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年表：从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前2700年，是这一古王朝纪年的粗估；公元前2750年，属第三王朝孟非斯时代，精度为数十年；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75年，是第五、六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时代，精度为十年以内；从公元前2280年至公元前1786年，精度已达数年；而第十二王朝，从公元前1991年至公元前1786年，凡213年，系根据文献中的天象记录推算而出，精度为正负6年。
这就是古埃及的古史编年。
同样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且有着世界上最为辉煌的史学传统的中国，她的明确的古史纪年，却只能上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
李维贵推算制作的甲子干支公元纪年对照表（翻拍自《兰州晨报》）
2000年，已退休的原榆中县博物馆馆长、文物工作者李维贵老人赋闲在家。7月的一天，他无意中在一个古董摊子上发现了一套“天书”。如获至宝的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周易十二辟卦中“六十花甲子纳音”推导原理，历经400多天，推算出了自西周豳王末年上溯至黄帝元年的纪年，填补了中国历史纪年的空白。
才旺瑙乳采访李维贵先生（翻拍自《兰州晨报》）
向记者报喜
孔子删削《春秋》，编年纪月，颇见其详，而序《尚书》，则年月阕略，只能“疑则传疑”而已；汉司马迁作《史记》，遍览石室金匮玉版，网罗天下野史旧闻，而明确编年，只能记自共和元年；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果敢地迈出了一大步：推算出黄帝纪元始于公元前2510年。然而，自宋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史记》中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表示怀疑；及至近代疑古学派相信中国古史是“层累地”形成的，怀疑夏代及大禹的存在，甚至主张“东周以前无史”。从此，中国古史愈加迷茫，为上古三代编年，更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2003年5月，记者收到了这样一份特殊又弥足珍贵的资料——“2000年，我意外购得一本成书于清乾隆戊辰年的古善本书一套（二卷），书名叫《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出于好奇和个人特长，我用了近400个昼夜连续攻关，按照书中的‘方格纪年法’（此书中并无干支纪年和公元前纪年），推导出了33个甲子（自黄帝元年至下周豳王）的干支纪年与公元前纪年；同时推导出了书中所载95件大事纪（仅指史前）之干支纪年与公元前纪年，还推导出了自黄帝元年（甲子年、公元前2697年）到西周豳王末年（庚午年、公元前771年）共计1927年。其中4个朝代（或阶段）中的63位帝王逐个在位年起止年的干支纪年和公元前纪年。”作者为原甘肃省榆中县博物馆馆长李维贵。
公元前2697年为黄帝元年，这绝对是中国历史纪年的新发现！记者立即奔赴李维贵家中采访。在李维贵的家中，记者见到了这套“天书”，并详细听他讲述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来由。
《庆阳府志》载：“黄帝陵在罗川（即今正宁）县城东子午山旁。”
喜获“天书”
2000年7月的一天，李维贵习惯性地起了个大早，散步到离家不远的一处河滩上，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时，他无意中发现了一块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断片，凭着职业的习惯和敏感，他觉得在附近应该能够找到石斧的另一半。于是他以找到那块石斧断片的地点为中心，以转圆的方式逐渐扩大寻找的半径，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如愿地找到了另一半石斧。
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仍然习惯性地来到一个自己经常光顾的古董摊子前小坐。他开始浏览，发现有3套线装书，他逐一翻阅，其中一套两卷本的《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售书者是一位来自青城乡的农民，这套书是他从家乡收购而来。青城乡是榆中县惟一的古文化乡，这个乡在清代曾出过皇榜翰林1人、进士10人、举人29人、孝廉方正10人、贡生82人。李维贵认定这套来自青城乡的古籍非同寻常，心中的喜悦比得到石斧更加强烈。他和摊主讨价还价，成交后将书带回了家。
甘肃境内：崆峒山黄帝问道处碑
破译“天书”
回到家里，李维贵兴奋地对妻子说：“我获得了一部‘天书’。”他来不及吃饭，便伏案翻阅此书。这套书每页均科以方格，首页方格第一格内写有“黄帝”二字，随后有很多空白格，以下在不同间隔的空格有黄帝以下历朝帝王名。经过反复翻阅和琢磨，李维贵恍然大悟，这是一种独特的纪年方法——李维贵称之为“方格纪年法”。书中虽未标明，但显然是以六十花甲子为纪年，隐秘地记载了自黄帝始及其后历代君王纪年。
李维贵欣喜若狂，立即根据自己钻研周易十多年积累的经验，开始对照新旧（公元纪年和农历纪年）历书进行推算。他相信通过自己的推算一定会推出黄帝纪年。
轩辕碑刻
虽说方格纪年的标识是清楚的（每格为一年），但有闰年闰月等因素，推算起来却是非常艰难的。李维贵废寝忘食，不知花去了多少心血，但他的推算每每陷入迷惘，出现失误，推算出的数据与方格纪年表中对不上，他又推翻重来。
“这其实要归功于乾隆皇帝，是他编纂了这本寻根的书。我只是作为一个后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推导这些复杂的年表确实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有时候差一年就要重新来过，其中大的返工就有20多次，幸亏我的老伴给了我极大的支持。”
记者看到，这是一套二卷本的古线装书，保存基本完好。精装盒长23．5厘米，宽16厘米，厚3厘米。硬纸板蓝色粗布装裱。内装正本书二卷，为宋体刻版印刷。第一卷156页，第二卷126页，纸张发黄，书的上角有虫蛀的齿状残洞。据李维贵介绍，此书文物价值极高，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于一体，很有可能是孤本。李维贵根据这套《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经过缜密细致的推算，第一次列出了《中国历史简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这样，我们第一次在李维贵家里粗略地看到了自黄帝以来的中华民族全纪年。李维贵的发现比我们从教科书中所学到的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公元前841年早了将近2000年。
位于今甘肃正宁县境内的黄帝陵
惊人的结论
李维贵根据《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经过400多个昼夜连续攻关，终于得出3个惊人的数字：一是从轩辕黄帝元年（公元前2697年“甲子年”）到20世纪末（公元2000年庚辰年）中华民族已前仆后继涉过了4697年；二是把原无史料可考的从轩辕黄帝元年到西周豳王末年，期间空白的1927年做了逐年推算；三是把４个朝代（阶段）的63位帝王的在位年做了详细的推导。《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书中从上元、中元、下元详细记载了从黄帝上元甲子（即黄帝六十一年）到大清中元（即乾隆九年）的甲子年表。李维贵用古老的“六十花甲子纳音”推导原理进行缜密的推算。从李维贵拿出来的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的附录中的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中，能够看到这样一段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年4609年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因此，黄帝纪年使用至该年11月12日（1911年12月31日）为止。而该黄帝纪年与李维贵推导出的黄帝元年（公元前2697年）仅差一年：2000年减1911年加4609年等于4698年。从东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所载与《辞海》所载各帝王在位年以及阴历干支纪年与阳历公元纪年诸方面基本一致。他共核对了366处，完全一致的342处，占93．4％。并从两书一致和不一致的角度分别对《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的可信度进行了论证，由此认定自己推导出的从原始社会末期（黄帝）到西周（豳王）的1856年是正确的，其中原始社会492年，夏422年、商661年、西周352年。而《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所载纪年与《辞海》不相一致的地方也证明《辞海》在编纂时根本就没有发现《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这个版本。
甘肃境内：崆峒山黄帝问道处洞窟
在推导完中华民族的纪年表后，李维贵撰写了15000字的考古论文《丝路遗籍考寻》上下篇，上篇为《乾隆＜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考寻》，下篇为《试论＜御纂历代三元甲子编年＞一书的可信度》。他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先民用对外开放的脚步踏出的路，因此“丝路遗籍”就显得格外重要。并期待能够和国内致力于此项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商讨。
（作者注：本稿系2003年5月采写，并于当月23日发表于《兰州晨报》，故文中的时间推算表述为当时采写此文时的时间，特此说明。另外，这篇稿子是当时笔者与同事耿德晶一起采写。此后不久，值36岁本命年时，性格幽默活泼的小耿，因骨癌晚期离世。相隔20年后，此稿在网媒推出，也是表达对英年早逝兄弟的纪念！）（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