前后的呼应。另外《幻鸣》中的“我”闻着笛声而来，又听着笛声而去，同样也展现了一种圆形的结构和叙事。另外，在其作品中，也常可见关于圆形的描写，如“黑色的太阳嵌在红色的天空正中，像圆心。”“他慌了神……在那里转圈。”“艺术馆与铁栏之间一条环形水泥雨道，一些手摇经轮的老人在环形道上围着艺术馆转经，从舞会售票处传来的圆舞曲，给他们旋转的经轮搅得更圆了。”通过这些带有鲜明象征意味的符号化的描写，呈现了色波的独特发现，彰显了对生命轮回和圆形意蕴的思考。因佛教轮回观的影响，色波认为生活就像一次次圆周运动，周而复始，所有的追求和寻找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折腾，人生是徒劳的，所有的呼唤、探求和温情都是得不到回应的，是无意义的，生之本相是灰色的。所以马丽华说色波是“活在灰色封闭圈中间”，而目光锐利的评论者张军却说色波进行着“超越西藏的沉思”。
色波和扎西达娃一起是西藏新小说的领军人物，是西藏新小说的积极实践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藏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在西藏，他与扎西达娃一道是最先开始从域外进行学习和借鉴的作家，所以当雪域高原上，新小说旋风刮起之时，马原说：“其时色波己经不是新手了……已经在西藏这块年轻的高地上，与扎西达娃与另一位在拉萨的作家金志国共同撑起了一角新鲜的小说天地。”6但色波显然又是独特的，他的作品因对生命本真的思考与对普世人生的关注而与当时的其他新小说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
色波积极地践行自己的创作主张，为80年代西藏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域，即关注人类生存困境，执著于小说文体实验。他从藏民族宗教信仰中顿悟出新的思考点，他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西藏并不仅仅只有神奇的风光和神秘的宗教，这里同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一样，同样有着世俗人生的纷扰和无奈。这种对西藏现实生活真实状态的描写和精神性的概括，使他的作品显现出洞彻现实的智慧之光，对人生永恒困境的描写和探求，使他的作品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注释：
1.色波：《遥远的记忆——答姚新勇博士问》，载《西藏文学》2006年第1期。
2.色波主编：《西藏新小说》，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页。
3.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4.张军：《如魔的世界——论当代西藏小说》，见《西藏新小说》1989年版，第451页。
5.色波：《遥远的记忆——答姚新勇博士问》，载《西藏文学》2006年第1期。
6.马原：《序》，载《西藏文学》1993年第2期，第120页。
节选自《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藏族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民族文学研究》《青海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文化身份的建构与书写——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等。主持 “当代藏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建构研究”“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色波，藏族。曾任《拉萨河》编辑、西藏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西藏自治区文联专业作家、《西藏文学》副主编、《成都文艺》主编等职。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曾被译成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匈牙利文、捷克文、德文和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