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机厂又叫牧业机械厂，在川西高原的小城康定。时光很旧，阳光里混杂着冰雪渣滓，瞧着暖融融的，其实冰冷得让你背脊发颤……
1.像颗螺丝钉，钉在了破旧的机器上
我从小就没有长大后当工人的想法，尽管那时的我是个想法多得一万个口袋都装不下的敏感小男孩，梦想过当兵，扛枪站岗放哨，然后举起枪东瞄西瞄，找些坏人来收拾。也想过当医生，把那些甜的好吃的药片分发给嘴馋的小孩子们。我也羡慕那些站在大机器前只掘摁一根手指头，就让机器轰响转动，吐出大圈大圈铁皮铁屑铁东西，可从来没有想过长大后要做个管大机器的工人。我从来没想过当工人，在那个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里都没想过。
说实话，我是被父亲硬捞起来，塞进一个叫作牧业机械厂里的。那时，我已经下乡到甘孜绒坝岔一个生产青稞和冬小麦的生产队里当了快两年的农民了。当然，我不愿一辈子陷在这里，尽管那里的藏族同胞善良得像是亲爹亲娘。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县里的文化馆，专心专意地学习画画。那时，我真的很喜欢画画，在我下乡的寨子里画了好多幅大大的壁画，像那时山西有个叫户县的农民画一样，在墙壁上画那些色彩艳丽满世界都美得像花一样的大壁画。
还记得那天早晨，太阳刚刚把一缕强光泼在门对着的那座草山顶上，有人来叫我快去公社罗书记那里，说是有急事。我刚好从打土巴的地里偷懒回来，喝了一碗刚熬的清茶水，就急慌慌地朝公社跑，想肯定是有人把我告了，昨天我偷骑了队里的一匹马，骑到几里地之外的绒坝岔区上，在那里的供销社里买了些水果糖和小学生用的本子。见到罗书记时，并没有看到他严肃得挤不出一点水分的黑脸，而是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细缝，屋外的阳光顿时暖和起来。他把一张带表格的纸递给我，说快来填填，你让招工的弄走了。我问谁呀？还看得起我这样的人呀！罗书记只是笑，说你填吧，这样的好事很难遇上。你不想走吗？我就给别人了。
我想也没想，就把招工表填上了。
罗书记矮壮敦实，有张善良的圆脸。他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本来在县里某个部门做副职，他自愿下放到乡里锻炼，说话做事都温温暖暖的，不像其他部队待过的人干精火旺，爽直火爆得像喝多了酒。他是那种人，还没说话前，笑容就像阳光洒到山尖一样，渐渐染黄了整座山头时，才慢吞吞地给你讲一堆很细碎的事情，讲着讲着又很爱动情，把温暖的笑揉进讲的事情里，听得人从手心到胸腔里都暖暖和和了。我记得他一次讲自己在农村的家，讲到饥饿年代里自己的一大家人。饿了好几天了，都饿得快断气了，畏缩在屋里等着出去找吃的母亲快点回来。天黑尽时，母亲才回来，扶着门框就滑了下去，家里谁都没力气去搀扶她，问她吃的东西找到没有？母亲从怀里掏出一根玉米，说是向队长借的。几个孩子把玉米抢走了，也不管玉米干得像石子嗑牙，他们连玉米芯都抢来吃掉了，母亲却饿得爬不起来了。记得，他说起饿死的母亲，就忍不住呜咽起来，眼睛红红的，泪水把黑黑的脸颊都浸湿了。
罗书记在我招工表上签字时，脸色很严肃，粗糙的脸颊冰冷得像是从雪窝时掏挖出来的石板。他说，我与你接触不多，知道你虽说话不多，也很害羞的样子。可肚子里有货，能写能画。我们这里真的很舍不得你走。不过，你们从老远的城市里来这里也不容易，家里的爸爸妈妈也担心你们，我再舍不得，都不会阻拦你们离开这里。你们知青里不管谁有机会走，不管是招工还是招干，还是推荐上了大学，我都不阻拦。
说得我也鼻酸泪涌了。
记得我离开的那天早晨雾很大。高原的雾没有那么湿润，软绵绵的像浓酽黏稠的奶子，压在大片的快成熟的青稞穗尖上，浓甸甸的把大片金黄的青稞穗都压得低了头。路上没多少车，久不下雨干燥的路面很脆弱，有车轮碾压过就腾起浓雾似的灰尘。我搭上了一辆去县城里拉化肥的拖拉机，坐在驾驶员边上那个巨大的轮子上。拖拉机走得很慢，马达的响声像是在自己肠肚里发出来的，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巨大的轮子也像痛了腿，抖颤摇晃，刚刚吃下去的茶水糌粑就从嘴巴和鼻孔里冒了出来，难受死了。叫作曲登的驾驶员瞧我一脸的狼狈，就忍不住笑，说你是舍不得这里吧，看你难受的样子。我做了个怪脸，什么也不想说，瞧着眼前的雅砻江河谷，大片的油绿和金黄拼盘似的组成旷野，心里亮堂起来。
我在这样美丽的地方生活过，可我总不属于这里，住着住着就念老家想父母。
我终于离开这里了，登上去康定的公交车时，我望了眼前方浓稠如茶水的雾气，似乎看见了雾气背后的老家。
2.这个厂子很小很小
那时的川西高原，几乎所有的厂子都小，找不到动则成千上万人的大厂。
牧业机械厂就是一个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的厂，在康定城的南郊，曾经与旁边的拖拉机修理厂是一个厂，那时都叫甘孜州农业机械厂，生产过马力很小的手扶拖拉机、青稞小麦脱粒机和一些小小的农业机具。后来分了家，生产过拖拉机的叫拖拉机修理厂，另一个不生产农业机械了，只生产割草机和剪毛机之类的牧业机械。就是那样简单的牧业机械，那时都还在试验阶段，没有成批的生产任务。那时是计划经济，给厂里的社会主义生产任务是生产一些动力不大的电动机。
记得那时的厂长姓何，是个四十多岁面孔方正微胖的男人，嘴唇和牙齿都有些黑，戴顶鸭舌帽，瞧着我们几个刚来的青工，脸黑得像冻了一晚上的铁板。他把手中的一张纸瞧了又瞧，说你们的分工我们厂领导商量了一夜，定下了。我念念名单，该去哪就去哪，别跟我讲价钱。他一只手伸进了裤兜，笑了，说我兜里也没有钱。
虽说招进来的青工很少，数数不到十个，可每个人都挺紧张地伸长脖子，耳朵竖了起来。人人心里都有主意，都想去干净清洁，又能驾驭宠物一般温顺的机床的精工车间，都不愿去又脏又累又危险的翻砂车间抬铁水，去锻工车间抡大锤。
我啥也不想，同旁边的一个小个子玩纸牌，爱笑的他忍不住一串哈哈放出来，厂长脸黑得透亮，把杯子狠狠砸在桌子上。他说，笑什么那么高兴，还没念到你名字就像领了工资一样高兴了。好吧，说说你的名字，你是想去翻砂还是想去锻工抡锤打铁？小个子抱着头啥也不吭了，悄悄求我说，别把名字说出去。
还好，我们虽没有分到精工车间，却去了钳工车间。
车间是个很简陋的平房，本以为钳工全是手工活，应该很安静，可还没靠近就听见轰隆咣当的噪声。车间内很暗，机油味浓重，顶梁上吊着的白炽灯也是昏黄得不太亮。几台小冲压机咣当当响着，机前坐着的工人灵活的在台面上放着一张张钢片，冲压好一张又用叉子叉下来放在一旁，又放上另一张。人和机器融为一体，瞧着像相互间表演啥舞蹈。
我们三个小青工就同师傅学做磨具，就是按设计尺寸要求，把一块挺硬的钢片在磨石上磨成能冲压的磨具。三个师傅，姓张的是这个车间的小组长，一个瘦削矮小的老头，戴顶油腻的蓝布帽子。他脸色苍白，鼻尖有些红。姓谭的师傅幽默风趣，方正的脸有些粗糙黝黑，眼睛大眉毛粗，瞧着有些英气。姓杨的师傅总是把中山服穿的周周正正，风纪扣把粗大的脖子紧得血红也不松一下。他每天都在磨具前轻轻地小心地把手里的活磨了又磨，半眯着眼睛似乎陶醉什么事，又似乎与魂魄分离了,干活的只是自己的肉身。突然发出哈哈哈的笑声把所有人都惊吓一跳，才醒过来，用卡尺把磨具量了又量。瞧他们干活，我突然想起那个关于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当自己也在磨石上砚磨时，心里不断地跳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分一秒的日子就在这样一下一下地砚磨中流过去了。
三个师傅像三座菩萨，坐在一根条凳上，面前站着三个小徒弟。张师傅正了正歪斜戴着的帽檐，灌了两口浓墨一样的茶汤，把酽痰吐在脚边，踩在沾满泥灰的解放胶鞋底下，揉了揉又擦了擦，才说我是这个车间的组长，本来收徒只有他们两个师傅，可你们来的是三个。我只好也带一个。我们都是很严厉认真的师傅，对想学技术的我们会客客气气，对不想学又想混日子的，我们不会罚你这罚你那，只想一脚踢你的屁股，说一个字：滚！
他一说，谭师傅就歪着脑袋笑，说你叫人家朝哪里滚？都是找饭吃的，滚到你家里，让你老婆用酒用肉养着？张师傅也歪着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很严厉地喊了一声谭狗儿！你怎么老跟我刺着，惹你了？我这是在教育徒弟！谭师傅也笑起来，说你教徒弟就教嘛，怎么喊人家滚。瞧瞧你把徒弟们吓得脸都白了。
其实，我们的脸正烧着一团火呢。张师傅摸出一张纸，说谁带你们，领导都定好了。我带黄三，谭狗儿带唐大，老杨带王二。好了，有啥事你们各自找自己的徒弟娃儿商量去，我要去挤个牙膏。说完就放下茶杯，把棉袄披上出去了。
我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就一脸的迷茫瞧着谭师傅，他哈哈笑得很响，说那是张师傅的好习惯，开会一讲话，就想上厕所。挤牙膏就是屎胀了，想挤出去。哈哈，我和三个徒弟都笑起来，想想他说得多生动形象呀！
姓杨的师傅一言不发，也不理睬自己的徒弟，回到工作台拿起自己磨了一半的磨具，又眯上眼睛在磨石上轻轻磨起来。边上冲压机旁的几个女工开始议论起来，老杨呀又开始做梦了。他就是这样，拿起磨具就开始做梦，又在梦他新娘子了吧。哈哈，放在成都家里那么久，又不用，不晓得人家馊不馊呀！不馊不馊，老杨是有文化的，读过高中的。人家女娃子是追着他的，千里万里都香得很。老杨师傅眯着眼睛肯定听见了，嘿嘿嘿笑起来，腮帮上都放出红艳艳的光来。
谭师傅瞧瞧让阳光烤亮了的窗户说，太阳出来了，我们去太阳坝下说话去。他笑了，说太阳坝下说话才亮得开。
阳光烤晒的墙根下蹲了许多人，眯着眼睛享受阳光烤晒的温暖，谭狗儿端着茶杯一来就叫，霍霍霍，你们社会主义劳动尽晒得舒服呢！所有人都咧开嘴笑得舒坦，牙齿闪耀着一片白光，都说，晒吧，晒够了再去干活。
刚来第一天，我发觉这个厂的工人每天干不了多少活，差不多都在混。按他们说法，累死累活都挣一点点稀饭钱，不如把力气留到晚上陪老婆玩。车间外晒太阳叫作社会主义劳动尽晒，车间内打牌吹壳子，叫劳动互助，技术革新。
其实，一个厂子再小，都是一个社会，同外界一样，有天也有地，也有流水与飓风。那段日子，十七八岁的我已经学会了沉默，不是变得老气横秋，而是只想把眼睛和耳朵变成一个张大的口，心变成一只巨大的袋子，把看到的听到的所有都装进去，封起来。随着岁月的酿造，不知道会酿成什么味道的酒。任何时候我都很少说话，师傅也觉得我太老实，嘴也笨拙，因此从来不让我去出头露面，只是叫我和他一样，老实地在一块小小磨石上，把一块小钢片磨成冲压的磨具。
3.我们的师傅
我的师傅姓张，平时总是板着一张脸，说话嗓门很大，话很少，说出来的话却像拳头，一下一下砸在别人的头顶。他总是叫我看他手上的活，别问三问四。他说， 别瞧你读过不少的书，我说出来的东西你也听不懂，不如用眼睛瞧清楚点，我是怎么干活的。我瞧他忽而轻忽而重地在磨石上磨东西，用油标卡尺量量，又轻轻地磨着，心里便一遍又一遍冒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话，当然从来没有说出口，因为我心里冒着冒着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停下手中活，眼睛一瞪，我清晰地瞧见了他眼眸上一条条血丝。他说瞧仔细点，别东想西想，你想不出来的。好活是练出来的，巧在手上力气的拿捏，轻时像水面上飘过的雾气不留一丝水纹。手上拿捏好了，你娃娃就可以出师了。
有时，大家正埋头干活，他一声开会了开会了！又一脸严肃叫所有人围坐在机油味浓重的木凳上，嗓门大得像吵架似的讲起来。
谭师傅悄悄对我说，他讲话时你就把眼睛闭起，耳朵里便哇啦哇啦响起来，很像狗叫。我闭眼睛听，又忍不住笑起来。谭师傅说，别瞧他在这里凶，他回到家里畏缩得很，他家的疯子一说话，他吓得连咳嗽都不敢。当然了，他有时也会耍些娃娃的脾气，来逗他家的总是疑心重重的疯子。疯子就是他老婆，总是疑心她老头儿有外遇了，时常跟踪和偷听，搞得他也神神戳戳的。有几日，他与他家疯子为啥事吵架分开睡了，说是分只是一间屋子里用一张布帘隔开，两张床铺的呼噜声和放屁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张师傅便在隔壁装怪了，他故意装出女声哼哼唧唧地说话，逗疯子来偷听偷看。他屁股把被窝拱得高高的，像是真的偷了个人。疯子气极了，出门叫来许多人来捉奸，拆下布帘，只见张师傅穿得周周正正坐在床铺上，说我正在练气功，哪里偷人了？真的是疯子哟，幻听幻视，该送到疯人院去治治病了！
谭师傅是个散漫乐观的人，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纽扣只扣一半，露出汗浸得变了色的内衣，黄色军帽扣在头顶，棱角分明的脸也有些病态的姜黄。脸上很少有死板的严肃，笑起来浓浓的眉毛也像翅膀似的抖动，眼睛里就放出喜悦的光来。他爱端个搪瓷茶杯见热闹就凑上去，或吹牛或下棋或打牌都爱凑。每天总是乐哈哈的， 好像从来就不晓得啥叫苦和痛。他的老婆不知为啥让别人叫作壳子，总是红着脸恨他爱说些大话，怕让当官的 听到了给穿小鞋子。他把鞋脱了，露出破了口子的袜子， 足趾淘气地晃动着说，什么样的小鞋都来吧，我都给它捅破个大口子。徒弟唐大跟着他简直乐开花了，说跟着谭师傅干活一点也不累，天天都开开心心的，一个月不到自己也长胖了。哈，心广体胖嘛！
是那样的，好多次我去谭师傅家里找唐大，都见他们围着一张桌子甩扑克牌，脸上沾满了废报纸剪成的长条胡须。谭师傅的小女儿燕燕趴在唐大背上，抓着他的头发玩，把一根红丝线扎在他的头发上，还插上了一朵塑料花，瞧着哈哈哈地笑。
谭师傅好玩，可干活却认真极了。他脑袋也灵活，最喜欢蹲在一台新安装的机器下，仔细地瞧，也把一个个零件拆下来，然后用油纱布擦拭得发亮，又一件件安装上去。他说，自己就喜欢修理机器，可是厂里戴官帽子的看不见，让他在钳工车间的磨刀石上磨时间。当然，好几年后他真的如愿了，调到了汽车队里修理汽车去了。
谭师傅摘下手套，指头拈着磨具在磨石上磨时，我瞧见了他的手指头惊得差点喊起来，他的食指短了一大截，中指拈着食指习惯地高高翘着。他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我们冲压车间里干活，手指头不掉几根才奇怪呢！你去冲压机旁瞧瞧那几爷子的手指头。
冲压机旁的大妈大姐们听见了，都把手套摘下，让我瞧她们的手指头，好几个人都是残缺的，瞧得我心惊肉跳起来。
有一天，张师傅见有一台冲压机空着，机上的师傅请了几天假，可冲压任务又有一大堆，就叫我去顶着。他教我，左手戴手套拿锡钢皮，右手拿叉子。左手把锡钢皮放在磨具上，冲好后右手用叉子把钢皮叉下来，左手右手要协调好，算准机子转动的时间，要集中精力去做，冲好了码成一堆。他边讲边做，人和机器融成一体。手舞着机器转着瞧着很容易也很好看，让我上机时，心里却胆怯起来，想起那些师傅们被机器冲压掉的手指头，连锡钢片都不敢去摸。张师傅怒了，说你害怕个啥呀！还是个小伙子，胆子这么小。专心去做，伤不了你的。我也像他一样去做，左手右手慢慢协调起来，也冲压好了一大堆。可做着做着，我又担心起来，怕一不留意就把手指头递上去了。我想，干脆做点吓人的事，他就不会让我干这样的活了。我悄悄地趁别人不注意把手套的指头放在冲压磨具上，咔嚓，机器发出怪声，所有人都惊得抬起头，关掉了机器跑过来，以为我伤到手指头了。我却故意抱着手在机器旁发呆，像是吓傻了。张师傅跑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颤着嗓子说，刚把锡钢片递上去，机器就压了下来，手没跑赢，手套掉在上面了。 都咂着舌头说，好险呀！手套的指头压坏了几根，磨具肯定就报废了。张师傅下了磨具说，好不容易磨好的又打坏了。他恨了我一眼，说你别上冲压了，压掉了手指头我不晓得咋个给你爹妈交代。
我一遍遍给他道歉，心里却悄悄地松了口气，终于安全了。
王二的杨师傅每天都穿得周周正正来上班，冲压机旁的大妈和大姐们都在笑话他，每天手都要一遍遍洗得发白了，才来车间磨磨具。你看你看，那些大姐大妈们又在议论，他又在太阳下瞧他的那双手，细细白白的发着光呢！他肯定是想新娘子了，是啊，刚结婚就弄到 这鸟不屙屎的地方来了。杨师傅还是爱做梦，手里的磨具磨着磨着眼睛就眯上了，脸上渐渐染上了啥喜事，独自笑开了，嘻嘻嘻嘻。有时笑得自己都合不拢嘴来，冲压机旁的人都停下了活，瞧着他问，又梦到和老婆干事了？他的脸就红了，透亮透亮的。后来，他听说我们三个小徒儿都是读过高中的，就来了兴趣，见到我们走拢来会停下活，蹲下来用粉笔在油腻腻的地板上写一长串数字题，叫我们算。其实很简单，我不用一项一项去算，心里就冒出答案来。如果我把答案说正确，他就很不高兴，脸色阴得像要下雨。如果我们老也解不出，他就快乐得撮手心，然后把我们拨开，自己蹲下来一项一项地 解，边解边哈哈大笑。旁边的大妈们就说，人家是高中生嘛，是知识分子嘛，不然他老婆如花似玉的，怎么瞧得上他呢！他就更得意了，脖子硬了，胸脯也挺得高高的，眼睛瞧谁都望在天空上。谭师傅就说，别理他，人家只会瞧天空上的云，瞧不见地上站着的你。
幽默风趣的师傅，也让我们每天都过得非常愉快。记得那时厂里流传个故事，只一会儿便在所有车间里风传，到处都听见哈哈哈的笑声。冲压机旁的大妈们说， 谭狗儿师傅，你要把我们泪水都笑出来了。
那天，谭师傅在下班后，就在机油筒里倒了一酒瓶子机油，想带回去洗洗跑得脏兮兮的自行车，刚倒满一瓶，戴鸭舌帽的何厂长就闯进车间的门，谭师傅忙把瓶子包在衣服里。何厂长吸了吸大鼻头，说嗅到一股酒气。谭师傅把瓶子抱在胸前，很神秘地说，刚在南郊供销社打了瓶白酒。何厂长鼻头更红了，说我尝两口行不行呀？谭师傅把瓶子抱得更紧了，说这怎么行呀，下午家中有客来，壳子在家里炒了菜，就等这瓶酒了。厂长咽了口唾液，说只尝两口，我帮你品品这酒酿得好不好。他咂了咂舌头说，我曾在酒厂干过，最会品酒的等级了。谭师傅说不行，这酒不能揭盖子，香气跑了就成劣质酒了。何厂长抱着他，一再地央求，说只喝两口好不好？ 最后，谭师傅把瓶子递给他，还揭开了盖子。不晓得为啥，那阵子鼻子比狗还尖的何厂长竟然没有嗅出机油的味道来，厂长眯着眼睛一副沉醉的样子，接过瓶子就狠狠灌了一大口，舌头还没弹，就大叫起来，啥酒呀！你 想用毒药来害我呀！谭师傅哈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指着他说，厂长，是你自己要喝的，不是我硬要你喝的！ 何厂长蹲在墙角哇哇哇地把肠子里的绿水都吐干净了。
我和唐大问过谭师傅，真有这么笑人的事吗？谭师傅说你们去问何厂长，他腮帮子和耳根子都会发红的。旁边的大姐大妈们都说，谭狗儿，你把厂长得罪了，看你还想在厂里混日子？谭师傅说，我早就不想在这里混了，想去车队弄汽车玩，他又死压着不放。
4.我领到工资了
我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尽管学徒工只有十八块，我还是高兴得睡不着觉。毕竟是我用自己劳动的手挣的钱。家里也不要我的钱来补贴家用，叫我在银行开 个户头存起来。那时，我就在银行一月存十块，剩下八块来零用。
我也知道了，钳工车间技术最好的两个工人被借出去了，一个姓曾，由于耳朵听觉不怎么好，都叫他曾聋子。据说是小时得病用错药，造成听力减弱。瘦瘦小小的，眼睛很大，一看就是很聪明的样子。他很少说话，别人说话，他都是瞪大眼睛瞧着你的脸，好像听懂了，其实啥也没听清，就一句话不说只是笑。他很爱钻研技术，再复杂的活让他做，都能做得很好。厂里就把他调去搞技术革新了，同那些读过大学、中专的技术人员们一起搞创造发明去了。曾聋子是个很善良的人，厂里的老人们叫他帮忙，他都会无怨无悔去帮。
另一个姓王，有时又叫他贾师傅，是个帅极了的小伙子，高个子，帅气的脸和活灵灵的眼睛，都很惹女人们喜爱。他却对这些不理不睬，只喜欢埋头做自己的活。 他那时被隔壁的拖拉机修理厂借去搞机修去了，很少回车间来。我见到他一次，是早早地在车间里敲一块大铁皮，他仔细地裁剪敲打，铁皮就敲成一个圆筒子。他说， 我只做一会儿就走，不会耽搁你们干活的。谭师傅就笑，说啥子哟，你是我们的稀客，做好了再走吧。他嘿嘿笑得很憨厚，说做不了多久。他是为一个朋友做一个铁皮火炉子。
他敲好做好后，真的是个漂亮的铁皮火炉，那时康定小城流行的样式，比街上卖的还漂亮，我佩服极了。 我问过他，为啥子一会儿姓王，一会儿又姓贾呢？他脸红了，嘿嘿笑着啥也没说就收拾好桌子上的工具走了。当然，我也听别人说了，这个小伙子真的不简单。
他姓王时，是个表面老实却暗藏狡猾的技术工人。姓贾时，更是暗藏了好些让人猜不透的家世秘密，只要有人问起，他光鲜的脸颊上常常露出些苦痛表情。他不说，厂里的人就都去猜想，到处打听，隐私成了传奇。 听有位姓张的冲压机大妈讲，她和他亲妈很熟，那是个出身不怎么好的漂亮女人。小王师傅的亲爸是个部队的军官，可能因为亲妈的成分不好影响了他的政治仕途， 就在小王师傅生下来不久就与亲妈离婚了。亲爸一直仕途顺当，升到了省级高官。小王师傅长大后，一直对这个亲爸耿耿于怀，偷偷去找过他。据说亲爸早有了新家，他去那儿怎么样，他从来不说，却仇恨别人再提亲爸家里的事，大大的眼睛内汪着滚烫的水，牙齿咬得很紧。
车间内有一台沉默许久的大机器，张师傅说那是台液压机，专门用来压那些冲压好的锡钢片的。机器在车间内顶天立地，像个魁梧高大的巨人，很像那时报纸上常常夸赞不够的万吨水压机。张师傅一脸傲气地望着那台机器说，它虽说不能压缩万吨，可几百上千吨的精钢也能压缩成一张纸片。当然，没有谁开动机器试过，机器台面上沾满了灰尘也没有谁去清洗。张师傅说机器是大汉儿负责的，大汉儿的机器谁敢动？就是厂长动了都会惹一身的麻烦。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也不知道他说的大汉儿是谁。
谭师傅说，大汉儿个子很高，到乡下讨老婆去了。走了好久了也没回来，婚假早就到了，可能太舍不得了吧。哈，大汉儿人憨直傻笨，做事又挺犟。他爱说小时候放牛，啥也没学会，就把牛的犟脾气学会了。
发工资后好像人人都变得阔气了，休息日都穿得周周正正去逛街了。那时，没有麻将，打扑克牌也禁赌，手里有些钱就发痒，就想找个好饭馆海吃一顿，或 扯几尺布去做一身衣服，再穿着新装去照相馆照个妖精照。那几天，从厂区宿舍楼旁走过，处处都会嗅到炒肉香。这个时候，鼻子最尖的就数何厂长了。冲压机旁的大妈们对我说，你信不信，这个时候何厂长的鼻子比狗尖，谁家刚刚炒好肉，揭开酒瓶子，他准敲开谁家的门。是的，那些吃肉喝酒吃得满脸通红的人家，何厂长的鸭舌帽准在里面晃动。谭师傅也爱说，别瞧姓何的肚子里没多少货，手里的技术活也拿不起来，老天爷却给了他一个灵敏的鼻子，嗅觉灵敏得很。吃欺头占便宜他比谁都行。
何厂长没干多久就调走了，据说同生病的老婆回老家去了。厂里的生产由精工车间的孙主任负责。年轻能干的孙主任真的是做厂长的好料，他是本地的藏族，又在军队干过，做事很干脆，从来不拖泥带水，也讨厌只说不干的人，谁在他面前说奉承话，他的眼睛就会暴怒地冒出火星来。他升厂长后，就更是说话算话，把厂里的生产气氛搞得火爆爆的，再没有天天拿个茶杯杯，蹲在墙根下劳动尽晒的人了。
据说，他当了厂长，依然拿着二级工的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儿女和一家人，却一点怨言都没有，每天都在吆喝着叫大家干些像样的大事来。
第一件大事，他拉起一班人，有分到厂里的大学生，有技术高超的工人，成立技术革新小组，研究和生产真正的牧业机械。就从割草机开始。他们是怎么研究，参考了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在厂的围墙边开了一片地，种下了牧草，以后就是试验割草的地方。我瞧着青嫩的草芽冒出来，像麦芽一样生长成一片青绿，在阳光下肥嫩肥嫩的，开出一片白色的小花朵。
那个时候，我们钳工车间和电机车间进行了合并，因为都是做电机的，就叫电机车间。主任是个中年女人， 姓李，人长得端庄周正，脸很白，笑起来就更白了，会闪耀银色的光来。厂里人都叫她李麻眼儿，我很奇怪，她瞧着还有些漂亮，怎么取个这样难听的名。冲压机旁的大妈悄悄对我说，她得过天花，你没瞧见她的脸呀， 麻子点点多得很。有次车间开会，我在淡淡的灯光下，看清了她苍白的脸上和秀气的鼻尖上，是有一些坑坑洼洼的东西。不过，她是个说话做事都干脆爽快的女人。
一点没有成都人那种爱绕着弯弯说话来气死人的样子。穿着打扮也简单朴素，干干净净，留着齐耳短发，挺胸仰脸的样子总让人想起电影里那个女领导江水英。她男人也在厂里，姓雷，是个八级技术工。在这个高原小厂里，可不得了，不瞧他样儿，说出来就能吓得你低头。据说他曾经是一个兵厂里的技术工，八级呀，给一堆烂铁，就能敲打成一艘军舰来。在我记忆里，他个子很高，短发方脸，眼睛朝外鼓着，瞪大时生怕眼珠子会弹射出来。一脸的严肃，很少笑。那时在电机车间里管技术，监督好几个男女工绕铜线做电动机。
日落黄昏时，两口子常在厂门外那条公路上散步，踩着夕阳，也踩着亲密的人影，走着走着，像一对新婚的恋人。
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是李主任装在一张厚皮信封里交在我手上的，十八块五角五分。她说我比唐大和王二都多五角五分，那是因为我是全勤，他两个缺了一个下午没上班，也没请假。
5.聂眼镜
待了好几个月，我终于知道这个小厂的职工大多来自成都的一些街道小厂，主要是铁器加工、机器修理和保养等等。街道小厂差不多就是小作坊或小铁匠铺，没有编制。到这里来，说是支援高原建设，主要还是想进个国营厂，有个正式编制端上国家的铁饭碗。另一些来自部队转业，大多来自农村，也想在城市有个正式工作。还有一部分是当地孤儿院里的孤儿，都是挺老实的孩子。
成都来的大多是带着老婆孩子一大家人，成都人嘴里都叽叽喳喳的油滑，聪明能干，吃苦耐劳，把小日子过得温温暖暖。部队下来的都是精力强旺的小伙子，住下来后眼里压抑很久的欲火就烧了起来，火辣辣地盯紧了那几个长得水灵漂亮的孤儿们，据说几个人为抢夺最漂亮的还差点动刀杀人，最后最漂亮的还是被那个绰号叫麻疯的抢走了，据说并不是麻疯力大有狼性，而是让女孩子真心瞧上了，在挽着袖子准备打架抢夺的人面前，女孩子手提一把菜刀用身体护着麻疯，说谁伤麻疯一根汗毛，手里刀就不会对谁客气。女孩子漂亮的脸冷酷极了，想打架抢人的都不敢动了。不久，她就请来所有想打架的喝喜酒。我见过那个女孩子，确实美若天仙，见人总是平静温柔地笑，很难相信她有冷酷吓人的时候。而叫作麻疯的也是个白净漂亮的小伙子，腰背笔挺地迈着军人的大步，手里提着漂亮老婆的大包，两人在厂里走进走出，瞧着都觉幸福。
厂里还有好几个大学生。那个年代里，大学生都是硬分配来的，管你是高才还是低才，学的专业适不适用，有个厂子而且还是最需要锻炼人的高原，没有人脉关系的或成分不怎么好的，就硬塞进来了。有上海的、东北的，大多数还是成都的。学的专业就杂了，学数学的、机械的还好，还有学地球物理的和核工业的，来到这个挂不上号的小厂里，安心地就把啥都忘光了，晒太阳混日子嘛，端个茶杯混一天就一天。还有梦不醒的就苦了，每天都阴沉着脸，硬起脖子昂着头，咬紧牙齿谁也不理，像是高傲得谁也瞧不起，其实是心里的酸苦说出来谁也听不懂。
厂里就有个姓聂的眼镜，他的悲剧故事让多少人唏嘘。
我进厂子时，聂眼镜已经魂归雅拉雪山顶上的那片金色阳光了，他的故事也让人讲成一个传奇了。每次我从拖修厂靠折多河旁的那排小楼房前走过时，都有人指着二楼那扇紧闭的报纸裱糊着的窗子对我说，那就是聂眼镜的家，前几天他老婆还住在那里，还看到她牵着小儿子，拎一个空茶瓶去厂食堂打开水。小儿子与她一样脸上都是浸了寒霜似的冰冷，很可怜。
我轻轻一推他家的木门，就大开了，屋里空荡荡的啥也搬空了，留下一地的破纸废瓶罐。天花板上围绕大灯泡吊着的一个个小皮球还是吸引了我，小球上涂着各种颜色，写着火星、水星、木星等字，还有一个蓝色的地球，很仔细地画上五大洲四大洋的图样，标着国家的疆界和大山大河的图样，就是一个缩小的地球仪。哦哦， 我瞧得张大了嘴，他是把自己的天花板弄成了一个银河系，那盏大灯泡就是发光发热的太阳吧。我手指轻轻一弹小地球，地球就飞弹起来。真不愧是一个学地球物理的大学生。
可惜呀，让人随便玩弄一下手指头，就弄到这个鸟不屙屎的地方来了。
那个年代，知识真的不如一堆垃圾，可见他内心的抑郁和苦痛。厂里人却不这样说，都说聂眼镜做事认真极了，只要是与技术有关的活，他都要闷声不响地研究许多天，不研究出新法子不放手。他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奖励的茶杯摆了一大桌子了。可他依然喜欢看地图，大大小小的地图贴满了墙壁。他不晓得从哪里找来了康定及四周的地形图，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航摄图片，就用红笔在上面细细地描着画着，重要的地方标着红点，那是他想去瞧的地方。特别是雅拉雪山脚下的雅加埂，那里有条隐藏在草坡杉树林和草海子旁的茶马古道，他用红笔仔细标出来，顺着红石滩的那条小河，可以直达泸定磨西古镇，有几个他的同学下放在那里。他兴奋起来，就想翻过去瞧瞧。他翻出了当学生时用过的登山包，装了几本平时爱读的书，几件衣服和食堂里打的干馒头，一个装满开水的水壶，只对在灯旁打毛线衣的老婆说，他想爬爬对面的山，就走了。
一整天他没回来，天黑尽了也没回来。他老婆也不急，想他当学生时就爱一人出去爬山，有时一天，有时要好几天。可在大家急得四处寻找时，他悄悄回来了， 把茶瓶里的水喝饱后才说，山里的风好凉爽，树林子里流出来的清泉水好冰好甜。
那天，他翻越雅加埂，没遇上凶险的事。一路上风景都美得不忍眨眼。峭岩怪壁，满山古老的云杉冷杉，夹杂成片的桦树和松柏，比那些山水画家笔下的画还要美。他沿着雪山流下的潺潺溪水朝下走，茶马古道也清晰起来。他还在一个三石灶旁烧了一堆火，在军用水壶里放了些茶叶熬了一壶浓酽的茶，就着热茶水吃了干硬的馒头。听着清脆悦耳的鸟鸣声，他乐滋滋地笑了，说神仙也没我过得快乐。走过一大片耀眼的红石滩时，他后悔自己没有照相机，没能把这样神奇的东西拍下来。到了磨西古镇找到他的同学后，他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人也兴奋地把翻山见到的讲了整整一夜，还告诉同学，啥时也翻山走一走，去他康定的家做客，肯定一辈子难忘。
那是他第一次翻越雅加埂，是在大自然生机勃勃的春夏之交。哪知道他第二次翻越雅加埂就出事了。
那是秋冬之交的十月，本是这片高原山野最绚烂美丽的季节，山林草坡都像孔雀开屏亮出它的美颜。聂眼镜也乐疯了，用借来的相机咔嚓了个够，一点也不心疼费尽心思才让人从成都买来的胶卷。累了，他刚想在溪水旁坐下吃几口干硬的冷馒头，寒冷的风就在黑雾笼罩的树林里呼啸起来。他背心的汗水也渐渐冻硬成冰，手也僵硬了，想快点赶路，翻过山口，穿出森林找个人家暖暖身子。
雪飘落下来，越来越大，他连地上的路都看不清了，只有摸着树干走，越走越暗，眼前啥也瞧不清了。森林似乎是海水的最深处，耳旁的风声像海浪一般地呼吼，他还听见野狼的叫声，听起来像是饿了很久的野狼。夜越走越深黑，积雪也淹没了脚踝，越来越难行了。他知道自己迷路了，有些惧怕了，想找个岩窝子烧堆火来抵御野狼和寒冷。
他听见了哗啦的水声，就朝流水的方向走去。顺着河水下流的方向走，肯定能找到人家的。他想。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踏空，那看起来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呀。一脚踏上去就顺着松动的雪朝下掉去。野狼的号叫与风声搅混在一起，更加刺耳了……
在家里等了他好几天的妻子有些急了，打长话找聂眼镜在磨西的同学，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到那里。她告诉了厂里和派出所，就组织了一队人去雅加埂寻找。雪太大，积雪也太深，根本就无法寻找，等太阳把雪晒化时已是一个月后了。有猎人在离溪水不远的悬崖旁发现一堆让野兽撕咬过的人骨和带血的破衣烂衫，就报了警。他们在林中又寻找到了一些东西，拿回来让聂眼镜老婆辨认，她一眼就看见了摔碎的手表和一串钥匙，咬紧牙齿忍着啥也不想说只是摇头，又蹲下来双手捂紧脸痛哭起来。那就是聂眼镜的东西，钥匙轻轻松松就把自己家的门打开了。那堆让野兽啃食光了的骨头就是聂眼镜。
我只见过聂眼镜老婆一次，那天我从她搬空了的家门前过，看见一个穿深红灯芯绒外套的苗条秀气的女人让几个穿工装的女工围着，她用伤心的腔调讲着她的聂眼镜，讲他那么怕冷，冬天屋里不烧火炉子就咳嗽得喘不过气，被窝里得给他塞两个暖水瓶，那是她找朋友从医院里找的耐温的大瓶子呀，把被窝暖烫了他才愿缩进窝睡觉。想不到呀，他却死在那么寒冷的雪窝子里，想想那夜里他是怎么过的呀！她又伤心得哭泣了，周围的人都在劝说她。都说聂眼镜有福气，人长得傻模傻样的，却找了这样个漂亮秀气又善良的女人。
阳光刚刚洒在房屋前，湿润的泥土里有浓烈的气味蒸发出来，味道怪怪的。我瞧见聂眼镜的小儿子，站在人堆旁一言不发，头高昂着，眼睛里有股冷光，像个小大人。
6.三个学徒
我们三个徒弟娃儿，最大的唐大也刚满二十，我刚走到十八的门槛上，心里却有了长大成人的感觉了。唐大总爱说自己是高干子弟，其实他父亲是旁边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他自信满满的，每天脸上都放着新鲜的光亮。他见我每天都抱本书藏在工具箱背后读，就甩着冷眼说，他就看不惯读书的，现在书有个屁读头，除了伤眼睛。他眼睛不大，总爱细眯成一条缝，把伤眼睛说得很重，眼珠子就在细眯的眼皮下调皮地动着，我瞧着总想笑。他从我手里夺下书，看也不看就扔到油腻斑斑的工具桌子上，对王二说我们找谭师傅耍去。
王二强壮憨厚，把一顶黄军帽戴得端端正正的，说话前爱嘿嘿笑两声，圆圆的脸更圆了。他父亲是汽车十七队技术最好的司机，总在外跑运输，很少待在家 里。他说自己父亲就是一阵风，在树枝上摇晃几下就不见了踪影。他从小到大都很少和父亲待在一起过，总是见母亲坐在昏暗的灯下为父亲缝补穿破了的棉衣裤，说缝补好后父亲就会回家了。父亲回来坐在饭桌前吃饭喝酒，然后把吃空的碗一推，说走了。他披上母亲缝补好的棉大衣就把汽车弄得轰隆隆响，头也不回地走了。小王二总是透过窗玻璃瞧着远去的父亲，想自己快些长大，也像父亲一样开上大汽车，去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远方瞧瞧。
唐大总爱说我像他的那个书呆子弟弟，他在南充老家读书，从小就是老师眼里的红人，学习成绩好得让父亲讲起来就像给菩萨烧多了香烧出了个文曲星一样。我却惭愧地说，我不是啥文曲星，最多是《水浒传》里的那颗天英星花荣。看《水浒传》时我就喜欢小李广花荣，不仅弓箭射得准，还活得自由潇洒。王二总说自己力气大，总找人掰手腕，还常找锻工车间打铁的工友掰，说打铁的力气才大。如果掰赢了，他就笑得合不拢嘴巴。当然，他很少赢，也不垂头丧气，依然一副笑脸哈哈，逢人就讲他跟锻工车间的掰过手腕，并把肱二头肌鼓起来给人瞧。
我们来到谭师傅家，那是幢立在小水沟旁的二层楼房，他家住在底楼。推开门，屋内烟雾腾腾的，几个人围一桌甩扑克牌，每个人脸颊上都贴满了纸条胡子，每个人都乐哈哈地笑着。谭师傅老婆是个瞧着就很贤淑的成都女子，坐在旁边专心打着毛线。他小女儿燕燕就不老实了，骑在老爹脖子上把胡子扯下来又贴在自己圆胖的脸上，也笑得忍不住。小燕燕那时很可爱，脸圆圆胖胖的，眼睛很大，眉毛很浓，像她母亲。见我们来了，她就大叫我们的名字，很顺口。
可能由于我们三人常常同时进出，厂里好些人就把我们认混乱了，常常把我叫成王二，把王二叫成黄三或唐大。我们也没纠正，叫什么都应答，脸上灿烂地笑着。所有人都觉得新来的三个男学徒脾气好，脸蛋笑得像花儿开放一样。
这天一进车间的门，忙冲压的张妈妈就对着唐大喊，你的女朋友来了，在车间里逛了一圈找你呢？唐大脸红了，小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子笑，说我晓得，在砖瓦厂水桥子那里撞见了。张大妈说怎么不带到这里来呢？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帮你瞧瞧是不是个能过日子的。唐大就哈地笑了，说她害羞呢，在厂里逛了一圈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的心还没有开窍，形影不离的伙伴里竟然有耍女朋友的，很好奇也陌生。我们问唐大，喂，女朋友真的有那么好耍吗？他就嘿嘿笑，说她的妈妈和我的妈妈都是总段的，一个单位常在一起，就扯上线了。我问那你呢，还有她呢？他脸红，说她常来我家，来着来着就和我好上了。
那个时候，我很奇怪，为何一个男人终究会跟着一个女的过，自己一个人不行吗？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多自由，没人管着的日子多快活呀。我才不会和一个女孩子好呢，听着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就烦死了。
我看见过唐大女朋友一次，是在他的总段家里。那时，甘孜州公路总段在将军桥溜溜城那个位置，很大的一个单位，有好几个操场样的坝子，我们还混进去 假装总段子弟打过篮球。唐大家住在一幢两层的宿舍二楼，还记得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木楼梯，洗净了污迹和残漆，露出黄色的木纹，吸口气都能嗅到森林里的木香味。唐大家的门虚掩着，我推开叫着唐大，屋里简朴的木床铺上坐着个穿深红灯芯绒的女子，低头瞧两只灵巧的手指上正在钩的彩色织物，两条大辫子吊在胸前，一种娴静柔暖的美一下就让我哑了，站在门边不晓得说什么了。唐大没在，她没抬头，说上他妈妈那里取东西去了，等会儿才回来。她没让我进家里坐，也没抬一下头，手指灵活地飞舞着，把彩色的线绕了又绕，钩了又钩，一张花网就在手里诞生了。
我扶着屋外的栏杆等了很久，唐大才提着一大包东西回来，他看着我说怎么不在屋内坐？我笑了笑，做了个害羞的表情。他推了我一把，说屋内是你的嫂子，有什么好害羞的。他推开门，屋内的女子也听见了，正端起茶瓶给我倒开水。我看清了，是个丰满白净的女子，眼睛很大，笑起来脸更圆了。
记得车间里那几个大姐大妈们都爱瞅着唐大开玩笑，问他啥时吃喜糖呀？唐大眼睛笑得眯成了细缝，说我还是学徒，挣的钱还不够自己填肚皮，供不起两个人三个人。大妈们就乐了，说你爸那么大的官，砸一大堆钱你们一辈子都花不完。唐大就嘿嘿笑，说等等吧，人却躲开了。大妈们就唱，等太阳等月亮，等到媳妇躺床上……
那个贫穷寡淡的年代，那个一杯热茶一盘炒泡菜都是幸福生活的年代，我们三个小学徒像亲兄弟一样在这个高原小厂里进进出出，形影不离。虽说不到一年，我们离出师还早，就像鸟儿一样，抖动刚刚长硬的翅膀，飞到自己的宿命之地，但留下的回忆都是温暖的。虽说我们性格和志趣各不相同，谁也没有见着谁的三观不正而心烦。我们没有争吵打架，相互谦让，谁的主意听着合心意，就用谁的主意行动，哪怕那主意有些鬼有些异有些搞笑。
记得那时的冬天真冷，屋外铺的雪晒几天的太阳都不融化，夜风一刮就成了硬邦邦的冰。冰柱子从车间屋檐上吊下来，长长的拄到地上，和旁边掉光了叶片的白杨树枝搅在一起。车间里就更冷，呼口气都成雪渣子。我们冷得受不了，就想着去偷精工车间炭箱子里的杠炭。干干净净的精工车间里，天天都让炭火烤得暖融融的，让我们羡慕死了。他们是厂里的宠儿，说是怕机器冻坏了，要用炭火烤暖和才好工作。我们车间坐一会儿，鼻子都快冻掉了，就想着偷炭。先让我去侦察他们的炭箱子放在哪儿。我装作去找人，在车床和刨床温柔的哼唱里走着，瞅准了炭箱子在车间外的木棚子里。我们行动了，当然是在下班车间里没人后，唐大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大背篼，而且是关外用的那种尖屁股背篼，从精工车间炭箱子里刨了一大背，放进我们车间工具箱角落里。第二天，我们来上班，唐大早早就来了，烧了一个大火炉子，红红暖暖的炭火吸引着所有人来围烤。张师傅吮吸着冻僵的鼻子进来，见我们都围着火炉烤火，就说厂里发善心了，给我们发炭火了哟。我们就笑起来，说我们也要抓革命促生产嘛!
当然，精工车间杠炭失窃的事很快就传到钳工车间了，张师傅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很生气，额上的青筋都隆起了，问我们是谁偷的炭？我们三个学徒都站起来说，我们不是偷，是借的。以后厂里给我们车间分炭时，我们会还给他们的。张师傅你瞧呀，这么冷的天，不烤烤火暖暖手，谁能干活呀！
张师傅想了想，也把手套摘下来，在火上烤起来。
悄悄说，你们谁也别拿到外面去讲。我对他们去说，炭是我表弟从关外雅江拉回来的，见我们车间冷，给我们刨了一点点。
我们三个小学徒都捂住了嘴巴，烤火的大姐大妈们笑了，说老张，你不把自己烤热和点，晩上你家疯子都会把你踢下床的！
一年后，唐大跟着内调的父亲走了，据说后来也考上代职培养的大学。王二调到他父亲所在的汽车六十二 队，在邛峡。我去了重庆读一所师范学院，准备将来当一名教书匠。
7.记忆碎片
我得承认，时间流逝的步伐太匆忙，我来不及好好记忆，时光里的一切就变得陈旧模糊了。能想起来的都是残破不堪的碎片，细心地缀补起来，像一件破碎布连缀缝补成的百家乞丐衣。此时，我也不怕献丑，不怕由于记忆模糊把事情和人物弄错，点点滴滴记下来，贴在天花板上，点上温暖的蜡烛，瞧着真的很像云烟掩映的夜空里那些朦朦胧胧的星星，亲切又神秘。
先在我记忆里出现的，是住在厂大门旁小屋子里的老收发王大爷，一个干瘦的老头，面容苍白像被谁吸干了血。戴顶毛线织的帽子，旧得看不清颜色，穿着不管冷热都很少脱下的油腻斑斑的棉大衣。常见他早上提着个红壳子茶瓶到厂大门外的污水沟旁，揭开瓶盖子把里面浑黄的水倾倒进污水沟里，又舀些清水把茶瓶涮涮， 提瓶摇晃着虚弱的身子走进小屋子里。好多人都说，王大爷有两个茶瓶，一个红色的是他的夜壶，晩上就把尿撒进茶瓶里，另一个绿色的才是他装饮用开水的。害得我进王大爷屋子时，最怕的就是他倒水让我喝，嗅着都有股尿腥味。他屋子里烧一大盆炭火，熬煮一大锅牛肉汤，每天从门前过都能嗅到牛肉香。都说王大爷冬天开始时就买来一大堆牛骨头熬在锅里，他很少吃锅里的肉，只在汤里添加萝卜啥的，一锅汤要熬到春天到来，暖风把冰雪融化树叶吹绿，才买一瓶酒把锅里的肉吃得精光。
那时，我常去他那里取车间里的报纸和信件，感觉到王大爷人很冷，苍白无血色的脸比冰雪更冷，瞧我的眼睛里都像充满了仇恨，只扔给我一句话，拿到你们的报纸就快滚，别待我旁边烦！有人对我说，那是因为我是只公鸡，假如是只母鸡，王大爷就不一样了。
有一天，我真的见到有好几个女工叽叽喳喳地围着眼睛笑成一条缝的王大爷，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大爷这样笑，脸上的皱纹似乎快把苍老的脸皮撑破了。厂里都 传王大爷的一些风流韵事，我都不太相信。不爱洗澡的王大爷身上有股怪味，我去他旁边都能嗅到那种刺鼻的味，谁家女子再风流也不可能与邋遢的王大爷风流呀！
还有个奇矮子，不知道是不是姓奇，都说他是川大学数学的高材生，在厂里绘零件图数他绘制得最好，干净清爽，很多地方还有独创的新意，都叫他科学家。我一叫他科学家，他就摆手说一串NONONO，说啥科学家哟，能当饭吃吗？能过好日子吗？他现在只是一个生活家，也只想做一个生活家。他真的在做，一屋子的新家具全是他自己打造的，木匠活连真木匠都竖拇指夸赞。厂里好多家娶亲嫁女都找他做家具，他也乐意，圆脸本来就红彤彤的，开了花瓣一样，笑得更红了。他还能炒一手好菜，鸡鸭鱼肉在他手里弄一弄，就成一盘盘香喷喷的菜，色香味比餐席上的还好。他说自己是照着书本学的厨师，不正宗却有个性。我吃过他用苹果肉炒的回锅肉，有种清香甘甜的味道，真的与众不同。我们都说他干脆去开餐馆，肯定会发大财。他笑着说，发大财不想了，只想做些好吃的让老婆高兴，儿女们喜欢，朋友们喝酒时能快活就满足了。
就这样一个乐哈哈的人，却患了癌，人瘦成一根筋，再也不想做家具、炒菜了。后回了老家，就没听到他任何音信了。
我还想起那个厂区里阳光普照的下午，到处都充满了沙土香味，翻砂车间砂盘场上吆喝声和热腾腾的雾气搅和在一起，强壮的工人们光着膀子，把一提提红亮的铁水从炉子里提出来，倾倒进塑造好的砂盘里。砂盘里嗞嗞响着，一声声好了好了的叫喊，我瞅着他们简直羡慕极了。旁边锻工车间里抡锤打铁的声音也响得很欢快。
后来，我认识了翻砂车间的几个工友，他们大多是从孤儿院分来的。扎西、降措和桑珠三个最要好，常常嬉笑打闹走在一起。开始，我与他们还比较陌生，见着面也只是点头笑一笑。有一天，我下午回家很晚了，天已经黑尽了，刚出厂门不远，我突然被一伙人拦住了，手电筒的光就在我脸上晃，我眼睛也不敢睁。听见他们吵吵嚷嚷在说我偷了他们的什么东西，要搜査我背包。此时，有人把拦在我身旁的人推开了，我听见是桑珠的声音说，这娃娃是我们厂里的新工，看他老老实实的，怎么会偷你家的东西，弄错了吧。降措也在那里，说别搜了，让他走吧。我还是把包打开，东西一件件翻出来让他们瞧。桑珠怒了，把包抓过来递到我手里，说有什么好搜的，人家又不是贼。他们两人护着我，从凶狠的人群里走出来，走远了才说，他们挂在屋外晾晒的一串海椒让人偷了，你怎么看也不像偷海椒的人，别虚！
从那天起，我对他们几个孤儿院来的很有好感，觉得他们太有正义感了，想接近他们，可他们总是用热乎乎的笑疏远着我。
有一天傍晚，我吃完饭上街遛遛，正好撞见了桑珠，他一人面红耳赤走在街上，我嗅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气，他紧紧拉住我，要我陪他找个地方喝酒。我看见他两个裤兜里塞了两瓶白酒，就说我不会喝酒，我还有事，不能陪他了。他使劲抓住我不放，我挣扎了好久才挣脱。
我离开时，对他说另外找时间，炒两盘肉，找他喝。我不喝白酒，可以喝一点啤酒。他眼睛红红的，像有眼泪掉出来，没理睬我就朝城外一处很荒凉的地方走去。 那天，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出事，也没想到他们三个孤儿惹出了很大的事。
第二天我才知道，桑珠投河自杀了。他是独坐在河边的一个大石包上，喝光了瓶子里的酒，脱了鞋子跳下湍急的河水的。尸首几天后才在大风湾捞了起来。我才知道他们几个孤儿回四马桥的孤儿院看望老师，见旁边的部队军械库大门开着，就进去瞧，见墙边堆着几个木箱子，打开一个见整齐码着好几个手榴弹，就偷走了一口箱子。他们想找个日子去大渡边用手榴弹炸鱼吃。哪知道军械库弹药箱被盗可是大案呀，报了警一下就查到了他们几个在军械库门前晃过的人。扎西和降措都被抓了，当然供出了桑珠。桑珠怕极了，他从小失去父母后就怕坐牢，又不敢回厂里，东逃西躲，找不到地方了，就想到了投河。那天，他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买了酒，喝完了，就又去买了两瓶，想找个好投河的地方再喝。半路上撞见了我，又想拉个人去陪他，幸好我拒绝了。
他那天夜里吹着冰冷的河风，坐在大石头上痛苦地灌酒，他瞧着逼近眼前的大山，听着河浪的喘息，可以想象他心里刀割的滋味。当然，后来我也想起他硬拉我陪他去喝酒的样子，背脊上涌满了冷汗。
那时，牧机厂没在河岸边，拖修厂才在河岸边。我们三个小学徒最爱去河岸边瞧浪花，也不为了啥，就迎着河岸的凉风，唐大和王二吞吐着烟雾，我瞧着翻滚的白浪，要瞧很久很久。那时我想，这里的人为啥都爱说要死就去跳河吧，河里又没有盖子。难道这白色浪花下面真的藏着一条路，通往另一个世界？
更多的时候，我们车间里的工人最爱围一炉火，烤冰冷的手套，吹闲壳子。那时的厂子爱学习，差不多每天都有半天来读报纸，报纸读着没味儿了，闲壳子 就吹开了。我最喜欢静静地听他们吹，嘴巴紧闭不说话。他们简单普通的语言生动有趣极了，常常惹得所有人都捂着脸笑个不停。那时脑子也灵，想记下什么就真的记下了，过了好长好长日子还能常常想起来。
下面是我记下的他们的一些闲聊，他们叫冲壳子：
“喂，你要退休了，该在厂里栽棵树。”
“栽起哪个来守？”
“你每根树枝上拴只猴子嘛。”
“各顾各，一根牛尾巴遮个牛屁股。”
“你有小九九，人家有大算盘！”
“是呀，你有七算，人家有八算。你有八算，人家不晓得不干！”
“我们都是牛屁嘴巴，厚厚的不会说话。”
“我是缺牙巴，说起话来不关风！”
“瞧瞧人家尽遇光生的，我倒霉尽遇刺笆扎手的。”
“我人老眼睛不花，看得到人家拉牛下山，还看不见人家引水上山吗？”
有时，车间学习时，李主任会在念报纸前对打扮得干净靓丽的陈姐说，来一段京剧《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吧。陈姐的脸红了，喝了口茶水也不推辞就张嘴唱了，嗓音洪亮得像阴暗的天空突然撕了条缝，温暖的阳光哗啦啦洒了下来，整个暗黑的车间都敞亮开了。
多少奴隶未解放，多少穷人遭饥荒。
多少妇女受迫害，多少兄弟扛起枪……
有时是娇小的卓玛阿姐唱家乡的民歌，卓玛很害羞的样子，说话声音也细小，想不到唱起歌声音像鸟儿一样直直飞到高高的云天里去，那是把整个世界都净化成绿色的天籁之音呀！想不到，我们这个小厂小车间还藏龙卧虎出人才。据说陈姐的老公就是康中校帅气多才的杨老师，卓玛在北京的父亲是著名的藏学家，老公是群艺馆的画家。
更多的时候，大家围坐在火炉旁打毛线唠家常。记得有个矮小的女人，长个娃娃脸，却是儿女成人的老女人了。大家都叫她幺姑，说她是个童养媳。我觉得好奇，问她啥叫童养媳。她说，她就是童养媳，嫁过去时，老公还在吃亲家母的奶呢！她笑了，那时她也小，家里很穷，都快饿死了。妈就把她嫁给夫家了。从此，她就再没见过父母了，也不晓得他们现在是死是活。她去了夫家，就埋头干活，啥都干，直到老公长大了，就穿红戴绿嫁了。她每天都一副快活的样子，在冲压机上干活还是坐在火炉旁打毛线针，手套都不脱下来。有一天，她脱下手套洗手，我才见到她很惨的左手，食指和中指都残了好长一截，她也没感觉有啥，说冲压机伤的，当时很痛，她痛得哭了好几场了，可是包好后，不痛了还得上班呀。家里有儿女还得养，光靠老公那点点钱是不行的。
记得冬天很冷，我的手套在磨石上磨破了，油腻腻地套在手上像套了个冰壳子样，手指关节上都生满了又痒又痛的疮。她瞧见了，就把自己那双有茸毛的手套硬塞给我，说我还是娃娃，手要用来写字画画，冻坏了多可惜呀。她又找了双油腻斑斑的旧手套，戴上后熟练地在冲压机上忙着，说自己冷惯了，做着事就一点也不冷了。幺姑就是这么个软心肠的好人。
还有保管室的王嬢，说一口温暖的山西话，不管我去领什么工具，都笑嘻嘻地把东西找出来，递到我手上，再三叮嘱要小心使用，别伤着了手。还有厂医疗室的肖医生，她的玻璃茶杯里的茶叶最多只放两根，像小鱼小虾似的在水面漂着。她说，只两根提神养心完全够了，泡多了浓了对人身体不好，特别是心脏不好。她是医生，可能养生真的有一套，工人们不懂，都说她抠门。
在严冬哈气成冰的早晨，或是夕阳在厂区小道上涂抹一片柴火一般暖红的傍晚，都会见到老黄师傅拉着一辆装满工件或锡钢皮的板车，默默地走着。他弓下身或直起腰，脸上都是一片乐哈哈的，瞧着任何人眼里都是一片温暖。他嘿咻嘿咻走着，不时从肩膀上扯下毛巾擦一把汗水。厂里人都叫他黄牛，他也乐意别人这么叫，说自己就是一头老黄牛，除了一身用不完的力气，真的想不出能为厂里做什么事了。别人说，黄牛，你忘了自己曾经是最好的钳工了吧，修理机器，磨制工件，哪个人能比得过你？他笑了，说那些活不上瘾，不如拉板车。我天天拉着板车，车里装着大家需要的东西，真的爽极了，越拉越舒心快乐。老黄牛呀，不用来拉车干力气活，难道还用来绣花呀！还不如杀了吃肉，哈哈哈。
他就这样，挺立着强壮的身子，拉着沉重的板车，顶着刮来的寒风或迎着扑面的阳光，拉进了我的记忆深处……
8.那时的情感那时的爱
现在回忆那时太阳的色彩，得狠使一把劲，往记忆深处挖呀挖。不是人近黄昏记忆差，是那个年代本就是忽略色彩的年代，到处都是灰蒙蒙一片，很少有人去关注色彩，特别是有情感的色彩。
阳光有时昏黄有时惨白，有时暖和有时冰冷，洒在皮肤上痒酥酥的。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流淌进人的心里。人就像预防病毒抵制毒品一样，抵制万物生灵天性的情感，特别是人与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一爱。男女交往大多是冷冰冰的，隔着一米，近了就会被骂臭流氓。我们这些小青工，一进厂领导就一再招呼，年轻人心思就该放到学习上来，好好学技术，别去搞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把自己前程耽搁了哟！
他不说还好，说了就像把我们封闭死的那扇门哗地推开了，对啥叫男女关系更好奇了。王二就对我说，往日跟女子说话都觉得没啥，现在还没开口心就怦怦怦地跳，像打枪一样。
尽管压抑，生活照常进行。而小小的我依然是个旁观者，在那个时代，对眼前发生的事，依然蒙昧和不理解，甚至暗暗地感到恐惧。也就被别人当作了工具，也傻乎乎去做了工具该做的傻事，而且给别人的伤害一点没有感觉。
那时的厂团支部书记是个圆圆胖胖的女孩子，走哪里都挺胸昂首，脸蛋红扑扑的，像个女干部模样。开会说话都是端正得不能再正的大道理，爱讲我们青年人就该正直上进，别让社会上歪邪的东西侵蚀。她好像最讨厌男女间的亲密，假如谁跟谁走近了说说话，她都斜着眼睛恨别人，对他们一脸的不屑。记得有一次，有个脸皮挺厚的小青工悄悄走到她背后，把手里鼓满气的空烟盒子摊开，啪地一扇，吓了她一大跳。她回过头脸都气白了，小青工红着脸说，我就是想扇扇你。她气昏了， 嘴唇抖动话也说不出来，红扑扑的脸一下就煞白了，身子也软瘫了跪在了地上。旁边的人把她扶进了医务室，说别理睬那个人，那就是个臭流氓。她缓过气来后又抱着脸呜呜伤心哭起来。
我认识那个小青工，在翻砂车间，也是孤儿院来的，长相清秀，爱笑爱跳爱唱歌，挺活泼的。也是个挺热心的人，谁有事叫他搭一手，他出力出谋出财物，一点怨言都没有。那时胖胖的团支书为了表现，要求去了翻砂车间，干那些累人的活，干着心里也很烦。小青工就悄悄靠近她，帮她把脏活累活都揽着干了，还给她讲笑话逗她笑。渐渐地她也觉得小青工亲切起来，但她对别人说，小青工比她小，只能算她的小弟弟。可是有一天， 翻砂车间夜里出模，浇铸模型干到了夜深，加班的人都留住在厂里。
那天，所有人都累极了，吃了饭来不及洗漱就上床睡了。那时，给加夜班的准备的铺都在一间大屋子里，不分男女。反正干活都挺累，谁还有心思想其他呀。大家头沾床板就呼呼地睡死了。可是，那天有一个人让尿憋醒了，听见小青工床上有怪声，揉揉眼睛再仔细瞧，原来是胖支书钻进小青工的被窝里了，正在哼哼哼地亲热，就指着那里颤抖声腔问，你们你们你们……他们的被盖揭开了，全都光裸着身子。那人吓坏了，外衣也没披就朝外跑，站在走廊上让寒风吹得浑身颤抖。一屋子的人都醒了，都知道这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胖支书早穿上了衣服，用被盖捂住脸呜呜呜地哭。小青年早跑了，那夜里找遍了厂子都没见他的身影。
那些日子，这件事成了厂里的头等事，到处都在传，越传越古怪离奇。我们听说了，就到处寻找胖支书。那些日子里，到处都见不到她，都说请病假了，不会来了。还有那个小青年，一个快快乐乐的小伙子，也不见了身影。也有人说，只有半夜里才能见到他，一个人来到翻砂车间造盘的场地，把那些弄乱了的砂盘一件一件弄整齐，然后就坐在那里看天空的星星，看着看着就呜呜呜地痛哭起来。他的伙伴们都去劝，他谁也不理睬，只是说如果她不想活，他就跟她去，走哪里都行，就是不想在这里待了。
很多年后，我在街上撞到了胖支书，她穿上了那时最时髦的皮草大衣，脸蛋白嫩，挺胸昂首走得很傲气，我点头招呼她也没搭理。据说她去了县上成了公务员。
我也撞见过小青年，那时他已经是一个男孩的爹了，牵着儿子追着一串飞上天空的气球玩。不知道谁家的女儿嫁给了他，反正瞧着又是那种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大男孩。
另一件事现在咀嚼起来，也是满口的怪味，而我当年也做了一件尴尬的事，成为非常尴尬的角色。由于当年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很深痛的伤害，这里我不用真姓真名，而我也为自己做的傻事诚心道一声歉。也不想再对他们伤害，这里写到他们时隐去了真姓真名。
在那个色彩黯然、生活枯燥的年代，我在那个小小的厂子里见到的最暖的色彩，就是贾小哥和林小妹的情感了。他俩的父母都是厂里的老工人，抬头低头都见着，都热乎乎地笑着。厂区宿舍就那两排小平房，一群孩子就在一起上学一起玩。贾小哥和林小妹就一起玩过纸飞机，采过野花、野果子，捉过迷藏，跳过橡皮筋。他们都在风雪和阳光下悄悄长大了，都在对方身上瞧见了温暖的阳光和馨香的花蕊。贾小哥我见过，个子不高，却生得眉清目秀，干干净净，一副书生相。林小妹生得娇小可爱，脸上总是甜甜地笑着，对父母也很孝顺。他俩就那样常常在一起了，谁也离不开谁。可是他俩都瞒着父母，觉得这事真不好开口。直到有一天，林小妹家父母有事外出没回家。三天后父亲回来了，很早很早，天边都是一片漆黑。她父亲推开门后惊愣住了，两个小男女相拥着睡在床上，被盖都蹬到了地上。
林父见到了，差点气晕过去，抓起门边的扫帚就朝正在睡梦里的两人打去。那时的人才不管啥叫真情真爱，这个样子就叫耍流氓。林父和林妈才不听女儿的哀求和解释，逼着她去派出所报贾小哥流氓强奸。记得那天早晨，我刚从厂宿舍区过，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就把那里围起来了，贾小哥戴着铐子从屋里出来，秀气的脸红红的，头发乱蓬蓬的。对面林小妹家窗子掀开了，林小妹尖声哭叫着，把一本本相册和书本从窗户里扔了出来。
贾小哥抓走两天后，厂里说人要押回来开批斗会。我还记得那天厂长把我叫去，说有个任务交给我，就是开批斗会时，要我代表职工发言，要严厉批判大流氓贾小哥，支持公安警察的严打，严正职工作风。我说，我与贾小哥不熟，他们的事我也不了解，怎么批判呀？厂长说，所有工人都问了，都说只有我行。因为他们都是老邻居老同事，都是从成都支援来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那样的场合说人家的丑事，以后还怎么相处？我正好，刚来的新学徒，又是本地人，惹不了麻烦，说了人家就忘光了。厂长是新上任的孙厂长，很是大气的样子，手一挥，就你了，稿子写好点，开会时照着念就行了。
那时，整个中国都在严打，报纸上有好多打臭流氓臭什么的文章，我照着抄，东拼西凑了一篇。记得那天会场搞得很大，到处都贴着打击流氓犯罪的标语。贾小 哥押进了场，开始还低着头，不久就啥也不怕了，朝他的熟人们点头笑着，脸颊上有了些红润。我发言了，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的大场面说话发言，心都快怦怦跳出来了。开始，我就站在自己座位上结结巴巴读稿子，厂长挥了一下手说，上台来发言。我走了上去，腿脚是软的，好像批判的是自己。我埋下头，不敢瞧旁边不远的贾小哥，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了，就在轰雷似的口号声里跑下台去。在贾小哥押走时，我瞧见他哭了，泪水在他秀气的脸颊上滚着。
一连好几天，我从宿舍楼前经过时，心里都是忐忑的，头低埋着不敢瞧一眼贾小哥和林小妹家紧闭的门。
她比我们晚进厂几个星期吧，其实她还没进厂时，她家发生的惨事就像一股飓风，把康定的牛皮袋鼓胀得像饱满的气球。那场惨案使她失去了父母，刚进高中就辍学，进这个小厂子来当工人。
她在精工车间学刨床。那时的我还是个很害羞的大男孩，从来不敢与女孩子交往，听见有女孩子叫我名字 都会心惊肉跳脸发烧，口齿笨重得说不出话来。听见厂里人对这个瘦瘦长长的女孩子指指点点，谈她家里发生的事时，也觉稀奇。她也轻手轻脚地在车间进进出出，像只不爱惹事的小猫，很谨慎的样子。
我与她常常在小厂与回家的那条公路遇上，大多时候都是点点头，笑一笑，就忘记了。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记不得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名气很大的哥哥，中学时就因为卷曲的头发和高鼻梁翘下巴，长相太像阿尔巴尼亚人而出名。
有一天下班后，我抱着两本借来的书走在回家的路上，忽听背后有脆脆的声音喊我，是细细嫩嫩的女孩子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背脊缩紧了不敢回头瞧。她走到我身边，很大方地说，老远就瞧见你了，就使劲追赶。你走得太快了，我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我有些歉意地笑笑，瞧着大口喘息的她。她笑着，脸很小很瘦，眼睛里水汪汪的。她说早就听厂里人说你爱看书爱学习，就想找你说说话。我说我看书是用来混日子的，不算爱学。她说她也喜欢书，父亲就留下了好多书。她很大方地说出了一大串书的名字，我都没看过，心里痒痒的。在那个精神文化都挺贫乏枯燥的日子里，有书看真的是最大的享受，比吃肉喝酒都香。她见我一路上都很少说话，有些厌烦了，说你是不喜欢听我说话？我没读过多少书，可能说话不好听吧？我笑了，说自己从小就胆子小，说话有些结巴，就不想说话了。她笑了，说自己也没什么，就是喜欢和爱看书的人说说话。我们分开后，她想了想，又大胆地说，我家里有好多书，你想看书时可以上我家来借。她的话让我心动了，脸热起来，也大着胆子说，你家住哪儿？她把自己的家告诉了我，就在灯光球场背后的交通局宿舍里，去问问就知道了。
那个时候的我，真的胆小窝囊，迷恋着她家的书，就是没有胆量去，好像遇上她都觉得可怕，躲得远远的，就像心里真的装了个贼一样。
那天在路上，她还是追上了我，说等你来家里借书，怎么还不来？不想借了？我羞涩地笑了，吞吞吐吐地说，想。
那是个星期天早上，太阳很好，清水似的泼洒下来，渐渐地街道和屋檐上都有暖融融的阳光水波似的晃动了。我找到了她家的那个小院子，空荡荡的没有人。我 正想敲开一家问问，底楼的一扇小窗子拉开了，她清脆的嗓音叫我，脸上也染着鲜亮的阳光。
她说，正在靠窗边的水池上洗衣服，一抬头就瞧见了傻乎乎的东瞧西找的我。
她家的外屋很小，窗边是水池，可以洗衣服和洗菜。旁边有口很大的木箱子，有张吃饭的圆桌子。她打开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书。她让我选，就进了里屋。箱子里的书在那个年代里都是能吸引人能解馋的，我心里还是有些胆怯，不敢使劲翻找，那样就太不礼貌了。我随便找了两本，记得一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纲》，另一本是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
书找完，她叫我进里屋坐坐，与她说说话。
那间屋子要大一些，一张挂着蚊帐的大床，一张写字台和大衣柜。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对她说找了两本很好的书，读完后再借。她说，本来她父亲留下的书很多，老家的表哥来选走了好多，就留下那一点了。她坐在我对面小凳上，用小刀慢慢地细心地削一个苹果，然后切成一块块的放在盘子里，端到我面前叫我吃。她做得那么温柔和仔细，我第一次感觉到女孩子的温柔和细致，瞧着她那样轻松且安静，真的感动了我。盘子里的苹果我吃了一小块，听着她讲家里发生的那件惨事，说着说着她就哭起来。我愣在旁边，不知道怎么去劝说，就把自己的手绢递给了她。
她用手绢擦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把手绢递给我，说现在自己也想通了，有父母留下来的家陪着自己，也没那么难受了。她吃了一块苹果，也笑了，很轻松地笑了，说自己的伤心不会影响你吧？
我说，我很感动。笑了笑，拿起借的书说，也很感谢你，感谢你父亲留下这么好的书。
我告辞后，她一再说，看完后一定再来借。
好长好长的日子，那两本书我看完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敢再去她家里借。
后来，我进了大学，也把那两本书带走了。有一天，我把书翻找出来，想想还是邮寄还给她吧，有借就该有还。我还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寄出后心里一下就轻松了，再没有啥牵挂了。
她回了信，写得不多，都是很客气的话，叫我回去后依然欢迎来借书，家里的书都该属于爱书的人， 那也是父亲的心愿。我很感动。那些日子，我们一来 一往地写信回信，心里突然就有了牵挂，有了思念，也有了梦想。
那两本书也许就是我们宿命里的桥，搭在两个人的心里，然后悄悄地筑起了温暖的巢……
9.把破碎的时空粘起来
那时康定，很晚才能感受到春天的味道。嗅着初升的阳光也有开水锅里飘出的热气的味儿了。远山近坡也渐渐让绿树和青草的色彩覆盖了，春天也悄悄地来了。 此时，在春风撕开的草丛，能见到初绽的星星点点的小花朵，很清新醒目。
就在那一天，奋斗一年多的牧业机械厂终于造出了第一部牧草收割机。
那天，阳光灿灿的，草滩上每一棵牧草都抖颤着金黄的光晕。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科学试验了好久的机器，本以为该是巨大的玩物，像乡村里秋收时见到的联合收割机那么大的家伙。可牧机厂的专家们把它开出来，我有些失望了。怎么那么小，怪模怪样的，像是手扶拖拉机的孪生兄弟，只车头高擎着牛角叉样的东西。 参加过试制的曾聋子说，那就是收割草的刀具。我说像牛角样地竖在车头上怎么收割草呀！曾聋子竟然听见了，说刀具可以自动放下来的。
怪物驾驶到了牧草场，刀具缓缓放了下来，与草根齐平时，剪切功能启动了，一股浓黑的烟雾带着呛人的柴油味喷吐出来，围观的人让开了。随着刺耳的尖叫， 杂草乱飞起来，撒了周围人一身一脸。怪物朝土坡移动时，一阵刺进心窝的尖叫让人难受极了，刀具转不动了。又尖叫了几声，咔嚓嚓刀具直直朝天空飞去。周围人护着脑袋四散奔逃，边跑边笑，说不得了呀，收割地上的草不过瘾要去收割老天爷的牧草去了 ！
那天，他们几个研制的专家盘腿坐在阳光烤暖的草地上，围着被杂草搅烂的怪物机器，开始还在研究到底失败在哪里，该在哪些地方改进。不久就让暖融融的阳光感化掉了。不知道谁找来了一瓶白酒，就你一口我一口传递酒瓶子，脸颊与心窝都喝暖和了，话题也转了方向，谈起追不到女人的伤心，和哪家男人半夜钻进哪个单身女子屋子的怪事。谭狗儿从那里过，奇怪地叫起来，你们的庆功酒就喝开了哟！
姓曾的技术员把酒瓶对着太阳举起来说，我们喝的是失败酒，不醉人的！
突然，一股怪风刮起来，把地上的杂草刮得满天乱飞。那年月，康定南门的风特别大，而且挺怪，不分时辰与方向，东西南北随意乱刮，风起时沙石乱飞，路上行走的车辆似乎也在打晃。
钳工师傅老张刚刚走过，风轻轻松松就把他扣在头顶的帽子摘掉了，同沙石、草叶、废纸片一同在空中打着旋。张师傅从不暴露的秃顶光溜溜地闪现在众人面 前，他摸摸头顶又瞧瞧飞上天空的帽子，有些不知所措了，逗得坐在草地上的人们哈哈大笑。
就在那一天，另一股风也刮到了康定南门城边上的这座小厂。就是国家将敞开大学的门，面向社会招考大学生了。
刚开始，厂里都在传这个消息，我还不相信。觉得这么好的事哪能成真呀，就是要考也是在校高中生的事，我们已经在世上鬼混了两年多了，没我们的事了。 好事想多了人会疯掉的。几天后，父亲从单位拿来一张报纸，翻开让我瞧，说这次国家是下了狠心了，要把混杂在泥沙里的金子淘出来，就得全面开放，向整个社会开放。瞧瞧，不光应届高中生可以考，就是前好几届的已经是工人、农民和当兵的都可以考。你们的机会来了，得抓紧哟！
父亲是要我考理工科的，就找来了好些老高中的数理化方面的书，要我复习。他说，我过去在学校读书时，就数学好，这就最适合考理工科。文科有啥读头，到时再遇上运动啥的，倒霉的就是学文科的。
开始，我在父亲的管教下，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数学物理题，背元素周期表。在车间里把几个工具箱柜围成一个小空间，每天上班我摸一下磨具，就偷偷溜到这个小空间内做练习题。唐大的弟弟也回来了，我们常在他拖修厂父亲找的一间小屋子里讨论一些很难的题。他的弟弟很聪明，好些难题我们苦思冥想都是他最先开窍。有时我们也开始幻想大学里的生活，他想进四川大学，那里的好些学科都是他从小就热爱的。问我想去哪儿读书，我说啥学校都行，只要能进学校有书读，就是康定师范学校都行。那时，我有好几个朋友在康师校读书，瞧着他们背着书包在学校大门进进出出，我都羡慕得鼻酸。
我没说，我最想学的还是美术。那时，康定还很偏僻，只一条公路通外地，到省城得两天，如遇塌方车堵，有时得在路上走好几天。对外面的消息就更不灵了。康定想学美术的娃娃都不晓得美术学院要考些什么，都铺开一张纸就乱涂乱画。我还好，找了个老师练习素描，从人体结构练起，每天都抽些时间涂涂画画。后来，有老师去成都探消息，回来叫我们别去考了，我们的绘画水平没一个能考上。那些考生一个个画得比好些画家都好，都是大幅的油画。他叫我们该考理科就考理科，现在复习还不晚。我们又拿起扔了好几天的练习题，一遍遍地写着画着，像一台机器。
记得，在高考报名开始时，父亲去关外出差，要去一个多月。我突然改变了方向，决定考文科，能考上我喜欢的文学系最好。没人管了，我突然自由了，读着语文和历史地理方面的教材也有了趣味。真的比天天做数学物理化学题轻松多了，就像读小说一样入迷地读文科方面的书，还饶有兴趣地把一部哲学辞典读了一大半，也不晓得考试是否考。
那年，康定的秋天特别冷，下了几天的雨就开始飘起了雪。街上也有人在传言，有流行性肝炎在传染，医院里住了好些患肝炎的人。我们一边复习高考，一边也开始紧张起来，似乎那冰冷的空气里也有数不清楚的肝炎病毒在飞扬。牧机厂有个姓龚的青工染上了肝炎住进了医院。在阳光又开始温暖时，雪融化尽了，那个姓龚的青工也出院回到了厂里。
那一次高考是分两次考，第一次考资格。记得第一次考试，我很轻松地就拿到了能正式参加高考的资格。姓龚的青工找到我，要我陪他去南郊供销社走走，他想买点东西，也想与我说说话。那是个很热情的小伙子，过去在厂里见到时，他总是用一张开花样的笑脸迎向我们，不爱说话，但那张笑脸很感染人。那天，我见到的他，是刚刚患病后，脸是姜黄色的很难看，在阳光下也死沉沉的没有光泽。他还是费力地笑着，说同他一起走，怕不怕？我说怕什么呀？他说怕自己的肝炎传染呀。我说，我身体强壮得很，血也是烫的，专门杀毒的。我为了让他相信，还伸手抓紧他的手，握着摇了摇。他的手心里汗漉漉的，也是热的。他笑了，很放开地笑，说走吧，晒着太阳走很舒服。
就在那条路上，雪水还没晒干，到处是泥泞，我们踩了满脚的烂泥。他一边走一边说，很羡慕我们能参加高考，他这样的身体就没希望了。他很悲观地叹了 口气。 我说，你病能治好呀，今年没机会，还有明年呀。他咬咬牙，说自己也想明年再去考，要我今年复习的书别扔了，都给他留着。我说，肯定全留给你。
他说，他家里很穷，就靠父亲砍柴卖养着一家人吃饭。母亲给人家当保姆，他是老大，有两个弟弟，都很小，还在读小学。他从小就爱读书，成绩很好。就想考个大学，以后有个能挣很多钱的工作，让一家人生活好起来。我说，你肯定行。
他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像正午阳光晒不化的积雪和天边那团沉甸甸的阴云。牙齿咬了很久，才摇摇头说， 我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知道自己生的这病，也许好不起来了。
我说，你不是病愈出院了嘛，晒着太阳也能感觉到温暖了嘛！要对自己有信心，特别是未来有信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正式高考能不能考上，但我有信心。
他笑了，笑得很灿烂，姜黄的脸颊有了一些血色。他又握了一下我的手，握得很有力。
分开时，他又提醒了我一句，记住别忘了，复习的书都留给他。
几天后，我听说他又病重住院了，还听说他没抢救过来，在那个寒冷的秋夜里悄悄地走了……
我心里却永远留下了他那张姜黄的带着期盼的脸，还有他像阳光一样晴晴朗朗的笑。
在我得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天，牧机厂第一台割草机试制成功了。在那片试验草坪上，新的割草机改进了许多，刀片没那么大，收缩在车头底下，增加了个大圆筒来装割下又打碎的草料，装满后可以自动倾倒在其他车厢里。噪声也小了许多，只一会儿就把草坪上的茅草收割得干干净净。割草机还要去牧场试验，去收割真正的牧草，要让牧民接受，舍得花钱购买来用，才算真正的成功。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就听说了，他们失败了，当地牧民不接受。川西藏族牧民千年来形成的游牧生活习惯，不可能让一台小小的割草机就打破。他们还是习惯冬天迁徙冬季牧场，春夏之交又迁回夏季牧场的游牧生活。那种牛毛剪茸机在那个年代里就像科幻，更不可能生产了。得很精密的数控、光控和声控，不然由机械操控的锋利刀片落到牛脖子上，想不惊动牛的敏感神经根本不可能，那无异于用砍刀朝牛脖子挥去。
试验失败后的牧机厂气数也尽了，被发展得红红火火的毛纺厂收编了去，改建成生产毛毯的分厂，那些曾经在机器上动来动去沾满机油的手，又去拈线织毯了。那些设计过割草机的工程师，又拿起画笔和剪子，开始设计各种花样的毯子和毛呢服装了。变化得太快，所有人都得老老实实去适应。活着就是咬牙，咬着咬着，就蜕变成另一个模样了。人呀，在变化迅速的环境中混，都得脱掉一层皮，变化一个样，不然活不下去的。
时代的潮起潮落，真的太快太猛了，常常是你还没做好准备，一个迅雷便砸在你头顶，躲都躲不掉。当你还靠着棵大树筑起温暖的巢，一股突起的大风便刮倒了树摧毁了你的巢，还不如卑贱的趴地求生的那些小草。曾经红红火火的毛纺厂，也在激烈的竞争中轰然垮掉，因为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了。
再小的厂子，也有那么多人。树倒了猢狲散了，有去处的找了去处，没去处的束手无策待在原处，留下一片垃圾样的废墟。
有一天，我踩着满地破砖烂瓦，从曾经热热闹闹的车间走过。那里杂草生长繁茂，野鼠到处乱窜，只有依稀嗅到的机油味让人想起这里曾经是座工厂。穿过翻砂车间的大院和拖修厂宿舍楼时，我遇见了一个曾经的工友。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我从他花白的头发和粗糙焦黄的老脸上瞧不出他曾经的模样，也记不得他姓啥了。他还记得我，记得我们三个小青工，拉着我的手是热乎乎的。
他拉我去家里坐坐，喝喝他刚打的酥油茶。
过了折多河上的那座小桥，是曾经的农机学校。他指指那几幢搬空的房子说，那里也要拆了，将修一条公路。河岸边孤零零地立着幢小土屋，歪斜着似乎风再刮猛一点，就会刮进河心里去。他笑了，说那就是他的家。这里过去是厂里的配电房，现在自己暂时住在那里。他又指着厂里那些破朽的楼房说，那里卖给开发商了，将来是商品房小区，还有一条挺热闹的商业街区。
屋里很窄，除了床铺和一口堆满杂物的大箱子，旁边靠着一个熬煮着茶水的炭火炉子，就挤得满满的。门窗都封得死死的，他说河边风大，不封死受不了。封死了，河水浪涛暴烈的喧哗声还是关不住。他说，自己也是没法子呀，不像别的人，厂倒了可以投靠亲友，找地方搬家。他只能靠自己。幸好自己曾经是电工， 管着这个配电房。能有间房装下身子不睡在露天坝坝，就满足了。我问，你的家人呢？他伤心了，说厂倒后就跟自己离了，带着儿女回老家去了。我问他，靠什 么活呀？他叫我喝热茶，说先暖暖心吧。他的茶酥油味很淡，茶味却很香。他说，自己就在工地上找活干，懂一点电工的还是好找活，饿不死的。他笑了，说还是想挣了些钱后，开个修理家用电器的铺子，然后去 把自己的家人接回来。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我瞧见他眯缝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用不自然的笑容把内心的苦涩拼命掩盖着。
出了他的家门，狂乱的风把沙砾和杂草刮得满天都是。我埋头抵抗狂风，走过那座小桥，听见河水滚滚向前的轰响。河水还是这条河水，总在朝前奔涌，昼夜不停。而世间啥样的日子都会翻篇变样，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可人的眼睛是长在前面的，心里是有希望的。
我回头瞧着河岸的那幢小土房，那是棵石缝里的小草，瞧着可怜，却也在拼命挣扎着活，朝着有阳光和希望的地方活。
原刊于《贡嘎山》（汉文版）2023年第一期
嘎子，四川康定人。曾为《贡嘎山》杂志编辑，《中国市容报》记者、副刊编辑。重庆市文学院创作员。现供职于重庆某科技杂志。出版长篇小说《越走越荒凉》《香秘》，发表中篇小说《世外之爱》《兽皮》《皮毛苍老》《天空的翅膀》等多部，部分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