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涉及西藏题材的故事片、纪录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银幕上，包括《塔洛》《冈仁波齐》《七十七天》《喜马拉雅天梯》，还有即将上映的《金珠玛米》，它们之中有的取得了出色的票房成绩，有的赢得了很好的口碑，而且这些影片从来都不缺乏话题度。
近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办了“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这个论坛的议题并没有局限在人类学领域的民族志纪录片，而是把不同民族主体拍摄的涉藏电影都纳入了此次论坛讨论的范畴。组织者希望，把对藏文化观察和表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在这样一个学术平台进行展示。
论坛一开始，研究者们就对不同民族主体拍摄的藏族电影的文化争议性进行了讨论。2017年最热门的一部藏族电影非《冈仁波齐》莫属，它讲述的是在朝圣之路上发生的故事。尽管市场一片叫好声，但在藏文化圈内部却受到了不小的质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靖江认为，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就在于，不同拍摄主体的电影表述的差异性。
在研究者们看来，《冈仁波齐》中的西藏文化形象相对于大众文化的西藏想象而言，并没有全新的内容。事实上，它与过去汉族导演拍摄的涉藏题材的故事片一样，仍然遵循了自身的文化逻辑，从而对西藏进行叙事想象。
朱靖江也表示，尽管在大多数其他民族观众的心目中，这样的表述更具有普适性，可实际上，这样的西藏文化的隐喻早已超出了真正的藏族文化边界。西藏更接近当代人想象的乌托邦，而不是它本来的样子。“如果现在的汉族导演仍然延续跟以往一样的创作观念，争议只会越来越凸显。”他说，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藏族导演作品的兴起，非常强调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地位，他们的出现就是要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代言，尤其拒绝他者僭越式的观察和表述。
对此，人类学家看待这种文化表述争议的角度，对电影创作者来说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因为，在人类学研究体系里，本身就存在主位和客位视角之分。面对同一种文化，既可以由文化拥有者进行自我表达，也可以由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进行理解，这两种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时候需要互为补充。
“我们在尊重主位视角的同时，并不能排斥客位视角，任何单一视角的表述都可能存在主观性和局限性，故事片也是如此。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多元的、多声道的文化表述的合作体系。”朱靖江认为，汉族导演的创作观念、拍摄手法势必要与过去有所不同，“保持应有的分寸感，作为外部观察者的视角、身份和位置，尽量不与文化拥有者的视角、身份、位置相重合，可以尝试从文化的介入、反思、合作这些方面进行故事片的创作。只有多重视角相结合，才能多层次地对一种文化加以解读，从而让观众看到一个更加接近真实的西藏。”
在这方面，人类学纪录片有着自身严格的学术要求和准则，更强调叙事的内在平衡，从而呈现出更客观、真实的效果，只是这样的影片很难进入大众传播的主流平台，让更多观众接触到。
近年来，一些影视人类学者、纪录片创作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接触普通受众的渠道，比如刚刚结束的与中国民族博物馆、清华大学和人大合作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以及即将开始的北京纪实影像周活动等。但是，距离它们能够真正进入更广大受众群体的视野，被国内电影市场体系所观照和接纳，还有很长的距离。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7-11-24 第5版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