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集《大地跫音》牧风著 作家出版社2025年2月第1版
诗人牧风在散文诗领域耕耘多年，是新世纪以来西部散文诗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立足故乡甘南，形成了风格鲜明独特的地域书写，也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美学风格。多年来牧风笔耕不辍，连续出版多部散文诗集，《大地跫音》（作家出版社2025年2 月出版） 是其中新近出版的一部，收录了牧风近年来的大部分精品佳作，在其整体创作中具有比较厚重的分量。
《大地跫音》有一种自觉的体例意识，按照“游走”的足迹，把诗集内容分为七辑，形成了数个大小不等、互相嵌套的空间结构。其中，“北方行吟”是作者在甘肃、青海、内蒙古、新疆、河南等北方省份的游记。“南国走笔”是作者在东南沿海、大西南、辽东半岛等南方地区的游历观感，是诗集中篇幅最多的一辑。现代交通的发达和出行的便捷客观上给人们提供了“行万里路”乃至周游世界的可能，多年来牧风行走的足迹半径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他到过的“北方”是除东北以外的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涵盖古代所称的西域、北方、中原。他南下的地方涵盖古代的巴蜀、湖广、吴越等广大的 “南方”地区。假若时光倒溯三五百年以上，这对于一个古代诗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上述行吟的空间对于牧风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牧风是个地域诗人，或者说“地域性”是他的诗歌的鲜明标识。这个地域，具体来说就是他的故乡甘南。尽管甘南地广人稀，地域面积有四万平方公里之多，但在行政区划上，它只是一个自治州。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它可以说是一个“小地方”。许多和牧风一样的地域诗人，对自己赖以成名的 “小地方”多有避讳，不愿再被称为是“某地诗人”，甚至在诗歌主张上也转而反对“地域诗歌”的概念。这当然表现了当代诗歌“植根地域性”和 “去地域性”两种互相矛盾却又互为纠缠的倾向。牧风却不一样，虽然他已经是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散 文诗人，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标举和持守“地域性”，并不断突破地域性写作的瓶颈和制约因素，给散文诗的地域性写作注入新的活力元素。我们可以从他新近出版的散文诗集《大地跫音》中看到他的一些探索。
“在地”与“游走”：地域性的根基与疆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于“地域性”这个概念再做一些辨析。“地域”一词当然是指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地域性”则指该地理空间所具有的一些独特属性，其中有些是固化了的，比如地理、自然、历史、传统以及物态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则是变动不居的，比如人的观念、习性、日常的精神生活甚至包括民俗等。而后者更为广大，更为丰富多彩。讨论 “地域性”应该是有一定的前提的，即“地域性”问题只有涉及具体（或特定）的地域和作家才是有效的问题。所以“地域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非绝对的概念。“地域性”的相对意义，对于整体文学而言，在于一个地方的文学是否呈现了该地域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或者某种显著的特殊性？对于一个具体的本地作家来说。要看他是否写出了关于本地的很有意义的作品？而他除了写本地题材，还能不能写出同样优秀的非本地题材或关于其他地方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他的地域性写作有什么关系？这些作品能否被吸纳进来作为他的地域性写作的一部分？
以上看似有所“纠结”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什么清晰的界说。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本中看到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应或形态各异的写作实践。这方面，牧风的散文诗集《大地跫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在这部诗集里，虽然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吟咏甘南各地风物的，但牧风并没有固守甘南本位的立场，生硬地划分出“本地”和“外地”之区别，而是在立足甘南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种“游走”的写作身姿。诗集的体例，也有意无意地体现了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镶嵌式的空间布局。在牧风的诗 章里，我们既看到了地域观念上的开放与包容，也看到了地理空间上对于大、小，远、近的艺术处 理，更看到了写作技巧上的张力与灵动。他让甘南在他的笔端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延伸，从一个具体的 “地理甘南”的概念变成一个大的“文化甘南”的意象，又让辽阔的“北方”和“南国”携带各自地域的豪气和灵秀融入“甘南”，成为他的“大地抒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轻松地超越了地理空间疆界，使得他的散文诗成为一种“大地域”书写。
行吟甘南大地：“在地”的根性写作
诗集中的“古今寻踪”一辑是对甘南地区的古代遗址、历史名城、现代新城等的寻访和兴叹。其中《甘南之上》《雪域之问》《雪域掠影》《跨世告白》《上源歌咏》等诗是对“甘南”这一地域的宏观扫描，诗人仿佛借用了一双“宇宙之眼”来俯瞰青藏高原，宏阔的视角覆盖了从山河湖泊到草木鸟兽、从千万年前的化石到当代鲜活的生活场景，从天工造物的雪域奇观到生生不息的人文创造，展现了一个隆起在地球东方的地理和精神高地。《雪域之问》可以看作是这一辑的开篇诗，全诗用一连串 “是谁……？”的排比句组成，这是从根本和源头上对历史的叩问和追索，简单至极的“是谁”两个字包容了古往今来所有的历史主体。而其他诗篇可以看作是对“雪域之问”的回答，如《甘南之上》中写道：“是云杉、松柏、红豆杉……等植物王国的繁衍生长地；是河曲马、野牦牛、藏原羚……追逐嬉戏的灵魂家园；是黄河、洮河、大夏河和白龙江奔腾不息的故乡……是洮州万人拔河的浩气盖世，是舟曲摆阵舞的声震山岳……”①这里作为“应答者”的主体既有动植物、高山河流等大自然中的万物，也有历史人物和当代人民。而在《跨世告白》中，应答者是作为华夏民族、古老雪域、青藏之上一份子的复数的“我们”。在《内心疆域》中，应答的主体变成了单数的第一人称“我”。人称的变化代表着抒情主体的转换，体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视点。体例上这组诗的并置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它们客观上的确形成了一组问答关系。这是现代散文诗的一种语言艺术，也是牧风所擅长的一种言说方式，在《洮州札记》《羚城抒怀》等关于甘南故土的许多抒情篇章中，牧风则用散文诗汪洋恣肆地追问与抒情，代替了对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岁月变迁的大量具体叙事内容，充分体现了散文诗言尽而意无穷的优势。
“草原踏歌”一辑则是对甘南的玛曲、碌曲、夏河三县的草原景象和牧区生活的描摹。牧风用大量的诗篇，不仅给我们描绘了青藏高原苍凉、壮美的风光，而且也给我们呈现了它那种辽阔、神秘、寂静、忧伤的氛围。以及一颗敏感的诗心对于青藏高原自然气象的心灵感应。在他笔下，甘南的地域性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精神特质。《甘加秘境》《桑科古城》《八角城址》《斯柔古城》等诗篇是对夏河县甘加草原上的一处人类考古发现、一段吐蕃政权历史遗迹和一个部落秘史的感悟，这组诗多角度地表现了对生息繁衍于甘南草原上的群落与个体、历史与现实的体悟与思考。《黑力宁巴》《安果牧场》《唐卡小镇》《尕秀之歌》等诗巧妙地借用了近年来甘南文旅成功推广而且知名度较高的几个文化符号，如“甘加秘境”“丹尼索瓦人”“八角古城”“黑力宁巴”“安果藏寨”等。这些地名本身就自带诗意，牧风从不同的维度更深层次诠释了这些符号 内在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体现了诗人对于甘南人文地理的当代变迁的现实关注。
牧风凝练了“甘南大地”这个整体性的诗歌意象，因此甘南的每一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吟咏的足迹。而除了标志性的草原景观和雪域风光之外，甘南大地上半农半牧区的多样自然生态、多民族历史、多形态生活方式的整体风貌和历史沿革都是诗人的书写对象，并且在“迭舟追溯”“洮州传说” “羚城抒怀”等集子中得到巡礼式的钩沉。在他笔下，迭部山水的壮美、红色历史的光芒，舟曲“藏乡江南”的秀丽、人文氛围的和美都在众多缤纷绚丽的意象中呼之欲出；洮州千年历史的回音、洮河两岸丰饶的岁月记忆、内蕴旷世之美的灵石洮砚传奇、浸润在花儿和民谣里的烟雨冶海、古尔占村新春伊始的第一缕炊烟和第一抹霞光、车巴沟百年藏寨的神韵、生态仙境大峪沟氤氲的迷思、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临潭“万人扯绳”民俗……牧风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倾诉了一位赤子对故土的眷恋；以“羚羊之城”命名的小城合作既是自治州州府，也是一座在草原深处崛起的现代化新城，更是诗人牧风长期工作和生活、零距离思考人生的地方。因此，这里既有羚的传说、羚的故事，也有当周山、勒秀峡谷、美仁草原、香巴拉节等属于草原的自然之美，也有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带给人的种种沉思。如《雪落塬上》中的“孤独之美”、《夜的独白》中与自我灵魂的对话、《小城随记》中朦胧而执着的憧憬等……
这是深植在诗人血脉里的根性地域基因，转化为诗人歌唱的天性，以及他所选择的散文诗这种优美的言说语辞。
漫游北方与南国：“游走”的地域抒情
不同的写作者有不同的北方观念，对于牧风来说，北方是他的心灵的雄鹰展翅翱翔的辽阔空间，是他的“心象”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一种拓展。
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在诗人的故乡甘南草原以北，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以牧风“北方行吟”的开篇就是《金城辞》，诗中以黄河、水车、白塔、五泉山、梨花等典型意象为这座古老 的北方之城勾勒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天写意图。虽然“金城”与甘南相距约300 多公里，但诗人认为 “我是你最虔诚的子民，陪伴你一起迈进初春的轻柔……我是你骨髓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时时闪烁在五泉的晨钟暮鼓里”。②这既是行政区域上的一种归属感，更是从情感和文化上的双重地域认同。在这里，牧风的地域边界就从甘南延展到了兰州，地域的单元也从甘南变成了甘肃。接下来，在《七彩丹霞》《大佛寺》《山丹行吟》等诗篇里，他抒写了作为甘肃文化代表符号河西走廊的绚烂的自然奇观、古老的文化遗迹、浩瀚的历史云烟，由衷地赞叹和自豪。
同属青藏高原，但有些风物和景观是青海独有的，对于一颗敏感的诗心来说，观察、发现的过程就是灵魂震颤的过程。在组章《察尔汗散记》中，诗人被察尔汗盐湖的浩瀚和神秘所慑服，从感官到心灵，与察尔汗这一地域发生了强烈共情。诗人写道：“身处盐湖的内心，自己就是察尔汗的一部分，把灵魂交付给另一个家园”③同样强烈的情感反应，也出现在《和田印象》《天池行吟》等关于新疆的诗篇里，“今夜月光如水，梦中的我从雪域高原穿越2000 多公里……只为一睹神往的天池芳容”④ （《天池行吟》）。还有在云南香格里拉，“当我——一个远足的旅者，用迈出的足音亮过众生的仰望，把冷峻的眼神和拔高的身影，贴近巴拉格宗每一根鲜活的神经”⑤“我就是一只香格里拉大峡谷深处的灵鸟，铺展开苍劲有力的玉翅，飞翔在格宗雪山的至高处”⑥ （《巴拉格宗》） 在独克宗古镇、卡瓦格博神山，诗人都有类似的全身心融入的体验。在这些诗章中，牧风情感的发生机制与对甘南风物的审美体验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妨看作是地域意识的一种延展：甘南是北方的一个缩影，而北方是甘南的一种泛化。作为一种“游走”的抒情，这是一种神游于外的抒情身姿。
几乎所有的北方诗人，都有一个关于江南水乡的五彩缤纷的梦。对于牧风来说，“江南”是他心 灵深处最柔软的梦乡，是今生今世打不开的一个“情结”。“我把前世的梦遗留江南，今世来大峡谷兑现诺言”⑦（《南江峡谷》），“一朵云，让一位远旅者与灵魂的栖息地有了贴肤的爱意”⑧、“我想 自己是没入迷途了”⑨、“不知名的花朵成片摇曳，如少女萌动的心思，张开轻盈之姿簇拥着一个高原人坚硬的影子”⑩、“我卸下疲惫的行囊，想凭借一场浩大的寻花结缘盛会，敞开心扉，拥繁花入怀，倾诉雪域和江南的千年之恋”。（《大云辞》） 因此，在“南国走笔”部分，牧风更多的是把抒情主体预设为“甘南”，那么“我”的种种感悟则是将南方体验移植、内化于甘南之中。这是地域性的 “游走”的另一种方式。
在《水彩画里的东涌》中，诗人调动多种审美感受，把珠江三角洲的水乡东涌，比喻为轻盈、灵秀的少女，比喻为动听的音符、歌谣、渔舟唱晚，比喻为一幅幅鲜活的水彩画。而他感受到的“每一个亮点都弥漫着浓郁的乡愁。”《肥东记》是牧风诗中少有的结合了个人的特殊情感经验的篇章：“初冬的爱恋”，“我想我对肥东的表达已浸泡着雪莲的纯净和鹰笛的呜咽”。“我在这十二月安徽的胸脯上刻下一个青藏游子的歌唱”。深刻的个体情感印记与对皖南水乡的亲近之感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地域抒情的感染力。
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牧风依然感受到“南方”的魅力：《海雀村》中对贵州赫章地区海雀村脱贫振兴事迹的感触，体现了诗人对于作为西部的地区所面临着的共同时代命题的思考。《韭菜坪》中面对“花的王国”韭菜坪，诗人陷入沉醉、缠绵和遐思：“这绝世的情人，千年相约，今世相见，我已浸淫于你柔美的舞姿和婀娜的身段了”在《阿西里西》中，云贵高原上苗寨的笙歌与和谐之音，“彝族大迁徙的舞步”“古老的祭祀和民谣”，无疑触发了诗人牧风的强烈共鸣，他情不自禁地要融入这种民族文化的氛围：“今夜，请展露你高原坦荡的心境，容纳一个远足者深深的膜拜。请抬起你贵州屋脊的头颅，承接一个访游人探寻的眸光。请亮出你乌蒙山浑厚绵长的歌谣，牵引一个倾听者虔诚的灵魂”这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对话，这是甘南与赫章的对话，这是山水与山水的对话，这是藏族儿女与苗、彝族儿女的对话。在这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西北和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心性相同、同气连枝的天然“一家亲”关系。以至于牧风恍然把这里当作了故乡：“阿西里西，我生命里最动人的篇章。”
而《川西印象》整体上是用意象和意境营构的抒情组章。川西与甘南接壤，虽然是同样的青藏高原草原风光，却有一份独属于南方的神秘感：“若尔盖，一个让人着迷的名字，在我灵魂深处飞翔”、 “那是妹妹梅卓的牧场，在川西的晨曦中裸露着寂静与安详” 、“九寨神韵，缥缈烟云入梦来”。“春暖花开的茂县，是游子眼里激荡的南国雪海”（《花开茂县》）。这些诗篇表达了对于近在咫尺的“南方”的陌生化审美感受。
阳刚与阴柔相济：地域性的散文诗审美流变
在古老的青藏高原上，每当夜幕降临，星空之下、大河之畔，当一群藏族男子围着篝火坐在一起，他们中的歌手就开始纵声高歌。他们歌唱高原上的神灵，歌唱祖先的历史，歌唱征战和胜利，歌唱河流和牧场，歌唱四季的轮回和万物的荣枯，歌唱生生不息的族群和他们的光荣与梦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藏族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审美的、诗性的，是散文诗式的。这种古老的文化基因，也正是藏族诗人牧风的散文诗的底色。由此不难理解牧风散文诗特有的对故乡永恒的热爱和激情、对生活永不疲倦地歌咏的热情、如龙头琴弹唱一般稳定的音色和情感基调、相对程式化的抒情模式等种种特色。
从牧风的诗歌中，可明显地看到藏族文化中自然崇拜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国古典美学中对于“崇高”范畴的崇尚。例如，对于山川、日月的敬畏。他笔下雄伟、险峻的高山和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往往既具有自然本身庄严而神圣的性质，同时也附着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例如，《可汗山》中的可汗山与成吉思汗、忽必烈的传说密不可分；《巴拉格宗》中海拔5000米的巴拉格宗山“ 更像一个静默的神灵”；《卡瓦博格》 中他对卡瓦博格这座神山充满“敬畏和仰望”，并认为它是“一部体验和探寻藏文化之旅的命运书”。至于甘南境内的阿尼玛卿山、阿米贡洪山、措美峰、拉尕山等许多高山，在他笔下都是神山，是壮美、高尚、纯洁的极致，也与神话和历史人物相关联，是力量、道德和信仰的化身。而且，牧风笔下的神山与大河都是男性化的，代表了高原男性文化的特征。
但是，牧风的散文诗也有极具个人化的抒情的一面，在“南国走笔”等部分，他的笔下出现了大 量偏向柔和、婉约、旖旎的意象，例如“花朵” “水”“水彩”“梦”等高频词。在《水彩画里的东涌》《肥东记》《韭菜坪》等篇章中，作为抒情客体 的地域“东涌”“肥东”“韭菜”也变成了优美的女性形象。相应的，诗人的抒情语调也由以往的高亢、豪迈变成了低吟细语。这样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牧风在豪迈放歌与细微吟唱之间转换自如的抒情技巧。另一方面也似乎能够证明人文地理学因素在一个诗人的创作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比如一个诗人的审美气质中潜在的阴柔部分是如何被特定的时空条件激活，而他所持守的“地域性”风格由此发生怎样的变化，比如某些固化、单一的元素被稀释、被中和，变为流动形态，色彩也变得更为丰富多彩。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地域性”既可以在现实、记忆和历史向度上纵深拓展，又可以在人文地理学和地域风物层面发生横向流变呢？
牧风《大地跫音》引发的一些延伸思考是：其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既然“地域性”就是他（她） 在当地发现并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那么在他们笔下，“地域性”就可能呈现为形态各异的各种空间、各种事物、各种形象；其二，在当代，“地域性”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人的生活空间的迁徙相关联的、流变的概念。这种流变既有可能是地域疆界的弹性变迁，或地域空间的转换，也有可能是作家地域体验和写作方式的变化，例如“纸上漫游”“纸上还乡”等。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全面到来，随着阅读和体验方式的革命，传统的“地域性”写作范式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注意到地域性的“流变”这一特性，使我们可以在直面它对散文诗形成的冲击的同时，也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维护“地域性”原生性和完整性的主动创新思维。
在中国文学中，与百年新诗一样，散文诗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诗体。散文诗的形式特征已基本定型，但内在的文化基因则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作为一位藏族诗人，牧风恰好找到了散文诗与青藏高原文化的最佳结合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也形成了以他作为代表的甘南当代散文诗的鲜明的地域特色。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散文诗创新意识并不断付诸写作实践。
安少龙，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文学评论著作两部。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文学评论多篇。曾获《民族文学》年度奖、甘肃文艺评论奖、第六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