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电影
崔：你在拍电影之前写过多年的小说。在那本体现藏族作家成就的文集《智者的沉默》里，我看了你的三篇小说《人与狗》、《流浪歌手的梦》、《诱惑》，这三篇东西中有一些贯穿始终的精神。关于狗的那篇，表达了狗深深的孤独，不被理解反而被误会；关于歌手的那篇，眼看歌手就要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孩子牵手，但是瞬息之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关于经书的那篇，经书始终没有到手，仿佛到手的东西都要跌碎似的，其中有一种对于尽善尽美的东西的不可触及的忧伤，感到有一些东西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反复出现的某种情绪，是你现实生活中挫伤的反应呢，还是更加接近一种精神生活？ 万玛：我觉得还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刚才您说的那几个小说可能跟我的内心经历有关，我觉得是这样的。
崔：你倒是分得很清楚，外部的生活经历与内心的体验！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或者心情算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吗？ 万玛：从内心的角度讲，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我的心底有一种莫名的悲观，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当时写作的时候不是很自觉，回头看，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在贯穿始终吧。无论是藏文的作品还是汉文的，而且我发现我的作品中的时间和背景都比较统一。一般故事都会发生在冬天，环境比较悲凉。有一次见到对史铁生的一段采访，那里面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我的这种心态，这句话是：人注定的孤独和理想的最终不可实现。
崔：你比较喜欢哪些文学家？ 万玛：呵呵……很多，比如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等等。
崔：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内在冲突很强的一个…… 万玛：对，比较喜欢他。
崔：诗歌方面喜欢谁呢？ 万玛：中国诗坛代表性的几个诗人都比较喜欢吧。海子啊什么的，青海那边有一个诗人叫昌耀，我也很喜欢。
崔：你也用藏语写作？写小说？ 万玛：对。藏区有一些藏文的文学期刊，我给他们写，除了写小说，还要做很多的文学翻译工作，有时候把藏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的，有时候把汉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藏文的。
崔：你的藏语小说和你的汉语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万玛：主要是题材上不一样，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吧。比如有一些藏语的小说吧，它可能对藏语读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可能那种意义在汉语读者那里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类小说我一般不会同时用双语写。但比如《诱惑》啊，《人与狗》啊，我觉得任何读者都可以看吧。
崔：你是说你的藏语小说可能更加接近现实？ 万玛：对，可能更现实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对藏语言文字现状的一些思考，这可能是每一个藏族学者经常会想到的很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把这类小说翻译出来，其他读者可能就不会有强烈的感受。它们是那种时代性比较强的东西，过了那个时期可能就不会有价值了。
崔：一般所说的“介入性”，是吗？ 万玛：对，对现实现状的一种介入。藏文的一些文学期刊它会要求你写一些比较关注现实的东西。
崔：哦，我们无缘拜读你的这些藏语小说了。那你说你拍的这部电影，是接近你的藏语小说还是汉语小说呢？ 万玛：应该是接近藏语小说吧，因为涉及到的是藏区当下的一些现实。 崔：这样说就能说通了，因为看你的汉语小说与看你的电影觉得相差挺大的。小说写得激情、浪漫，而电影写实、克制。你认为你的电影与小说这两种手段运用起来有什么不同？万玛：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呈现方式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写小说显得比较自由，比较方便，但电影可能会受到很多物质条件的限制。我很希望像写小说那样来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
崔：习惯了文学自由的表达，转入电影会感到受限制比较大？ 万玛：我觉得电影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表达方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而文学给了我们特别丰富、特别自由的表达空间。
崔：藏族文学的传统是属于那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 万玛：对，它里面包含着非常奇特的、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对那种非写实的东西的描绘非常精彩，反之一些写实的描写往往就显得比较苍白。
崔：那你感到做电影较少得到藏族文化传统的支持？ 万玛：做电影也吸收了许多藏文化的养分，但写小说可能会更接近一些吧，藏文化中较少写实主义的传统。
崔：电影可能是不是也是另外的一种想象力？ 万玛：电影与文学一样，想象力很重要。但电影往往将想象力具体化，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想象力。文学你怎么努力地描写也不可能把描写对象复原成为一个实物吧，这样对读者就有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余地。
崔：对你来说，两种媒体是不是各有分工呢？就像藏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分工那样？ 万玛：不能说是分工吧，小说更个人化一些，而电影里面肯定也有个人化的东西，但在呈现上可能会更现实一些。
崔：那么是否可以说，你拍电影，首先想要过藏族这一关，得到他们的认可？是吧？ 万玛：呵呵，这是我的一个底线，如果自己民族的人都不认可，就有违于我的初衷。
崔：那些电影导演对你影响比较大呢？或者你喜欢谁呢？ 万玛：有很多导演，但是对我做电影直接有影响的是伊朗电影。没到电影学院之前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任何伊朗电影。看了几部伊朗电影之后，改变了我原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看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充满了一种令人心生感激的东西，这些是和我的家乡很相似的，另外在很多地方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剧本、演员与摄影
崔：你小说的功底在你完成这部电影上面，立下了大功劳，首先是有真情实感，有话要说，而不是胡编乱造。但是在看到差不多一半时，心里也会有疑虑：全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好像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似的，直到小喇嘛要带电视机与VCD进寺庙，才出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叙事冲突。你是怎么考虑的？ 万玛：这个片子里面我刻意地淡化了那种表面的冲突，但它还是有那种内部的张力和内部的冲突的。每个情节点看起来比较散漫，但是经过了精心的构思的。在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描述底下，蕴涵了藏文化的许多本质的东西，比如藏族人对生命、对死亡的基本的看法。比如里面有一句台词：“生命像风中的残烛，财富如草尖的露珠。”就是藏人对于生命无常的一个基本的表述。比如山上刻石老人的去世和村里一个小孩的出世，这其中就有一种轮回的观念在里面，虽然在影片的叙事时间上是倒着的，但在实际时间上却是顺着的。所以，从整体上看，我觉得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东西在里面。
崔：呵呵，这个我们还真不敏感，看不出来，也许你的藏族同胞一望即知。当然，能够感受到的是，在那种表面上的单纯背后，有一种来自传统文化精神的深沉律动，每一个人物即使从外部形态上看上去，也都挺沉，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从内部拽住他们的感觉，尽管外部世界已经开始触动这块未经触动的土地。 万玛：其实他们都是在很自然的状态下生活着，那种挺沉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之外的一些东西。
崔：令人感兴趣的是，你的剧中人物基本上都是真实身份，小喇嘛便是小喇嘛、老喇嘛便是老喇嘛、小活佛便是小活佛。寺庙允许他们来拍电影吗？ 万玛：寺庙在这方面的管理是挺严的，一般是不让拍电影什么的，我们是认识那个寺院的活佛，跟他讲了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啊等等，呵呵！
崔：你们怎么说的？怎么讲这部电影的重要性？ 万玛：就说这是一部纯藏语的电影等等，这是别人去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最后他同意了。
崔：你的演员看过你的剧本没有？ 万玛：没有。因为剧本是汉文写的嘛，他们好多人看不懂。
崔：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电影的故事从头到尾给他们讲？ 万玛：也没有，但是对白被翻译成了非常口语化的藏语，把每个人的用红笔标出来，发给了他们。
崔：比较我们看到的汉语字幕，再翻译成藏语有没有大的改动啊？因为你说过，在短片《草原》里，两个村长之间说的许多藏话都没有翻出来，汉语字幕比较简单。而在将汉语剧本回过去弄成藏语时，是不是做了一些修改？ 万玛：《静静的嘛呢石》的对白在汉语和藏语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而《草原》的对白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表意的翻译，因为它里面用到的谚语特别多，直接翻出来可能在表达方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就用了意译的方法。
崔：那你的演员有没有改动你写的台词啊？ 万玛：有，每个藏区，小到每个村庄之间说话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比如一句台词不太适合我所描述的那个地区的表述方式，我就会听取当地演员的建议做一些调整，但是表达的意思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