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并非作家个体的臆想之物,而是与外在人文地理环境有着或隐或显的互动辩证的关系,因而文学也是地域的文学。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将文化地理学引入文艺批评的视域,以发掘和解读文艺作品的文化地理意蕴,探讨文学产生的多重动因,从而丰富和扩展了文学研究的内涵。在藏族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和评论家们的关注点呈现不均匀不平衡的情况,着眼于对少数重点作家的研究,而忽略了共同构筑起藏族文学繁盛景象的一批作家,并且忽略了人文地理与文学作品的密切关联。而徐琴教授的《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则将关注点放在广阔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地域性特征上,即藏族当代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之中,既探讨了藏族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又全面地梳理了不同区域藏族文学所呈现出的区域性特征,系统呈现了藏族文学的整体景象,是对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

首先,徐琴的《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相结合,史论结合,线索明晰,视野宏阔,论证全面细致。站在宏阔的中国文学史的视野,围绕着“文化地理与藏族文学”这个中心展开叙述,层层递进,由地域与藏族文学到藏族文学的文化传统,再到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区的地域风貌、文化背景与文学概况,逐渐深入当代藏族作家作品内部,逻辑层次鲜明。确如其所述,“既考察藏族文学的共性,又探讨不同地域藏族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通过不同作家的文本分析,发掘和展现其文化内涵。”“虽然作为同一民族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宗教传统,但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空间的不同及经济文化的变迁也赋予了不同区域藏族文学的独特品质。”因自然与文化地理的背景差异,在历史上,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个文化地理区,也自然地产生了不同的文学特征。而卫藏、安多和康巴地区又在当代均形成了较稳定的作家群,如“以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尼玛潘多等为代表的卫藏作家群,以梅卓、万玛才旦、旺秀才丹、扎西才让等为代表的安多作家群,以阿来、达真、格绒追美、江洋才让等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另外,研究他们还不可忽视藏族文学的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底色,这一点作者有做特别小节。笔者认为对文学地理学视域中的藏族文学阐释观点结论正确,对当代藏族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作了明晰的梳理和阐述,廓清了当代藏族文学地域文化背景的发展嬗变轨迹。

其次,论著《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旁征博引,具有说服力。第一章“地域与藏族文学”中,在论证其研究的历史渊源时,不仅借鉴了西方理论,譬如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理论,并将其源头来自于斯达尔夫人和孟德斯鸠的观点做了说明;还把我国古代关于文学地理的研究源流及其发展做了细致阐释:在现当代文化研究领域,钱穆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三种文化类型;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梁庭望教授又提出“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这些都是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而继续指出,在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不同地理风俗环境下,藏族文学的风貌也各有不同。层层深入,又前后照应,论述结构严谨。并且,研究成果也建立在实地大量文化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第四章之后,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也是取众家之长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源有据。如,在评论次仁罗布的作品《祭语风中》时引到,刘再复在《罪与文学》中评价许地山的作品虽有宗教情怀,却无灵魂叩问,而徐琴发现,次仁罗布的作品中进入了宗教精神的深刻层面,他的作品中有“一些有担荷精神和忏悔意识的灵魂的塑造,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韵味”,这一精神质地的丰厚也使他独树一帜。

最后,论著既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又有着个人的发现和思索。论著行文严谨,在阐释每一地域文学区域的同时,都详尽地列出了“当代该地区文学创作版图”,选取了一些在藏族文坛有一定知名度,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于藏语创作与汉语创作也进行了分类,一目了然,材料翔实。在论及地域文学研究的局限性时,指出一是藏族作家的母语创作研究因语言不通的局限,受到翻译不足的制约;二是关于作家地域划分的问题向来争议较多,难以解决,徐琴在此做了说明,没有回避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评论当代藏族文学的重点作家时,不乏有敏锐的思考和体悟,并且将文本细读与知人论世的方法相结合,考察作家的实际生活经历,了解作家本身,研究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本人的个性特点,也用文本来支撑论证观点,这样即避免了自说自话,全面、准确和深刻得多。比如,色波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使得他对现实世界采取回避与疏离的态度,从而致使他的作品呈现孤独感。次仁罗布“身处藏传佛教中心之地的成长经历使得他的创作具有平民的视角和极强的宗教救赎意味”。徐琴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走近作家提炼出了关键要点,通过一些画龙点睛的用词,使我们可以从整体上大致了解她的评论思路,迅速地捕捉到各个作家的特性。卫藏地区的创作异彩纷呈,康巴文学昂扬奋进,安多地区则是多元绽放。涉及到论述具体作家作品时,有着自己的独特体悟。如,央珍拨开了西藏的迷雾,她的写作特点是平实和真实,不同于一些作家对于民族精神的构建和追寻停留在一种理念化的阶段,央珍的创作中则是“不仅有现实的精神的观照,更有现实的审视”。次仁罗布执着于从灵魂的深处去展现雪域高原的世俗和精神生活。格央关注雪域大地女性的生存困境最为突出。“寻找精神原乡”是白玛娜珍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精神走向。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品评时,她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再如在第二节《当代卫藏地区文学的发展进程和风貌》中谈及80年代西藏文坛时,作者认为:“反观80年代,可以看到,扎西达娃比当时其他的西藏作家觉醒得更早,站得更高,思考得更为深远。对他的小说在精神维度和艺术维度上进行了双重的探索,其对民族之魂的探寻和对宗教的反思使其作品具有厚重之美,而他对拉美文学的借鉴和艺术手法的创新,又使得西藏新小说显得勃勃生机,扎西达娃无疑是西藏新小说作家群中最突出的一位,他的创作对西藏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肯定了其在西藏新小说领域的特别贡献,给予扎西达娃以较高的但又十分中肯的评价。在使用个案分析的同时,也注重不同作家的平行比较,如在论及卫藏作家中的西藏新小说作家代表扎西达娃和色波时,认为扎西达娃的探寻和反思着力点在传统文化和宗教传统上,他探求民族之路的过程是“充满困惑、矛盾与痛苦的”;色波的创作在精神层次上不仅仅是呈现西藏的世俗人生的孤独,而是充满了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和对普世人生的关注。可见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借鉴了域外小说的特色,而创作个性却是有着不同的发展向度。

论著《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为当代藏族文学领域阐释空间的延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就此又提出了从文学地理角度进行文学研究的展望,笔者深以为同:“从地域角度对藏族文学进行研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作家的迁徙流动,一些藏族作家离开本土,到其他地区生活和工作,这些流动对其文学创作和审美心理建构有着怎样的影响? 再比如,每一区域的不同种类的文本与地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此外,不同区域的文学有着怎样的交互影响?”正如徐琴所说:“藏族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具有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工程,从任何一点契入进行探究,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开拓。”这也正是该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值得后来学者不断进行探究和挖掘。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方面,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互为依存,互相促进。没有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评论就失去了对象,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只能是空泛之论。而没有文学评论的指导和推动,文学创作就难以提高和升华,甚至容易迷失方向,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来,就总体来说,我认为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创作和评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平衡的,协调的,和谐的,友好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我们祖国大家庭,藏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就文献典籍来说,除汉族之外,在少数民族当中是最丰富的。仅以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德格印书院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藏族当代文学的创作却十分滞后,传统文化的丰厚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缺失,形成强烈反差。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只有几位藏族诗人出现在文坛上,整个藏族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整个西藏自治区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种情况,与藏族在祖国大家庭的地位极不相称。这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并采取特殊政策,予以扶持,促其发展。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藏族当代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就发展的幅度来说——请注意,我说的是发展幅度,进步幅度,而不是整体的发展水平,发展高度——在整个少数民族文学当中位列前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藏族作家群的出现,蔚为壮观,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领域,异军突起,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各种门类齐全,老中青作家队伍形成梯次。这种情况在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没有的。由于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在藏族历史上,少有女学者和女作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藏族女作家和诗人的出现,更加引人注目,论著对这批女作家和诗人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不惜笔墨予以评论和介绍。

徐琴教授在《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全面地、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做了整体性研究,但又有别于当代藏族文学史,资料很丰富,信息量很大,有作家,有作品,有观点,评论客观而公允,还有精辟的分析,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在藏族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徐琴教授作为西藏民族大学的教授,对藏族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学养,对藏族群众满怀深情厚谊,对藏族当代文学有深入的研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徐琴教授对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充满喜悦之情,对作家群的出现,充满关爱和期待。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行文之中,让人感觉到,鼓励多于批评,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论述较少,甚至回避。南宋著名哲学家杨时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誉人而不为谀者,以其人能当之也。”徐琴教授作为民族大学的教师,对蓬勃发展的藏族当代文学,对不断成长的藏族作家队伍,有一种护犊之情,字里行间充满深情,又满怀期待,以鼓励为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机遇期。徐琴教授的《文化地理视域中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文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又是对新时代藏族文学发展的展望和期待,具有承前启后、积极开拓的意义。

降边嘉措，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作家，藏汉双语翻译家，格萨尔研究专家。出版有汉译史诗《英雄格萨尔》、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汉、藏文版）、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二次长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藏族老红军天宝传》《藏族老红军扎喜旺徐传》等40余部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多个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