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 纳西族信仰体系中兼有汉藏等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因素，典型的如象雄文明及其苯教信仰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东巴教信仰，以及西藏佛教后弘期以降形成的藏传佛教信仰，构成两个时间层次明显的主要信仰形态。此外。在丽江纳西族中尚有典型的民间信仰。如延续千年的三多神信仰,其中夹杂有苯教、佛教、道教、白族的本主信仰、山神信仰等诸多因素。以往研究对三多神信仰中的藏文化影响因子的分析比较欠缺。本文以西藏历史上的佛苯之争、滇藏茶马古道贸易、蒙古南征大理、丽江木氏土司崛起等史实作背景，从三多神名称的词源入手，结合汉、藏、纳西、白族等多民族文献及民间神话传说，探讨三多神信仰与藏文化的诸多联系，揭示三多神信仰从一个民族的信仰行为逐渐演化为滇西北区域各民族共享的岁时重大节日活动，发挥了超越单一民族意义的多元文化间的互动凝聚功能，转化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认同符号之一，对研讨大国基层地方社会多民族间社会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进程有典型的案例意义。
关键词：纳西族三多神信仰藏文化
纳西族的传统信仰世界中，三多神①被视为本民族第一大保护神。三多庙又称北岳庙，或玉龙祠，纳西语称“三多阁”。唐代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异牟寻封玉龙大雪山为南诏国的“北岳”，②建庙祭祀，故北岳庙是丽江最早的庙宇之一，北岳庙（三多庙）始建时，供奉三多神像。纳西人举凡岁时节日祈福、出征博弈、婚恋殉情、占卜凶吉、卜问病因灾患、求子祈寿、外出经商、游学、求取功名、考学晋升等都要去三多神庙叩拜，祈求护佑，故除每年的农历二月八日的“三多节”全民族集体祭拜而外，平时信众也会到三多庙上香许愿、还愿。三多庙的祖庭位于丽江白沙玉龙村，而诸多分庙，或称子寺也伴随纳西族的迁徙轨迹而出现于纳西族分布地区。历史上纳西族商人群体外出经商留寓异地他乡，也会在居住地社区内构建三多神庙，如茶马古道沿线的昆明、德钦诸地以及拉萨等地纳西族商人聚居点都建有三多庙。三多神信仰及三多庙成为纳西族的一个重要认同标志。据东巴经典记载，三多神属羊，因此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和八月的第一个属羊日，各地纳西族都到“三多阁”隆重祭祀，附近的汉、白、藏、普米、傈僳等族群众也进香朝拜。特别是农历二月初八“北岳庙会”，成了纳西族最隆重的法定民族传统节日“三多节”，③相沿至今，传承不辍。
三多神信仰与三多庙的出现肇始于吐蕃与南诏争锋时期，因此在三多神信仰的诸多方面都烙上了中古时代唐、吐蕃、南诏间干戈玉帛的历史印记。在吐蕃-南诏后期，纳西族最大的保护神三多神与北岳雪山神合二为一祭祀，此后纳西人开始建庙祭祀。
据《元一统志》载曰：“雪山庙，唐南诏蒙氏封是山为北岳正祠，其神号曰北敌安邦境帝，庙尚存。”通安州山川条下曰：“神外龙雪山，在州北三十里，条冈百里，岿岿千峰，上插云霄，下临丽水，顶端积雪，冬夏不解，岩崖涧谷，清泉飞流，唐时南诏尝封是山为北岳，庙基尚存。癸丑年(1253)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忽必烈)南征大理，师次于此。”古迹条中又载：“雪山庙，唐南诏蒙氏封是山为神祠，其神号曰北岳安邦景帝。”[1]（P256）这是有关丽江北岳庙的较早记录，强调此封号是帝王、君主加封、赐予的称号。
《元一统志》的记载表明在宋末元初，雪山庙，也就是三多庙已经是文物古迹，认可南诏王封北岳的史实。神号为“北敌安邦境帝”，与清代地方志所载的忽必烈“敕封雪石北岳安邦景帝”一说之间有若干细节的差异。也就是说南诏王的北岳景帝封号在前，但此处记为“北敌安邦境帝”。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路过丽江时，又封北岳为“大圣北岳定国安邦景帝”。三多之名就与藏语称丽江的名称ས་ཐང་或ས་དམ་直接相关联，也与藏族的苯教与藏传佛教、格萨尔王传说、汉族的道教、白族的本主信仰、纳西族的山神崇拜、英雄神信仰密切关联。三多神信仰体现了藏、纳西、白等多民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本文试从三多神的来历传说、神祇名称、族属争议、神灵谱系结构、纳西东巴经典、藏文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考求纳西族三多神信仰与藏文化的在诸多层面的关系。
一、纳西族三多神名称及其东巴文字符与藏语文的关系
约瑟夫·洛克所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对三多神及北岳庙的历史有十分详细的推考：“传说从久阿雄（汉人称为加宽地）区域迁来的有三兄弟，三多神是三弟兄中最年轻的一个，藏人称三多为三赕，他们只知道丽江之名叫三赕，据说这个最小的弟弟，曾经住在雪山的西斜坡的果若落悬岩中。他的长兄阿吴瓦也住在西斜坡上的一个洞里，这洞现在称为太子洞。二哥名拉吉拉恒，住在喇是坝的一座黑山上，称为纳居瓦山，在丽江的西面。关于三多的两个哥哥的历史或传说一无所知，因为汉文史书中毫无记载，我上面所记的传说是纳西农民口头告诉我的。”“相传三多有两个哥哥，第一个名叫阿吴瓦，住在雪山西斜坡的石灰岩洞里，称为太子洞。……三多的第二个哥哥叫拉吉拉恒，他的庙宇在丽江迤西，喇是坝的喇是纳居瓦。”[2]（P22，P182）
从以上资料及传说看，三多有三兄弟，各有名字，而三多为最小者，其他无从考究。只能表明三多是一个人，是从藏北羌塘草原迁徙到丽江，后变成为神祇。据纳西族先辈下传的话说，三多有三兄弟，三多属最小，他们都曾来过丽江，民间至今还有“恒日各——神路岔口”之说。丽江白沙玉龙村还有三多到丽江后行医济世的传说。至今三多庙中三多神的两侧坐着他的两位夫人，左侧为藏族夫人，右侧为白族夫人，可知其身份之复杂和多民族间通婚交流的实况。
关于三多的其他部属，殿里塑有八大金刚及俗称肯时将军的两员大将，殿门边两尊“刺巴纳汤”以及门楼两耳间的十二匹马及十个马夫。从有关史料看，八大金刚只是护送三多到丽江，后返回吐蕃。丽江玉峰寺世路吉祥喇嘛为杨志坚提供的藏文写经中记录分别之地云：“丽江雪山风景极其美丽的地方，天是三角形的天，地也是三角形的地，此处是历史上八大金刚护送三多时送别之地。”
关于三多神的来历，也就是关于“三多节”主要祭拜对象的历史渊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从现存的历代正史和地方志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尚可以推知若干线索。此外在纳西族民间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以及文人笔记、碑铭题刻等诸多形态的文献中也有一些记录。统而言之与猎人、白石、雪石、玉龙雪山、南诏王封北岳、宋末元初忽必烈蒙古军队革囊渡江、木氏先祖麦良迎接忽必烈可汗、明代木氏土司兴盛时期的史实间有诸多附会式的建构。
清代纳西族文人的笔记文献记载论述中，则推断称三多神与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尤其与西藏桑耶寺的关系最为密切，与莲花生传法，西藏佛教历史上的佛苯相争、兴佛灭苯的历史记忆也有关联。可以说三多神形象的缘起与中国西南区域的大历史事件都有些关联，与吐蕃帝国、南诏帝国、蒙元帝国、明代木氏土司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势力代表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正如明代丽江地方汉字诗歌所载：“蒙氏皇封遐若迩，元朝圣号俨然真；非惟定国安邦祚，享祀明皇万万春”（朱云《白沙庙》）。
结合纳西族历史发展线索，方国瑜在《木氏宦谱》跋中指出：“越析诏为洱海东岸麽些部落，不在丽江，丽水节度在伊洛瓦江上游左岸，亦不在丽江，三甸即三赕，藏语称丽江为萨丹，乃传播密教建寺得名，较为晚出，则官职名号都不可信，《宦谱》所载系世虽有根据，其事迹多出自臆造也。”[3]（P474）方国瑜相信三多神的名称与藏语称丽江为萨丹（）有关。
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一康熙十年，云南巡抚李天裕题奏载：“丽江土府，元明时俱资以蔽蒙蕃，后日渐强盛，于金沙江外则中甸、里塘、巴塘等处，江内则喇普、处旧、阿墩子等处，直至江卡、拉三巴、东卡，皆其自用兵力所辟，蒙番畏而尊之曰萨当汗。”对“萨当汗”的说法，方国瑜的解释称：按藏语Sando意即东方，萨当即其译音，今康藏人称丽江为Sanduo。《元史·地理志·通安州》载：“昔名三赕，疑即吐蕃称之，则萨当汗者，犹言丽江王也。”又按《新唐书·南诏传》曰：“吐蕃封阁罗凤为东帝，封异牟寻为日东王。”正与萨当汗之称相类，盖吐蕃④视明代木氏，犹唐代之南诏也，东帝或曰日东王之号，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之《交广印度两道考》以为发源于印度，因缅甸语称中国皇帝位udibhva，而udi即udaya，意为日出东方。然若吐蕃称木氏为萨当汗，其用意与封南诏之东帝相同，而非称地方也。则伯希和之说不能成立，盖藏语不用udi之音也。[3]（P1204-1205）汉语中的皇帝、缅甸语的udibhva与藏语的皇帝（gong-ma）、蒙古语的“可汗”“汗”彼此间只是一种类比，不能完全勘同，并画等号。
从上述几种传说而言，我们更相信，三多这一名号，可能是人名、地名、神名转换而合三为一，最后变成神祇名称。关于“三多”一词的语源目前有藏语说、纳西语说、白语说三种。我们可以逐一分析、比较，看那一种说法更合理，更接近历史原型。
首先，我们依据历史分析藏语说。藏语中称丽江地方为ས་དམ་或ས་ཐང་，与三多的读音音值相近，比较接近。汉语中称丽江为“三甸”或“三赕”都是后期对藏语的音译，可以理解为“平坝”“平川”，而且为了强调指称丽江，因此常见的固定组合是“འཇང་ ས་དམ་”，即“纳西族平川、平坝”“丽江坝子”。
这诸多名称的关联恰恰反映了中古时代，丽江地方处在唐王朝、南诏国、吐蕃帝国三大势力角力的三角区域。纳西东巴文的三多神这一字符为 ，字符的构形为一个结跏趺坐形象的神灵字符下方标注其名称。更有趣的是“三多”的读音标注是半纳半藏结合的语词形式，借用藏文字母ས་标注纳西语的 sa33。而用纳西语的“木板”的读音 to33标注第二个音节 do33。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三多神崇拜的时代与藏文化在纳西族中传播的时代相吻合。因此，既有南诏王封玉龙大雪山为南诏国五岳四渎系统中的“北岳”；也有吐蕃时期藏语称呼丽江本土山神或土地神及地域为ས་དམ་的记载。这与后面要述及的三多神信仰中的神灵谱系兼容汉、藏、纳西、白诸民族神祇的一端也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藏文的དམ་和ཐམ་、ཐང་，རྒྱལ་ཐང་和ཡང་ཐང་在转写成汉语、纳西语时变读为“多”的例子还有几个，可以说是一条语音转写规律。列表如下：
与“三多神”名藏语说关联的是三多神族属藏族说：据白庚胜的调查，和玉才东巴称他幼时还曾听长辈说过三多是藏族神灵。具体为：他由阿布高氐神从拉萨背至玉龙山麓稍歇后再也背不起来，遂在此建三多庙加以祭祀之。这虽没有直接说三多就是藏族神灵，但也并非没有三多出身藏族的意思。因为拉萨一直是藏族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的中心，三多为藏族神灵说便广泛流传于与藏族毗邻或杂居的纳西族地区。和开祥东巴介绍说，丽江县鲁甸乡等地祭祀三多的东巴经典中混杂有大量的藏语⑥。
其次是纳西语说。“三多”一词在纳西语中无法解释其本来的寓意，只能说是一个神的名称。因此可知是从别的语言中音译成纳西语的语词形式。而汉语历史文献记载中称丽江为“三甸”即“三赕”与藏语的ས་དམ་或ས་ཐམ་读音相近，而དམ་与ཐམ“་ 甸”与“赕”均与纳西语中“dy31”⑦“坝子、地方”的音义相近或相同；
“三”“sa”则是对应于纳西语的读音“sa33”，但也无法解释“sa”或“三”的具体所指。结合丽江本土历史可知，在纳西族先民南迁抵达丽江之前已经有其他族系的先住民居住其间，其中的先住民“濮繲蛮”当是现今壮傣语民族的先民，也即后人称为“摆夷”“掸”的壮傣语民族的先民。[4]纳西族先民抵达丽江并占据丽江的历史，据《元史·地理志》通安州载：“通安州，治在丽江之东，雪山之下。昔名三赕。仆繲蛮所居，其后麽些蛮叶古年夺而有之，世隶大理。宪宗三年，其二十三世孙麦良内附。中统四年，以麦良为察罕章管民官。至元九年，其子麦良袭父职。十四年，改三赕为通安州。”[5（] P2685）因此，可以推知此处的“三赕”“三甸”理当是一个纳西语和壮傣语合成的指称丽江坝子的语词即“掸赕”，纳西语读为“sa31 dy31”，也即“掸赕”，指“掸”人居住的地方、地域。
与“三多神”名纳西语说相应有三多神族属纳西族说：丽江白沙玉龙村杨作慎、杨汝魁两位老人坚称三多为纳西族神灵，并称其父姓为杨、其母姓沙。不过，他们认为三多与白族、藏族也不无关系，即三多神的三位妻子中有一位是白族、一位是藏族，正妻是纳西族，进而认为白族信仰三多神的信众多于纳西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及八月，白族信众都要从鹤庆、金山等白族聚居地赶来三多庙祭拜。据玉龙村村民的记忆，至今平日前来三多庙祭拜的纳西族香客极少，最多的仍是白族信众，且以来自鹤庆县者居多。
第三种为白语说。唐代南诏时期，通常用“赕”⑧来译写纳西语或彝语、缅语等语言中指称地方、地域的名称。南诏在今云南迤西一带，洱海地区是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为中心的十贝佥(赕)⑨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十赕是: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古城)、大厘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后来也用“甸”来指称译写，时至今日在云南省境内原南诏辖境范围尚有大量以“甸”字命名的地名，用以指称山间平坝或河谷地带的开阔台地。
与“三多神”名白语说相应的是“三多神”族属白族说。和玉才、和即贵两位东巴认为，三多当属白族神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东巴经《三多颂》虽由纳西族象形文字所记录，所记语言却是白语，只有最后几行祝词是纳西语。他们说，如果三多是纳西族神灵，就没有必要用白语记述其事迹，并祈求其保佑。和玉才东巴还称背负三多神至三多庙之阿布高氐之名字即是白语，意为“爷爷请坐”，a 33 pə 51 kv 11 t’iə 51的音译。著名白族女学者徐琳在听过和玉才诵读《三多颂》这部东巴经后也曾经指出，该经所记录者为古白语，不过发生了音变而已，但若干句子仍与现代白语相同。例如，经文中的mər 33 lɑ 33 pi 51 mi 33一句即是“给马喂盐与饲料”之意。[6]
综上所述，纳西语的“三多”，汉语的“三甸”或“三赕”，藏语的ས་དམ་或ས་ཐམ་，白语的“三贝佥(赕)”，所指都是丽江，前一个音节“ས་”或“三”的语义有别，藏语为“土地”，而汉语中指数量“三”，在白语和壮傣语中指“掸”族群的名称。唯有第二个音节藏语的དམ་或ཐམ་和ཐང་、纳西语的“dy 31”、白语的贝(赕)，都是指坝子、平川、土地、地方。因此“三多”一词，可能是“sa 31 dy 31”或“三赕”一词，本指掸人坝子，历经变读成为“sa 33 do 33”，以地域之名称来指称或命名地域神祇，或本土本主神的名称，后为纳西族所习得，逐步传播，用以指称丽江坝或纳西族居住地域，继而传播出现于藏文文献中用ས་དམ་或ས་ཐམ་译写，成为丽江的专名。自唐朝以来，纳西族先民定居丽江后崇奉玉龙雪山，崇奉丽江本土土地神祇，故以“三多”的名称命名本地域最大的土地神，或称山神“三多神”。加上汉语对纳西语“sa 31 dy 31”一名译写为“三甸”或“三赕”，使其愈加复杂繁化，恰恰也体现了丽江纳西族地方多民族间历史文化的深度交往和交融的历程。
注释：
①按：明清以来的文献和题词匾额均译写为“三多”，1986年始，有学者认为三多一名的音译容易引发歧义，故改用“三朵”，最近几年无论政府文件还是全国各地纳西族中又再次统一到“三多”这一传统的译写法，废弃用“三朵”的译法。尤其是2018年起，全国各地统一用“三多节”的标识和会标。本文为了顺应统一的译写法，除非特别情况，一律统一译写为“三多神”“三多节”。
②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南诏王异牟寻迁居阳苴咩城。上元(784)改元。翌年(785)封五岳四渎，以乌蒙山为东岳，蒙乐山（无量山）为南岳，高黎贡山为西岳、玉龙山为北岳，点苍山为中岳，以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黑惠江为四渎。玉龙山以此而得北岳之名，玉龙山神三多神亦因此而被称为北岳神。《南诏野史会证》载曰：“子兴元元年，牟寻迁居史城，改号大理国，自称日东王。封岳渎，以叶榆点苍山为中岳”。《蛮书》卷十“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五月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诣点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封岳渎，以叶榆(大理)点苍山为中岳，乌蛮乌龙山(拱王山，又称轿子雪山)为东岳，银生府(景东)蒙乐山为南岳，……越赕(腾冲)高黎贡山为西岳，嶲州雪山(玉龙山)为北岳。”“各建神祠。”（据胡蔚本《南诏野史》)
③1986年8月29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把每年的阴历二月八日定为纳西族民族节日——“三多节”，“三多节”成为纳西民间最盛大的法定节日。2005年3月21日，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自治条例》。2005年5月27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执行。《条例》规定“三多节”为纳西族法定传统节日，并规定全县放假三天。
④此处的吐蕃不是指唐代的“吐蕃”，而是明代的西藏，但系从方国瑜原文中引用，据实应为“乌斯藏”或“西藏”，但原文不便改动。下同。
⑤明末清初的汉文文献中常见用“结打木”指称中甸（今香格里拉市）；“杨打木”指称“小中甸”，都是的译写，可参见邓锐龄：《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此点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迪庆藏族学者冯智教授教示，谨此致谢！
⑥和开祥东巴于1993年为白庚胜先生介绍。
⑦纳西语中“dy31”指，地方、地域。
⑧傣族以财物赎罪称“赕”，如傣族向佛贡献物品称为赕佛，即向寺庙捐献财物，祈求佛祖赐福消灾的习俗。
⑨南诏的地方组织是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贝佥(音简jiǎn，相当唐朝的州)六节度。关于对赕或贝佥的解释《新纂云南通志》卷三四云：“按：‘贝佥’字，樊志作‘赕’，而散见于各卷者则多作‘赕’或‘贝佥’。《广韵》：贝佥，力验切；贝佥，尼奄切；睒，失冉切，又吐滥切；赕，吐滥切，又杜览切。凡此读音，韵部相近，声读不同。则贝佥、赕、睒并为译音，同为一意”。樊绰《云南志》曰：“贝佥者，州之名号”。《新唐书·南诏传》说：“夷语谓贝佥为州”，元《混一方舆胜览·剑川州》也说：“贝佥，汉语府也。”而贝佥、赕、睒是南诏政区不同的称谓，相当于唐朝内地的“州”级行政机构。因此，贝佥与赕的最初的本义当与地方、坝子相关。
⑩Joseph F.Rock，“The Birth and Origin of Dto-mba Shi-lo，the Founder of Mo-so Shaminism.”Artibus Asiae(Leipzig)7(1937)，Vo1．Ⅶ，p.35，p.48-49；Studies in Na-khi Litera⁃ture:Part I.Hanoi:Bulletin de l’EcoleFrancaised’Extreme-Ori⁃ent，1937.Vol.37，p.26，p.37.这个词指北方。又据佛兰克(A.H.Francke)在其所著的《格萨尔的冬季神话》（Der Winter mythus der Kesar sage(1902)）第2页中说，是西藏北部多起伏的草原，而奇怪的是，意为北方的这个词在下刺达(Ladakh)读为，因此佛兰克认为传说中格萨尔与的战争就是格萨尔与的战争。在东巴什罗的传说里，他与巨魔“都德区巴刺里”(按：纳西语中的Dtu-nder-tkhyu-bpala-llü对应于藏文文献中的bDud-khyab-pa-lag-ring)作战。参看Joseph F.Rock，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Southwest China.Vol.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p.192.[美]约瑟夫·洛克著，刘宗岳等译：《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⑪任乃强先生在他写的《<蛮三国>的初步介绍》中，把“姜萨丹王”写为“觉阿撒打甲波”，“觉阿”就是“姜”的读音，“撒打”即“萨丹”，“甲波”则是“王”的音译。任乃强先生认为，撒打国“其国在巴塘南”（《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格萨尔》史诗《岭与闷域之部》原西康抄本译本第42页有这样的注释：“萨丹，藏语今译，指今云南丽江，古称花马国。”向达《蛮书校注》卷四“麽蛮”条有这样的校注：“三探览，即《元史》中三赕，今丽江也。藏语称丽江曰三赕，音似为Sadam。……又云丽江人即曰Sadamwa三赕娃，西藏人称麽些族也”（中华书局，1962年，第96页），可知“姜域”（vjang-yul）的核心区原初指丽江，后泛指南诏全境。南诏败亡后仅指丽江一隅。
⑫本人采用“纳系族群”（The Na homologous Ethnic group）一词指称目前分布于滇川藏交角区域，归属于纳西族、藏族、蒙古族的11个自称共同认同标记为“纳”的族群集团。
⑬“本虽”，康藏地区藏语中的纳西语借词，纳西语读mbe33sue33，意为“村官，村子的头目，村长”。“拇瓜”，康藏地区藏语中的纳西语借词，纳西语读mu31kua33，意为“管辖兵丁的人，兵勇的头目，带兵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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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木仕华，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民族。
原刊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