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潘多在其作品研讨会上发言
来自青海、西藏的作家、评论家进行研讨
普村，后藏一个普通的小乡村，荒凉、闭塞、贫困，三十多户人家全靠播种紫青稞度日。紫青稞产量低，品质差，却具有抗寒抗涝的极强生命力，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普村人安于贫困，勇于吃苦的象征。“吃紫青稞的人”，外村人这样称呼普村人，说话时一脸不屑的表情——这就是新登高原文坛的藏族女作家尼玛潘多首部作品《紫青稞》里故事的发源地。
今年1月份出版的《紫青稞》，在发表后的半年时间里，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原生态小说、女性文学小说、乡土小说……各种评论所赋予的标签，展现着专家、读者对其的喜爱和推崇。
见到尼玛潘多本人，已是小说发表半年多以后，场合是在日前由西藏作协主持召开的其作品研讨会上。瘦小的她坐在主席台中间，虚心而腼腆。她坦言，自己对这样的会议发言有着先天的恐惧，她的天性也更善于倾听，可对于六年诞下来的作品，对于这些对她作品倾心的人，她也有别于以往的沉默，不吐不快之下变得明亮起来。
人在创作第一部作品时，总会找寻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和故事。尼玛潘多亦然。只是藏族的身份，并没有让她陷入关于神秘猎奇的西藏叙事中。她将笔锋杀向了自己最熟悉，也是创作的冷门——西藏农村。
改革开放三十年，整个中国，整个西藏都处在社会转型期，商品经济对于相对封闭的西藏农村而言，产生的震颤是巨大的。在文化的坚守和顺应时代发展的矛盾漩涡中，生活像小说般继续着。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普村年轻人，怀着或好奇、或向往、或怀疑的心情，以各种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来到山外闯世界。曲宗阿妈的三个女儿性格各异，在走出大山闯世界的热潮中，她们有的自觉、有的被迫来到山外的世界，她们秉承了普村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以普村人的韧性，在“陌生”的城市找寻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普村是西藏众多乡村的一个缩影。在尼玛潘多的笔下，一个生活的，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逐渐被还原。
尼玛潘多说，《紫青稞》是天意，因为从计划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就只有这个故事盘旋脑海。她的童年是在后藏农村度过的，尽管父亲不是农民，但精于农事，乐于农活，父亲的朋友也是庄稼人。在每年秋收后的农闲日子里，家中客人就不会中断，等到青稞酒满上，村庄里的故事也就收不住了：关于收成，关于嫁娶，关于村里的一切。
对西藏农村的理解，就这样从身边的亲戚、朋友中开始，形成了个体认识。在尼玛潘多成为记者之前，曾经在农牧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依旧是与基层打交道。直到做了记者以后，有机会接触一些农村方面的材料，并去到基层采访。她开始知道了西藏农村以前、现在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是些什么原因在促使这些变化的发生，对乡村的认识也从个体命运关注转变为对一个群体生活状况的思索。
费孝通说过，乡土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而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来维持，是相互馈赠的方式。然而随着现代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冲击，西藏农村也在经历着转型社会的阵痛和裂变。商业思想的树立，门第观念的消失，传统与现代，新与旧都在冲击着看似封闭却早已悄然改变的西藏新农村。
可是这是西藏的农村，真实的农村。这里所有人物的活动，都与西藏有关，始终笼罩在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里——有藏族血液流淌的天生歌舞细胞，有藏历新年、春耕播种的民情风俗，有尊贵的活佛大户人家及卑微的“黑骨头”铁匠之间门第差别等，这些是发生在西藏人身边真实的生活和故事，构成了不神秘、不玄奥、不猎奇的真西藏。
刊载在《长篇小说选刊》上的《紫青稞》
桑吉的隐忍和善良
记者：在您笔下的三姐妹中，您最喜欢哪个？为什么？
尼玛潘多：桑吉、达吉和边吉三姐妹中，我最喜欢桑吉。她有着善良的本性，对生活困难的隐忍，这是现代社会中很多人身上所缺乏的，体现了一种韧性。二姐达吉，她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社会呼唤着的新女性形象。但是这个社会正在消失的正是像桑吉这样，充满了传统女性隐忍的特质。桑吉身上善良的本质是最打动我的。
记者：在您的读者中，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达吉这个人物。但出乎意料，您最喜欢大姐桑吉。
尼玛潘多：是的，在三个姐妹中，桑吉和我最接近，最相通。虽然关于生活经历，我们完全不同，但我人生最多的情感体验是放在了桑吉这个人物身上。
记者：那对于女性的这种隐忍特质，在现代社会来说，应该保留还是批判？
尼玛潘多：在我的笔下，其实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来表态，这个不好说。虽然说现代女性解放思想，女性独立意识增强，西藏女性同样如此。但在藏传佛教的熏陶下，在祖父辈一代代传承的宗教影响下，这种女性隐忍的特质是依旧存在的。简单地去评价哪些女性传统特质应该保留，哪些该丢弃，这个很难。
创作并非全是喜悦
记者：忆苦思甜，您与我们分享一下，在创作过程中，经历最痛苦和最快乐的时候吧？
尼玛潘多：当一个人物的命运无法驾驭他，我不知道他该何去何从，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强苏多吉，当他走向道德沦丧的时候，作为一个作者是非常不忍心的，可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对他的命运感到惋惜，却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很痛苦，内心很挣扎。
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能非常顺利地驾驭人物心理，觉得自己真的在代言，在为这个人物说话。每当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帮他说出心里话。那个时候的状态就会像是被这个人物附体一样，自己就变成了他或者她。所以写作也是最顺手的，一气呵成，一天可以写五六千字，感觉特别好。
记者：用汉语创作一个母语环境的小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您也提到过，这也拉长了您的创作时间。
尼玛潘多：没错，我所表达的对象和我所运用的表达方式，注定了我要在汉语和母语之间不停穿梭。为了使小说人物的对话在汉语语境中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因为这样，小说的创作进度就慢了，整整花去了我六年的时间。
这样的困难，主要是集中在语言特色的表现上。后藏地区的农村语言非常有特色，乍听下去非常幽默，可回味一下，会感到很苦涩。那种忍俊不禁的苦涩感，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写出来那种感觉。这可能也是我在进行非母语创作，在驾驭汉语语言能力不够吧。如果水平更高，可能会写得更好。
记者：目前已有藏族译者自发在对您这本《紫青稞》进行藏语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您会给他意见吗？比如，怎么能更传神地体现后藏语言特点？
尼玛潘多：我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因为译者本身就是我们后藏地区的人，对后藏生活是相当熟悉的。我对这个一点也不担心。在语言再现上，我们有过几次小纸条的简短确认，但真正坐下来沟通，我们并没有。我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所以对书里所呈现的东西感觉应该是相通的。
书出来之后，我一个朋友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因为他也是后藏农村出来的，他跟我说，你写的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村里，这些人好像就生活在我们周边。很多人都说我出身于农村，实际上这是误会。我是一个工人的孩子，但从小生活在一个郊区农场。所以我们四周邻居以及和我们打交道的全是农民。每年秋收之后的农闲日子，家里的客人就不会中断。他们送来了最原汁原味的村庄里的故事。我的亲戚、朋友现在很多都还在后藏农村，在创作中不由地就会闪现他们的影子。
没有想过会产生影响
记者：当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有过预期吗？
尼玛潘多：我看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书，但是神秘和猎奇大行其道。很多人对西藏真正的生活不了解，对普通老百姓的情感不了解。有人这么评价过：“在我们眼里，西藏的农民好像就是一个明星，一个道具，而忽略了他们真实的情感”。很多人只看到了他们华丽的外表装扮，浓重的宗教情结，但是往往忽略了他们生活中最琐碎的事情和情感。我在创作之初，并没有预想要表达社会转型过程这么个宏大题材，或者肩负起历史、社会责任感，我只是很喜欢这样一群人，希望能够展现他们的生活。我希望能还原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西藏，这也许就是不自觉的社会担当吧。但真正的社会责任命题，说实话，没有产生过。
我也没有预想过会取得什么影响。我只想平平淡淡地写出来，就心满意足了。但是在整个创作发表过程中，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也取得了一定的反响。这些都超过了我的预期。
记者：有评论认为，在《紫青稞》开篇中，在对后藏乡村缩影的普村最初描绘中，会有内地农村的影子，您怎么看？
尼玛潘多：这是我第一次做长篇创作，以前写的是散文，都是个体情感。我们藏族有句俗语，一切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在开始农村题材的创作中，我也看了大量的乡土题材的书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虽然尽量避免模仿，但无意识的还是有了别人的影子。对这个批评，我也欣然接受。
记者：不过评论后来也提到，在小说推进的过程中，内地农村影子也在逐渐消失。
尼玛潘多：没错，这可能也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吧。我认为，文化在个人心里。藏汉文化的区别，落实到乡村，比如生死观念啊，门第观念啊，生男生女观念啊，各种观念都有差别。所以随着写作的推进，关于藏地农村的独特性的描写开始散发独特的魅力。
记者：有人认为《紫青稞》定义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小说比“原生态”小说更精确。您在创作时，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一名女性作家的位置去界定和影响作品吗？
尼玛潘多：没有，完全没有。当时就是想写作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尤其这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创作，可能对应自己的身份，更多地会自觉关注到女性命运。
继续关注西藏农村
记者：通过这部作品，您想批判及保留什么？
尼玛潘多：一味地去讲一个民族文化的优点，而不去触及其中的不足，我认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在看待任何事时，希望能做到反思批判。甚至连与别人探讨文化时，我也不会因为自己是藏族，就说藏族文化是多么灿烂辉煌。肯定有灿烂的一面，但也有糟粕的一面。在我的作品中，希望做到就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真善美的部分能保留，而落后错误的就批判。
记者：《紫青稞》之后，对于期待您作品的读者，是否有下一步的写作计划？
尼玛潘多：我现在主要是在做一些短篇创作，暂时还没有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但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关注西藏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里的人，关注他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