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有论者指出，当今藏学研究的“中心舞台”仍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藏学研究有其特点和独特地位，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由于远离田野现场、缺少专门性机构、统筹规划不力等因素，加之台湾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当下台湾藏学研究面临经费不足、人才断层、“被边缘化”等困境。但两岸藏学从源流上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学科未来发展上也有着共同的期许，两岸藏学具有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台湾藏学；学术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王尧先生1989年在《西藏研究》发表《藏学研究在台湾》一文后，3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藏学学人先后撰文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藏学发展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如萧金松、林恩显、林冠群、王维芳、杨嘉铭、罗润苍、沈赫周、陈乃华等。王俊中、王惠雯、索南才让、文崇一、辛法春、王明珂等学人亦从某一侧面或领域谈及台湾藏学的发展及趋势，足见，海峡两岸藏学学人对台湾地区藏学研究的重视。鉴于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本文希望在前辈时贤既往成就基础之上，继承前代学人一贯学术风格，全面回顾70余年来台湾地区藏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其特征，并探讨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一、台湾地区藏学研究概述

总体而言，台湾地区70余年来的藏学研究成果丰硕且独特。有论者指出，当今藏学研究的“中心舞台”仍然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作为藏学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有其特点和独特地位。

就学术期刊而言，目前台湾地区人文及社会科学类期刊约1000种，曾刊发过藏学类文章的期刊在250种以上。《中国边政》和《蒙藏季刊》《语言暨语言学》《西藏研究会讯》《故宫文物月刊》《历史月刊》《海潮音》等最具代表性。

就学术会议而言，台湾地区陆续举办过多次藏学学术会议:1985年的“三民主义与蒙藏学术研讨会”为较早举办的藏学会议，1992年的“西藏与中原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为最早有大陆学人参会的藏学会议，在这之后影响较大的有“公元二千年两岸藏学学术会议”(2000)、“两岸西藏学研讨会”(1—5届，2006—2013)、“蒙藏研究发展趋势研讨会”(2011)，最近一次是“欧阳无畏教授逝世三

十周年纪念研讨会”(2021)。台湾地区藏学(边疆)学人也常常参加在大陆独自举办以及同台湾地区相关科研院所共同举办的多次藏学(边疆)学术会议，如“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1—7届，1991—2021)、“海峡两岸西藏历史学术研讨会”(2002)、“海峡两岸藏学研讨会”(1—2届，1999—2010)、“第五届‘西藏智库国际论坛’”(2021)。

就科研项目而言，以台湾科技事务主管部门“专题研究计划”为例，自最早能查询到数据的1992年以来，藏学类“专题研究计划”共有98项，其中“中央研究院”、交通大学位列一二，华梵大学以及中国文化大学并列第三。

就学术著作而言，按照“主题”方式在“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进行检索，自1949年以来的著作，共有3536部涉及“藏传佛教”、1269部涉及“西藏”、113部涉及“藏语”、102部涉及“藏族”、86部涉及“藏医”、36部涉及“蒙藏”、17部涉及“汉藏”、11部涉及“藏文”。上述关键词并不足以囊括台湾藏学学术著作，即便按笔者所整理的300多个关键词检索亦不能实现。由于藏族文化在台湾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实际上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普及性读物，故笔者认为借鉴“核心论著”这一概念，对台湾地区成果最丰富、研究最持久、学术成就最高、知名度最大的“藏学核心研究者”的学术著作进行统计，或更能反映台湾地区藏学学术著作的概貌。

就学术论文而言，以学位论文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以来已产生至少238篇藏学论文，并集中分布在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佛光大学(含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南华大学、华梵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

总而言之，台湾藏学作为我国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藏学的共同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征，有必要专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概括。

二、台湾地区的藏学机构

严格来说，台湾地区没有专门性的藏学机构，对于藏学的关注主要是通过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机构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等予以实现。

(一)高等院校

在高等院校中，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华梵大学、辅仁大学、法鼓文理学院、台湾清华大学、玄奘大学、铭传大学、台北教育大学等高校，无论是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还是学术会议、科研项目等，对藏学的关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颇具代表性与典型性。

1954年11月24日，政治大学在台湾地区“复校”，一跃成为台湾地区“培育边疆人才及边疆研究的重镇”，其边政学系不仅直接继承了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传统，也延续了对藏学的重视，内部分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组，先后开设有“西藏语文”、“西藏社会与文化”、“西藏佛教研究”、“西藏地理”、“藏文语法”、“西藏专题”、“藏传佛教”、“西藏现状研究”、“西藏社会”等课程。

即便今日该系已改为“民族学系”，但在其课程设置中，“藏语”、“藏族文化”、“西藏考古艺术”、“中国语言志专题—藏缅语”等仍然是该系本、硕、博阶段的修读课程。

中国文化大学由张其昀先生于1962年创办，设立的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蒙藏学术研究中心等是与藏学密切相关的机构。在史学系教师中，王吉林、林冠群、王明荪等学者研究领域多涉及藏学。除此之外，1972年成立的民族与华侨研究所以及1984年成立的蒙藏学术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大学藏学研究中两个颇为重要的机构，二者皆在吕秋文的主持下成立，分为华侨、民族研究两个组，都招收硕士研究生，其中民族研究组单列“西藏研究”方向。有关西藏的课程则包括藏文、西藏“涉外关系”、西藏政教制度研究、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社会与文化、现代边疆现况、边疆问题专题研究等。②上述机构在促进中国文化大学藏学研究发展、藏学人才培育及两岸藏学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较为瞩目，如杨嘉铭、林冠群、王美霞等学者曾在该校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以林冠群为代表的藏学学人，以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为中国文化大学藏学传统的延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史学系长期开设“藏族史”、“中国民族史专题研究:以唐代吐蕃史为例”、“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等藏学及中国民族史领域的课程，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引导学生“了解整个藏族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及与中原的历史关系”，并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熟悉研究民族历史的观念、理论与方法。

此外，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华梵大学等宗教类高校在台湾藏学发展中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高校共同致力于藏传佛教在内的宗教研究。佛光大学佛教学院佛教学系、人文学院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南华大学人文学院生死学系、宗教学研究所及文学系，华梵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的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佛教学院佛教艺术学系和佛教学系、人文教育研究中心，辅仁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宗教学系、社会学系和文学院的历史系、哲学系等机构都重点关注藏学研究。

(二)“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作为科研机构，在藏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1954年“中央研究院”在台湾地区“复院”，并陆续筹建了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上述研究所与原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成为现今“中央研究院”，从事藏学乃至边疆研究最重要的机构，他们所主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台湾人类学刊》《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学术期刊刊载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藏学类学术文章，而上述期刊在中国大陆同样具有较大影响力。据笔者统计，自1992年以来，上述研究所至少承担了64项边疆类项目，藏学类项目则在27项以上。另外“外界委托研究计划”以及“中央研究院”内部的“主题研究计划”中均涉及藏学类相关科研项目。此外，“中央研究院”在涉藏学术论著、论文等方面的成果也非常可观。

(三)中国边政协会与西藏研究委员会

中国边政协会源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边政学会。1941年9月29日，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并设立了“西藏问题”研究会、边政公论社，刊行《边政公论》杂志。1953年，在迁台各方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国边政协会得以成立，宗旨为“对中国边疆各民族历史、地名、语言、文化的研究，批驳外人分化作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①该会成立初期尚有一定的资金补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所获补助日益减少并最终完全失去。即便如此，中国边政协会依然艰难延续至今，其会刊《中国边政》自1963年创立以来的60年里，“一方面宣扬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促进各民族团结”。截至2021年，已发行224期、刊登了约2000篇涉边疆类文章，这在台湾地区所有涉藏研究刊物中极为少见。

西藏研究委员会于1986年初正式成立，附列于政治大学的边政研究所。1992年改为边疆问题研究委员会，下设西藏、蒙古、新疆三组。该委员会先后由林恩显、萧金松等人负责，邀请专家、学者定期集会，撰著论文，曾出版《西藏研究论文集》，前后出版4辑，共计刊载论文49篇，台湾大多数藏学学人都曾在该刊刊发过文章。④另外，《西藏研究会讯》作为西藏研究委员会的会刊，自1986年创刊至1993年停刊，共计刊发了50余篇涉藏类文章。西藏研究委员会及《西藏研究会讯》《西藏研究论文集》给台湾藏学学人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共享材料、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

(四)“蒙藏委员会”

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蒙藏委员会”对台湾地区藏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蒙藏委员会”源于清朝崇德元年(1636)设立的蒙古衙门，嗣后历经理藩院、理藩部、蒙藏事务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设立蒙藏委员会。1949年以后，“蒙藏委员会”在台湾地区仍予以保留，2017年11月28日被裁撤。尽管“蒙藏委员会”在台湾地区得以长期保留，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台湾地区连接大陆的一种政治象征而存在，但“蒙藏委员会”在“在台推广蒙藏文化、促进两岸交流互动、推动蒙藏学术研究、保障在台蒙藏同胞权益”等方面开展了不少有益工作，设立了“蒙藏学术基金会”，总揽蒙藏学术活动组织协调工作;开设蒙藏语言文化相关培训班;创办《蒙藏地区现况双月报》《蒙古通讯》等期刊;策划出版“蒙藏委员会边情资料辑”、“蒙藏专题研究丛书”、“蒙藏委员会蒙藏学术研究论丛”、“蒙藏委员会边疆丛书”、“蒙藏委员会年度专题研究报告汇编”等大型丛书，以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等大型档案汇编，资助大批蒙藏研究者开展相关学术研究。此外，很多涉蒙藏边疆学术会议、学术讲座以及相关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物等都曾受到“蒙藏委员会”的大力资助。

三、台湾地区藏学的研究领域

台湾地区的藏学研究以政治大学等机构为最初的中心逐渐扩散开来，从学术脉络上看，当代台湾藏学可谓是由少数机构及少数学人通过自身不懈努力从而使其“开枝散叶”，研究领域朝着逐渐多元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被誉为“台湾藏学之父”的欧阳无畏，“以个人单打独斗式的”努力竭力将大陆的藏学火种带到台湾，从而使台湾地区的藏学绵延开来。在欧阳无畏等少数藏学学人的教育与人格感染下，孕育了下一代台湾藏学研究的中坚分子，他们积极而活跃地活动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成为当今台湾藏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经过几代藏学学人的辛勤耕耘，台湾藏学研究已开拓出包括藏族通论、历史、政治、地理、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社会、经济、民俗、法律、教育、军事、科学等在内的诸多研究领域，各领域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人物。

在藏族通论、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周昆田、章熙林1950年发表的《西藏问题》一文似为最早的成果。此外尚有高长柱、③李符桐等人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这一时期研究基本上“承袭大陆时期的作风，多注意西藏的涉外关系与边界问题”。⑤在第一代藏学学人培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藏学学人中，以刘义棠、王吉林、吕秋文、刘学铫、孙子和、廖淑馨、冯明珠、陈又新、林冠群、杨嘉铭等人颇具代表性，他们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台湾藏学史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更为年轻一代的藏学学人中，从政治史角度进行藏学研究的成果已很少见，更多则是从文化史等角度进行研究，如张中复、罗中展等人。

在台湾藏学学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中，欧阳无畏可谓“大师级学者”和“开创型学者”，⑨其学术成果算不上丰硕，但他“凭其一己之力，在台湾广播藏学种子，培养了一批精通藏文的学生”、“当代台湾藏学界学者，大半系出其门下(包括正式生和旁听生)，而且建构起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树状传承，影响甚巨。”台湾地区的藏传佛教研究，大体上涉及藏传佛教历史及在台湾地区发展历程、教理、教义、仪轨、教派、寺院、僧侣，以及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层面。张骏逸、张曼涛、萧金松、陈玉蛟、许明银、葛婉章、刘国威、黄英杰、张福成、黄奕彦、梅静轩、王惠雯、刘哲安等人都有过相关研究。

在藏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方面，欧阳无畏亦是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政治大学等机构开设的藏语课程吸引了很多人，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第二代学人中，以辛勉、龚煌城为主要代表，两人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藏语比较，如辛勉1969年撰文论证了唐末守温三十字母与藏文三十字母之间的关系，瑏瑣其1972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台湾地区较早全面系统研究汉藏语关系的研究成果。龚煌城自1977年以来，陆续发表多篇汉藏语比较的开创性成果并整理成论文集。林英津、罗仁地、孙天心、廖本圣等人是目前此领域的中坚力量，且多数都有大陆田野调查经历。孙天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固定赴川西藏族地区实地调查藏语方言及嘉绒语群”，发表了很多关于嘉绒藏语颇有创见的研究成果。在藏族文学、艺术等领域，洪士惠、刘婉俐、罗中展等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相较于其他领域，台湾藏学学人对于藏族社会、经济、民俗、法律、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关注相对比较欠缺。在上述藏学学人中，杜蘅之、萧金松、廖淑馨、陈治世、杨开煌、杨嘉铭、许明银等人的成果较具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尽管撰著者在取得学位之后很多都未继续从事藏学研究，但这些成果是在前述藏学学人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藏学学人的学术思想及台湾藏学的最新面貌。除此之外，在相关科研项目中亦有不少涉及上述领域的“专题研究计划”、“外界委托计划”。

总而言之，70余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藏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在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四、台湾地区藏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及未来展望

关于70余年来台湾地区藏学的发展脉络，目前两岸学界的共识是:台湾起初鲜有藏学的基础和土壤，1949年以后，在少数前辈学人的不懈努力下，藏学研究绵延开来，尤其是1986年西藏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藏学在台湾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崛起于台湾学术之林。”

(一)台湾地区藏学发展的总体特征

概括而言，台湾地区的藏学发展，呈现如下特征:研究机构上，最初研究和关注藏学的仅有政治大学、“蒙藏委员会”、中国边政协会等少数机构，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中国文化大学、佛光大学、南华大学、华梵大学、辅仁大学、法鼓文理学院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西藏研究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地区藏学发展有了新的变化。近些年来，随着政治大学由“边政学”向“民族学”的转向、“蒙藏委员会”的裁撤，前述佛光大学等宗教类院校在藏学领域的表现更为瞩目。

研究内容上，台湾地区藏学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为政治、历史、宗教、地理、文化、语言、文学、艺术、社会等，并且以1987年为界限，在此之前有关政治、历史方面的论著比重较大。之后，宗教、语言、文字、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逐渐增多，尤其是关于藏传佛教、藏语、藏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占据了半壁江山。由于两岸学术交流的增进，台湾藏学学人得以进入大陆田野现场，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同时由于年轻一代藏学学人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其关注内容、研究旨趣以及研究范式与方法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目前来看，纯粹政治史或者传统的史地研究已逐渐减少，关于藏族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常常是以文化、社会研究的姿态出现。但总的来看，台湾地区关于西藏和藏族社会、经济、教育等应用层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短板。

研究群体上，台湾地区藏学学人按照年龄及其学缘脉络，大致可以划为四个世代。第一代藏学学人几乎完全继承了1949年以前的藏学传统，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种传统予以传承，以欧阳无畏为代表的第一代藏学学人对藏文原典学习的重视，成为当今台湾地区藏学的一大特色。此外，藏学早期称谓“西藏学”一词也被台湾地区藏学学人继承并沿用了很长一段时期。第二代藏学学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学人，他们继承传统的学术理路，同时一些人也开始受到新的学术范式的影响，而且他们还是开启两岸更为直接的学术交流的最重要力量。第三代藏学学人作为台湾藏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群体更为庞大，研究领域更加多元、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亲历过两岸学术交流，对两岸藏学发展的现状更加了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第四代藏学学人是年轻一代的藏学学人，他们的学术旨趣愈加多元，理论范式更趋丰富。

(二)台湾地区藏学发展的未来展望

海峡两岸的藏学“同样承继自1930年代藏学蒙昧初启的阶段”，①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远离田野现场、没有专门性机构、缺乏统筹规划等先天不足，加之台湾地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当下台湾地区藏学研究面临经费不足、人才断层等困境，相对于其他学科，藏学的学科归属有“被边缘化”的可能，但台湾地区藏学与大陆藏学之间的联系则十分密切。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两岸藏学学人在内的两岸学人就在除台湾、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学术场合有过交流，②1988年，王尧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身份的郑夙芬、程碧惠两位台湾藏学学人前去听讲，并为其撰写《藏学研究在台湾》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藏学领域的学术交流通过藏学学术会议、交流访学、学术讲座、互相在彼此的期刊及出版机构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以及其他私人性交流等形式更趋频繁。譬如参加学术会议，有且不限于沈卫荣、杜永彬、周润年、喜饶尼玛、周炜、降边嘉措、才让太、廉湘民、杨士宏、才让、孙宏开、次仁央宗等大陆藏学学人参加过台湾地区举办的藏学学术会议，而台湾地区藏学学人中的大多数都曾参加过大陆举办的藏学学术会议。在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方面，先后有李绍明、赵云田、郭卿友、祝启源、何星亮、秦和平、周伟洲、郝时远等大陆学人在《中国边政》等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同时亦有林恩显、龚煌城、罗仁地、吕秋文、王吉林、刘学铫、冯明珠、林冠群、王明珂等台湾地区藏学学人在大陆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尤其是林冠群，不仅发文量最多，而且还参与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课题成果《西藏通史》的编撰工作。随着台湾政治局势以及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大陆越来越成为两岸藏学交流的主导力量，对于台湾地区藏学界的凝聚力也日益增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不仅有老一代的台湾藏学学人多次前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和田野调查，年轻一代的藏学学人也有更多前来大陆进行田野调查的机会。疫情期间借助在线学术讲座，两岸藏学界之间的交流突破原有的一些限制而变得更加频繁和便利，这些都是两岸藏学交流的新面貌与新趋势，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岸藏学学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对于台湾地区而言，新资料的发掘利用是其藏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契机。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地区藏有大量涉及西藏及边疆的相关档案资料。以台北“国史馆”为例，其所存藏学及边疆档案资料非常丰富，除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资料，其现存档案还可以有力地支撑有关社会、经济、教育等领域的研究。台湾地区档案资料十分珍贵且关键，数据化做得也非常清晰，能够与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的档案资料互为映照、互为补充。目前来看，两岸藏学学人对于台湾地区所存档案资料的利用还不够充分，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除此之外，不少台湾地区藏学学人和边疆学人研究视角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譬如王明珂对于川西北地区羌族、藏族、汉族的研究，在两岸具有很大影响，其较早实践运用的研究范式时至今日对于两岸人文学术领域的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两岸藏学从源流上有着天然的同根同源性，在发展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学科未来上有着共同的期许，两岸藏学具有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的坚实基础。鉴于此，两岸藏学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研究资料方面，可针对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国史馆”等档案机构资料的高度互补性，整合出版藏学相关专题档案汇编、选编;研究领域方面，两岸藏学学人可在“中国藏学史”等大型丛书编撰中进一步开展合作，可就“中国藏学理论与学科建构”等宏大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与合作。未来两岸藏学进一步交往交流交融，既有现实的基础，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更是进一步铸牢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

(本文在写作、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了台湾地区林冠群教授、何仁华夫妇的大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叶小琴，石河子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潘，石河子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