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西藏地方志在明代的发展

摄影：觉果

摘要：《大明一统志》是由明英宗朱祁镇令李贤等人主持编修一部一统志，其第 89卷中的《西蕃》为记今西藏地区的专篇。该篇虽篇幅不大，内容较简，体例不全，但却具备了我国传统地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寄存于《大明一统志》中的一部西藏简志。更早成书的《寰宇通志》是《大明一统志》编修的主要参考，两书中的《吐蕃》专篇的体例、内容、篇幅基本一致，是明代西藏方志的姊妹篇。继唐代的《吐蕃图经》、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吐蕃》之后，明代编修的《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被确认为西藏方志，填补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志的空白，为西藏地方志自唐代以来一直延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而在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藏方志；《大明一统志·西蕃》；《寰宇通志 ·西蕃》；源流发展

《大明一统志》是我国历史上一部非常著名的一统志，稿成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学者们或将之作为工具书广泛征引，或倾注心血于残本的整理与辑录，或点校、注释和考辨其中内容，或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述其地位与影响，而对其中专记今西藏地区自然社会和历史现状各方面情况的专篇《西蕃》关注甚少，关于该篇目在我国西藏地方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亦无相关讨论。为此，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专门探讨。

一、《大明一统志·西蕃》的体例与内容

明景泰九年（1458年），明英宗朱祁镇令李贤 等人主持编修《大明一统志》。 天顺五年（1461 年）稿成，朱祁镇大为高兴并亲自作序，将其名定为《大明一统志》。 到明弘治、万历年间，明王朝对《大明 一统志》进行了一次修定，主要增加了嘉靖、隆庆两朝以后政区建置方面的内容。修订完成的《大明一 统志》，共90卷，其篇章结构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其下则分160州、234县以及1116个都司卫所和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各部分之下又根据具体情况，以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 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津、寺观、祠 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等38目为纲进行具体设置。其中，《大明一统志》在第89卷中设置《西蕃》这一专篇，共1400余字，内分沿革、风俗、山川、土产等4目。

《大明一统志·西蕃》第1目为沿革目，约占整个专篇的 1/2。从内容上看，该部分主要记载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当地居民及其历史源流的叙述。其曰：“其先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其酋发羌唐牦等，居析支水西，后有樊尼者，西济河，逾积石，居跂布川，或逻婆川。”稍加比较可以发现，此段文字与《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有2处地名存在错误。其中，“跂布川 ”应为“跋布川 ”，“逻婆川 ”当是“逻娑川 ”之 误 。第二部分为大事纪年 。始于隋炀帝，止于元代。主要记载了隋唐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 间的关系发展，其中对元朝在西藏及涉藏地区“郡县其地”“设官分职”和“多封众建”的情况进行了详记载，凸显了元中央王朝在西藏地区的有效管理。第三部分起自明洪武六年，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明朝将西藏及周边地区纳入管辖、分官设治的具体情况，详细罗列了明朝在洪武六年、洪武六年分别设置的三十三个指挥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的具体名称，是明朝在西藏及涉藏地区行使管辖权的体现。

第2目为风俗目，主要记载西藏地区的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等级制度、宗教礼仪、经济往来及民风民俗等多方面的情况。从结构上看，该目以“总 —分”的叙述方式，将西藏地区的风俗分为“风俗朴鲁、上下一心”“毳帐以居、君臣为友”“吏治无文字、童饰尚瑟瑟”“食酪衣毡、贵壮贱弱”“怀恩重财、尊释信诅”“民犷而好斗”等8个方面，进而采取注说 的方式对8个方面逐一介绍。例如，“风俗朴鲁、上下一心”的注为“唐太宗问吐蕃风俗，仲琮对曰：‘吐 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 常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所以能持久也。’”② ; “毳帐以居、君臣为友 ”的注为：“唐书吐蕃传，其国君弄赞普，有城郭而不处，毳帐以居，号大拂庐，部人处小拂庐，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 。其君臣自为友者五六人，号曰共命 。君死皆自杀以狗 ”；“吏治无文字、童饰尚瑟瑟 ”注为：“同上，其吏治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其刑虽小罪必刖目劓鼻 ，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 。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涂银又次之，铜最下 。大小缀臂前以辨贵贱。” 观其内容，考其来源，主要依据的是《新唐书·吐蕃传》《文献通考》《宋史·吐蕃传》和《元史·释老传》等文献中的材料。

第3目为山川目，主要记载一山、七河的情况。一山为昆仑山，七川为可跋海、黄河、哈剌河、 鹏拶河、析支水、湟水、邈水。在这其中，对昆仑山、 可跋海、黄河等的记载较为详细，余则较简。例如，其记昆仑山为：“在朵甘卫东北，番名亦耳麻不拉， 山极高峻，雪至夏不化，绵亘五百余里，黄河经其南 ”；析支水，曰：“禹贡析支即此地 ”；湟水的记载 为：“在西宁州东流合浩叠河入黄河 ”；记邈水为： “ 出西宁州宿军谷，东流五百里入黄河 ”。

土产目为《大明一统志·西蕃》的最后1目，列 金、银、铜、锡、牛、名马、天鼠皮、独峰驼、青稞麦、䝁豆等10种土产，所记极简，除“天鼠皮 ”之下注有 “可为裘”三字以明用途外，其余均仅列名称，无文字说明。

二、《大明一统志·西蕃》与《寰宇通志·西蕃》之关系

《大明一统志》为明代唯一一部一统志。在《大明一统志》之前，还有一部明代成书的、著名的全国性总志——《寰宇通志》，两部史籍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体例、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对《大明一统志·吐蕃》进行考察时，需要同时关注《寰宇通志》中的《吐蕃》专篇。

《寰宇通志》，由陈循等人纂修。对于《寰宇通志》的纂修经过，《明实录》有着非常详细地记载。其称：“（景泰五年）七月庚申，命少保兼太子太傅、 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景泰，为明朝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的年号，景泰五年即1454年。到景泰七年 （1456 年）五月，陈循等人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寰宇通志》的纂修任务 。然而，景泰八年 （1457 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重夺皇位。受此次政变的影响，已修成的《寰宇通志》 长时间深藏内府，不为人知，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天顺二年（1458 年），英宗朱祁镇为不使景泰帝有修志之美誉，以其“简繁失宜，去取未当”为由，令李贤等重修。重新修订的《寰宇通志》于天顺五年（1461 年）成书。《寰宇通志》全书共119卷，以景泰五年（1454年）的政区建制为基础，记载了2京13布政使司所辖151府、37直隶州、181属州、1093县；2京都督府的16个都指挥使司、4个行都指挥使 司、中都留守司所属的374卫，238千户所，宣慰、宣 抚、安抚、招讨、长官等各土司以及“外夷”等门类。

《寰宇通志》的第117卷中专门设立了《西蕃》篇，全篇共约1400余字，内分沿革、山川、风俗、土 产等4目。通过对《大明一统志·西蕃》与《寰宇通 志·西蕃》稍加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篇幅大小基本一致，均为4目，内容也基本一致。若仔细分析，可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

一是体例结构上的差异。《大明一统志·西蕃》 与《寰宇通志·西蕃》均设4目，但顺序并不完全相同。《寰宇通志•西蕃》中依次为沿革、山川、风俗、土 产，《大明一统志·西蕃》则是将山川与风俗2目的位置互换。不仅如此，《大明一统志·西蕃》中之风俗目的结构及叙述方式较《寰宇通志·西蕃》也有所变化。《寰宇通志·西蕃》的风俗目在广泛征引《新唐 书·吐蕃传》《文献通考》《宋史·吐蕃传》和《元史·释 老传》等史籍的基础上，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了西藏地区的风俗情况。与此不同的是，《大明一统志·西蕃》采取“总—分”的叙述方式，将“吐蕃”风俗分为“风俗朴鲁、上下一心”“毳帐以居、君臣为友”“吏治无文字、童饰尚瑟瑟”“食酪衣毡、贵壮贱弱”“怀恩重财、尊释信诅”“民犷而好斗”等8个方 面，其下则采用注说的方式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 可见，二者对风俗的叙述，虽内容基本一致，但形式已有差异。

二是《大明一统志·西蕃》虽主要采撷《寰宇通志·西蕃》的内容，但仍有一些删减和调整。例如，《大明一统志·西蕃》沿革目中删除了《寰宇通志·西蕃》中所记“永泰大历之间，屡遣使朝贡”一句。但为何做此调整，文中未做说明。《大明一统志·西蕃》 在《寰宇通志·西蕃》基础上调整变化最大的当属沿革目中有关明朝建立后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的设治过程及机构设置情况的记载。《寰宇通志·西蕃》的记载如下：

国朝洪武六年，诏吐蕃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授职，遂置乌斯藏、朵甘等处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凡二十有四 。七年，复 增置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凡二十有七 。 以摄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 自是蕃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菩王、阐化王、正觉 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者，多赐印章诰命 。 比岁 或间岁赴京朝贡 。

《大明一统志·西蕃》的记载为：

本朝洪武六年，吐蕃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授职，遂置五衙门，建官赐印 。俾因俗为治，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 。自是蕃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菩王、阐化王、 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者，俱赐印章诰命。 比岁或间岁赴京朝贡，令其地为指挥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凡三十有三 。

上述两段文字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叙述方式上。相较而言，《大明一统志》中的文字更突出中央王朝对西藏及涉藏地区的施政，突出在治藏中的 “因俗为治”理念，这一变化也显示出在《大明一统 志》编修时，明朝治藏政策已经定型，治藏理念也深入人心。在上述内容之后，《寰宇通志·西蕃》《大明 一统志·西蕃》中均详细罗列了明朝设置的三十三个指挥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的具体名称及设置时间，所记完全一致。

三是《大明一统志·西蕃》在《寰宇通志·西蕃》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内容，增添了一些字、词。从行文来看，字词的增添主要出于遣词造句的需要，而内容的增加则是资料补充和完善。例如，沿革目中在记唐末五代时期史事时，增加了“入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一句，这一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青藏高原地区的民族交流交往与交融情况；风俗目新增“风俗朴鲁、上下一心”， 其注为：“唐太宗问吐蕃风俗，仲琮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所以能持也。’”对于此段记载，《大明一统志·西蕃》中未注明出处，不过，如果 我们将此段文字与《新唐书·吐蕃传》中的相关记载相比较便可发现，此段记载系根据其中所记唐太宗与仲琮之间的一段对话而成 , 当系根据《新唐书· 吐蕃传》的记载进行的增补；土产目这在《寰宇通志·西蕃》所列“金、银、铜、锡、牛、名马、天鼠皮、独峰驼、青稞麦、䝁豆”等种类基础上增加了“羱羊”。

除上述比较大的不同外，《大明一统志·西蕃》 的记载还有一些在《寰宇通志·西蕃》基础上的细微修改。例如，沿革目中将“其后居青唐”改为“后徙青唐”，“国朝洪武六年”更为“本朝洪武六年”；山川目中，将对湟水的注释“在古西宁州东流合浩亹河注黄河”修改为“在西宁州东流合浩亹河入黄河”。

此类差异，当皆为《大明一统志·西蕃》的编纂者们在编修过程中对《寰宇通志·西蕃》中原有叙述中一些字词、表述方式上的细微修改和调整，对整个篇章的内容、体例并无实质的改变和影响。

通过上述比较和分析可见，《大明一统志·西蕃》是在《寰宇通志·西蕃》的基础做了一些调整、增补后成稿的，二者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由于《大明一统志》修成后遂颁行天下，影响极大，故人们较 多关注了《大明一统志》，而对《寰宇通志》有所忽略，对两部著作中均存在的《吐蕃》篇目及相互之间 关系的探讨则为空白。

三、西藏地方志在明代的发展

地方志，是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纂集性、文献性著述。具体而言，地方志又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沿革、政治建置、武备兵防、山川形胜、交通实业、教育选举、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文献。我国历朝历代盛世无不修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著述形式，地方志编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并成为我国文化发展中一个优良的传统。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发展，目前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数量已十分庞大。初步估算，在我国约10万余种古代典籍中，地方志就占近十分之一，约9000多种。据 1985年出版的《中国 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的编纂于解放前的地方志达道8264种，共计11万卷以上。[1]明代， 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高峰，地方志的内容、体例已十分成熟，修志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 。据粗略统计，今存明代方志有近千种，其中尚不包括山、水、 寺庙、名胜等志。[2]

相较而言，我国西藏地方志的发展则要迟缓得多。学术界普遍认为，尽管自唐代以来有关西藏的史事记载不断见诸汉文史籍，但西藏地方志直到清代才产生，翻阅《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地方志目录性著作可以发现，其中所收录的西藏地方志也都是从清代开始的。何金文编著的《西藏志书述略》虽提及《明史》中有关西藏的篇目，但对《大明一统志》和《寰宇通志》中的《吐蕃》没有介绍。[3]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西藏地方志的源流发展史。通过对藏文汉文文献的系统收集和整理，笔者发现，早在唐朝初年的汉文文献中就已存在对西藏地区山川地理、四季气候、道路交通、语言习俗等情况的记载。[4]在唐贞观十六年成书的《括地志》中，存在一段专门记述西藏地区的文字，并且称西藏为“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5] 。8世纪20年代，旅唐新罗僧人慧超所著行纪《往五天竺国 传》中的《吐蕃国》这一篇目，当系目前所见汉文文献中专门记载和书写今西藏地区的最早之作，而非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通典·吐蕃》。[6]

在地方志的编修方面，我们也有非常重要的发现。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唐朝将领田牟出使吐蕃返程后，在大和八年（834 年）四月“进《宣索入蕃行记图》一轴，并图经八卷”② 。对于图经，仓修良有着这样的定义：“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性著作， 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 。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然具有地方志的很多特征。”[7]傅振伦更是明确地指出：“地记、图经之类，皆方志之流。”[8] 《册府元龟》虽仅记“图经八卷”四字，但从“入吐蕃使”田牟返唐后呈报《入蕃行记图》的同时专门将八卷本的《图经》作为附件报送这一事实可以确定，此《图经》系专记吐蕃的图经无疑，亦即《吐蕃图经》。 虽然这部《图经》早已散佚，但它的出现却说明具有地方志特征的、专门记载今西藏地区的图经在唐代就已产生。到了宋代，出现了寄存在《太平寰宇记》 中的西藏地方志——《太平寰宇记·吐蕃》。《太平寰宇记》由宋初乐史著。该书在借鉴《元和郡县图志》 等史籍的编纂体例基础上，大量采撷《通典·吐蕃》和《旧唐书·吐蕃传》中的材料纂成《太平寰宇记·吐蕃》。 虽然仅列总述及四至、土俗物产、山、海等目， 且篇幅大小不一、详略悬殊，体例并不完备，但却具备了我国传统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西藏地区的一部简志，也是现存西藏地方志中的最早之作。[9]

如此可见，西藏地方志自唐代出现后，在宋代继续发展。 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均为我国地方志之一种。[10]从体例上看，《寰宇通志·西蕃》设沿革、山川、风俗、土产等4目，《大明一统志·西蕃》则将山川与风俗两目的位置互换而成沿革、风俗、山川、土产等4 目。从内容上看， 《大明一统志·西蕃》《寰宇通志·西蕃》中均对西藏 地区的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显然，《大明一统志·西蕃》和《寰 宇通志·西蕃》均具备了我国地方志的基本特征，可谓分别寄存于《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中的两部 西藏简志。与《太平寰宇记·吐蕃》相比较，虽均为西藏方志著作，但相互之间的差异较大。《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篇幅比《太平寰宇记·吐蕃》要小得多，篇目名称差异较大，文字内容大都不同。不过，从资料来源上来，《太平寰宇记· 吐蕃》以及《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 均采撷了《通典·吐蕃》中的材料。[11] 目前，除《大明一统志·西蕃》《寰宇通志·西蕃》这两部寄存志外， 我们尚未发现元明时期方志类著作中存在记载今西藏地区的专篇，亦未见单独成书的西藏方志著 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西藏方志的《大明一统志· 西蕃》和《寰宇通志·西蕃》的存在，就显得尤为珍贵了，这也证明了唐宋以来编修西藏地方志的传统在元明时期得到了延续。

结语

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开始编纂大一统志，清代更是三修一统志。《大明一统志》是继《大元大一统志》之后成书的第二部全国一统志。《寰宇通志》比《大明一统志》成书时间要早，两者之间在内容、体例上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从资料来源上看，《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的编纂主要采撷的是《通典·吐蕃传》《太平寰宇记·吐蕃》《新唐书·吐蕃传》《文献通考》《宋史·吐蕃传》和《元史·释老传》等史籍中的材料。从体例、内容上看，《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均为专记西藏地区的篇目，篇幅虽不大，但其体例、内容具备了我国传统地方志的基本特征，是目前仅见的2部明代 西藏地方志著作。

继唐代的《吐蕃图经》、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吐蕃》之后，《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 志·西蕃》被确认为西藏方志，在西藏地方志源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清时期，是我国地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由李凤彩著、成书于雍正初年的《藏纪概》被视为西藏地方志的最早之作，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则被视为最早的官修西藏地方志。[12]《藏纪概》和雍正《四川通志·西域》的成书时间均在清代。纵向来看，唐宋及清代均存在西藏方志著作， 而元明时期此前一直被认为没有西藏方志产生。 一方面，《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蕃》的存在，填补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志的空白，为西藏方志著作自唐代以来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不仅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明清时期西藏的各方面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也为唐代以来西藏地方与内地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志证据，是历史上汉文文献持续记载和书写西藏历史的具体体现。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太平寰宇记·吐蕃》《寰宇通志·西蕃》和《大明一统志·西 蕃》均属西藏方志著作，但它们的内容、体例较简， 且属寄存志，而非独立成书的西藏地方志著作。就目前而言，现存单独成书的西藏地方志最早之作， 仍是雍正初年的《藏纪概》，清代以前是否存在单独成书的西藏地方志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考察。

参考文献：

[1]周迅 . 中国的地方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15.

[2][7]仓修良 . 方志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69.

[3]何金文 . 西藏志书述略[M]，吉林省卫生厅印刷厂, 1985:9.

[4][6]黄辛建 . 唐初汉文文献中的吐蕃书写与唐朝“吐蕃观 ” 的建构[J].西北民族论丛(第二十二辑)，2020:35-36,39.

[5]〔唐〕李泰,等 . 贺次君辑校 . 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 局,2018:247.

[8][10]傅振伦 . 中国方志学通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3.

[9][11]黄辛建 .《太平寰宇记 ·吐蕃》考论——兼谈西藏地方志 在宋代的发展[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5- 19. [12] 赵心愚 . 清代西藏方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3.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