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学者佐藤长定《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中段黄河源至拉萨的走向为玉树至唐古拉山口藏北路线，然而国内考古学界在这一线段没有发现吐蕃时期遗迹，这就与目前在康藏地区陆续发现丰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遗迹这一事实产生冲突。结合清末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考察文献中新见康藏地名资料以及对清代康藏地理文献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新唐书·地理志》黄河源至拉萨方向的根本走向进行重新考证就显得十分必要。经再考这一路线应该是：黄河源-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甘孜县-理塘县-巴塘县-昌都察雅县香堆镇-八宿县郭庆乡-洛隆县马利镇（嘉玉桥）-洛隆县康沙镇。由此结果进一步发现，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多弥国国都就在甘孜，元明时期形成的朵堆、多康、安多地理概念皆为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唐蕃古道上的苏毗国与白兰国的位置依据多弥国位置的研究结果可定为今理塘与阿坝马尔康。

关键词：唐蕃古道；《新唐书·地理志》；康藏；地名；路线；新考

一、柔克义两次康藏考察路线对考定唐代入蕃线路的意义

《新唐书·地理志》鄯城条下所记入蕃路线含有唐蕃间吐蕃境内的多个地名，是迄今最为完整详细的唐蕃间古代交通历史文献，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吐蕃邦国位置、历史地名与道路信息，历来为治吐蕃史者所重视。以佐藤长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最先涉足这一研究。佐藤长先生以民国天水学人周希武的《玉树调查记》行记与三世班禅之往路和归路、五世达赖喇嘛之往路、七世达赖喇嘛之往路的记录以及现代地图进行了通考，论定这一路线是自鄯城（西宁）出发，过日月山和共和盆地，向南抵河源后，在玉树折向西南渡通天河、杂多县子曲和澜沧江支流杂曲、巴青县索曲后抵那曲，最后到达拉萨[1]。学界对佐藤长的结论除在局部细节上看法不同外，对这条路线的大致走向基本没有异议[2]。

自玉树向西南的这条路线，所经地区多属高海拔、高寒地区，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近年来国内数个科研单位组织人员对这一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所获唐代遗迹寥寥无几。然而考察人员在玉树东南方向的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地区陆续发现了一系列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遗迹为玉树州玉树市勒巴沟石刻群、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石刻群和长沙干马乡石刻群、昌都市察雅县香堆镇仁达石刻群等。金沙江与雅砻江上游、昌都以南地区发现吐蕃时期石刻遗迹，学界对其中所含藏、汉文题记与造像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这些石刻遗迹与唐蕃古道有直接联系①。这不禁提出一个问题，《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入蕃路线在玉树这个关键节点上的走向与玉树东南方向上发现的这些遗迹有没有关系？

这里需要提到一篇重要的文章《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作者巴桑旺堆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沃吾、悦、隆、蚌、列数个康藏地区藏文古地名的考证。笔者发现其中芒康地区的“蚌”与《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鹘莽”在对音上完全可以成立，按地理位置唐文献中的“鹘莽峡”即今天金沙江上游的巴塘金沙江峡谷。依据这一线索再重新检查芒康地区附近的清代入藏线路，《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数个地名都可以在清代地理文献中找到下落，如“大速水”为清文献中的“大所河”“大朔河”，“乐桥汤”为清文献中的“洛家宗”。巴桑旺堆先生在此文中也提到，近30年来国内学界就唐蕃古道的走向观点有三：1.松潘-康定-玉树-拉萨；2.西宁-日月山-都兰-格尔木-唐古拉山-那曲-拉萨；3.西宁-日月山-恰卜恰-温泉-黄河源-巴颜喀拉山-清水河-玉树-那曲-拉萨。他认为第一条路线缺乏文献支持，第二条路线清代以前是不存在的，第三条路线（即佐藤长考定路线）虽为学界共识，然而这条路线沿途没有发现吐蕃文化遗存，因此经察雅、芒康、石渠和玉树通长安的路线可以认为是一条唐蕃古道主要通道。[3]这一观点与笔者在地名上的发现不谋而合：《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入蕃路线需要从玉树东南方向寻找。

玉树东南方向即康藏地区，虽然这一地区清代入藏地理文献种类丰富，但对勘唐代文献中的地名有其自身不足。首先，清代文献中的许多地名失传，至今无法落实其地理位置，造成入藏路线在局部走向上的含混不清；其次，清代文献中存在主线和复线，两者地名漏、衍和交叉混用的现象比较突出；再次，清代文献中的各站之间存在里距严重失实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利用了美国藏学家柔克义分别于1890年和1891年在康藏地区的考察日记和手绘地图，对几十个地名逐一勘实了其地理位置，厘清了部分线路的基本走向。[4]需要强调的是，柔克义在清代文献地名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自己一手调查得来的地名资料，并进行了汉、藏等多种语言和各站里程的记录，这对勘误清代文献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重要的是，柔克义行走的一些路段在清代已经废弃，其失载地名亦为寻找唐代入蕃线路上的地名提供了重要依据。

柔克义的考察文献相较同时代中西方入藏考察家的游记具有较高的地理文献价值，这与其本人的学识与其考察特点有直接关系。他是美国第一位精通藏语说听读写的藏学家，其考察基本涵盖了从青海和四川入藏的几条路线，无疑是清末这一历史地理研究重要时间节点上对藏东（康巴）和藏东北（安多）地理考察较系统的重要考察家。柔克义在考察前对西藏地理就有过深入研究，其对《西域同文志》《卫藏图识》等清代地理文献有过精深的研读并以此作为入藏考察的指南性书籍。他的两次考察皆从青海入，康藏出，对康藏地区的考察结果皆体现在他先后经由康藏返回四川的两次行程中。

柔克义两次康藏考察涉及玉树东南方向的路线如下，可先后分北线和南线两条，其中部分地名从略（参见图一、二）：

图一

图二

北线：自玉树结古多（Jyekundo）起，过玉树巴塘河上游龙日村（Lori），再沿通天河下行至石渠县正科乡正达村（Drenda）渡河，此处为玉树与德格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再至通天河向南大拐弯处离开通天河向东至甘孜县方向，再经信玛塘（Shema tang）、竹庆寺（Zochen gomba）、木里河谷（Muri valley）后进入玉曲河谷（Yi chu valley），再经益隆抵达甘孜县（Kanze）普依隆村（Puyu-lung）。从普依隆离开扎曲河（雅砻江上游）向东，再经炉霍、道孚、惠远寺、新店最后到达打箭炉。

南线：自类乌齐恩达村（Nyulda）出发，东南过松洛桥（Sung-lo-zamba 类乌齐县宗洛寺），翻越夏吉拉山口（Shapyi la），在昌都县莫荣村（Nuyi）渡昂曲河，向东过邦德（Pungde），再东南经巴贡（Ba-gong）、王卡（wangka）、岗卡（Gaga）、扩色（Kungsa）、由耦萨（Yusa），抵达香堆察雅（ChamdunDraya）。自香堆出发，东南过热孜村（Ra jong ）、阿孜（Adjod）经日西河谷边的日西堡（Rishod）翻越日西拉山口向南至芒康县嘎托镇（Gartok）。自嘎托先向南至普拉（Pulag），再向东过兰木堆（Lhamdun）、邦拉山（Bam la）、金康顶（Jin-kan ding）、达嘎顶（Tagating）至金沙江边的滚热（Gura）。过金沙江后，沿江上行至巴塘（Batang），然后东南沿贡曲（Gun chu）过巴琼西（Xiao pa-chung）至达休河谷（Dashochu），再向东至巴塘与理塘自然交界处的惹迪（Ratue），再向东过理曲（Li-chu）抵达理塘（Li-tang）。自理塘向东沿雅砻江河谷经雅江、瓦切，翻越折多山到达打箭炉。

柔克义所行北线中，玉树结古多至甘孜益隆路段在清志中失载，原因为这段路线在清代不作入藏路线，然而正是这一路段中含有唐史所载入藏路线中的数个关键地名；柔克义所行南线中，察雅至理塘段部分地名在清志中的具体路线、程站和里距记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局部路线的具体走向至今无法勘实，对照柔克义考察文献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根本解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前期准备，再结合近年来学界在吐蕃史地研究上的新发现，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入藏道路的基本走向进行重新研究就成为可能。根据柔克义考察提供的新见康藏地名资料，笔者拟就唐史所载黄河源至吐蕃近边突录济驿这一中段区间的地名逐一进行考定，这对再探唐蕃古道的整体走向至关重要。对佐藤长勘定的地名由于笔者所持道路方向与其根本不同，所以无需进行一一辨误。除了柔克义考察文献，清代入藏地理文献与民国康藏地区方志也可与柔克义考察线路起到互证、补充的作用。

二、黄河源-众龙驿-多弥国西界-列驿的线路与地名

……渡黄河，又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犛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

佐藤长考众龙驿为周希武所记玉树清水河镇附近之巢陇峒，今地图清水河镇东南不远有草陇村即为此地，西月河则是扎曲河以西的协曲，此河谷内有赛康寺(zir dkar)亦称之为色航河，即“西月”的音写[5]。吴均则认为众龙驿在野牛沟，即藏语“vbrong lung”之意，西月河就是扎曲，藏语方言“扎”“达”不分，“rdza”原为“zla”之误写，即汉语意“月亮”，读若“达”，“扎曲”为“西月河”来源于此[6]。以上两种说法皆与唐代文献提供的里距严重不符。周希武记清水河与黄河渡口的距离为380里，草陇村在清水河东南方向约20里，这与唐代文献中的470里差了70里。野牛沟在黄河渡口以南也就100里过一点，这就更是离谱。

首先西月河是扎曲河是正确的。扎曲河分东西二源，东源一般作为正源。柔克义过黄河后越巴颜喀拉山，沿扎曲河东源向西南至清水河镇，再西南行至年措百户驻地（今扎朵乡），接着向南翻越沃尧拉山进入赛河谷地，再向南翻越拉当拉山至称多附近的通天河岸边渡河，渡河后径直向南翻越数座山岭抵达结古多。扎曲河东源周希武记为奢云河[7]。柔克义记名为“Ra-jong”[8]，从黄河源至通天河谷地必须要经由此河谷。此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巴颜喀拉”原为蒙语，藏语名“奢拉”（khra la）或“奢午拉”（khra bo la）[9]，水因山受名，此水所经河谷故名“奢云”或“奢午云”，“云”即藏语“gzhong”盆地、河谷通称。结合柔克义提供的另一种记音“Ra-jong”，其音读若“热云”“奢云”，唐代应以“月”记音。《汉书·地理志》蜀郡条下言：“鲜水出檄外南入若水[10]”。今鲜水河过炉霍、道孚南入雅砻江。雅砻江在汉时即称若水，唐时此江上游扎曲河应称之为月河，其上源即称西月河。奢云水在清水河镇与当木曲合流后才称为扎曲，河流的现代称谓与古称存在较大差异时，往往源头或上游支流保留有古代地名的线索十分常见。

唐代众龙驿就在西月河边，北距黄河源470里，南距多弥国西界210里至犛牛河岸边。犛牛河为今通天河，玉树结古多以下河段称金沙江。从清水河镇出发沿扎曲河行90里，以此点作为众龙驿的位置再向玉树结古多方向行210里，便早已经过了通天河到了结古多镇，这是无法解释的。说明唐代走的绝对不是这条西宁至结古多间的扎曲河大道而是另有孔道。按今天考古调查提供的线索，在石渠县长沙干马出现了吐蕃时期的石刻群，唐蕃古道从河源前往石渠县方向是有可能的。众龙驿的位置必须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距离河源470里；2.在扎曲河岸边；3.金沙江北边210里。今扎曲河流至石渠县境内呷衣乡处，有洋云水汇入。此水便是周希武所言柴陇水:“入川边石渠县界，有柴陇水出杂冷木拉山东麓，南流来入之，柴陇水上流，名义赫曲[11]”。今地图洋云水上流又谓牙革云水（yag gzhong），其实都是义赫曲的连读和异读，在呷衣乡入扎曲河尾闾即称柴陇水。牙革云沟是一条平直、宽阔的河谷，其上源与奢云水只有低矮的山岭相隔，此不失为一条从河源经奢云水再至石渠县方向的天然坦途。以今西宁至结古多扎曲河大道作参照，呷衣乡在清水河镇东南方向，牙革云河谷路线较扎曲河大道平直，可以断定唐代众龙驿就在呷衣乡柴陇河口位置，其距河源在470里上下没有问题。自呷衣乡向南前往金沙江岸边，即唐代犛牛河，这一路线是经石渠县色须镇，再向南翻越通天河与扎曲河分水岭子拉山口，再沿隆绒河谷便抵达金沙江岸边的洛须镇（邓柯）。

明代邓柯地区属灵藏（gling tshang）土司的辖地，其故治在邓柯以东的俄支村。灵藏土司清代又称林葱土司、灵葱土司。民国《邓科县图志》谓灵藏土司的治所在出县治洛穹村（即洛须镇）：“东南行越布达拉土山，四十里郎吉岭，四十里灵葱”[12]，即今洛须镇以东80里外的俄支村。洛须镇以北的隆绒河谷20里处，著名的赤松德赞时期摩崖石刻“照阿拉姆”所处岩石便在此处，“照阿拉姆”石刻遗址再向北20里处便是金沙江与扎曲河分水岭之拉山口，自呷衣乡南来之路便在此处进入隆绒河谷。《邓科县图志》载“本县北路出治偏东北行路道平坦，九十里至菊母，北通石渠县”[13]。今菊母村在金沙江与扎曲河分水岭北麓，东北距石渠县城16里，距离呷衣乡大约130多里，呷衣乡距金沙江岸边的洛须镇的道程就是220多里。唐代众龙驿距多弥国西界210里，洛须镇应该是唐代多弥国西界之处，唐代在此设一大驿，由洛须镇转向东100里便到俄支村，即唐代列驿位置。

再看“又经犛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这一句，这里不能认为唐使是在藤桥上过的金沙江。金沙江在洛须镇下游不远便急转南下进入德格地界，两岸皆高山大峡。唐使行至此处，只有唯一一条大路可行，那便是继续向东至甘孜方向。柔克义从结古多沿江右崎岖小道而下在正科乡正达村处用渡船渡江，再至邓柯离开金沙江谷地向东前往甘孜。因此唐使“过藤桥”应该是在邓柯向东过隆绒河上架设的藤桥，邓柯镇附近的金沙江水阔河宽是无法架设藤桥的，柔克义自结古多至邓柯沿途也没有看到金沙江上有藤桥。

列驿在唐代文献中又作列馆、别馆。今考“别”为“列”之误写[14]。俄支村正是明代八大教王赞善王灵藏嘉布的故治，当地广泛传说该土司为岭·格萨尔的后裔，格勒博士就认为：“德格、邓柯一带最大的势力集团就是传说中的林国（gling）。林国是吐蕃崩溃后崛起的部落集团，其官寨设在林葱地方，自称‘林班波’[15]”。有理由相信，“列”便是唐代称之为“gling”地区的记音。唐贞元20年（公元804年）出使吐蕃的吕温在其诗词中提到了几个与列驿有关的地名：一为《道州月叹》中的一句“别馆月，犁牛冰河金山雪”；一为诗题《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16]。犁牛河无疑就是金沙江，这个金山与白水山便是列驿附近非常醒目的高大山峰。从洛须镇向甘孜方向沿途最醒目的高山便是横亘在石渠县与德格县之间的雀儿山（khro la错拉山），柔克义记到这一由西向东走向山脉的主峰叫“Poyushiate”（博玉夏德），位于竹庆寺正背后，柔克义说前往甘孜一路此山都映入眼帘[16]。金山与白水山应是雀儿山链及其主峰博玉夏德山的记音。今德格县俄支乡俄支村是金沙江与雀儿山地间的一处低洼小盆地，适合建立驿站，在俄支村向东眺望，几十里地外的雀儿山主峰博玉夏德山便可尽收眼底。

至此这一路段的走向可以基本明了，其路线为：黄河源-奢云-牙革云-呷衣乡（柴陇河口）-石渠县色须镇-石渠县洛须镇-德格县俄支乡俄支村。玉树结古多勒巴沟吐蕃石刻群与石渠县长沙干马吐蕃石刻群出现在这条主线的西边和东边不远，应该看为这条路线的西支线与东支线。西支线即柔克义所行线路：奢云-扎曲河-结古多-正科-洛须镇（邓柯）-俄支村；东支线即：奢云-呷衣乡（在此分路）-长沙干马-竹庆寺。西支线与主线皆在列驿会合，列驿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三、食堂-吐蕃村-截支桥-婆驿的线路与地名

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又经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度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

从洛须镇至甘孜，清代地志自在益隆以下才有记载，因此我们还得借助柔克义的旅行记录。离开洛须镇后，柔克义在俄支村附近的仁格（Rige）的小村子停留后，前行至一个叫做信玛塘（Shema tang）的地方，从此处意味着进入了竹庆寺地界，再沿竹庆寺前的木里河谷继续向东翻越一座山口后便进入玉曲河谷，即清代川藏线前往德格的益隆路口。明初成书的《汉藏史集》对结古多这一地区的金沙江谷地总称为“噶丹折吾森姆”（dgav ldan tre bo gsum），其中提到了结古多至甘孜一线的数个关键地名，汉译文如下：

在霍尔、吐蕃交界处附近，有一牦牛状大石，牛嘴朝向东方。从牛背后流出一条叫做察杰藏布（tsha skye gtsang po）的河流向西方；牛前流出的河即为治曲（vbri chu），一直流至东方的丹玛域（ldan mavi yul）。河北岸称为丹阳（ldan nyin）；河南岸称为丹阴(ldan srib)。这条大河谷的下游结都（skyed sdubs）处，有一条汉霍尔（rgya hor）的大驿道将其一分为二。上部为上丹玛，其间有叫做噶贝域（lka pavi yul）的地方；在丹玛河谷之谷底（mdo na），是折吾域（tre bovi yul），有一统噶吾（dkav）、丹（ldan）、折吾（tre bo）三地的王族。②

此处的“霍尔”有些译者将其译为蒙古是不当的。元明及以前的霍尔是吐谷浑遗民，有藏霍尔（bod hor）和汉霍尔（rgya hor）之说[17]，清代法国传教士古伯察调查到藏族人对青海海东地区的土族人就称之为嘉霍尔（Dchiahours）[18]，即汉霍尔。汉霍尔大驿道指的就是从青海湖来的驿道，在“结都”处将治曲即金沙江分为上、下丹玛，这个“结都”无疑就是今天金沙江畔的结古多。书中提到了三个地区，即噶吾、丹、折吾三区，也可理解为上、下丹玛和折吾三区。金沙江谷地的第二个地理分割点就是丹玛河谷地的尽头，自此以下为折吾地区。非常幸运的是柔克义先生记录了丹玛“谷底”（mdo na）的位置就在今天的邓柯以东不远，即金沙江向南德格方向大转弯之处，此处便是丹玛河谷的结束处。柔克义对此地的藏语地名记音为“噶吾楞多”（Kawalendo）[19]，这一地名便是“噶吾”与“列”合称，即由上丹玛噶吾地通往列地之路口。自邓柯至甘孜方向大片地区即称折吾域。沈卫荣先生认为灵藏土司在明代被封为灌顶国师赞善王就是因为其所处乌斯藏与中原之间的驿道冲要，明朝为保证这条驿道的畅通对其进行了册封[20]。明代灵藏王治所与唐代列驿位置是一致的，此处为汉藏间的重要驿站灵藏官寨所处的俄支村，即上、下丹玛与折吾三地区的王族治所。

自俄支村向东经信玛塘便进入木里河谷，著名的德格县竹庆寺便在木里河畔。木里河发源与竹庆乡境内的雀儿山北麓，下流至竹庆寺前称之为折曲（rtse chu），尾闾与巴柯河汇合后称巴曲最后汇入扎曲河[21]。因此唐代食堂与截支桥、截支川便可定位于这一地区，即《汉藏史集》所言“折吾”地区。食堂应该是柔克义所记“信玛塘”，截支川为折曲河，唐使从竹庆寺前的折曲河上渡截支桥前往甘孜。中古及以前藏缅语北方语言分支称河为“支”其实有迹可循的，如汉代称黄河河源为析支河，称湟水为勒姐水，西夏语称水为“移则”[22]。

接下来唐使前行的下一站是婆驿，此驿距离列驿440里，傍大月河，有罗桥。这一地点可定为柔克义所记甘孜白利土司驻地的“普玉隆（Puyu-lung）[23]”。清代地理文献中自打箭炉经霍尔德格前往昌都所记程站有“勒恭松多过普王（玉）隆至甘孜二十里[24]”。普玉隆村在今甘孜镇东扎曲河向南弯曲处，此处东来一小水汇入扎曲河，两河交汇处称勒恭松多，由此处向东越洛戈梁子是前往炉霍、道孚的大道。藏语“松多”即两水交汇地名通用语，这一地点无疑以“勒恭”、“洛戈”立名。大月河毫无疑问就是扎曲河，上源称之为西月河，罗桥是勒恭松多处的桥梁，唐使应该是沿扎曲河右岸行走至甘孜，在勒恭松多处渡扎曲河。唐使至此处便不能再向东行走，原因为后程中的“大速水”、“乐桥汤”所对应清代地志中的“达休河”“洛加宗”为巴塘、察雅境内地名，这一路线必须要转向南。扎曲河转弯处以南，即康区著名的瞻对地区，又谓娘戎地区，扎曲河自此以下称雅砻江。瞻对雅砻江河谷历来为甘孜至理塘的重要通道，沿岸村落稠密，勒恭松多以南530里的悉诺罗驿正指向了理塘。

现在看甘孜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为唐代列驿以东、悉诺罗驿以北的一大驿，向东又可经炉霍直趋四川北部的芳、叠、维、黎、雅、松、洮等州，似一“Y”字型路口存在于吐蕃东北境，应为吐蕃北上东进之战略要地。史载吐蕃对唐朝发动的最早进攻为贞观12年（638年）寇岷江上游的松州。7世纪末吐蕃便进入了廓域地区（kog yul），即唐史所称九曲或阔水地区，在今青海贵德地区建立了玛冲军衙（rma khrom）[25]。九曲地区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之地被吐蕃占领后，吐蕃又不断对洮州和松州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攻扰，说明由甘孜东进，经阿坝以北黄河大转弯之路线是吐蕃向唐境扩张的最早路线。贞观12年吐蕃寇松州，唐朝以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率白兰道、阔水道、洮河道共五万步骑伐吐蕃，在松州大破蕃军[26]。“当弥”应该是吐蕃征服了的多弥国，吐蕃盖以此作为对唐作战的指挥中心，也为贞观12年松州之战唐对吐蕃的主要进伐目标。按《新唐书·地理志》的入蕃路线，甘孜位于多弥国西界以东大约500里处，以及甘孜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多弥国的国都很可能就在甘孜。

唐使至多弥国时此国已灭国多年，只记录了当地驿站的名称。周伟洲先生将多弥国灭国时间定在贞观6年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之间，笔者认为其时间下限还要早。唐史载吐蕃称多弥为难磨[27]，周伟洲先生将之对译为敦煌藏文文献与教法史中的“nam”（南）、“南茹”（nam ru）、“南地”（nam tig）与“nam pa（南巴）”，认为多弥即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氏人（sdong mi或ldong mi），故敦煌文献中又有“南木东兆木”（nam ldong prom）的地名，可释读为“白南木董”或“南木董”之地，702年在此地举行多思麦冬季盟会[28]。周先生的这一释读笔者信之，“sdong mi”、“ldong mi”音同“多弥”，唐史中就有“多弥”读为“当弥”的直接证据。可以认为“nam”为吐蕃对多弥的他称，“sdong”或“ldong”为多弥自称，又可合称为“nam sdong（ldong）”（南木董）的他称。笔者认为，敦煌藏文卷子中出现的朵甘思(mdo gams)、多思麦（mdo smad）的地理概念与多弥国有直接关联，是这一地区地名吐蕃化的结果，从今天甘孜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可以大胆推定吐蕃占领多弥后弱化了该地地名中的部落氏族的原义而以近音地理名词“mdo”（路口）取而代之。尔后，多弥、当弥、南木董渐湮没无闻，原多弥国即以“朵甘思”立名，原多弥国至唐境中间地区即称“多思麦”。

注释：

① 有关考古类主要成果请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J].四川文物,201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有关康藏地区吐蕃时期摩崖石刻与佛教造像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见:汤惠生.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J].中国藏学,1998(1)；巴桑旺堆.吐蕃石刻文献评述[J].中国藏学,2013(4)；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J].敦煌研究,2003(5);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J].考古学报,2011(3);藏东吐蕃佛教摩崖造像背景初探[J].民族研究,2015(5)。

②（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72页。笔者主要参考了沈卫荣先生的译文后对原文进行了重译，参见沈卫荣：《元明两代朵甘思灵藏王族历史考证》，《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第144-159页。

③（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 蒲文成 才让译：《松巴佛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31页。松巴堪布对多康三岗的释义又有：“至于下部之大西藏则有多康三岗。而此后者多康两部之内即有安多地区与宗喀地区相联接的青海”。参见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 黄颢译注：《青海史》，载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研究所编：《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155-170页。

④ 根据台湾保存的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制作的《西康省地形图》（1：1750000），理化县以北不远通瞻化县中途，雅砻江以南，有地名称“徐绩”，今《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中记为“侯吉”（shug rgyas），疑唐代婆驿通悉诺罗驿中途之鱼池即为此地。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研究专题中心. 西康省地形图[DB].台北:内政部典藏地图数位化影像制作合作计划，档案号：201801 21.01，1985(民国七十四年)，https://gissrv1.sinica.edu.tw/map/bin/show.pl，2021年3月18日.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编译.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692.

⑤ 清志中也误作洛隆宗。洛隆宗是昌都西南入藏大道上著名的“硕达洛松”（硕般多、边坝、洛隆宗）三地之一，洛加宗在昌都东南方向的察雅境内。

⑥《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巴蜀书社，1995年）为排印本非影印本，《宁静县全图》未见辑印其中，可参见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宁静县志》（内部参考油印本），1960年，第31页。

⑦ 刘赞廷编：《察雅县图志》，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全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巴蜀书社，1995年，第339页；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察雅县图志》（内部参考油印本），1960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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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妥超群，藏族，甘肃肃南人，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入藏考察史与青藏高原历史地理。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