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隆村泽央家的儿子多吉,与拉加村绒布家的儿子赤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赤称骑摩托,多吉开轿车。在一个弯道上,赤称车速过快,又占了道。转过弯,避让不及,与轿车擦挂后摔倒,赤称掉下悬崖,跌在达曲河边的大石上。绒布与拥珍听见噩耗赶去,拥珍站在路边只看了一眼就昏厥过去,立即送到县上的医院。赤称摔得不成人形,半边脸缺了一大块肉。绒布虽然也伤心,但作为一个男人,只能硬挺,坚持去交警队处理事故。他没见着多吉,对方由多吉的母亲泽央出面,这是出于人道考虑,怕家属控制不住情绪。交警判定事故主要责任在赤称身上,泽央主动提出赔偿一万元。那时候绒布脑袋里乱成一团,听责任在赤称,更是绝望。
绒布家在拉扎村算是穷一点的,拥珍身体不好,多病,夫妇俩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取名赤称,视若掌上明珠。因拥珍身体的原因,后来也没再有过孩子。绒布个头矮,又瘦,还微微驼背,给人的感觉总有些羸弱。赤称自小被娇惯,成绩一直不好,夫妇俩任他自由发展,像敞放的牦牛,没读完高中,就待在家里。赤称十七岁时,给父母提出要求,想要一辆摩托车。他们等到虫草季节时,凑出钱来,去县城买回一辆新摩托。赤称至此随时都骑着摩托,四处玩。看见别人改装摩托,加了播放器和音箱,他也给自己的摩托装上,随时把音量开到最大,放着欢快的藏歌,飞驰在路上。出事之时,也因为音乐太大,没听见轿车的喇叭声,到他跌下崖去,摩托倒在路边,仍大声播放着欢快的藏歌。
他们拉回赤称的遗体,算时间是三日后天葬。有丧事,整个拉加村都陷在低沉的情绪中。村民们来绒布家帮忙,他瘫坐在藏床上,只有靠酒麻痹,才能睡一会儿。有一夜忽然惊醒,他大声喊着:“赤称,赤称怎么还没有回来?”看见他这样子,拥珍又躺在医院里,众人只能悄悄抹泪。
天葬在一个早晨进行。太阳即将露头,送别的亲人和朋友们,由天葬师安排,在一段距离之外等待。绒布由人照顾,坐在车上。他只能看见排在山巅的秃鹫潮水一般涌向天葬台,将近一小时,大量秃鹫才腾空而起,慢慢远去。看见秃鹫飞起来,绒布清楚儿子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坐在副驾驶上,用袖子蒙住脸,呜呜地哭起来。他的哭声极大,像一头牦牛的哀鸣。村民们从天葬台回来,都听到这哭声,纷纷上前安慰。不过,说什么都没用。有人说:“先回村,等他哭,哭出来倒好。”人们有的坐上汽车,有的跨上摩托,形成一个杂乱的车队,向拉加村开进。
副乡长郑学明得到消息后,也来赶礼,参加了天葬。他个头不高,戴着眼镜,在区乡工作已近十年。黝黑的皮肤和一口流利的藏语让他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汉族人,作为副乡长,他专管治安和调解各类纠纷。天葬完后,他开车回乡上,凭着对职业的敏感,他总觉得这事不可能轻松了结。
色隆村在山的西面,拉加村在山的东侧,两村相隔不远,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但麻烦的是两个村子分属不同的县城管理。早些年,两村因为挖虫草的地界问题,闹了纠纷。男人们拿着锄头,腰挎藏刀,在山巅对峙。那时候郑学明就参与了调结,虽没酿成人命,但在两村用石块相互攻击时,仍有人被伤着。拉加村伤了六人,色隆村只两人被击中。都是轻伤,在卫生院缝合包扎,养几天就好。不过郑学明知道,因受伤人数悬殊,拉加村总觉得这次冲突是自己输了。村民们心里压着一股火,他们认为如果尼玛在场,拉加村不仅能赢,色隆村甚至根本不敢摆开阵式与他们对峙。从那以后,两村人路上相遇,都似见了仇人。
因为色隆村与拉加村之前的矛盾,更因为尼玛回到拉加村,这事才变得棘手起来。尼玛一家和绒布一家,从爷爷那辈起,就非常要好。尼玛的爷爷为躲避仇杀,逃到拉加村,那段事,已成为拉加村人人都知道的故事。那时候绒布的爷爷还很年轻,二十出头,刚刚成亲。那是个冬季,对于拉加村的人来说,这个冬天带着利刃而来,接连大半月的暴雪让好些牛倒毙在草原上,厚雪深至大腿。那时候的拉加村也没这样多人,只十多户人家,十多幢藏房颓亘凋零地伫立皑皑白雪之中。人们看着成群死去的牦牛束手无策,只能望天哀叹。那年月,一场雪灾足以灭顶。好些村庄遭遇雪灾,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新的生机,村庄因此不复存在。拉加村当时也处于这样一个关口,人们在绝望中等待太阳升起。那一夜天不仅没晴,雪又下成了气候,铜钱般大的雪一片连着一片,人们早早躲在家里,躺到床上,听雪一片片掉在房顶。没有风,什么声音也没有,雪就那样缓缓地任性飘落。到半夜,马踏着厚雪的声音和着人的喘息声在拉加村响起,万物俱寂之时这声音特别刺耳,能听出人和马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那时候绒布家还在村头,他们看见第一幢藏房时,燃起了希望,人和马的喘息声更大了一些。他们敲响绒布家的门,敲了好一会儿,绒布的爷爷点亮松光灯,开门看见两个雪人和一匹雪马。对方正是尼玛的爷爷和奶奶。
尼玛的爷爷说:“能不能借宿一晚?”
绒布的爷爷举着松光灯,上下照了照,指着骑在马上的人说:“这是?”
尼玛的爷爷说:“这是我老婆,她快生了。”
绒布的爷爷立即说:“快进来。”
那会儿一楼还是拴牲畜的地方,尼玛的爷爷和奶奶拍身上的雪,绒布就把马拴了,顺手抱过一堆干草喂马。
那一夜他们上楼,尼玛的爷爷和奶奶用糌粑填饱肚子后,又从马褡子里取出酒来,绒布的爷爷正当年轻,看见酒,也不客气。他们喝着酒,尼玛的爷爷谈到因躲仇杀,才逃出家乡,他们世代和仇家争斗,双方因多年仇杀的死亡人数已有二十多人。这一次躲到拉加村,也是因尼玛的爷爷报得世仇之后连夜迁走。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别人都不接受。绒布的爷爷叹口气,讲这雪灾,如果再不出太阳,别说留他们在这里生活,估计整个拉扎村都快散了。
两个年轻人喝得醉眼迷离才去睡觉,不想第二天一早,太阳出来了,太阳明晃晃地照亮了拉加村。绒布的爷爷把这当成尼玛一家来拉加村的吉兆,又见尼玛的奶奶大着肚子,即将生产,便收留了他们,尼玛一家从此顺利地在拉加村安居下来。
两家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从尼玛的爷爷和父亲,再到尼玛和绒布,胜似亲兄弟。两家人再好,绒布一家也从不打听他们从哪里来,这是躲避仇杀人家的禁忌。不过,他们再怎么保密,仇家还是寻来了。估计仇家历时数年,寻遍许多地方,现在寻到这里。
这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尼玛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临近春节,尼玛和父亲骑着马,从狭窄而泥泞的省道,走向县城,去采购年货。四周的山被雪覆盖,县城的房顶也有厚厚的雪。街面的雪被清扫在两侧堆积。城里已有过年的气氛,各单位大门上都贴了春联,放寒假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凑一块儿,拿着鞭炮玩,零星的鞭炮声不时响起。他们选购好年货,把采购的东西驮在马背上。时间已是中午,尼玛和父亲去小食店,把马拴在小食店门前的电线杆上,进去要了面条。他们不仅把面条吃完,连红油辣子汤也喝得干干净净。他们拉着家常,从从容容解下缰绳,牵马走向城外。迁到这里几十年了,他们已把仇家淡忘,不知仇家钓上钱,在暗中观察,等待机会。他们走到城边,正准备骑上马时,两声枪响夹杂在鞭炮声中,尼玛感觉左手臂剧烈一颤,火灼一样的疼痛升起,在他倒下之时,看见父亲像一颗树般硬生生栽在地上。尼玛侧躺在地,意识到仇家寻上门了。那时刻,所有血性都给激发出来,不知对方有几人,他忍着疼痛,一动不动,只悄悄把腰刀紧握在手里,压在身下。他感觉左臂的血已把藏袍浸透。好一会儿,有两人端着枪从路边潜伏的地方爬出来,慢慢靠近。他们先到尼玛父亲那边,父亲头部中枪,当即身亡,只是眼睛还睁着。这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如果尼玛也装死,其实能躲过一劫,但他此时只剩仇恨。其中一人向尼玛走来,刚弯下腰察看时,尼玛将刀捅向对方腹部,对方还没什么反应,就倒下了,尼玛一跃而起,向另一人冲去。那人见状,慌了手脚,近身长枪不管用,他扔掉枪,也抽出腰刀。这时刻,尼玛已红了眼,直扑过去。对方劈一刀,他侧开脑袋躲避,刀尖贴着鼻翼划伤了半边脸,他已感受不到疼痛,只觉得右脸颊一阵凉爽。他拿刀用尽全力直刺过去,刀穿过对方的胸膛,从后背透出,连刀柄都陷在身体中。尼玛松开手,仇家蜷缩着身体倒下去,这时候,尼玛才感觉一阵晕眩袭来,他看见鲜红的血洒在雪地中,特别刺眼,他还听见街上的人惊呼着:“杀人了!”
那段时间,人人都在讲尼玛的故事,讲他躺在地上装死,一把刀胜了两杆枪。二十岁的尼玛身体还很单薄,人们不知他哪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虽然他因此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许多人还是把他当成英雄般时时挂在嘴上,尤其是拉加村的村民们,他们在和色隆村的纠纷中伤了六人,那时刻,他们分外思念远在汉地监狱服刑的尼玛。
如今,尼玛已刑满释放,十多年时间,尼玛已从一个单薄的小伙子,变成满脸络腮胡、强壮剽悍的康巴汉子。他右脸颊上,一条刀痕从眼帘斜着直至耳边,这刀痕让他更显英武,让人不敢直视。郑学明担心的正是这个,在康巴地区,人们崇尚英雄,崇尚那些不怕死,有血性的人。对于拉加村的村民来说,尼玛回来,让他们心中凭添了一股傲气,他们走路时挺起胸膛,双手摆开,腰板都硬了许多。
车队回到村里,亲戚们照顾绒布,都去陪他。其它人回家休息,不过他们睡不安稳,因绒布的哭声不时响起,低沉的哭声在整个拉加村回荡,人们又都起来,走向绒布家。
绒布家里挤满了人,他盘腿靠在床上,消瘦黝黑的脸此刻乱成一团,眼泪和鼻涕混合,两眼肿胀。大家只得继续劝慰,不过仍不起作用,绒布哭累时,眼睛愣愣地盯住墙角,像在思考什么,叫他也不应。大家屏息静气,等他休息。要不了半小时,他张开嘴,脸先皱起来,哭声紧跟着从喉间发出,他的哭声已开始沙哑。
就在这僵持不下中,有村民开口问:“赤称的摩托到底和谁的车撞上了?”
大家像回过神来,这几天办丧事,都没顾上这重要的问题。众人盯着绒布,当时,是他去处理的事情。
绒布不哭了,他瞪着红肿的眼睛,嘴微微张开,一幅迷茫的表情。
那村民继续问:“赤称的摩托撞了谁的车?”
绒布说:“交警说是赤称的责任,那家人,出于同情心,要给一万元。”
有村民问:“哪地方的人家?”
绒布说:“色隆村泽央家。”
色隆村像一声惊雷在小小的屋子里炸响,大家相互看一眼,齐声说:“色隆村?”
绒布说:“是啊,泽央家儿子开的车,她儿子叫多吉。”
有人已按捺不住,大声说:“我们要去讨个说法。”
还有的说:“记得不?前几年因挖虫草的问题,我们伤了六个人。”
更多的声音响起来:“必须去讨个说法,一万元就想把事抹平,太欺负人了。”
绒布在绝望中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的眼睛越来越亮,自言自语说:“我怎么没想到呢?是色隆村的人把我儿子撞了,我那时候只听交警说,是儿子全责,脑袋就懵了。”
有村民说:“既然是色隆村的人,我们顾不上别的了,别听交警的,也许处理这事的警察就和色隆村沾亲。”
还有人说:“就算是赤称的责任,我们也得去闹,一条人命,一万元怎么可能解决,欺负我们拉加村没人?现在尼玛回来了。”
“有尼玛在,我们怕什么?怕的该是色隆村。”
“尼玛呢?尼玛去哪里了?”
“他连熬三夜,估计这时候在家睡觉,我去叫他。”
绒布说:“尼玛这几天真是累着了,忙这忙那,等他睡吧,我们商议好,要去色隆村时他自然会去。”
整整一夜,人们聚在绒布家里,商议怎样对付色隆村的人。绒布不再哭泣,睁着希望的眼睛听大家的意见。在雪域高原,类似的事按惯例两村人都得先谈判,实在谈不好,才可能动武解决。因此谈判人选尤为重要,既要口才好,又能稳住阵脚。
绒布说:“我觉得还是找郎加吧。”
有村民说:“郎加年龄高了,估计谈判的事他顶不住。”
找来找去,年轻一点的,根本没那样的口才,绒布坚持说:“只要郎加愿意,我觉得就没问题。”
村民们也没别的人选,只好这样决定,大家商议休整一天,后天精精神神前往色隆村。商议既定,都回了家,绒布躺在床上,不再哭泣。想了想老婆拥珍,听亲戚们说,她在医院虽暂无生命危险,但也不容乐观,好些旧病都有发着的迹象。绒布摇摇脑袋,思绪一经转向儿子赤称那边,心一阵绞痛,忙想想色隆村,想想要谈判的事。这又想起负责主谈的郎加来。在拉加村,没人能像郎加那样会说。这地区有一个习惯,凡过年过节,村民们都聚到一块儿,桌上摆着各种食物,各色饮料和酒更是堆满桌子中央,这一天的规矩是饭桌上无老少尊卑,也无贫富贵贱,只有口才表演,谁能说都可以上场。想说谁,说什么问题,都能戏谑地取阅对方,引众人大笑。被取悦的一方,无论说的是什么事,再没脸面也不能愤怒,有本事的反说回去,说不过的,只好躲角落里。如果表现出半点愤怒,会受到全村人的鄙视、排斥,比死还难受。这是传统,所以称为笑宴,人人心里都囤积着足够的承受力。记得有一次过年,下了大雪,村里办笑宴,众人盛装参加,绒布也不例外,翻出家传的豹皮藏装,再把狐狸皮帽子戴上,前去赴宴。到聚会的地方,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口东西,喝碗酒,就听郎加讲笑宴,带着夸张惊异的神情说:“天啦,今天出怪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怪事。”众人忙问:“什么怪事?”绒布也好奇地支起耳朵等待下文。郎加环视一圈,喝口青稞酒才继续说:“我刚刚看窗外,见雪地里一只狐狸骑着豹子走过来。”众人一时愣神,纷纷看向窗外,绒布想想这怎么可能?狐狸怎么敢骑豹子?郎加不再说话,只拿眼睛看着绒布,众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他,一时间,笑声爆发出来,绒布才明白郎加在用他的身高开玩笑,他个头矮,戴着狐皮帽,穿着豹皮藏装,这不就像狐狸直接骑在豹子上,既形象又生动,绒布也忍不住捧腹大笑。村子里有什么事,也是请郎加出面,虽然像这样有关一条人命的谈判还没发生过,但他相信郎加。想着笑宴,绒布虽然笑不出来,心里也轻松了些,模模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绒布一早起来,先去了郎加家里,郎加很爽朗,说:“鹰飞再高,影子还是在地上,我郎加再老,村子里的事我也热心,只不知能否起到作用。”
听郎加已应允,绒布很高兴,喝下两碗滚烫的奶茶,再去找尼玛。自从出狱之后,尼玛平日里都少言寡语,只安心务农、放牧。绒布去时,尼玛正在喝早茶,绒布说:“尼玛兄弟,今天求你帮忙来了。”
尼玛给绒布取碗倒茶,说:“快别这样说,我们虽不沾亲,但比亲戚更亲,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
绒布说:“我们明天要去色隆村讨个公道,这事只有你出面,他们才会害怕。”说着,把事情经过和大家商议的结果都讲了讲。
尼玛听着,并没言语。
绒布说:“尼玛兄弟,你觉得怎样?愿不愿意去?”
尼玛说:“拉加村不管谁让帮忙,我都会去,更别说我们两家,就是舍了这命,我也自然要去。”
听尼玛这样说,绒布才安下心来。尼玛出面,这事有百分之九十的胜算,到时给老婆拥珍讲,也算是安慰。
一早,拉加村的汉子们都集结起来,一共二十多人,他们腰间横别着长长的藏刀,分乘七八辆车前往色隆村。
拉加村的汉子们尚在路上时,副乡长郑学明就接到了电话,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跳上车,急急地赶往色隆村。
车刚出现在色隆村,有人就去通报。拉加村的汉子们将车停到一个坝子里,人们从车门鱼贯而出。郎加站在汉子们中间,他刚八十出头,满头银发扎成一束,长长的胡须也尽白,就连眉毛都找不到一根黑色的。他虽没戴长腰刀,其仪表自有威严,像《格萨尔王传》里的绒察查根。他边上站着尼玛,这个声名远扬的汉子,铁塔一般立在那里时,给所有拉加村的男人们都充足了气。紧挨着他站的是绒布,他虽然瘦削矮小,腰里的藏刀都有他半人高,但此刻他在尼玛身边,眼睛里都是愤怒的火焰,他的目光因此犀利、咄咄逼人。别的汉子们顺两边排列,他们像即将投入战斗一般既紧张又兴奋。只是色隆村显然没任何防备,这出乎大家预料,按常规,他们早该戒备森严,尤其是尼玛在,他们更应警惕。拉加村的汉子们面对空荡荡的坝子和村庄,一时不知所措。
不一会儿,色隆村村长才赶来,上前问:“你们找谁?”
绒布嚷着:“我们找泽央家的人。”
村长说:“你们是什么地方的?有什么事吗?”
绒布说:“我们是拉加村的。”
一说拉加村,村长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说:“你们稍等。”然后跑着回去。
一时间,色隆村的人都聚集起来,在村长和泽央的带领下,走到坝子中。只是他们既没别腰刀,也没拿锄头。泽央手里拿着一万元,来到绒布身边说:“这是一万元,我们早该送来,但考虑到前两天你们忙,本打算今天送到你家的。”
绒布不说话,也不伸手接钱,只看看郎加。
郎加说:“你家男人呢?和女人怎么说事?”
泽央说:“我男人前两年外出打工,出事故死了。”
这时,色隆村一个老头走出来,说:“有什么事只管给我说,我叫阿尼。”
大家明白,这是色隆村出面谈判的人,估计也是一个笑宴高手。阿尼大概七十出头,头发花白,眼睛小,但透着狡黠。
郎加沉吟一会儿,说:“达曲的水,把拉加和色隆连接。路上的事,让我们来到这里。”
阿尼回应:“热壶里倒出的茶是热的,诚实人说出的话是真的。路上的事早已在路上了结。”
大家都不言语,只听两人对说。这也是传统习惯,两个谈判的人,都不会直奔事情而去,就用谚语或比喻绕,那些谈判能力不足的人,让对方给绕进去了,还帮着对方说。
郎加说:“一头牛的价,怎可能用兔子的钱来付。”
阿尼说:“云再高也在太阳下,月光再亮也晒不干牛粪。当初定的事,又怎能不停反悔?”
这话一说,绒布嚷起来:“谁定事了?我那时候脑袋晕,没定过事。”
绒布一嚷,拉加村的汉子们纷纷把手按在刀柄上。色隆村的人也不示弱,没带武器,好些人就地捡石头捏在手里。正在这一触即发之时,郑学明赶到了,将轿车停在两方人中间,跳下车说:“大家冷静冷静,都听我说,双方都是来解决事情的,千万不能冲动,既然要解决事,我们就得坐下来谈。”
他小声和村长交流一会,村长说:“要谈事,我们去村委办公室,不过人多嘴杂,双方都由家属出面,派一个代表去办公室,其他人就在外面等。”
这算公平,双方都没意见。拉加村绒布和郎加进了办公室,色隆村泽央和阿尼进去,谈判就由副乡长郑学明和色隆村村长主持。两村村民,各自聚在办公室外的小院里等待。这一次谈判极为漫长,也不知郎加和阿尼把话都绕到了什么地方。快到中午,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绒布从门洞里出来,拉加村的汉子们看见他无精打采,还以为谈判已输掉。他走上前来,先叹了口气说:“我让谈判暂时中止了,出来找大家商议商议。”
汉子们问:“谈得怎样?”
绒布说:“泽央答应赔钱,多少都行。”
有人说:“谈成这样,还是郎加厉害,我们赢了,既然出钱,那就让他们倾家荡产。”
绒布的眉头皱起来,说:“我不要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想要我儿子。”
尼玛说:“绒布兄弟,你说怎样就怎样。”
绒布再一次忧郁起来。大家明白,之前那点支撑他的希望因对方答应赔偿而破灭,他急于找到一个新突破口。
有人说:“是泽央家儿子撞了赤称,出事后,我们还一直没见过她儿子。”
一听这话,绒布眼中再次亮出光来,他说:“有办法了,我不要钱。”说着,他向办公室小跑而去。
这一次没谈多久,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泽央面色惨白地走出来,与色隆村的人们说了一会儿,又才进去。不一会儿,双方都走出来,绒布眼中的光更亮了,他说:“上车再说,我们回去。”
拉加村的汉子们上了车,车队出发。绒布讲起自己的要求,说到现在为止,没看见这事的关键人物多吉,没见着多吉,再多的钱也不起作用。泽央推说多吉走亲戚去了,这让郎加抓住机会,坚持三天之后多吉必须出面,而且得主动来拉加村,才能继续谈判。一听这事,大家明白泽央家早做了准备,让多吉躲在外面,不过现在这事被拉加村抓住,他们变得更为主动。
回到村子,绒布去了医院。拥珍见到绒布,眼泪又止不住地淌。绒布讲起谈判的事,以此安慰,当听说三天之后多吉有可能前来时,拥珍止住眼泪,坚决要出院回家,她既悲伤又愤恨地说:“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也要亲眼看看害死儿子的人。”绒布听了,只好去办出院手续,把拥珍接回家。
日子变得艰涩而亢长,尤其是多吉即将来村的前一夜,整个拉加村都回荡着一种怪异的气氛,村子异常宁静,连狗吠声都没有。人们早早上床,等待大日子的到来。
绒布几乎整夜未眠,天刚刚亮开,他起床烧茶。
拥珍说:“我也起来。”
绒布说:“时间还早,你再睡会,我做好奶茶叫你。”
拥珍说:“今天是为儿子复仇的大日子,我怎么睡得着?”
一种畸形的亢奋让夫妇俩显得异样地精神。他们吃过糌粑和奶茶才走出门去。在拉加村口,也有一个大院子,方便游客们停车。他们来到院子时,汉子们早已在那等候,这让绒布和拥珍感动得说不出话,他们心里暖暖地看看众人,行了个双手合十的礼。
郑学明也从乡上赶来,他双眼通红,也是一夜没睡。给众人打过招呼后,径直走向绒布和拥珍。
郑学明说:“绒布大哥,拥珍嫂子,能不能再商量商量,纠结这样多人,万一出事,都得牵涉法律,我想你们也不愿再看见悲剧发生。”
绒布正想说话时,拥珍拦住他,说:“副乡长,平时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听你的,但今天,这是关系到我儿子一条命的事,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法。我希望你别插手,就算触动了法律,到时候我去住监狱。”
拥珍的目光很决绝,连她都这样说,郑学明更无措了。
太阳刚刚露出东山巅时,他们听见汽车声,坐在院墙的汉子们立即站起来,又排成一排。这一次站在中央的是尼玛,绒布仍紧贴着他。郑学明把拥珍搀到边上。
色隆村开了十多辆车来,都停在院子一边,汉子们站成两排,有三十多人。他们这次准备很充分,站在中间的,是个大块头,有一米九的个子,身板结实得像一面铜墙。这个叫嘎让的大个子,拉加村的人也很熟悉,他原在部队,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从部队退伍后,分到色隆村所属的乡上,上了战场的嘎让,也是个名扬四方的铁汉子。三十多个色隆村的汉子,齐整整站在对面,他们都挎了长腰刀,丝毫没有示弱的意思。
郑学明见对方请到嘎让,连声叫苦,嘎让出面,色隆村的汉子们就会很有底气。再加上尼玛,强强相对,今天的事很难收场。
色隆村那边,最后下车的是泽央,她向拉加村的汉子们走去,走到绒布面前。
绒布问:“多吉呢?”
泽央说:“我不会带他来。”
一听这话,尼玛就哼了一声,把手按在了刀柄上。色隆村的汉子们见状,也纷纷向前跨了一步,双方都怒目而视。
绒布说:“你这是有意把他藏起来了。”
泽央说:“我今天来,就是代儿子领罚,你们心中再大的火,都可以发在我身上。”
绒布说:“你退开吧,我们只和男人动手,既然你儿子不敢来,色隆村的男人可是来了不少。”
绒布一说,拉加村的男人们不再管泽央,一块儿向前走去,尼玛走在最前面,紧握刀柄的手在颤抖,长长的腰刀发出咔咔的声音。色隆村的人并不示弱,嘎让也坚定地走向了对方,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一场血腥的争斗即将触发。
副乡长郑学明在边上喊哑了噪子,但此刻,被血性和愤怒鼓舞的康巴汉子,不会听他的。
在这紧张时刻,一辆车飞驰而至。车上跳下一个大男孩,边跑边高声喊着:“别动手,我来了。”
泽央迎上去,惊呼一声:“多吉,你怎么来了?让你好好藏着的。”
双方的汉子们都站定下来,看着多吉。
多吉和母亲小声说了几句,转过身,走向拉加村的汉子们。多吉站在汉子们面前,对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站定,说:“不关他们的事,你们要寻仇,只冲我来。”多吉虽然只有十八岁,仍是个腼腆的大孩子,此刻,眼中却没一点畏惧,只静静等待着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
绒布没有任何反应,他呆呆地看着多吉,说不出话来。拥珍见绒布没话说,想起儿子赤称摔在石头上的样子,赤称的脸血肉模糊,缺了一大块肉。想着,她愤怒起来,小跑着来到绒布身边,她看见面前的多吉和赤称同龄,这个孩子的眼睛黑白分明,清澈得像山顶透明的湖水,眉毛浓黑,像两柄黑色的小剑,鼻梁高挺,似远方的雪山,脸似刀凿斧削一般没任何多余,皮肤黑中透红,那是被阳光皴染而成。这孩子既是康巴汉子的典型长相,又帅气得像把整个天地的美都集中在身上,这美呈现着一种纯粹的干净,干净得没任何杂质。
一时间,空气板结,连阳光也沾成了一团,拉加村再次陷入岑寂。双方汉子,此刻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能数清对方的胡须。尼玛与嘎让相互对立,尼玛的眼中还有火在燃烧,刀仍在手中咔咔发响。嘎让的眼睛也似铜铃般瞪着,紧握刀柄的手青筋毕露。
夫妇俩看了多吉很长时间,拥珍开始哭起来,她哭得很伤心。拉加村和色隆村的汉子们,都等待着她哭完,然后发出号令。
拥珍哭了许久,才努力控制自己,抽泣着叫了一声:“多吉!”
多吉应一声。
她继续叫:“多吉,多吉啊。”
多吉连连应着。
叫过之后,拥珍转向拉加村的汉子们,说:“大家散了吧,回家去。”
多吉不知所措地转身去看阿妈泽央,泽央的眼泪早把惨白的脸打湿。
众人愣了一会儿,从高度紧张中松驰下来,握着刀柄的手也放开了。副乡长郑学明此刻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捧住了脸。
其它人也都缓过劲来,纷纷散开,他们看见嘎让与尼玛还面对面站在一块儿,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大家的担心又升起来。不过谁都没想到两人互看一会儿,忽然相拥,抱头痛哭,两个血性的汉子,两个英雄般的人物,此刻像孩子一般尽情大哭,他们的哭声似大象嚎叫。众人看见这场面,也跟着哭。
此后色隆村和拉加村像两兄弟般要好,多吉拜了绒布和拥珍干爹干妈,两家人时常相互走动。嘎让和尼玛,也时常约一块儿喝酒。两个村庄的汉子们,都有了来往。两村还时常举办笑宴,郎加和阿尼,是笑宴上的明星,俩人相互戏谑,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对于拥珍当时的行为,有一个说法是她又想起儿子血肉模糊的脸,但看见多吉太帅气,别说复仇,连拨下他身上一根汗毛,她都不忍心。她知道复仇无望了,才开始哭泣。不过这只是个说法,没人去找她印证。
原刊于《芳草》2021年1月“吉祥青藏”小辑
尹向东,藏族,又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在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种选刊,收入《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集》《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4短篇小说》《2001——2010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等选本。获过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