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尘埃落定》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引发了中外学界的持续关注，许多西方学者借此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尼姆罗德·巴拉诺维奇（Nimrod Baranovitch）就是其中之一。这位任教于以色列海法大学（University of Haifa）亚洲研究系的著名教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先后在《亚洲研究学报》（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和《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成果，其中，《西藏往事的文学释放：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非传统叙事》（Literary Liberation of the Tibetan Past：The Alternative Voice in Alai's Red Poppies）是他对《尘埃落定》以及西藏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本文以巴拉诺维奇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为中心，针对海外学界对阿来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做初步的探讨。

一、不一样的西藏解读

        《尘埃落定》在海外出版后，小说中一些涉及暴力和性的情节引起海外学者的讨论，以何种角度理解这些情节构成了有趣的文学景观。但巴拉诺维奇认为小说并非宣扬暴力，而是以暴力为底色渲染复杂的人性，比如割掉翁波意西的舌头的时候，主人公对此并非无动于衷，小说对他的心理有非常细致且深入的刻画。尽管有时阿来在小说中呈现了原始的性欲，但它往往被赋予积极的含 义。对此，巴拉诺维奇以文中主人公和卓玛的感情线为例进行了分析。主人公是土司家的二少爷，卓玛是奴隶，从理论上来说主人公可以随意支配她，但是他同意卓玛离开他嫁给银匠，“年轻的主人对他心爱的仆人的投降显示出他对她的需求及欲望的极大尊重”，阿来为主人公塑造了复杂且敏感的性格，这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暴力和原始只是小说的一层底色，而不同角色之间的勇气、忠诚和爱情，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这些，巴拉诺维奇认为阿来在小说中颂扬了西藏文化的独特性，“小说……被崇高的价值观和理想所主导，比如强大的荣誉感、勇气、忠诚和正义感”。旺波土司派来的小偷被麦其土司的头人抓住，小偷在临刑前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毫不畏惧死亡。在他看来为主人牺牲是一种荣誉，此刻他不仅是个小偷，还是忠诚的战士，正是这种气质打动了麦其土司的长子，他破例应允了小偷提出的最后请求，将他的头颅派快马送还给他的主人以表忠心。后文揭晓谜底，红罂粟种子藏在小偷的耳朵里，旺波土司利用这种方法数次获得麦其家的种子，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好战精神和英雄气概相互交织。巴拉诺维奇认为，阿来将这些主题以全新视角呈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西藏文化观和价值观。

        更进一步地，巴拉诺维奇认为阿来笔下不完美的西藏挑战了西方对藏族文化的刻板印象，并与西方想象中超凡脱俗的、精神上的“香格里拉”进行了碰撞与对话。“几十年来，这种精神形象一直主导着西方大众对西藏的想象……这一形象常常导致西藏人被描绘成被阉割的柔弱僧侣。”巴拉诺维奇所说的“香格里拉”源自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希尔顿从未到过西藏，他对香格里拉的构想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文化危机的映射，是西方逃避战争、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精神需求，同时也是东方主义的表征之一。周宁教授认为，西方一直有两种东方主义，其中一种是贬低、排斥东方的东方主义，另一种是仰慕、憧憬东方的东方主义；前者明显，后者隐晦。而在后一种东方主义中，“香格里拉”是意识形态上的乌托邦，这种印象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的西藏。显然，用“充满幸福与智慧的乐土”来描绘解放前仍处于封建农奴社会的西藏，是远非贴切的。巴拉诺维奇认为，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呈现了那个时代一个更加立体的西藏：极度善良的人民与极端贫困的生活，农奴制、毒品和贵族的权力倾轧。香格里拉不能代表西藏，真实的西藏不应成为一种缺席的“在场”。

        为了支持这些观点，巴拉诺维奇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搜集了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论文中被引用，佐证了《尘埃落定》中的细节：自由人随时都有沦为奴隶的风险，行刑者使用酷刑处决犯人，土司之间常因争夺财富而短兵相接；等等。但当深入研究时，他发现这些史料大多是1949年后整理编纂的中文资料，有些很简短，有些“对于事实的论述不够详尽，且存在许多空白”，这对他的研究造成一些困扰。关于这一点，首先是现存相关文献记载较少，藏语文书的编纂大多由以僧侣为代表的贵族阶级掌握，多用于记载宗教事宜，历史记载少之又少，受此影响，关于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研究“相对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较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甘肃省藏学协会副会长阿旺嘉措教授也指出：“藏文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很多领域属于‘冷门绝学’，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很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群体偏小，个别领域甚至会出现无人继承的濒危状况。”其次，藏语材料在“走出去”的时候还受到翻译水平的限制，包括藏语文学在内，在翻译时通常先译为汉语，再翻译成英、法、德等其他语言，资料翻译存在“时差”。藏文历史资料在学术共享上面临双重限制，海外学者很难接触到丰富的史料及其他学术资料，这增加了他们了解西藏历史的难度。或许只有进一步搭建学术共享平台，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巴拉诺维奇在研究中尊重小说的文化背景，与那些在小说中搜寻香格里拉残片的研究者不同，他认为旧西藏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有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规则和逻辑，仅凭现代法律和制度来评判《尘埃落定》中有关忠诚、爱情与家族荣耀的价值观是不合时宜的，小说在奇观背后依然有闪耀的人性之光，这是作品深深打动读者的地方。

二、以少数民族身份看待作家创作

        巴拉诺维奇认为，阿来凭借《尘埃落定》加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以回忆和反思为主题的作品并不罕见，但是在西南区域的历史和文化题材上，阿来等少数民族作家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体验直接取材，这让他们在创作中呈现出与汉族作家不同的叙事风格。在他看来，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其民族身份的表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化结构，表明“当代中国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巴拉诺维奇认为《尘埃落定》的成功与创作语言的选择有着紧密联系，鉴于阿来的其他作品与《尘埃落定》一样都是用汉语书写的，他认为阿来通过汉语写作这种策略打入了主流文化市场，在争取到更多读者群体的同时建立了个人文学声誉。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使用汉语作为创作语言，这在文学创作中并不罕见，许多藏族作家比如扎西达瓦、桑杰才让等也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西藏文学不只包括藏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从范围上来讲，应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本地区藏族作家用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二是本地区藏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三是内地来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字作品。然而，在西藏文学研究中，以何种语言进行创作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阿来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英国，有人来说，一个藏族人怎么能用汉语写作？我反问，在同一个会场内，怎么没有人去问一个印度作家为什么要用英语写作？”这一质问体现了现阶段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将西藏文化与藏语进行绑定的现象。阿来的创作一直受到汉藏双语的滋养，他在《自述》中说道：“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保留了藏语词汇和语言习惯，他的文字具有浓郁的西藏风情，藏语丰富的口传文化融合汉语多样的书面表达，构成了阿来在语言风格上的独特风韵。

        对此，我们认为，巴拉诺维奇等学者对阿来的民族身份和创作语言予以关注，其实是关注藏语所代表的独特文化。对于海外读者来说，藏语除了语言本身的内涵，还具有超越文字的文化内涵，它与雪域高原的景观共同构成一种表征，被建构为一种带有神秘魅力的文化符号，是海外读者对西藏“神秘”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神秘源于无知，一旦被理解，神秘也随之被打破”，这种由语言符号构筑的文化神秘性，随着世界各地交流愈发频繁也必将被祛魅。在这种神秘的面纱之下，阿来创作的西藏文学并非只是一个民族的概念，更代表一种关于爱与恨、生与死的文学精神与人文关怀，阿来对人性的剖析如手术刀一般锋利，这些内涵不因创作语言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在分析阿来的创作语言时，巴拉诺维奇也有一丝担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阿来必须迎合汉族读者的情感和口味，而不是迎合藏族同胞的口味，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 懂汉语。”有趣的是，巴拉诺维奇在文中引用了一段阿来在采访中的回答，这段回答对他提到的担忧做出了某种回应：“我认为这本书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自己以外的事物……愿意采取一种理解和尊重另一种文化的态度……这也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文化多样性的能力有关。”作为一部兼具艺术性和通俗性的作品，《尘埃落定》符合汉族读者的情感和口味，不等同于阿来在创作过程中以迎合读者意趣为先导。《尘埃落定》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阿来对汉语文化的妥协和迎合，不如说是因为汉语文艺工作者和文化消费群体对藏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积极而主动的认知态度。《尘埃落定》作为区域文学的一部分，展现了历史环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学沟通构成了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这从当时全国上下的“西藏热”也可看出。

        由此可见，巴拉诺维奇重视阿来及其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挥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风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语言之间的互动相得益彰，但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封闭的，藏族作家的创作不应受到创作语言的拘囿，对藏族作家作品的品鉴应该以内容而非创作语言为对象展开。

三、从“红罂粟”解析悲剧性结局

        在分析小说中的悲剧性结局时，巴拉诺维奇认为“红罂粟开启了土司世界的灭亡”。在巴拉诺维奇看来，麦其家的荣耀与红罂粟紧密相连：麦其土司从汉人身份的黄特派员手中得到红罂粟种子,接下来麦其土司靠着种植红罂粟迅速致富；罂粟带来的财富引发了土司之间的争斗，土司们争相种植罂粟；罂粟的蔓延又引发了土司世界的大饥荒。巴拉诺维奇认为，汉人通过传播红罂粟破坏了土司世界的宁静与平衡，最终导致土司制度的崩塌。

        巴拉诺维奇以汉藏关系为出发点对红罂粟进行解读，这种解读以小说情节为根基，然而结合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看，罂粟在阿坝的传播和蔓延是当时各方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地由汉人导致。鸦片、罂粟种植与烟草贸易均与近代西藏的文化变迁有关，西藏地处高原，地理位置偏僻，直到19世纪晚期，西藏与外界的自由贸易才广泛展开，其中就包括了烟草贸易。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吸烟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是不道德的，“西藏佛教禁止烟草的传统一直是存在的”，禁烟是西藏文化的特色，但这并没能抵挡英国在贸易上的入侵。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并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西藏随之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20世纪初，与西藏毗邻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就大量种植、贩卖烟草与鸦片等作物，这些作物随着边境贸易流通到西藏境内。同样，鸦片在与西藏邻近的地方都很普遍，“在那里，塔钦鲁镇是鸦片从缅甸到云南和四川的主要中转站，并因鸦片烟馆的盛行而臭名昭著”。英国人将鸦片带到中国，即使已有“虎门销烟”肃清鸦片，但在《尘埃落定》中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战争、变革此起彼伏，动荡的社会环境使鸦片一直未禁绝，而巴拉诺维奇仅从民族角度对红罂粟进行分析未免有失偏颇。

        此外，巴拉诺维奇选择从红罂粟进入文本或许是受到译本的启发。他在研究中采用的小说译本是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及其夫人林丽君（Sylvia Li-chun Lin）合译完成的，该译本于2002年由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曾被《洛杉矶时报》列为年度畅销书籍。在翻译中，葛氏创造性地将书名《尘埃落定》译为《红罂粟》（Red Poppies），这是一种易于西方读者接受的翻译策略。如果将《尘埃落定》译为The Dust Settles，英语读者可能无法直接理解它在中文语境中“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这一 内涵。次年，葛氏在译作再版时增加了副标题，即《红罂粟：一个藏族传奇故事》（Red Poppies：A Novel of Tibet），使小说与“藏族”这一文化标签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一些学者据此将小说看作一部反映真实西藏的非虚构小说，巴拉诺维奇也不例外。红罂粟“并不是书中最重要的意象，也不是书名最贴切的翻译，但它是最引人入胜的选择”，巴拉诺维奇以“红罂粟”作为进入文本中藏族世界的入口，这种方法未尝不可，但他没有完全理解译名的多重含义。

        葛浩文夫妇在对书名进行再创作时，将书名中的陌生元素转变为译入语读者所熟悉的元素：罂粟。在中文里，罂粟通常指代鸦片罂粟（opium poppy），小说中麦其土司种植的红罂粟正是鸦片罂粟的一种；但在英语中，poppy泛指罂粟属植物，其中除了鸦片罂粟还包括一些观赏性罂粟，如虞美人（corn poppy）。在欧洲文化中，罂粟代表炽热而危险的爱。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在诗集《罂粟与记忆》（Poppy and Recollection）中就使用了这一意象：“我们相爱象罂粟和回忆，我们睡去象海螺中的酒，血色月光中的海。”以罂粟表达他与女诗人巴赫曼痴缠的禁忌之恋。此外，罂粟还象征睡眠、死亡和缅怀等。1915年，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写下名为《在弗兰德斯战场上》（In Flanders Field）的诗歌悼念他的战友：“在弗兰德斯战场，罂粟花随风飘荡；一行又一行，绽放在殇者的十字架之间。”因此，红色虞美人又称弗兰德斯罂粟，是著名的“缅怀之花”。由此可以看出，译名《红罂粟》糅合了神秘、危险、死亡和缅怀的特征，体现了译者的巧思，使红罂粟这一意象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双重文化养分，在把握英语读者对西藏的审美心理的同时呼应了《尘埃落定》的精神内核。因此，对红罂粟的理解应该放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中。麦其土司借助罂粟丰收回光返照般地盛极一时，又在达到巅峰的同时走向覆灭。巴拉诺维奇只看到了故事中的汉人“没有给西藏带来文明，相反……他们带来了鸦片、武器、卖淫和梅毒，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阿来所描述的西藏世界的文化和物质上的衰落”，他忽略了红罂粟有关“缅怀”的暗示。当时，中国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变迁面前，围绕罂粟展开的阴谋与争斗以及最后一个土司的离世只是一声轻叹。不仅是藏族，各个古老民族都共同面临着不可抗拒的变局，葛氏正是在对小说主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抓住了小说中微妙的无可奈何的情感，选择了对西方读者来说兼具魅惑、刺激、死亡与缅怀含义的红罂粟形象作为译本书名，而巴拉诺维奇将作品悬置于文化土壤之上进行民族和政治层面的分析，以汉藏之间的纷争来解读小说的悲剧性结尾，无异于隔靴搔痒。

        巴拉诺维奇对于小说悲剧性结局的分析，表面上看谈论的是红罂粟对于藏族地区传统社会的破坏，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民族与政治问题，涉及到诸多既已形成的观念与历史事实”，既没有理解红罂粟之于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含义，也没有挖掘红罂粟中层次丰富的文化符号。由此可见，如果将研究视野牢牢圈定在民族与政治问题上，仅从单一视角对红罂粟进行文化解码，无疑会窄化甚至曲解小说的精神内涵。

结语

        纵观全文，尼姆罗德·巴拉诺维奇在《西藏往事的文学释放：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的非传统叙事》一文中，援引了丰富的报刊、史料等一手资料，以更加立体的角度解读不一样的西藏，体现了对藏族文化的尊重，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将《尘埃落定》视为中国文学景观多民族化和多元化的代表，虽然他对阿来使用汉语创作的价值取向存在疑虑，但他关注到阿来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然而在处理小说中“红罂粟”这一线索时，巴拉诺维奇忽视了译者选取这一译名背后丰富的文化含义，局限于单一视角，将《尘埃落定》视为阿来围绕汉藏关系进行书写的一本作品，导致针对小说历史问题和结局设置的一些论断过于片面。总之，巴拉诺维奇在论述中围绕汉藏叙事的冲突、对抗、融合对《尘埃落定》进行文学分析，提出了一些新见，但仍将文学问题囿于民族与政治的窠臼，没有深入分析小说作为区域文学的特征及其内涵，造成了论述的理论局限，令人遗憾。其实，这种困境在《尘埃落定》的海外研究中并不罕见，巴拉诺维奇等人的论述客气地避开了作品中对人性的刀锋般锐利的揭示，转而在字里行间寻找朦胧的民族立场，这种分析窄化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将论述局限在叠床架屋的理论中，忽视了文学作品真正的肌理与荡气回肠的波澜。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7辑

        彭博 (1995-)，女，山东烟台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